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牢之的成败与北府武人势力的兴起——兼析次等士族将门早期代表人物的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次等论文,武人论文,成败论文,代表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5-0054-12
东晋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高级门阀士族阶级呈现出衰落之势，长期受到压制的其他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显示其力量，特别是北府寒门武将势力乘隙而起，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组织逐渐打破了高门士族对军政的垄断地位，并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造成了中国中古历史的深刻转折。北府武人势力的兴起及其得势，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与复杂的过程。其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刘牢之便是其中颇为关键的一位。作为北府兵早期的主要将领，他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而且对高门与寒门势力社会地位的升降，也产生过不小的作用。可以说，刘牢之是东晋后期凭借武力登上历史舞台的低级士族阶层第一位代表人物。因此，通过对刘牢之悲剧命运的剖析，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时复杂的社会变革。
一、“世以将显”：刘牢之之出身、尚武门风及其社会阶层
刘牢之(？—402年)字道坚，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大约自两晋之际，其家族与广大淮北避难民众一样，流落淮南，转而南渡京口一带。关于刘牢之的家世，《世说新语·文学篇》“桓玄下都”条注引《续晋阳秋》曰：
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世以将显。父遁，征虏将军。牢之沈毅多计数，为谢玄参军。苻坚之役，以骁猛成功。
又，《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所载则稍详细：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世以壮勇称。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沈毅多计画。
以上二则记载，除了有关刘牢之父亲的名字明显不同外，对其门风特征与仕宦背景所载则基本一致，可见其自祖辈以来便以善武显名，所谓“世以将显”、“世以壮勇称”，正是其家族门风的特征。至于其门第，其祖父在晋武帝时为北地、雁门太守，其父则官至征虏将军，这表明其家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非一般的寒庶下层，应当属于士族阶层。但必须指出的是，自东汉晚期以来，统治阶级上层颇重门第差异，特别是魏晋以来将门第与选官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状况。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仕宦成为显示门第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以上所载看，刘牢之先辈虽皆出仕，但其祖父为边鄙之地的郡守，其父则为武职，这在当时高门士族操纵社会政治、舆论及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郁的社会环境下，这类武职在高门显贵子弟眼中自然属于庸鄙凡俗，他们是不屑为之的。由此来看，刘牢之家族世代为将，显然不属于高门士族阶层，而属于士族社会的下层，即所谓“次等士族”或“低级士族”①。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北方人口大规模南徙，其中徐州籍移民是一支人数颇众的重要群体。《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祖籍彭城的刘牢之家族正是这一流民大军中的一分子，他们最终迁移到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郡一带定居，既与当时流民群体的自主选择有关，也与东晋的侨郡县政策的区域规划相关。对此，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分为二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见《晋书玖壹儒林传徐邈传》)，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东西晋之间江淮以北次等士族避乱南来，相率渡过阻隔胡骑之长江天堑，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此种北来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之集团，易言之，即江左北人之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之霸业皆此集团之子孙也。②
由陈先生所论，他将当时移民分为三个群体或阶层。即以司马氏皇族与洛阳公卿集团为代表的高门士族群体，他们南迁后首先聚集于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而迁移到晋陵郡的徐州籍移民，就其阶层而言，可谓当时北方移民的中层。“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即所谓“次等士族”，其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显然不及聚集洛阳之名士群体，特别在文化上，“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陈先生又曾指出，从社会阶层与文化特征看，南朝帝室皆“出于善战之社会阶级”，东晋以后，随着高门士族军政能力的衰弱，门第寒微的“次等士族”凭借其武力乘势而起，“遂取其旧来所拥护之皇室而代之”，成为南朝之统治者，其中“刘陈二族，出自寒微，以武功特起。二萧氏之家世，虽较胜于宋陈帝室，然本为将家，亦非文化显族，自可以善战之社会阶级视之。然则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此成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③。其中陈朝统治者之出身与地域有所不同，而刘宋、齐、梁则皆出自晋陵郡，属于北府系统。
东晋设立侨郡县制度后，徐州籍移民在晋陵郡形成了以旧有地缘籍贯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移民社会，他们虽然无法完全抗拒社会风尚的变化，但确实顽强地保持着固有的文化特征④。之所以如此，除了南徐州京口地域的移民环境外，也与东晋门阀制度下严格的等级限制阻碍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交流有关。众所周知，在当时高门士族垄断政权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角色与仕宦等级是基本固定的，将门低级士族既以“武勇擅战著称”，只有凭借武力以寻求改变人生处境这一条进取之途。在中下层流民聚居的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郡，其民风长期保持着崇尚武力、强悍劲勇的传统。《世说新语·捷悟篇》“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条注引《南徐州记》载：“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这使当时许多军政人物都想控制这一地区，从而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
不仅如此，京口地区与江北广陵相近，而广陵作为江北之重镇，集聚了大量的流民，这使得南徐州的兵源具有充足的保障。因此，东晋在京口设府，可以至江北募兵，甚至移府广陵，招募流散。这在东晋是常有的事，这也使京口北府在东晋政治与军事地理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影响重大。特别在东晋中后期，随着高门士族的衰弱，以南徐州低级士族为代表的武力集团得以崛起，加剧了高门士族社会的危机，充当了门阀社会“掘墓人”，促成了诸多新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刘牢之凭借其“沈毅多计画”的个人因素，在时代变革的历史关头，一度作为这一擅武社会阶层的杰出代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刘牢之早年的生活经历，由于记载匮乏，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其家族传统、地方风习的熏染，他是早历武事、崇尚武力的。在门阀政治的体制下，他也只有走以军功起家的道路。相较于其前辈的是，刘牢之的幸运在于，他不仅充当着门阀人物驱使下冲锋陷阵的下层军校或吏卒，而且凭借其军功在门阀政治的裂缝中不断壮大势力，一度成为足以左右时局的人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深入理解晋宋之际社会阶层的升降与社会变革，刘牢之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关键人物。
二、淝水大捷：刘牢之的勋业与武人势力的兴起
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历程中的全盛时期，自东晋初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与陈郡谢氏等高门世族相继操控东晋政治，这些代表世族社会执政的家族自然成为“权门”与“势门”，而皇权则成为一种陪衬，以显示某种象征意义，成为维系门阀社会协调与稳定的平衡器。世族社会家族众多，而谋取、维持执政之地位与权势，固然有诸多的因素与机缘，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各大家族都直接控制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军权谋求门户的利益，王氏、庾氏、桓氏等家族莫不如此。田余庆先生在论述东晋门阀政治时曾明确指出，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有二：“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⑤可以说“士族专兵”是门阀政治的基础或前提。人们一般以为高门士族名士皆崇尚风雅，鄙薄世务，但在东晋世族社会，特别是执政家族中，他们选择代表人物，不仅看门第，也重视人物本身的实际能力。田先生指出：“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他门户取而代之。”⑥确实，东晋时代的当轴家族皆有长期领兵的人物。
东晋孝武帝时期，谢安继桓氏之后执掌东晋朝廷的运作大权。不过，与以往的执政家族与人物相比，谢氏虽曾有谢尚、谢万等人出镇豫州，但未能形成稳定的家族武装基础，他们都以风雅著称。田余庆先生便曾明确指出：“谢安执政，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可靠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建康既不能与上游桓氏维持一种较稳定的平衡，更不能应付北方前秦的压力。”⑦为此，谢安必须着手组建一支隶属自己的新军。太元二年(377)，谢安以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负责筹建军队。《晋书·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之、琅琊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与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通鉴》系此事于太元二年：“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刘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⑧由谢玄所募“骁勇之士”看，多是北方南来中下层移民后代，他们长期活动于江淮地域，世代善武，从事军旅，或为北府宿旧，或为流民统帅，可谓将门子弟，他们应招后，成为谢玄新军的将校，其原有的部属或新招的流民便成为北府兵士。在这支新建的“北府兵”中，刘牢之以其功勋业绩，逐渐成为北府将校的主要代表人物，充任高门人物谢玄联络和指挥这支军队的得力助手。
无疑，东晋内政与外患形势的变化，迫使执政家族谢氏组建“北府兵”，这也给“世代为将”的刘牢之提供了机缘，从而有机会浮到了历史的前台，走上了发迹的道路。当时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或决策权掌握在高门士族陈郡谢氏手中，但中下层将领则多由骁勇猛健的低级士族或寒门人物担任。可以说，以刘牢之为代表的将门次等士族人物是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经过五六年的经营，到淝水之战时已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成为保卫东晋的中流砥柱，所谓“百战百胜”、“战无不捷”云云，正说明了这一点。北府兵的创建，不仅给刘牢之个人提供了发迹机缘，更重要的是，一批低级士族将门子弟或寒微人物通过北府兵的建立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其后进子弟进入“北府兵”系统，成为东晋后期政治舞台上一支新兴的力量，并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⑨。这是研究北府兵问题中特别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相关经历及其得失，就是北府军政集团早期活动与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一)淝水之战，“功始牢之”：受执政高门士族驱使的武力先锋
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不断对东晋进行军事进攻，太元四年(379)以后进兵江淮地区，攻占了盱眙、三阿(今江苏高邮西北)等军事要地，东晋江北的重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受到威胁，一时间“军人相惊，遂各散退，朝廷震动”⑩。在这一情势下，如果东晋不能守住广陵、收复盱眙等淮南失地，不仅造成人心动摇，而且丧失军事主动权，在将来的决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东晋令谢玄镇御江北事务，玄组织刘牢之诸部击退广陵以北秦军句难部等，《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玄传》载：“玄参军刘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护诸葛侃、单父令李都又其运舰。难等相率北走，仅以身免。”《晋书·刘牢之传》亦载，“及(苻)坚将句难南侵，玄率何谦等距之。牢之破难辎重于盱眙，获其运船，迁鹰扬将军、广陵相。”另一将领何谦之则拆除了秦兵架设在淮水之上的桥梁，使南侵秦兵几乎全部被俘。这样，东晋获取了淮南保卫战的初步胜利。
淮南保卫战显示了刘牢之等人的军事才干，并为此后的淝水决战提供了条件。太元八年(383)八月，苻坚全面发动对东晋的战争。谢安派谢玄等人领北府兵抵御前秦的进攻。这年十月，秦军攻占了淮水南岸的重镇寿阳，并派梁成率二万精兵进驻洛涧，这是秦军插入东晋守区的一把尖刀，阻止了东晋进入有效防御区。当时秦兵正不断东来，谢玄等人决定突袭秦军，挖掉这个钉子。这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成败与否至为关键。《资治通鉴》卷一○五概述其事，刘牢之领五千人乘夜袭击洛涧的秦军，他身先士卒，“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11)此役意义重大，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且使北府兵进入了有利的攻防区域。通过一系列双方前锋的攻防接触与较量，东晋北府先锋的战斗力颇为精锐，从而严重挫伤了秦军的气焰，以致他们叹道：“此也劲敌，何谓弱也”，“抚然有惧色”。确实，苻坚南征，其内心极为狂热，上下普遍虚躁，而一旦受到打击，则首先在心理上输了一着。因此，可以说洛涧突击战奠定了淝水大战胜利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作为前锋指挥的刘牢之功不可没。《晋书·谢安传附谢石传》称淝水之战，“(苻)坚之败也，虽功始牢之，而成于(谢)玄、(谢)琰，然石时实为都督焉”。作为抵抗前秦战争的总指挥，谢氏家族居功至伟，谢安子侄论功定赏，自不待言，但这里明确说“坚之败也，功始牢之”，肯定了北府武人集团在淝水战役中的作用。这一评论，暗示着一种重要的变化与趋向，即寒门武人势力已浮到历史前台，显示出力量，与以往作为掌兵的高门人物任意驱使的下贱兵卒的身份有所不同。当然，刘牢之及其所统领的北府将校还没有进入军事决策层，他们依然受到世族代表谢氏的控制，还不是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二)北伐先锋，进抵邺城
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中原又陷入混战，这给东晋经营北方提供了机会。东晋朝廷任命谢玄具体负责北伐。谢玄督阵彭城，分两路北伐，一路西攻河南，“经略旧都”；一路北进山东，转攻河北。刘牢之领兵北进，攻城略地，剿除“所在屯结”的前秦残余势力，致使“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12)。当时苻坚之子苻丕孤守邺城，请求东晋援助，以抗击鲜卑慕容垂的围攻。太元九年(385)四月，刘牢之进抵邺城，挫败了慕容垂，迫使其退守新城。当时慕容垂还不很强大，刘牢之如果能够随机应变，取得苻丕的合作，在军事上并非无对抗慕容垂的可能。但两人都想坐收渔人之利，难以形成合力。在战术上，刘牢之急于与慕容垂决战，以致孤军无援，终被慕容垂打败。《晋书·刘牢之传》载牢之追慕容垂，“行二百里，至五桥泽中，争为辎重，稍乱，为垂所击，牢之败绩，士卒歼焉”，以致最终“牢之以军败征还”。导致这次北伐流产的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严重的内讧与相互牵制；其次，作为前燕的后裔，慕容垂在河北具有深厚的基础，其打出的复国旗号，颇有声势，而刘牢之仓促北进，难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当然，从具体军事战略部署与战术安排而言，作为东晋北伐先锋的刘牢之，他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诸如冒险轻进，缺乏应变能力与战略眼光，体现出其性格与能力的某些缺陷，但根本上则在于当时东晋北伐缺乏内在的强力支持，而北方民族融合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这就决定了淝水之役在本质上是东晋维护江东政权的一次保卫战，而不能成为改变南北分裂局势的统一战争。
北伐受挫，北府兵南撤，作为晋廷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北府将校必然在东晋后期军政局势的演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刘牢之作为这支军队的直接指挥者，自然会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过，历史的变化总是微妙的，作为身处其中的历史人物，其先行者对重大历史转变的认识往往是模糊、朦胧的，不可能像后人分析得那样清晰明白。对于刘牢之而言，他肯定有某种感觉，但作为长期充当配角的人物，他尚没有自觉扮演主角的明确意愿，在性格与能力诸方面也缺乏相关的准备，这便注定他在新的政治经历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悲剧人物。
三、“一人而三反”：刘牢之卷入东晋内乱及其败亡之意义
淝水之战后，北方地区民族纷争加剧，东晋外患减轻，本应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以图发展。然而，此时东晋高门士族社会普遍衰败，其内部斗争很快激化起来，其中士族集团与皇族势力的斗争尤为激烈。具体表现为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对谢安的排挤，目的在于削弱处于全盛状态的陈郡谢氏家族的势力。为避免矛盾的激化，谢安于太元九年请求北征，第二年四月出镇广陵，八月病死，谢氏失去了中枢决策之位。接着，司马道子又从谢玄手中夺取了徐州刺史的权力，使其不能再控制北府兵(13)。在此过程中，司马氏皇权得到了一定的强化，晋孝武帝“亲览万机”(14)，后孝武帝弟司马道子总揽朝政，“政出王室，人无异望”(15)。但在门阀政治衰弱的背景下，作为门阀政治一部分的司马氏皇权的强化，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表象，皇族的本质虚弱与无能根本不足以控制全局。很快，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相互斗争，而士族人物或依附孝武帝，或追随司马道子，结党营私，也有不少人游走其间，投机取巧。其中当时以外戚身份而取得要位的太原王氏家族人物颇众，但其家族不同房支、不同人物分别隶属“后党”与“妃党”，成为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的帮凶，相互残害。这是当时朝廷政治权力争夺的主要线索。上层政治权力的争夺，必然要涉及对军事力量控制权与指挥权的争夺。这样，作为当时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北府兵的归属与倾向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孝武帝为对抗控制朝政的司马道子，“擢时望以为藩屏”(16)，任命王恭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晋陵等州郡军事，领北平将军、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又以殷仲堪刺荆州，镇江陵，以遏制道子势力的膨胀。这样，太原王氏成为继陈郡谢氏之后辅政的高级门阀士族(17)。桓温之子桓玄凭借其家族在上流的长期经营与积累，潜在力量极大，实际上决定着西府的军政态度与走向。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的宫廷内争，通过这种人事安排，演变成了影响全局的地方藩府与朝廷权倖的政治与军事对抗。其中，北府距京都建康甚近，军事地位尤为显著。王恭虽以其门第清显及其名士身份备受士族社会推崇，获得孝武帝的重用，但他主政北府，与北府将校素无联系，更缺乏必具的军政才能，他无法有效地控制这支军队。实际上，在剥夺了谢氏对北府兵的指挥权之后，这支军队具体指挥权操纵在刘牢之手中。从当时情况看，无论是控制朝政的司马道子父子，还是地方藩府之王恭、桓玄等人，他们在相互斗争中，虽然无法牢靠地控制北府兵，但又不能不争取北府兵为自己所用，因而只得尽力笼络刘牢之。这一时期，刘牢之与北府兵并无确定的归属，而是依违于高门士族与皇族等势力之间，成为东晋政治斗争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他的倾向与立场的改变可以导致某一集团的成败，这是东晋政局的一大变化。对此，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曾有论述：
谢安死后，会稽王司马道子开始主宰东晋政治，到此为止建立在一种微妙平衡之上的贵族政治，终于露出了破绽。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政治运营中，受到最大批判的是，通过侧近的佞幸者，将没有乡邑品第的奴婢小竖大量任用为官吏，形成官以贿成的状况。……不用说，这些都无视从来的贵族制身份社会秩序，贵族社会由此产生裂痕，贵族之间渐起纷争，也是必然的。北府的王恭、西府的殷仲堪、桓玄等拥有武力的贵族与建康政府对立。处于这样一种贵族之间的抗争之中，在王恭之下，实质上构成其兵力的刘牢之所统北府军团便站在了握取主导权的立场上，刘牢之对此是十分清楚的。(18)
由此可见，在东晋后期门阀政治秩序遭遇危机与破坏的背景下，刘牢之控制的北府军团已游离出门阀人物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站在了握取主导权的立场上”。至于说作为实际控制这一军团的具有低级士族身份的武人代表刘牢之对相关形势与机缘真的“十分清楚”，则可能言之过甚。这从其行事态度、判断能力及其最终的失败结局等方面可以看出。
(一)在王恭与司马道子父子间的投机
为了打击司马道子集团，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在京口起兵，他一方面与上流荆州刺史殷仲堪等联络，另一方面则依重刘牢之的北府兵，迫使司马道子诛杀士林痛恨的王国宝、王绪等人。因这次起兵得到门阀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刘牢之也积极协助了这次行动，王恭以刘牢之为府司马，领南彭城内史，加辅国将军，并其军功，任之为晋陵太守。在这一轮地方藩府反击朝廷权幸的斗争中，刘牢之成为王恭的军事支撑。从刘牢之的角度看，一方面，王恭辖控北府，受其驱使，名正言顺；另一方面，司马道子及其权幸集团为士族社会所厌恶，而王恭之举颇有正义之感，刘牢之从之而顺民意。当然，王恭为笼络刘牢之，也给予他相应的政治安排。但是，随着刘牢之地位的上升，他对王恭的怨恨不断加深，双方的矛盾日益剧化。这一矛盾随着王恭图谋进一步夺取晋廷朝政大权而激化，并被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父子所利用。
王恭与刘牢之之间的矛盾不只是具体职位安排与奖赏多寡的问题，而是根深蒂固的社会阶级与文化观念的差异决定的。王恭出自一流士族名门的太原王氏，其本人又为当时最具盛名的风流任诞名士之一，《世说新语·任诞篇》载其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19)他本人喜好清谈、尚容止，不善军政实务。《晋书·王恭传》载其“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起家为佐著作郎，叹曰：“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因以疾辞。本传又称其“为性不弘，以暗于机会，自在北府，虽以简惠为政，然自矜贵，与下殊隔。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由此可见王恭之为人做派，以其任情纵性、风流潇洒成为名士的代表，声名卓著，但实际上则不学无术，尤其缺乏经国济事的文武干才，是高门子弟志大才疏的典型(20)。出于其门第与文化的优越感，王恭对包括低级士族在内的下层社会、寒人阶层，特别是武人，十分轻视，所谓“然自矜贵，与下殊隔”，正说明了这一点。至于他对北府将领刘牢之的态度，《晋书·刘牢之传》载：“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师，朝廷戮国宝、王绪，自谓威德已著，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21)在王恭眼里，刘牢之之流皆为“爪牙”，即便在战争状态下必须依仗他，依然“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其轻视之态毕露，这必然使刘牢之在人格上受到极大的侮辱。王恭本人既“不闲用兵”(22)，却又如此“自矜贵”，既看不起刘牢之，却又不能不依重他，这确是一种意味深刻的嘲讽。
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深知王恭与刘牢之的矛盾，在受到打击后，他们开始策反刘牢之。当时王恭正准备第二次举兵入建康时，刘牢之以为师不可再举。司马元显派北府旧将高素向刘牢之许愿，若反对王恭，“事成，当即其位号，牢之许焉”(23)，即以刘牢之取代王恭之位。关键时刻，王恭得知司马氏策反刘牢之，曾“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牢之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甚至也表示“事克，即以卿为北府”(24)，双方以同样的条件争夺刘牢之。刘牢之最终倒向司马元显。隆安二年(398)，王恭再次兴兵，刘牢之中途发动兵变，袭击王恭，王恭终被俘，为司马道子杀害。
刘牢之背叛王恭，使高门士族社会同皇族及其权幸势力的斗争遭到失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任命刘牢之都督兖、青、冀、并、徐、扬、晋陵诸军事，成为凌驾于门阀社会之上的武将代表，改变了东晋高门士族代表总辖军政，特别是“士族专兵”的格局。对此，士族门阀社会自然难以接受，心怀不满，刘牢之则起用武人以相抗。《晋书·刘牢之传》载：“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王)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强。”刘牢之在高门士族社会与皇族权幸集团的斗争夹缝中获得高位，虽以投机为手段，但显示了当时政治格局的某些微妙变化。关于此事之性质与意义，田余庆先生曾深刻指出：“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居北府之任，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手中。”又说：“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25)
(二)镇压孙恩以及地位的提高
当将门次等士族代表刘牢之等军事将领企图依靠北府兵，与高级门阀士族争夺统治权的同时，另一位低级士族代表人物孙恩则利用天师道为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的活动，于隆安三年(399)发动了旨在取代高门士族统治的大规模教民变乱(26)。《晋书》卷一○○《孙恩传》载其“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孙泰一方面在民间“诳诱百姓”，一方面走上层路线，得到孝武帝及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支持，“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后司马道子疑其惑众而杀孙泰，孙恩则聚众反晋，浙东地区“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孙恩扬言“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其目的在于控制东晋朝政。东晋派谢琰率刘牢之镇压。孙恩对刘牢之及其北府兵十分惧怕，闻刘牢之领兵镇压，说：“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践也”；又听说刘牢之已渡江，说：“孤不羞走矣”。孙恩入海后，晋廷“以谢琰为会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东晋起用谢琰，意在通过谢氏与北府兵的关系来节制刘牢之。但在隆安四年，孙恩反攻，谢琰轻敌被杀，此后刘牢之的独立性更强了，以致无论皇族，还是高门士族，都把镇压孙恩变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刘牢之凭借北府后进刘裕等人英勇奋战，一再打败孙恩，特别是隆安五年在京口蒜山之战中，刘裕以少胜多，给孙恩以致命的打击。镇压孙恩之乱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刘牢之的地位及其对北府兵的控制权，《晋书·刘牢之传》所谓“及(孙)恩死，牢之威名转振”，正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以刘裕为代表的新一辈北府低级士族人物进入北府集团，并在实际军事活动中获得锻炼，取得了一定的勋绩，可谓初露锋芒，这为未来北府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在桓玄与司马道子父子间的投机
面对东晋皇族权幸集团的专权与以低级士族为主的将门势力的崛起，高门士族社会当然是心有不甘的，他们企图重新操纵皇权，恢复门阀社会垄断政治的固有秩序。在王恭失败后，他们把这一希望寄托在桓玄的身上。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在东晋中期长时间经营荆州，根深蒂固。桓温之后，其家族虽过了鼎盛期，但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27)。晋末乱局，桓玄又在荆州活动，纠集势力。司马道子在消灭王恭后，以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调原荆州刺史殷仲堪为广州刺史，并暗中挑唆诸人之间的矛盾。隆安三年(399)，桓玄击溃殷、杨联军，独揽上流军政，对下游形成严重的威胁之势。至此，桓玄东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元兴元年(402)，司马元显主动兴兵西征，桓玄乘机东下，迅速挺进姑孰。司马元显主要依靠刘牢之的北府兵，以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领江州事。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权，士众颇厌之，政治上已久失人心，面对桓玄的军事压力，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北府武人势力，以为“非牢之无以当桓玄”，司马元显谋主张法顺也认为刘牢之“万一兵变，则祸败立至”(28)。对此，桓玄集团也深明其底细，于是准备策反刘牢之。桓玄谋士卞范之便说：“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蹙弱者乎！”(29)这段话向桓玄指出了刘牢之的弱点。的确，“本自小将”的刘牢之，在门阀社会中，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加上其长期依附皇族权幸集团，仿佛为虎作伥，必然“大失情物”。
桓玄之起及其东征，是在东晋门阀社会一再遭受重创之后的整体集结，其目的是恢复高门士族的执政地位，清理皇族及其权幸的干政乱局(30)。面对这一形势，刘牢之很敏感，其性格的弱点暴露无遗。他素来敬畏桓玄。《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载：“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必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说之，刘牢之“自谓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时谯王尚之已败，人情转沮，乃颇纳穆之说，遣使与玄交通”，并最终降附桓玄。可见，刘牢之一方面惧怕桓玄，一方面又企图利用北府强兵再生事变。桓玄入京师总揽大权，杀司马元显，流放司马道子，以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免除其徐、兖二州刺史，目的在于剥夺其对北府兵的指挥权。确实，桓玄将北府兵进行分解，编入诸桓统领的军事系统。刘牢之深感大祸临头，与部属商量对策，欲北奔广陵，以图再起。刘牢之手握强兵而无明确的政治主张，一味乘隙投机，其行为在北府集团中早已引起了不满，在他降附桓玄前，其外甥何无忌和刘裕等人便明确表示反对。此时他想重新组织军队，其参军刘袭便说：
“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
刘牢之绝望之极，自缢而死。刘袭之言之所以导致刘牢之“佐吏多散走”，体现了长期追随刘牢之的北府兵将校的普遍看法，刘牢之在政治上无定见，确实让他们深感失望。此时，一些北府后进人物已打算另起炉灶，寻机再起，刘裕便如此。《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刘牢之谋奔广陵，刘裕便对何无忌说：“镇北(即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无疑，北府集团中的一些有见识的后进人物已明确表示与刘牢之告别了。确实，不少北府将校回到故里京口，后来为刘裕所招集，在桓玄代晋后，他们公然起义。北府集团新锐人物的复起及其改朝换代的事业，不仅成就了其个人或集团的功名业绩，而且推动历史进入新的历程。
四、余论：刘牢之悲剧之意义与北府集团之心态
东晋末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高门士族的腐化，造成政治更迭，旧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各种社会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如皇权与高门士族之间，将门次等士族与高门士族之间，皇族内部的主相之间，高门士族中不同家族之间，同一家族的不同房支之间，其他如地域群体、宗教信众等因素也掺杂其间，导致当时的社会矛盾及其冲突极其复杂。不仅如此，上述矛盾和斗争绝非简单地平行发展，而是相互利用、相互交织，不断分化组合，像所有的王朝末世一样，其时人物多鄙陋，政争多细碎，令人生出种种无奈。
然而，千余年之后再反顾这段历史与人物，我们可以透过诸多历史乱相寻绎其主线或本质，即社会政治领域中低级士族武人势力的不断兴起，并最终取代腐朽的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晋宋之间的社会变革是东晋南朝历史发展历程中一个关键阶段，就其本质而言，此事绝非简单的皇族姓氏的变易，而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统治集团的更迭，而低级士族武将势力取代高门士族的过程，历时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作为北府集团早期的代表人物，刘牢之个人固然以悲剧告终，但从晋宋之间社会转变的整体过程看，刘牢之的所作所为自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说刘牢之是一个悲剧人物，不仅在于他的结局，更主要的在于其经历与心态。《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载谢安“常疑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牢之既以乱终，而味之亦以贪败，由是识者服其知人。”谢安“知人”，以为“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可见其性格弱点是其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但如果仅仅纠葛其个人性格，显然无法洞悉其内在意义。刘牢之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环境中，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对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的认识是不够清醒的，尽管他有时“自谓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不可谓毫无理性，但无疑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已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原本可以依靠这支军队开辟新的政治道路，真正地“经纶江表”，相反，他始终以“握强兵”为资本，不断选择投靠新的主子，甘为人驱使，以致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作为一个“本自小将”的武人，他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和足够的勇气，特别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笼罩下，刘牢之自然充满着自卑。这不仅是一种心里感觉，而主要是一种现实处境。作为将门次等士族凭借机缘挤进社会上层的代表人物，他无法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高门贵族子弟无不心怀轻视之意，以致其一朝据大位，必然“众情不悦”。作为可以决定当时各种政治势力胜负的北府兵的实际指挥者，无论皇族，还是高级士族，他们都要拉拢刘牢之，需要利用他的军队，但在内心深处都看不起他，王恭、桓玄的态度与做法便是如此。不仅如此，一些北府武人后进之士的政治素养与自信有所提升后，他们看清了形势，主动脱离了刘牢之，以寻求新的历史机缘。可以说，刘牢之最终也为自己的部属所抛弃，这是其人生悲剧中最残酷的情节。对此，田余庆先生指出，在门阀政治无法继续，皇权政治不得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刘牢之虽然取得创造历史的潜在武装力量，“握有一支决定建康命运的军队，但他一叛王恭而降司马道子，二叛司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而走上绝路。他始终只是为了自存，而又无法自存。……刘牢之的行动并不只是个人晕头转向、进退失宜，而是反映了本来是门阀士族的工具的伧荒武将转化为社会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田余庆先生又曾深刻指出，刘牢之的失败，“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31)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论述刘牢之在东晋后期政治斗争的角色及其悲剧命运问题，以为刘牢之“扮演的是贵族政府的佣兵这一角色，而刘牢之则可以用佣兵队长这一词来形容”，一度“这些佣兵却在雇主亦即贵族意志之外，开始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行动”，他一再转变投靠对象，最终众叛亲离，这表明“佣兵队长牢牢控制着麾下的军队，独立于作为佣主的贵族之外，可以用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可是，作为其实力支柱的麾下诸将，并不能始终随其作毫无目的的反叛。这里，也就必须要有使足以诸将理解的目的。”这颇深刻地指出了刘牢之悲剧的本质。他认为此后刘裕起事，实际上是以北府中级将校为中心的哗变，“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义兵，打倒了篡夺东晋王朝的桓玄。到这时，他们才成了一支不受贵族颐指气使的，完全独立的自主的军事力量”(32)。
不过，梳理晋宋之间的社会转变，北府武人集团的集结与兴起，刘牢之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寒门将校为寻求生机而一度抛弃刘牢之，当他们取得了军政大业后，他们依然要追悼其前辈刘牢之。《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载其自缢后，“将吏共殡敛牢之，丧归丹徒。桓玄令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由桓玄对刘牢之“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可见士族社会愤恨之深。确实，刘牢之作为早期寒门武人代表，一度搅乱了士族社会的秩序，破坏了等级制度，这必然为士族社会所仇视。因此，桓玄此举，不仅体现出他个人的暴虐，而且表达了士族社会的愤恨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刘裕获得统治权，他必然为刘牢之正名，他毕竟曾经是低级士族和寒门武人的代表，是推动晋宋革命及其社会变革的先驱者。
最后，需要略作说明的，要理解刘牢之的心态与性格，必须对当时士族社会的文化环境与低级士族阶层的成长有切实的了解，以免随意评说。刘牢之之后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武人集团在军事独立与政治自觉方面无疑明显有所提升，但在文化心态等方面，他们依然受到高门文化士族的轻视，以致诸多北府将领趋附风雅，效仿士族做派。在东晋后期，北府武人与高门士族发生接触，常受轻视与羞辱。《晋书》卷八五《魏咏之传》载“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初为州主簿，尝见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谓坐客曰：‘庸神而宅伟干，不成令器。’竟不调而遣之。咏之早与刘裕游款，及玄篡位，协赞义谋。”魏咏之的遭遇，对于寒门武将集团而言，是十分普遍的。确实，长期处于高门士族压制下的寒门武人势力在社会变动中军政地位有所上升后，必然受到士族文化的强烈冲击，对士族文化表现出强烈的钦慕之情。《世说新语·企羡篇》载：“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云，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出自寒门的孟昶羡慕士族名士王恭的姿容，不仅受士族社会重视容止风气的影响，而且体现出寒门人物对高门文化的羡慕心态(33)。孟昶的这一心态很具代表性，当时诸多北府将领都有类似的表现。
刘牢之子刘敬宣也有类似的遭遇，《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附刘敬宣传》载其“智略不及父，而技艺过之”，他曾代表刘牢之见桓玄，作为高门子弟，桓玄颇具文化修养，据《晋书》本传载其“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自负才地，以雄豪自处”。桓玄尤善书画，喜收藏，其行军亦“载服玩及其书画等物”。又据《法书要录》所载诸家书论，可见其模拟“二王”，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品藻篇》“桓玄问刘太常”条下有按语曰：“桓玄之为人，性耽文艺，酷爱书画，纯然名士家风，而又暴戾恣睢，有同狂狡。盖是杨广、赵佶一流人物。但彼皆帝王家儿，适承末运；而玄乃欲为开国之太祖，为可笑耳。其平生最得意者，尤在书法。”当刘牢之子刘敬宣诣桓玄请降，“玄大喜，与敬宣置酒宴集，阴谋诛之，陈法书画图与敬宣共观，以安悦其志。敬宣不之觉，玄佐吏莫不相视而笑。”(34)士族人物以文化作为向寒门武人炫耀的资本，而寒人则诚惶诚恐。又，《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载：“敬宣宽厚善待士，多伎艺，弓马音律，无事不善。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与敬宣相遇，便尽礼著欢。或问混曰：‘卿未尝轻交于人，而倾盖于万寿，何也？’混曰：‘人之相知，岂可以一途限，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夫岂有非之者邪！’”谢混作为士族代表，他在寒门武将操控政局的形势下，不得已而与其交往，他选择其中略具文化素养的人物如刘毅、刘敬宣等人，显然有其政治上的需要。但从文化交流而言，士族社会将寒门武人视为“小人”，刘敬宣只能仰慕而已。
刘牢之外甥何无忌也羡慕士族名士风采与文化，《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载其“少有才藻，美容貌”，“善属文，为世所重”，是当时士族名士的代表，刘裕贬其为东阳太守，“何无忌甚慕之。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钦迟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阐、孔宁子之徒撰义构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伤之。”(35)由此可见，何无忌欲交结殷仲文，其附庸风雅之情颇为急迫，正因为如此，他以殷仲文的疏诞行为为“薄己”，以致“大怒，思中伤之”。
北府将校中，尤以刘毅的文化素养最为突出，与士族名士的交往最为密切。刘毅是与刘裕共同起事的北府后进人物的主要代表，后来成为与刘裕争夺统治权的主要对手。其得势后竭力笼络士族名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载：“刘毅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辏，独邵不往。”《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载：“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不归附，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又，《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载其为晋末士族名士代表，“刘毅爱才好士，深相礼接，临当之郡，游宴弥日”。刘毅与高门士族社会代表人物谢混等人交往，固然有其政治目的，但也可见其羡慕士族文化的心理。《南史》卷一七《胡藩传》载有胡藩谓刘裕曰：“夫豁达大度，功高天下，连百万之众，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加以夸伐，搢绅白面之士，辐辏而归，此毅不肯为公下也。”这里说刘毅“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具有较高的接近士族社会的文化修养，因此士族社会人物“辐辏而归”。胡藩是刘裕的死党，他为刘裕分析士大夫“辐辏而归”刘毅的原因，绝非为了赞誉刘毅，可见刘毅确实具有较高的士族社会的文化修养。对此，仔细考索，有实例可以说明。刘毅爱好书法，据《法书要录》卷二所录虞龢《论书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刘毅常读史，《晋书》本传载“毅骄纵滋甚，每览史籍，至蔺相如降屈于廉颇，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刘毅亦能赋诗，《晋书》本传载：“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显然，他是以风流名士自居，崇尚“正始风流”的。他善书法、能作诗赋、好读史、亦能谈论，表现出强烈追求的“士族化”的心愿。
宋武帝刘裕在北府武人群体中，其文化修养极差，士族社会的基本文化与风雅之事一无所长(36)。《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刘裕自少“名位微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其后主政，太原王愉、王绥父子“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刘裕自东晋末主政以来，特别在谋篡过程中，必然与士族社会发生各方面的冲突，引起士族社会的反感，《南史》卷一五《刘穆之传》载刘裕称帝后常思刘穆之，每叹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后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刘穆之不仅具有处理实际军政事务的能力，更是刘裕生活中的主要帮手。所谓“穆之死，人轻易我”，正反映出刘裕常遭士族人物轻视所产生的孤寂心情。这种政治与文化上处境，促使刘裕一度抵制士族文化，《南史》卷一《宋高祖纪》载：“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此事发生义熙初年(405)，刘裕执政未久。这里的所谓“音乐”，主要是指雅乐，体现着上层文化士族的欣赏趣味，刘裕在内心里存在着深层的隔膜，因而对士大夫人物要求“备音乐”的建议，不仅表示“不解”，而且明确表示“不习”。这反映出刘裕与士族高雅文化冲突的一面(37)。但是，随着其统治地位逐渐确立，他必须寻求士族社会的合作。与士族社会交往，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于是刘裕由抵制士族文化，转而“颇慕风流”。《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可见刘裕常与士族名士们谈玄析理，他自知“本无术学，言义尤浅”，在“辞穷理屈”之际，则“有时惭恧”。可见在进入上流社会后，刘裕依然在文化上表现出不自信，甚至颇为羞愧。
由上述所论，刘牢之之后的北府低级士族武人代表人物即便在占据统治地位后，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依然受到高门士族人物的轻视，特别在文化上，无不崇尚士族社会的名士风度，以与名士交往为荣，这是长期以来高门士族垄断社会文化与舆论所造成的。而作为北府武人集团的先驱者，刘牢之处于历史变革的关头，他表现出了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等性格弱点，便是很正常的事了，其人生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①对于士族，人们多简单地看成一个孤立的整体，这是很片面的。陈寅恪先生曾将士族社会中的下层称为“次等士族”，从而与以文化显著的高门士族相对应(见其所著《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祝总斌先生论述刘裕及晋宋之际兴起的北府尚武集团的人物，以为应称之“低级士族”为妥(见其所著《刘裕门第考》，《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确实，士族门第与等级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就其门风而言，有崇文与尚武的差异；就其仕宦而言，也有清浊、高下的分别；即便在高门士族中，也有“势族”与“小族”的差别，甚至同一家族的不同房支也有清华、卑浊的分别，不能简单化。因此，谈论士族门第问题，我们在遵循一般原则性的前提下，应当充分考虑具体问题，注意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
②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5-66页。关于东晋南朝社会武力集团的兴衰及其地域转换，陈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其推论》一文中有深入之考论，又可参看万绳楠先生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的有关叙述。另外，关于京口、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问题，田余庆先生《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有深入论述(见田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请一并参看。
③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其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05-107页。
④沈约在《宋书》卷五二传末“史臣曰”中说：“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刘裕如此，刘宋宗室子弟也多如此，如刘裕弟长沙景王刘道怜，《宋书》卷五一《宗室·长沙景王道怜传》载：“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陈寅恪先生在《从史实论切韵》一文中据此有论云：“刘宋皇室之先世，本非清显，而又侨居于北来武装集团萃聚之京口，故既未受建邺士人即操洛阳雅音者之沾溉，又不为吴中庶族即操吴语者所同化，此所以累叶江南而其旧居彭城即楚地之乡音无改也。沈休文以宋高祖‘楚音未变，雅道风流无闻’为言，是南朝士流之鄙视楚音，据此可见矣。”(《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87页)东晋南朝的语言是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刘裕家族迁移京口百余年仍“楚言未变”、“言音甚楚”，不仅体现出其个人、家族的文化特点，而且体现出其侨居地域及其阶层、集团相对封闭的文化特点。可以推测，当时京口地区的次等士族群体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尚武风气及相关文化传统。
⑤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40页。
⑥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65页。田余庆先生在此又指出，东晋世族社会崇尚名士风流与维护执政的务实要求形成了内在的矛盾，“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⑦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5页。
⑧刘牢之之得谢玄重用，与其父早与谢氏结缘有关。据《晋书》卷七九《谢万传》，牢之父刘建为征虏将军，受豫章刺史谢万节度，谢万溃败前，曾遣征虏将军刘建修码头城池。田余庆先生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刘建既为谢氏豫州旧将，刘牢之当因家世旧谊为谢玄所知。所以刘牢之得为谢玄的参军、前锋，实际上掌握北府兵，为谢氏所用。”(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8页)
⑨由于北府兵的组建主要是募将，而这些将领则多为拥有强悍部队的北府宿旧和流民帅，颇具战斗力。因此，谢玄通过刘牢之联络各个分支，协调相互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进行军事训练。田余庆先生以为“史籍并不见谢玄训练北府兵的资料，其时北府兵散在江淮，也不具备加以精良训练的条件。北府兵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8-219页)，但北府兵在组建过程中，对各部的整编、协调及一般的训练应该还是有的。
⑩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1)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12)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13)关于司马氏与陈郡谢氏的矛盾及其斗争，详参田余庆先生《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中的有关考述(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27-228页)。
(14)《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载其“既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建康实录》卷九《烈宗孝武帝纪》所载同。
(15)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弘之传》。
(16)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王恭传》。
(17)关于太原王氏在东晋门阀政治发展史上的地位及王恭专权的情况，田余庆先生在《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辑入《东晋门阀政治》)文中有十分详密的考述，请参看。
(18)[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芁、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8-229页。
(19)《世说新语·任诞篇》。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于此条下案云：“《赏誉篇》云：‘王恭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恭之败，正坐不读书。故虽有忧国之心，而卒为祸国之首，由其不学无术也。”
(20)余嘉锡先生于《世说新语笺疏·企羡篇》“孟昶未达时”条下引李慈铭论王恭云：“王恭凭藉戚畹，早据高资，学术全无，骄淫自恣。及荷孝武之重委，任北府之屏藩，首创乱谋，妄清君侧。要求既遂，跋扈益张，再动干戈，连横群小。昧于择将，还以自焚。坐使诸桓得志，晋社遽移。晋行之亡，实为罪首。枭首灭族，未抵厥辜。”李氏将东晋之亡国罪责加在王恭身上，未可全信，但指出王恭缺乏实际军政才干，则是不错的。
(21)《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载刘牢之为王恭部属，委以军事权力，“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
(22)王恭素轻武事，《晋书》本传载其遇刘牢之反，“单骑奔曲阿。恭久不骑乘，髀生疮，不复能去。”王恭战时骑马都困难，其实际军政能力实在有限。
(23)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2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王恭传》。
(2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85、298页。
(26)关于孙恩之变之性质，人们多以农民起义视之。其中数以万计的民众当然有遭遇晋廷统治者压迫而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的情况，但天师道教主们则长期活动于统治阶级上层，他们的阶级出身也非寒庶，而属于次等士族。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之四“孙恩之乱”一节(辑入前揭《金明馆丛稿初编》)、田余庆先生《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之“道术与政治”、“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二节(辑入前揭《东晋门阀政治》)有精湛之考论，请合而观之。孙恩固然有政治图谋，但他不自觉地顺应了突破、冲击门阀政治的历史趋势。
(27)桓玄早年在荆州虽无任命，但潜在力量很大。《晋书》卷九九本传载“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他协调殷仲堪等人与王恭联合，对抗司马道子父子。又载“初，玄在荆州豪纵，士庶惮之，甚于州牧。”玄一度成为上游反朝廷的盟主。这主要依靠得是其家族在荆州的旧有势力和影响。
(28)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附子司马元显传》。
(29)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九《桓玄传》。
(30)对于东晋后期桓玄势力的兴起及其代晋活动，诸多高门士族人物参与其间，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高级门阀政治的统治，是门阀政治的一个回光返照。对此，祝总斌先生《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收入前揭《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一文有深入考述，请参看。
(3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87-288、299页。
(32)[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229-230、231页。
(33)《晋书》卷八四《王恭传》也载此事：“恭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对此，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此条下引清人李慈铭论云：“孟昶寒人，奴颜乞相，惊其炫丽，望若天人，鄙识琐谈，何足称述？”余先生以为李氏所谓“孟昶寒人，奴颜乞相”云云，未合当时风气，过于简单化。他以为“矜饰容止”是当时士族社会的普遍风气，“昶之赞恭，乃美其姿容，非第羡其高舆鹤裘而已”。李氏简单斥责寒门人物的“奴颜乞相”，固然言之过甚，但作为寒门武人，因缘时会，孟昶得亲见士族名士之风采，惊为“真神仙中人”，其中必然有寒门社会对高门文化的羡慕之情。
(3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35)《文选集注》卷六二《江文通拟殷东阳兴瞩诗》注引《续晋阳秋》也载此事，称何无忌素慕殷仲文，以其过境，先“自以进达之”，刻意逢迎。然殷仲文“唯达笺而已。无忌甚以遨忽而轻也，大以为憾”。
(36)关于刘裕的文化修养及其变化，王永平《论刘裕的文化素养与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一文已有比较深入的专题考论，请参看。
(37)《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安帝义熙元年载此事，胡三省有注云：“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世之嗜音者，可以自省矣。”胡氏此论是从统治者功业实务方面考虑的，但从文化方面考虑，则不无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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