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口结构均衡需配套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结构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邀嘉宾：周海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
发挥政府市场双重作用，增加公共资源供给
《中国科学报》：实行单独二胎的新政策后，对我国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资源建设会产生怎样的冲击？社会应该如何应对？
周海旺：实行单独二胎的新政策后，新生儿出生数在近5年中会有明显的增长。但总体上看，我认为增长量并不像一些人担忧的那样会失控。以我的预计，新政策的影响在一年后，也就是从明年年末开始出现，后年开始会比较明显，新生儿会有较大地增长。如果生育政策保持稳定，二孩增长的势头在几年后，开始弱化。
根据测算，从后年开始，我国每年会因为新政策多出一两百万新生儿，但各地的情形又有所不同。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新政策的影响比较小，这些城市养育成本较高，目前很多符合二胎政策的双独夫妻，90%以上只生育了一个孩子。只有少量年龄在三四十岁、想要二胎的单独夫妻，因为年龄已大，新政策放开后会在短期内抓紧生育二胎。在新政策实施后，对上海来说，生育水平会比过去10年略高，但不太可能突破一对夫妻养育1.3个孩子的水平，按这个生育水平计算，未来40年内，比现行生育政策可能多生育70万人，平均每年多出生1.7万多人。
单独生二胎政策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生育水平影响也不会太大，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早就实行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再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因此单独二胎政策，对农村来说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我认为受到新政策影响最大的会是那些中小城市，特别是这些城市中的公职人员和高收入人员，他们中有些人一直想生二胎但不符合生育政策不敢生，现在政策允许了，他们会把生育愿望变成现实，这些城市的二胎数量会因新政策出现比较明显的增长。
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教育的影响是最大的。三年后，在这个政策影响下出生的孩子就要进入幼儿园了，再过6～7年就进入小学了。因此有人担忧可能出现教育资源的短缺情况。但我认为，我国目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不是学龄人口太多的问题，而是教育投入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与人口发展形势脱节的问题。就拿上海来说，1965年上海在校的小学生人数为208万人，占当年上海人口总数的19%；2012年上海小学在校生人数只有70万人，占上海常住人口的比重只有2.9%，总数只有1965年的三分之一，比重比1965年低16个百分点。在1965年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能解决200多万小学生的上学问题，为什么现在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了，反而难以解决70万人的小学教育问题？在数据对比中可以明显地说明问题，教育资源的压力并不是人口带来的，而是我们的教育投入、教育规划没有做好，是管理的问题，教育发展没有跟上人口流动形势的需要，区县分割的教育体制造成不同区县教育资源贫富不均。如果投入机制和教育发展的规划和管理问题解决了，学龄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完全可以承受。
孕产妇增加和出生人口增加带来的医疗需求压力增大的情形也大体相似，目前我们孕检、产检、生育等卫生资源不能完全满足公众的需求，但是和教育一样，这种资源不足，不单是人口问题，更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我们还拿上海的例子来看，1990年时上海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是44人，2011年只有22人，只有1990年的50%。人口增加快，卫生资源在政府的管控下发展慢，人均卫生资源当然会越来越紧张了。问题的关键是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增加卫生资源供给。
单独二胎政策对住房需要的影响也会比较明显，一家三口两居室的住房，可以满足基本需求，而一家四口就要考虑换成三居室的住房，或者等孩子大了以后，再去买一套房子。经济条件改善后，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很多家庭还需要一间单独的书房。因此，未来房子的需求数量和结构会有变化，要求房地产业作出相应调整。过去过度强调9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可能难以满足未来家庭规模变大的需要。总体来说，单独二孩政策会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到201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5%，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会很快，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养老保障制度等带来沉重压力，应对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问题，是这次出台单独二胎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
但是从长远看，抚养成本太高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单一的单独二胎政策对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失衡状况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比如，现在对独生子女的父母有很多优惠政策，包括增加的产假、每月的独生子女费和养老的系列优惠政策，而符合政策生育了二孩的夫妻就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但事实上，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在经济上更需要社会的扶助。
我们要改变观念，改变宣传口径，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生育孩子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也是在尽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应该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对生育和抚养孩子增加补贴，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增加补贴。
总之，要真正解决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增加出生人口的数量，实现人口结构的均衡化目标，需要一些配套政策来支撑。
短期内政府尚无法帮助承担生育成本
《中国科学报》：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之后，政府是否应帮助年轻家庭承担抚育成本？
陆杰华：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单独二胎的决定最主要的是想把生育的权利回归家庭，由家庭来决定是生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这是未来生育政策发展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而摆在年轻家庭面前的生育选择无法回避生育成本的问题，高昂的生育成本让很多具备单独二孩资格的夫妇望而却步。
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对生育二孩的鼓励措施方面，各种条件都不是十分成熟。
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尚无法考虑由政府帮助年轻家庭承担生育第二个孩子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和其他各种直接、间接成本。可以说，短时期内我国很可能无法达到由政府帮助家庭分担生育及养育成本的发展阶段，也无法出台相应的帮扶及福利政策。
生育孩子还是应该由夫妻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抚养精力、成本考虑和特定需求自行决定。当然，如果将来我国的生育率太低，影响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该会考虑出台相关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但短期来看，在没有实施普遍二孩的条件下，政府不会就抚育成本问题出台相关政策来鼓励生育。
而短期内由企业和社会帮助家庭承担生育成本也很难。我国还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国家。如果要求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来鼓励员工生育，企业的经营者也不太愿意。
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鼓励生育比控制生育要难得多。在生育率同样持续走低的日本、韩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很多措施鼓励生育。比如产假时间的延长，男性的陪产假，企业发放的生育补贴等等。但就在种种措施之下，生育率还是没有上涨，一直在很低的水平徘徊，这些鼓励政策的实际效果也并不是十分明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生育成本因素的考虑，从全球范围来看，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生育意愿尤其是生育多名子女的意愿在逐渐变弱。特别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的社会保障体制非常健全，孩子已经不是人们养老和照料的重要支撑。这是现代的养老制度确定以后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变化，也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方面。
另外，政府、社会和企业鼓励生育的相应政策在帮助年轻家庭分担生育成本方面的作用也是远远不够的。生育一个孩子所付出的成本肯定远远大于政府、社会和企业能够给予的帮助。
现在全国大概有一千多万已婚“单独家庭”，想不想生育二胎还要看各个家庭自身的意愿。但是根据研究情况来看，一般地，最终生育二胎的家庭达不到、甚至远远低于意愿生育二胎家庭的比例。对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理论上多出生一千多万人口(实际上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是非常微观的，长期来看，老龄化是我国人口发展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认为，这次单独二胎政策最重要的意义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过去，我们都认为计划生育是“人越少越好”、“少生是一切”。将计划生育政策简单地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将人口发展战略简单地等同于人口数量控制，忽略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的变化，过多地关注少生，忽略了很多人文关怀和人性关怀。此次生育新政的一个重要意义即是改变了上述的思维定势。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它对人们观念和理念上的影响可能比在微观层面上对新增出生人口、缓解老龄化、高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更大。
其次，生育新政庄重地兑现了政府的历史承诺。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曾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面对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逐步放开生育政策只是应对的一个方面。单独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问题，但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更多的意义可能在降低失独家庭的风险，适当地增加家庭的养老资源，在宏观上能对劳动力的红利带来一些变化。
老龄化问题的解决需要积极做好各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如果没有制度的安排，即使多生了几个孩子，也无法解决由老龄化引发的诸多社会和家庭问题。应该从改革养老金制度，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料体系，提高整个劳动力素质和加快经济转型等等方面入手，这些才是我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制度举措。
计生政策调整，对人口数量、结构影响有限
《中国科学报》：您估计全国有多大比例的单独家庭会生二胎？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哪些？
穆光宗：根据对一线城市的调研，“双独家庭”中有生二胎意向的占百分之五六十，而真正生育二胎的只占百分之一二十。
由于生养成本的急剧上升，也由于生育责任伦理的瓦解，新生代的生育意愿被大大弱化，我国现在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其形成的机制是内生性和意愿性的，所以极可能存续很长时间。从全国来看，单独家庭实际生育第二孩的比例可能大大低于政府和学界每年新增100～200万的预估。
由于受独生子女生育文化的浸染，也由于高昂的生养成本的制约，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大量放弃政策内第二孩生育指标的现象。
为什么有那么多家庭都选择只要一个孩子，而掉入“内生性”、“意愿性”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呢？我认为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去解读：不是说这些家庭不想要两个孩子，而是没有条件和能力，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了差距。究其原因，昂贵的孕育成本和养育成本与家庭的抚养能力、承受能力不成比例，即预期的生养成本过高，包括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等，不仅仅考验家庭的经济能力，还有住房条件、人力资源和时间成本，使得很多家庭痛感养育之难。当下，很多年轻夫妇自顾不暇，养育一个孩子都感觉压力山大，更不要说养育第二个孩子了。现在一线城市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率不到1个孩子，原因就在于一线城市养育成本更高，严重挑战家庭和夫妇的优育富养能力、经济支付能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生育二孩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抑制。
家庭的生育决策有理性的一面，在决策生育的时候会考量自己的承受能力、抚养能力，并且参考周边家庭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付出的成本和辛苦，特别是职业女性的机会成本——女性为了养育孩子可能会影响其职业发展、事业发展、工作业绩，这些都会制约她们要第二个孩子。
除了以上影响二孩生育的原因，在文化上，年轻一代的生育责任趋于弱化，追求个人享受、个人自由、个人发展，不像过去，生育在人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传统生育文化已经逐渐消亡。
另外，生物学上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在上升，也会影响单独家庭能否生育二孩。
基于上述因素，总体极限估计，最多有一半的单独家庭可能生第二个孩子。参照双独家庭偏低的二孩生育率，这个估计可能也是偏高的，也许最后只有三成左右的单独家庭生二孩。
《中国科学报》：计生政策调整之后，人口红利是否因此获得提高？
穆光宗：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有限。
人口红利是否因此提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从宏观来说，新生人口就是“希望人口”，婴儿有一个消费的推动，比如他要吃奶粉等，生存性需求是刚性的必须满足的，这样对婴儿消费市场会有一个良性的刺激，会促进婴儿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人口消费红利。在若干年以后，比如说20年以后他们会成长为劳动力，对社会有正向的贡献。
无论是政策性的还是选择性的独生子女家庭，我认为都不宜提倡。从政策上，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早觉悟觉醒，守住生育的伦理底线和战略底线，不突破生育两个孩子的底线，至于因为生育能力、生养能力、抚养能力不足而自主选择生育一个孩子的现象，也应该得到尊重，生育天然具有多样性。如果有养育条件，选择生两个孩子还是比较理想的。
《中国科学报》：为缓解新增人口的压力，是否应实行错峰生育？
穆光宗：所谓“新增人口的压力”是假设性的一种压力。单独二胎放开，不可能出现“婴儿潮”，不会带来显著的人口压力。
实际上，每个家庭情况很不一样，包括夫妇年龄、身体状况、怀孕时机、生育条件等，生育具有天然的多样性，生育的决策和行为是分散的，一般不会扎堆。生肖文化(如龙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生育的聚集和堆积。当然，如果通过缜密科学的预测，风险会出现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的话，错峰生育当然是个对策，即通过政府合理引导来减少生育的聚集性、理性有序地安排生育。
所以，应该把问题再扩展一下：一是如果有新增人口的压力，错峰生育是必要的，可以用合理引导来规避生育扎堆的压力；其次，要保障生育质量、落实优孕优生措施，而更重要的是，抢救高龄妇女的生育机会。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亦喜亦忧，喜的是打开了缺口，改革开始了；忧的是，非独群体的生育机会可能要错过。中国要早日告别“一胎化”，实现“二胎化”。要反思一胎化给我们带来的种种风险和代价，及早掉头、及早转弯，否则，今后的麻烦会越来越大。“计划生育”的改革首先要完成权利的回归，从强制性计划变为选择性计划，从国家计划变成家庭计划。
中国面临的是持续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背景下的新人口危机。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在不断地积累，有些问题已经显化，比如失独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严重弱化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等等。
我再强调一点，生育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必须要有群众基础和公众的参与。这一点香港做得非常好。香港去年10月份以来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公众参与活动，大家发表意见，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界别的非官方人士参与。听取公众意见，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集思广益，才能避免大的失误。
采取多种措施化解就业压力
《中国科学报》：实行单独二胎政策之后，新增人口对于就业岗位会出现什么样的需求？
高文书：在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低速增长阶段，这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同时，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呈下降趋势，使得就业问题更加突出。
实行新的人口政策之后，新增人口的就业需求也会形成一定压力。面对这一形势，应采取多方面措施进行化解。
一是加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未来，我国要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牢牢抓住扩大就业这个中心，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目前，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已远高于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成为就业吸纳力最强的产业。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均在50%以上，而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目前仅为33.6%，差了近20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未来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投资少、就业门槛低、就业含量高的商业、餐饮业、文化卫生事业等，这些行业不仅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还能吸纳大量劳动力。
三是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通过人力资源供求双方的相互选择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四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针对不同劳动群体，职业教育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职业培训内容要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职业培训的目的应是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使其不仅能够适应当前的岗位竞争，还能够满足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要不断创新职业培训机制。在办学方式和培训方法上，要不断创新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也会给青年就业带来一定压力，与新增人口的就业需求之间形成一定矛盾。目前来看，我国青年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压力还是很大的。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19万人，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最多的一年。而教育部在2013年2月初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统计显示，这些单位2013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在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同时却是用人岗位的减少，可见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我国每年离退休人员大约在600万至700万人，如果延迟退休，就意味着会增加一定的就业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延迟退休是必然趋势。
标签：计划生育论文; 二胎政策论文; 人口结构论文; 生育年龄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全面二胎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穆光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