国际共运史：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模糊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模糊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当现代化、全球化等热门问题被格外垂青时，某些传统课题则被冷落淡化。曾与资产 阶级革命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一道构成世界近代史“基本内容”的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史，就已成为研究中一个正在萎缩的“模糊点”。
国际共运史的“模糊”已有时日。10年前，就有学者指出，80年代以来，国际共运史 在走下坡路，表现为：研究人员越来越少，研究生生源紧张素质下降，毕业研究生几乎 全部改行；教学研究低水平徘徊，教学中缺乏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观念和观点陈旧；科研方面鲜见高水平成果问世[1]。
如果说当前整个国际共运史研究在走下坡路，那么，近代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则几乎处 于停滞状态。多年来我们的学术会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论文了。各种重要考试(包括 全国普通高招历史考试)也不出相关的试题了。有趣的是，对某些长期成为“定论”的 问题，如“议会道路”等，尽管人们的看法已改变了，政治环境也宽松多了，可目前又 懒得去理睬它。
共运史研究削弱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往我们重视工人运动史，有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 方面的因素，还有“思想教育”的考虑。80年代以来，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特 别是苏联东欧的突变，使人们集中于社会主义现状的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的历史问 题退居其次。由此看来，目前世界近代史中，国际共运史内容的适当削减是比较正常合 理的。
从学科自身，我们还可以认清国内各界共运史研究衰落的原因：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史 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都过于狭窄，基本上局限于工人阶级的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目 标的斗争。其他还有“领袖中心”、“大党中心”等缺陷，忽略对作为研究对象主体的 工人阶级本身的研究，对各国工人队伍社会来源、成分、组织水平、政治主张和要求常 语焉不详，或不置一词。研究方法上，过去总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局限于阶级斗 争和路线斗争的范式，不善于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现代化学说等不同的视角来 开阔思路。
另外，近代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模糊化”，还与一些敏感问题相关；尽管人 们早已在思考，却又不想去触及它们，于是“敏感”导致回避，回避致使淡忘。
概言之，本文所说的“模糊”，一指国际共运史(尤其是近代时期)研究的萎缩，再是 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不确定性。有时笔者还想，这些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难点和敏感问 题，我们能长久地回避和绕开它们吗?
如果不能，这里仅就个别不确定的“模糊”问题提出讨论，以就教于同行学者。
一
敏感问题之一：是如何审视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及他们所坚持的斗 争方式问题。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各种讲义描写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的对立和斗争的篇 幅较多。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多被刻画成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可耻代理人，是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障碍。所以，在教科书里，工人 运动中反对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内容也就占了较多的比例，给读者的印象是他们比“正宗 ”资产阶级还要可恶。后来学界终于认识到：应处理好社会主义国际机构中内部斗争和 外部斗争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的讲义毕竟不应给读者和学生这样的印象：欧洲工人阶 级组建共产主义同盟和第一、第二国际的目的，主要是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 流派进行斗争；而应是各社会主义派别在进步思潮的引导下，同剥削阶级和资本主义政 府做斗争并取得某些进展。不这样写，就可能会误导读者，也违背了工人运动的初衷。 近年来的新版讲义中，共运史的内容被明显压缩了，社会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的“内部 斗争”内容或被削减了，或一提而过。相应之下，以反对有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压迫的“ 外部斗争”则显得突出了。这实际上纠正了以往的偏差。
然而，对偏差的纠正并非问题的了结。在近代共运史中，典型的遗留问题，是对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的评判。
“修正主义”本是一个中性词。自1908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论著中 ，对以伯恩施坦为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严厉批判之后，该词的贬义越来越浓重。 批判的焦点是关于“目标”和任务，即伯恩施坦等民主社会主义者倡导议会道路、否认 暴力革命的原则性问题。
近年来，国内世界近代史的学人们很少再为此问题展开讨论。大家不再留心此类问题 毫不奇怪，后世的社会变化，常常使过去一些异常郑重的行为显得可笑。往日的传统观 点是彻底否定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主义即修正主义，而目下我们的媒体和论著已多年不 用“修正主义”这一概念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问题也采取了灵活客观的非教 条主义态度。尤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可以较客观地 看待历史和现实，可以做出新解释。因为我们起码可以这样领悟到：成功伟人如列宁、 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均是面对本国现实，果敢“修正”了过去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经典 性论断，才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欧洲不少国家，委实有颇多的社会民主党 通过议会民主占据上层政治论坛和立法机构，进入政府，再通过诸般政策的实施，改变 了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待遇。在国门开放的情况下，这些不争的事实 ，已使那些过意贬低议会道路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人缄口了。
当社会加快进步时，我们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和阐释也会“与时俱进”。人们对19世纪 晚期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某些代表人物和理论主张也会重新 认识。
有趣的是，关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最清晰最深刻的反思，主要不是来自世界近代史 的圈子，而是来自国内理论界的学者。
在理论界，一些有胆识的学者指出：政治家习惯于要求学界知识分子怀着虔诚的理想 主义心态，憎恨和批判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和离经叛道。而以伯恩施坦等人 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则 ，说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议会合法斗争的条件下，应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为工人 和社会其他民众争取尽可能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他的著名的修正主义的格言“ 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更被视作修正主义的剧毒。在列宁等伟人的影 响和倡导下，我们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连续多年批判修正主义应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看来，我们以前过于强调罢工和暴力方式的观点是有点偏颇的。因为，在西方现 代社会，罢工和各种工潮虽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有效斗争方式，但运用谈判 协商等和缓手段也同样可以迫使资方和政府做出妥协和让步，达到他们的目的。实际上 ，后一种方式的使用，恰恰是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素质提高的表现。
而在“文革”与“文革”前，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 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2](p.337)
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几乎都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典型性论点。比如马克 思恩格斯几次说过，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3]。
实际，在“经典”上也出现过例外。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说过，像美国英国 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强调说，这是一种例外 。另一次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曾经设想，“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 ”。这是因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倒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4]( p.107)。7月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这种例外的可能也就不存在了。恩格斯尤其在他晚 年对革命的策略上也有过新的见解。尤其到19世纪90年代，西欧国家普遍地建立了工人 阶级政党，并取得合法地位，议会内也有工人代表，恩格斯对工人争得的普选权十分关 注，他说：“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 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的唯一手段。”[5](p.481)当然恩格斯同时 指出：无产阶级对议会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议会斗争的同时，要随时作好武装 斗争的准备。恩格斯也曾设想过：“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 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 ，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6](p.273)同时又警 示决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的武力镇压要有高度的警惕，要做好两手准 备。而后，西欧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右翼人物，因议会斗争的成就而夸大议会作用，否 定革命。这就造成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正主义思潮的流行。
该“模糊点”还涉及对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著名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评 价问题。多年来，伯恩施坦作为国际修正主义的鼻祖，考茨基被视作无产阶级的叛徒在 我国已成定论，他们的一些思想观点，如“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论”， 或许是铁案难翻的。
但有学者小心翼翼地提出：以往国内修正主义的批判者大多没有读过修正主义代表人 物的原著，而是“顺着经典著作的意思”行事的。现在国内的政治气候宽松了，伯恩施 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否应该重读?其中的个别内容是否可以 比较客观地加以研究和理解?
二
如果说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脸谱尚无必要重新勾勒的话，那么终究还有一些思想家活 动家的思想是格外深邃的，我们对他们应该有一些“高山仰止”的敬意，少一些鞭笞， 如俄罗斯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
关于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教科书往往只是声讨他晚年的错误：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 革命潜力，否定十月革命，不认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等等。可另一方面 ，当诸多环环相扣的历史事件变得比较明朗时，难道我们不应该研究研究他晚年一些重 要见解的历史价值和科学预见性?
几年前，学界披露了普列汉诺夫的遗嘱[7]，说他临终断言：“随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 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 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也另一个样子”。而常常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 ‘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 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
遗嘱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 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 。还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依靠暴力和恐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因此 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普列汉诺夫的临终遗言委实是惊世骇俗的，但其立场并不是简单的“背叛”。为此他 说：“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 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这实际是对理论的“与时俱进 ”式的解释。
附带说，关于普列汉诺夫遗嘱的真实性问题也有人置疑[8]。似乎有人蓄意造假，处心 积虑地炮制出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预见。这样一来，该问题更模糊更复杂了。为什么要 造这样的假呢?目前的俄罗斯不是已经“自由主义”了吗?继续造假简直是匪夷所思。
实际上，具有“天才预见”的并非普列汉诺夫一人。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也曾讲 ：“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把一党专政变成个人统治，这一切都不难预料。” 他在1920年就有过某些类似的论断[9]。难道他们会是在感情用事吗?
看来，复杂化会造成解释的困难，也是一种模糊。
历史上的某些是非是不易说清的，且不说19世纪晚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便是20 世纪以来苏共党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也使人感到扑朔迷离，思多而言少。我们过去评价 历史人物，难免会以成败论英雄，比如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起义，而不久十月革命却胜 利了，历史嘲弄了他的偏见和执拗。可历史的大跨度和小跨度会给人以不同的答案。宏 观的历史现象要比“次宏观”的历史更具有说服力。十几年前苏联解体了，布尔什维克 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历史的大跨度变化似乎又证实了普列汉诺夫观点的某些合理性。
但问题还要更复杂。很快有人反驳：不能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去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发生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是的，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和意义委实是不容否决的，况且苏联解体的原因也委 实是格外复杂的。但普列汉诺夫的“蠡测”起码还会使我们联想到：在某些具有悠久封 建历史传统的国家，专制主义的残余不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自然地消除净尽， 当条件具备时，它有可能激起个人崇拜的狂热，造成领袖个人专断而断送党内和社会正 常的民主生活，直至影响到执政党、国家的命运。
可见，仅此一事，就使共运史研究的难度大大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世界近 现代史上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采取“模糊处理”的态度，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实证明，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有时不仅难以准确预见未来，即便是要清晰地解释过去 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一些理论观点，不仅要适当调整，必要时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
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未把自己的学说看作不变的教条，也在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 修正自己的理论。例如，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因不堪忍受其生活和工 作的悲惨状况而必然起来革命；而到了晚年，他看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已有了很大改 善，便修正了自己的论断，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固然有所改善，但其相对于资本 家而言，还是有天壤之别，这叫做“相对贫穷”，因此，工人阶级还是会为改善自己的 生活状况而进行革命的。
三
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作用。这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模糊 点。
最早的说法显然有些偏颇。例如，虽然承认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基层成员多是工人，可 又说其中工资待遇较高的“熟练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它们的领导人 多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垄断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言人”。还有一些参加了社 会民主党、工会团体的上流角色，被形象地说成是接受了垄断资产阶级“超额利润”收 买的既得利益者。总之，西欧社会民主党是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属性的、 被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所控制了的政治团体。列宁的说法最简单明了，1920年他曾在 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确定“(英国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10](p.246 )。
近年，人们在学术会议上敢于讨论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了，但在论著中的表述 还是格外谨慎。几年前，一位师长赠给我一本研究西欧社会党的著作，我翻遍全书，找 不到有关各国社会民主党阶级属性的文句。我想，还是那句老话：非不知也，是不敢也 。
其实，如同欧美许多政党一样，西方社会民主党大多不是单一阶级成分的政党，而是 成分复杂的混合体。因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最充分的英国，其社会也不 是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有大量的中间阶层存 在，社会阶级的界限具有模糊性。而且从一开始，同中产阶级社会团体、工会团体和基 层选民均有密切联系的工党，就很快成为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以工人阶级和中产阶 级为主导力量，主张社会改良和阶级合作的中左翼联盟组织[11]。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 民主党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和社会属性。
对于这种情况的忽视，或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分析的误解，就容易 导致非此即彼的毛病，就会得出某社会民主党倘若不是纯粹工人阶级政党，就是资产阶 级政党的结论。
四
提及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民主党中的主导性作用，就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 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在我国，关于中产阶级的作用是一个犯忌讳的理论问题，因为它冒犯了《共产党宣言 》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类未来，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随着大工业的 扩张，其他小资产阶级终归都要沦落到(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
可是以后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不仅没有证实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倒有 相反的验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产业无产阶级队伍的萎缩， 无产阶级的社会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了。20世纪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格外发达的德国 ，所谓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在所有就业人员的比率，下降到个位数。在资本主义率先发 展的英国，由于第三产业的扩张，传统的产业工人的工会作用也极大地衰落了。
大量的现实资料表明，无产阶级导师在19世纪设想未来社会时，似乎失于简单和程式 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社会将迅速两极分化，其他阶级和阶层终归要流落 到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中。未来的社会主要只有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好像一个葫芦形，中间最细，两个头，一大一小，一头是人数很少的大资产阶级， 另一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而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到底展示了什么结果?就社会结构而言，西方目前的社会究竟是“ 葫芦形”还是“橄榄形”?如果我们客观看待欧美等发达国家，就很容易看到：一个庞 大的中产阶级在发展着，整个社会像一个橄榄形，两头小，中间大，这样的社会结构是 比较稳定的。至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贫困化，而是由于 生产力的逐步提高而大大改善了。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简单的阶级对立是罕见的。阶级矛盾的多样化倒是普遍现象。 还有，就社会变革的动力来看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都不是由受压迫的 社会底层的阶级来彻底消灭并取代社会上层的奴隶主或封建主；而是发生了“中间突破 ”后，才真正出现了社会形态的变化。换言之，在奴隶社会，奴隶永远不可能以原有的 身份，成为统治者取代奴隶主，而是由居于社会中间的地主阶级完成了改变社会性质的 任务。封建社会的终结也不是农民反抗的结果，而是作为社会中等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崛 起。
就此意义来看，历史上的中等阶级，曾经蕴涵着天然的革命因素，甚至还有资格代表 和预示着社会的未来。
在社会等级制的阶梯上，承上启下的中等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因素。他们既有机会进入 上层，又比较了解和关心社会的下层，也就容易考虑和兼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近 现代中产阶级中的知识阶层，尤其具备洞察力、同情心和责任心，善于引导和领导民众 ，利益的考虑使他们不至于走得过远，为此，也就减少了阶级斗争的极端和暴烈。尤其 是到了近现代，中产阶级有着更多的天然的民主意识，又善于兼顾少数派的权利和利益 。
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曾指明：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 有很大的关系，而中产阶级不发达则是一些国家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 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 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 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 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 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 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 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个世纪里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多样化，造成了社会阶级结构 的急速更新。中产阶级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而是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富于社会影响了 。
中产阶级的崛起再次验证了“中间突破”式的社会进步的可能，再次证实了社会阶级 分层的多元化。
遗憾的是，我们的世界近代史教学由于基本没有牵涉到20世纪，则容易忽略这种变化 。而在教条主义的教科书里，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形象也就被有意无意 地丑化了。
比较而言，在近代前期，我们对中产阶级的评价倒是比较中肯的。比如，在英国史教 学中，我们承认16、17世纪激发英国变革的是以乡绅(或“新贵族”)为中坚的新兴“中 间阶级”。我们断言18世纪英国激进派运动也是由中产阶级领导发动的。可当历史进入 19世纪中叶后，情况大变。我们断言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背叛。虽然他们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总 是重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尽管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过失和错误。
中产阶级另一方面的作用以及他们长期存在的理由则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有意无意 之中，我们的教材在向读者灌输着一种立场和情绪，所谓正确的政治和阶级“立场”即 是绝对化和简单化了的无产阶级的立场。用这种立场出去看待历史事件我们会发现许多 遗憾，会把许多“不如意”的历史结局，归罪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动摇。 而这种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立足于”批判的情绪则使我们在讲述历史时表现出一种 极其不正常的“清高”。
可以断定，在许多国家出版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中，恐怕我国作者的“阶级立场”最为 明确——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和分析诸多的历史事件。然而，过于僵硬的“ 阶级立场”会影响我们观察历史事件的客观性，甚至会出现偏见，妨碍我们处理与其他 社会主义政党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迪了我们。在我国社会深刻变动、党和国家事业 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 起来至关重要。目前，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 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中国，党在继续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同时， 正确反映和充分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发 展新的阶段的全新的课题。在这一基点上，我们认真反思我国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史研究的得失，也显得很有必要了。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十六大的重要报告强调，在坚持工人阶级在 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把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 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不仅 为党组织增添新活力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们改善世界近代史中的共运史教学减少了敏感 性，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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