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金融危机教训，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教训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教授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晓斌：辜老师，这场东亚金融危机应该说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考验了各国经济格局与运行方式，危机锋芒所至，使人们不得不对金融对经济以及对未来信心等问题作出更多的反思，您认为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应从哪些方面去总结教训？
辜胜阻：我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主要有五个方面。
1.商业银行作为一种企业必须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担风险。长期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实行了政府主导型的“官金融”政策，使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决策不能自主进行，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保护又使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无法发挥作用。
2.银行不良资产必须控制在预警线以下，确保金融安全。东亚很多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突破了预警线，例如日本的坏帐贷款就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占年财政预算的1/2以上。
3.物质生产是立国之本，必须避免步入泡沫经济陷阱。物质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目前金融部门的发展越来越游离于物质生产部门而“自我复制”、独自繁殖，形成大量的“泡沫”。泡沫经济的破灭往往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剧增，并进而导致金融危机。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土地和股票的资产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86年为4.9倍，1989 年达到7.6倍，四年内生成大量泡沫， 泡沫经济的破灭留给日本金融机构近70万亿日元的呆帐贷款。这是日本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因之一。
4.政府职能不能错位，金融监管必须到位。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为每个市场主体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施行情况，对违规者进行惩罚。政府作为一个“足球场上的裁判”，既不应该具体干预运动员的踢球战术，也不应该对犯规者包庇纵容。东亚一些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府不仅干预金融机构的资产业务决策，而且在金融机构的经营出现问题时又通过“特别融资法”等手段给予多方面的保护，与此同时，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却十分薄弱，政府职能出现严重错位。这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之一。
5.经济结构不能失衡，外贸、外资、外债、外汇之间的关系要协调。从防范金融危机的角度讲，经济结构中又以外贸、外资、外债、外汇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也都存在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有的情况非常严重，致使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金晓斌：我国近年来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重大的步伐，金融管理部门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强化金融监管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我们也看到了金融领域仍存在诸多不利因素，比如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过高，金融机构违规经营、投资体制权责利不清等现象，这些因素的存在直接或间接地危及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样的防范与化解对策？
辜胜阻：我国在前几年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问题，顺利地实现了汇率并轨，增强了我国抵御东亚金融风潮的能力。虽然这次东亚金融危机至今尚未对我国造成直接的冲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较好，社会各方面对解决金融领域深层次矛盾有迫切愿望，加上来自国际和国内的经验，我们是应该有信心保证金融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当前我们该做的工作是：
1.确立新的起点，运用新的规则，在三年内把国有商业银行建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确立新的起点是妥善处理不良资产存量问题，给予所有的商业银行一个新的起跑线。运用新的规则是指真正实行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和严格的金融监管。确立新起点是指运用新规则的基础，也是把国有商业银行建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关键。因为：（1 ）如果不妥善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存量问题就实行新规则，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上都会陷入困境，会直接引发金融危机。（2 ）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体制性原因造成的，让国有商业银行背负着庞大的不良资产实现转型是不现实的。目前可以设想把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交给政策性银行营运，让商业银行在新的起点上运行。
2.加快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实行政企分离，硬化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我们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也有必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因为，只有实现了资本股份化，国有商业银行才能转化成一个产权关系明晰、所有者监督机制较强、资本更加雄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才能真正拥有法人财产权并实现政企分开和自主经营，才能硬化其自身的预算约束，提高其资产业务的质量，防止不良资产增量问题出现。
3.破除银行业的垄断，推进金融市场的竞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银行体系。当前应该：（1 ）将国有商业银行按经济联系分为若干个有独立的权利和义务的区域性银行法人，增强彼此间的竞争。（2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组建新的区域性或地方性商业银行。（3 ）适应民营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需要，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银行体系。（4）适应住房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 建立住宅银行和社会保障银行。（5 ）适应民间借贷等自生金融形态由地下转向规范化的需要，发展真正的合作银行。（6）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主动、审慎地引进外资银行。
4.增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推进金融监管法制化，保证金融监管到位。当前需要：（1）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和权威性， 关键是要改变中央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做法，强化中央银行系统的垂直领导。（2）推进金融监管手段法制化。（3）在金融业推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投资者和存款人的监管作用。
5.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避免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应该：（1）建立投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 使投资决策者对其决策行为的后果负责。（2）培育政企分开、自主经营、预算约束硬化的新型投资主体。（3）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投资体制中来，提高投资效率。（4）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直接融资市场，减少资金被金融中介和地方政府挪用为重复建设费用的可能性。
6.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夯实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必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国有企业改革也要实行“确立新起点，运用新规则”的改革思路。
金晓斌：东亚金融危机是否可以看作是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美国在这场危机中免遭灾难，其十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几乎拥有了科技领域中各个重要的制高点，这些制高点成了国家经济安全的一种保障力量，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上。近阶段，人们对知识经济谈论很多，您对于我国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有何看法？
辜胜阻：人类经过了大约五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又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工业经济时代，现在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土地、厂房甚至资金而成为最重要的资产，改变了国家的成长模式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经贸组织1996年度报告指出，29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50%是通过知识经济实现的。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知识经济时代正是以数字化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直接导致的结果。因此，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抢占新时代的制高点。
现代国际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最近有专家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把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并指出知识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取代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上不去，或科技成果不能转化成商品、形成产业，对一国经济来讲，无疑是致命的。近期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其重要的根源也是这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转化滞后。
一项高新技术的开发往往需要巨额的投资，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是当今世界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国家。1978—1995年，美国风险投资累计额由不到40亿美元增加到近400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4.5%。美国风险投资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向高科技企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充当起高新技术与现实生产力之间重要“孵化器”的角色。据调查，美国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中有80%以上是高新技术企业，其中软件技术企业占22%，生物技术企业占20%，通信技术企业占14%，新医药技术企业占14%，半导体和电子技术企业占11%。许多新建高科技企业的股权资本中有3/4以上由风险投资提供。风险投资推动了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苹果计算机公司、康帕克通信公司等一大批美国高科技企业成为全球驰名的高新技术企业。
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中，也应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孵化器”的功能，大力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一方面，发展风险投资，有利于解决R＆D中的资金瓶颈问题，促进科技进步。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处于相互隔离的状况，科技成果不能很好地为经济服务，经济也不能对科技形成强有力的支撑，致使R＆D投入不足。中国R＆D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 本来就低于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八五”期间又进一步降低，1990年R＆D投入占GNP的比重为0.71%，1993年为0.62%，1994 年和1996 年降低到仅有0.5%。发展风险投资，就能为R＆D提供一个资金支撑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另一方面，发展风险投资，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是导致中国产业结构老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每年有专利技术2万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2.5万项，而这些科技成果中，转化成商品并形成规模效益的仅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 %左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30—40%的水平。目前，中国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只有20—30%，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发展风险投资，充分发挥其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催化剂”作用，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从而促进中国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加快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早在1985年，中央在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要发展风险投资。但是，中国的风险投资业总的来说还刚刚起步，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有：一.风险资本规模偏小。二.风险投资过程不规范。三.风险投资风险性极高，投资回报率极难保证。
金晓斌：在当前这种状况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对策？
辜胜阻：中国发展风险投资可从投资主体（风险投资企业）、投资客体（风险企业）、投资外部环境（政策、法规、金融秩序等）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拓宽风险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健全现代风险投资企业制度，规范风险投资企业的营运机制，选拔和培养优秀的综合型风险投资人才。（一）拓宽资金来源，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努力使民有资本在风险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要采取切实措施，创造条件，吸引总量超过4万亿元的民有资本流向风险投资企业， 使民有资本成为中国风险投资的主要来源；要充分利用香港及其他国际金融市场，加大风险投资领域吸引外资工作的力度，大力发展外资、中外合资风险基金，使外资成为风险投资的重要补充来源。（二）建立和健全现代风险投资企业制度；是发展风险投资的关键。风险投资企业必须根据本企业的初始资本结构、投资规模、投资领域及税收待遇等条件，从合伙制、公司制、基金制中选择最合适的企业制度。这里要特别注意发展民营的合伙制风险企业制度在民营资本转化为风险投资中的作用。（三）严格规范风险投资的运营机制。目前，中国风险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亟需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完善。（四）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风险投资人才，是发展风险投资的必要条件。风险投资家是风险投资企业的“灵魂”，只有这种“通才”才能保证投资项目的成功。
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权责分明的风险企业制度，完善风险企业家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壮大风险企业的企业家队伍。（一）建立科学的风险企业制度，保证风险投资企业对风险企业管理的参与和监督，又要保证风险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励。（二）加快风险企业家制度建设，要有懂得市场的科学家，也要有懂得科学的企业家。
最后，要完善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功能，构筑完备的法律框架，建立稳定的金融秩序。（一）政府采取风险补偿、制度创新、直接投资等手段对风险投资业进行扶植。（二）加强风险投资的立法工作。保护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合法权益，为风险投资的正常运作提供法律保障。（三）建立一个健康、稳定的金融秩序。首先要遵循“有借有还、到期归还、还本付息”的信用准则，建立真正规范化的信用关系；其次要理顺政企银关系，尽量减少政府对银行和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构建新型的银企关系，再次要加强金融法制法规建设，严厉打击各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最后还要建立和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加快未上市证券市场的建设，为风险投资提供一种“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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