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缓和与美韩同盟转型(1969-197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同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东亚战略出现重大调整,主要内容之一便是改善对华关系。在此过程中,为了防止东亚同盟体系走向崩溃,尼克松政府一再表示会继续信守对“自由世界”的安全承诺,但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和泰国等反共盟友还是不同程度地怀疑华盛顿意欲撤离亚太。该现象不仅反映了冷战转型期西方阵营内部关系发生的激烈变动,更显示出美国这一超级大国在维持自身战略地位和盟友信任之间的两难处境。 近几年,众多学者从不同层面讨论了中美缓和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焦点集中于驻韩美军撤出、联合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韩国的内政与外交以及中朝关系四个问题,而并未深入探讨中美关系改善对美韩同盟的形塑作用。①鉴于此,本文将综合利用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馆藏文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美国对日政策文件集》(第26-28期)、②韩国外交史料馆馆藏文献以及《朝鲜半岛缓和的起起伏伏(1970-1974)》多国档案集等原始资料,以同盟关系转型为切入点,着重考察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美韩双方的战略判断、内部交涉及其结果,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尼克松政府东亚战略转型期间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适应性调整。 一、东西方关系变动影响下的美韩同盟 1953年初,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上台和斯大林的去世,结束朝鲜战争成为美苏两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朝鲜停战谈判很快得以恢复。在韩国总统李承晚看来,面对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和平攻势”,停战后美国很可能弃韩国于不顾。于是,汉城掀起了大规模反停战运动。与此同时,韩国还通过各种方式将接受停战和美国同意与之签订共同安全条约联系在一起。③艾森豪威尔政府非常担心李承晚独自北上破坏停战谈判,最终不得不决定与韩国结盟。④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西方关系明显缓和,主要表现为《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四大国日内瓦高峰会议的召开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启动。为了阻止美国继续对社会主义国家“妥协退让”,乃至策略性地同意维持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李承晚政府不断抱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在韩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屡次以单独行动相威胁,要求解散该委员会,废除停战协定。出于防止韩国擅自行动的考虑,1956年6月9日联合国军司令部把在韩国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强行带到板门店。⑤ 历经相对平静的十年,美韩同盟内部再次出现信任危机。1966年10月中旬以后,朝鲜非军事区武装冲突的次数急剧上升。⑥韩国军方在未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情况下暗中制订了进攻计划,并不顾美方劝阻多次向朝鲜军队发起突袭。这引起了美国决策者对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的恐惧。⑦1968年1月21日,31名全副武装人员偷袭韩国青瓦台总统府。⑧朴正熙旋即要求美国支持韩国采取报复行动。美方表示不愿介入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朴大失所望。⑨两天后,朝鲜俘获了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及其船员。华盛顿立即向朝鲜半岛大规模增派海空军,并很快与朝鲜举行双边秘密谈判。两相比照,汉城对美国保护韩国的决心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继续秘密派出精锐部队越过非军事区进攻朝鲜军队。为此,约翰逊两次致函朴正熙,派遣特使访问韩国,并答应向汉城增拨一亿美元军事援助。⑩3月31日,约翰逊正式宣布,美国单方面决定缩小轰炸北越的范围,他本人不准备参加下届总统竞选。(11)得知此消息后,朴正熙非常失望,认为美国过早放弃了战争,还担心白宫新主人会撤离亚洲。(12)为了消除汉城的疑虑,约翰逊邀请朴正熙4月17日在火奴鲁鲁举行会谈。经过此次会谈,美韩互信关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修复。(13)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美国深陷越战难以自拔。此外,华盛顿还面临着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的挑战、法德两国的离心倾向以及欧洲与日本的经济竞争。诚然,对当时的白宫来说,国际局势中也绝非毫无机遇可言,愈演愈烈的中苏矛盾便是最可利用之处。总之,无论是挑战还是机遇,都促使着美国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迅速改弦更张,以防止美国“沦为二流国家”。(14)就任总统前,尼克松在多种场合提出了对未来外交政策的设想:尽一切可能避免核战争;要“努力不让任何人成为自己的敌人”;应借助地区条约、金钱和武器而非美军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在亚洲,将通过加强当地非共产党国家的实力迫使中国放弃“对外侵略”的念头,转而谋求国内发展,最终推动北京融入国际社会。(15)尼克松当选后,上述政策主张很快便以“尼克松主义”的形式得到正式表述。对此,韩国政要的直观判断自然是过去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在“尼克松主义”中,最令青瓦台忧虑的是驻韩美军的撤出。于是,韩国政要不断向尼克松政府强调驻韩美军的重要性,华盛顿则一再表示目前尚未打算撤出驻韩美军,即使撤军也会事先与韩国协商。(16)实际上,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不久便着手研究削减驻韩美军问题。白宫非但没有像承诺的那样与韩国“充分协商”,而且还不愿“过早”向韩国通报美国的计划。(17)1971年3月得知美国决定削减驻韩美军的消息后,朴正熙一面坚决抵制,一面竭力迫使华盛顿提供更多的补偿性军事援助。(18)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两国终于达成协议:1971年财政年度结束前削减两万驻韩美军,美国在1971年到1975年财政年度间向韩国提供十五亿美元军援。从驻韩美军削减一事中,朴正熙得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国防自立是韩国唯一的生存之道。我们不能总是游走于对美国政策的希望和失望之间,必须尽快摆脱这种局面。”(19) 二、中国联合国代表权与韩国对美外交 在尼克松政府调整全球战略特别是东亚战略的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中美关系解冻以及此后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心照不宣的战略同盟”(tacit strategic alliance)。(20)1969年1月20-21日,白宫举行政策讨论会,尼克松所做的笔记中包含如下内容:“中共:短期——不会改变。长期——我们不想让八亿人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我们希望建立联系——对华沙会谈感兴趣。”4月21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美联社年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得更清楚:“我们深知,由于中国大陆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众才智过人,它注定要在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应主动与共产党中国重新建立更为正确的关系。一旦对方流露出和缓的态度,我们也应给予回应。”(21)正是在这一总体氛围下,华盛顿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1969年7月底、8月初,尼克松访问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同当地领导人讨论了中国问题。他说,美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原因并非“中国的国内政策”,而是由于它对邻国的态度。华盛顿不接受中国立即进入联合国,但最终愿意促成此事。(22)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以邀请中国、驱逐台湾为主要内容的“阿尔巴尼亚提案”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而且,在本届联大上美国代表直接称呼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希望中国早日成为联合国成员国。(23)相应地,11月19日尼克松命令建立特别工作小组,研究接下来在处理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时的各种政策选择。(24)特别工作小组提出的以下立场与韩国相关:反对以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为契机一揽子解决所有分裂国家加入联合国的难题,理由是当前美国还不准备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朝韩和南北越加入联合国事宜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一旦美国支持以“会籍普遍制”原则解决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则必然招致韩国的激烈反对。汉城始终认为,该原则将剥夺韩国作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并允许朝鲜在无需承认联合国干预朝鲜半岛事务合法性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25) 在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提案”获得半数支持。韩国外交部推测中国有可能在下一年加入联合国,认为这样会削弱联合国对韩国“法统地位”的承认,给朝鲜加入联合国铺平道路。(26)1969年尼克松政府决定不再推行孤立中国的政策,汉城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美国改善对华关系对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影响。(27)1970年“阿尔巴尼亚提案”获得超过半数支持后,青瓦台正式着手研究对策。在韩国外交部看来,中国加入联合国已指日可待,必须防止国际社会以此作为分裂国家普遍加入联合国的先例,从而相应地提出韩国与朝鲜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为此,韩国应向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明确指出,朝鲜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性质大不相同,反对将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方式视为解决分裂国家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统一标准。(28) 自1971年初起,韩国政要不断向美国表示,朝鲜半岛绝非由朝韩两个分裂国家组成,反对联合国将朝鲜作为分裂国家的一部分予以接纳,敦促华盛顿不要在联合国公开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并阻止国际社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作为处理其他分裂国家相关事宜的范式。大多数情况下,美方只是从总体上给予答复:第二十五届联大的投票情况表明,华盛顿必须尽快改变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策略,以便保住“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至于美国的具体立场,目前正在研究当中。(29)最终,为了等待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尘埃落定,减少由此给韩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韩两国协商决定在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上建议推迟讨论朝鲜半岛事宜,理由是联大辩论有碍于正在进行的朝韩对话。(30)与此同时,应韩国的要求,罗杰斯公开表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与朝鲜、越南和德国等其他分裂国家无关,并积极阻止朝鲜加入联合国。(31) 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采取了“逆重要问题案”和“复杂双重代表权案”相组合的立场。(32)结果,“逆重要问题案”遭到否决,“复杂双重代表权案”因此成为废案,中国重返联合国。此后,韩国很快决定面对现实,公开宣称在朝鲜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通过“双重代表权制”解决朝韩加入联合国问题。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进一步宣布,在不损害祖国统一的前提下,不反对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不反对朝鲜参加联合国有关半岛问题的讨论。(33) 简言之,随着美国对华缓和步伐的加快,韩国日益担心华盛顿单方面决定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转而支持“双重代表权制”,进而导致朝韩一道加入联合国。正因为如此,汉城一再催促尼克松政府将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作为个案而非分裂国家典型加以对待。美国很早便估计到了韩国的反应,并通过单独处理中国联合国代表权事宜和推迟讨论朝鲜半岛问题满足了朴正熙政府的要求。然而,此举并未能消除甚至缓解青瓦台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疑虑,主要原因是这时尼克松已经宣布了即将访华的消息。 三、尼克松访华前后的韩美交涉 1969年上半年,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等地多次发生武装冲突,这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看到了推行“三角外交战略”的可能性,并建议尼克松运用均势理论同实力较弱一方的中国“建立某种联系”。7月21日,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宽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旅游限制。此举应被视为中美关系缓和的第一步。(34)10月16日“巴基斯坦渠道”反馈回来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巴双方将在次年年初就“美国的亚洲意图”深入交换意见。经过这次中巴沟通,受到鼓舞的尼克松很快明确通过巴方向北京表示:如果对方对与华盛顿秘密接触感兴趣,他将亲自选派特使。(35)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举行会谈。周恩来提出驻韩美军撤离问题。基辛格回应道:“如果我们两国的关系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韩国军队回国以后,我认为完全可以想象在尼克松总统下一届任期结束前,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美军会撤出韩国。”(36)10月,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与周恩来会谈过程中,基辛格指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目标之一是削减驻韩美军;华盛顿反对韩国攻击朝鲜,也不允许日本军队进驻韩国;承认朝鲜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政治实体,未来将同意接纳朝鲜加入联合国;正在重新审视联合国朝鲜统一与重建委员会(37)存废问题。(38)美方的上述说法包含了多项未来政策设想,且明显涉及青瓦台最为关心的驻韩美军和韩国“法统地位”等敏感问题。然而,当事方韩国对此却一无所知。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汉城始终密切注意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及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韩国外交部认为,中美缓和的结果是构建起中美苏三国均势这一新的亚洲力量格局,美国对亚洲“自由国家”安全保护的意图和能力将随之下降,当地国家必须努力提高自身防务水平。但不管怎样,韩国还是要全力加强美韩安全保障机制,促使美国继续推动韩国的军事和经济发展,提醒华盛顿要谨慎地推行“尼克松主义”。与此同时,韩国应尽快实现军事现代化,并对包括非敌对的东欧共产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展全方位外交。(39) 1970年夏,由前政府要员组成的韩国友好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直白地表示,韩国担心两大阵营为了追求和平而出卖小国利益。美方保证一定继续信守对韩国的承诺。(40)是年底,韩国外长金溶植(Kim Jong-sik)与基辛格举行会晤。金表示,未来四五年,随着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等新的国际形势的出现,韩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基辛格答复说,美国绝不会为了中国而牺牲韩国的利益,不会将利用中国的战术问题与美韩同盟的战略问题混为一谈,更不会抛弃韩国。(41)1971年7月,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Lee Hu Rak)与美国东亚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温斯罗普·布朗(Winthrop G.Brown)详细讨论了中国问题。李明确表达了对美国政策的不了解,认为华盛顿没有充分向汉城进行政策通报,怀疑美国保卫韩国的决心。布朗保证会坚守对韩国的防务义务。不过,美国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的实际存在,美国正在向中国开放旅游和贸易并与之沟通交流。(42)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厚洛与布朗会谈后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尼克松宣布1972年5月前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目的是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43)得知此消息后,朴正熙非常紧张,担心中国会坚决要求美国撤出全部驻韩美军。(44)28日,韩国外交部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尼克松政府奉行的是“欧洲第一”的战略,不排除美国完全撤出亚洲的可能性。一旦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上升乃至爆发战争,美国恐怕不会立即介入。(45)作为直接的应对策略,韩国决定首先探询美国准备怎样与中国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并敦促尼克松政府保留在韩国的驻军。 8月4日,金东祚与美国政治事务副国务卿约翰逊(U.Alexis Johnson)举行会谈。金开宗明义地指出,周恩来对来访的美国学生讲,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阻碍中美关系改善。韩国相信美国会信守对韩国的承诺,但无法确认华盛顿在驻韩美军撤出问题上的基本政策。韩国希望美国继续在韩国驻留大规模美军,并在韩军现代化计划完成后依旧将军援保持在当前水平上。约翰逊答复说,美国认为中美关系改善对盟国有益无害,且无意以放弃朋友为代价谋求与中国和解。华盛顿并不打算让美军彻底离开韩国,但确实有可能进一步削减驻韩美军,美国保证会提前与韩国充分协商。(46) 9月1日,韩国总统政治事务特别助理韩秉春(Hahm Pyong-Choon)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M.Haig Jr.)讨论中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韩花了大量时间论证中国或许并不愿意看到驻韩美军全部撤离,因为北京想要借此防止日本控制韩国。而韩国政府最关心的是防止朝鲜半岛重启战端,为此甚至可能不惜承认平壤。与北方的对话是为了减少平壤对韩国政府的攻击。在这方面,汉城可能会从北京那里获得间接的帮助。黑格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赞同韩秉春的看法,但也认为韩国对“尼克松主义”和美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图存在误解。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然会信守对亚太国家的承诺,不会在亚太地区留下权力真空。(47) 16日,朴正熙致函尼克松,详细阐述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韩国欢迎尼克松北京之行,希望此举能够推动亚洲局势的缓和。但另一方面,韩国也非常担心中国会提出朝鲜半岛问题,希望美国事先就这次访问可能涉及的朝鲜半岛问题与韩国充分交换意见。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但中国依旧支持朝鲜,并努力加强朝鲜的军事实力。在此情况下,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程度以及韩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依旧很高。因此,美国一定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美军全部撤出韩国的建议。在11月29日的复函中,尼克松表示,访问中国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但不会因此忽略盟友的利益。一旦中国提出韩国问题,美国一定会与韩国密切协商。美国无意撤出亚洲,仍会履行所有条约义务,正在实施的韩军现代化计划便是明证。“尼克松主义”的撤军计划必须与驻在国的能力相符,美国现在并未打算从韩国进一步撤军。下次撤军时,美国一定会与韩国充分协商并联合评估韩国面对的安全问题。(48) 根据前韩国中央情报部官员回忆,朴正熙政府预计,中美两国必定会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只是不知道双方商谈的具体内容。(49)或许正因为如此,12月13日朴正熙在接见美国大使菲利普·哈比卜(Philip C.Habib)时表示:中美两国正在走向和解。有时当大国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时,弱国却成为牺牲品,希望韩国不要遭遇这样的命运。数日后,韩国总理金钟泌(Kim Jong Pil)对哈比卜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大国政策不同以往,小国的命运随之出现变数。大国无力阻止“中华民国”丧失联合国席位,亦不能防止战争的发生,因此韩国必须提高自立能力。(50) 1972年2月中旬,白宫为尼克松访华准备了相关谈话要点:希望与中国一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愿意考虑构建维持朝鲜半岛现状的更为长期的体制;支持南北朝鲜对话;继续信守对韩国的承诺;倘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将进一步削减驻韩美军;如果中国保证不向第三方透漏消息,则向对方阐明有关联合国在朝鲜半岛存在问题上的立场。具体地说,在新的政治协议取代停战协定后,可以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并愿意协助朝韩双方建立替代联合国朝鲜统一与重建委员会的制度安排。在韩国与朝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支持两者同时加入联合国。(51)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过程中,尼克松表示愿意逐渐削减驻韩美军并防止日本重返朝鲜半岛,正在考虑联合国朝鲜统一与重建委员会存废问题,希望中美双方同时向自己的盟友施加影响,共同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52) 2月22日,也就是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朴正熙在与记者共进晚餐时批评说:“尼克松访华90%是为了再次当选。尼克松对华低调外交并不可取。我们还能信任美国多长时间呢?”(53)为了安抚朴正熙,3月初,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访问汉城。会谈期间,金溶植详细询问了中美两国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讨论情况。格林答复说,双方只是顺带简短地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并未提出新看法。金又问中国是否反对驻韩美军的存在。格林未做正面答复,同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Holdridge)解释说,中国只是在联合公报中一般性地表示一国不应该在国外驻军。最后,金溶植要求美方介绍一下中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看法。格林说,他个人感觉中国人不希望朝鲜半岛冲突再起。(54)就这样,美韩之间关于中美和解的交涉暂告段落。 概言之,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不久,韩国便逐渐意识到中美关系改善乃大势所趋。即便如此,青瓦台还是没有预料到尼克松—基辛格对华秘密外交会如此迅速地推动中美关系走向解冻,美韩同盟甚至因此失去了一个有助于维系同盟稳定的“共同的敌人”。就中美和解本身而言,令汉城最为忧虑的是美国在中国的坚决要求下将驻韩美军全部撤出。为此,朴正熙以左右围堵的方式论证驻韩美军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但无论如何,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过程中,驻韩美军仍然是双方的一个重要议题,基辛格和尼克松几次表示将逐步削减驻韩美军。 除驻韩美军问题外,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方式和进度还让韩国比以往更加担心有朝一日美国也会以同样的形式实现与朝鲜的和解。为此,韩国政府不断公开渲染“北朝鲜威胁”,而且屡次表示美国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以便为美朝关系缓和制造障碍。华盛顿对汉城的意图心知肚明,乃至曾一度考虑公布对“北朝鲜威胁”的不同认知。(55)与此同时,每当美国稍微流露出改善对朝关系的意图,韩国就立即加以询问、提醒或抗议。1972年3月7日,罗杰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除了非官方消息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朝鲜愿意尝试与韩国可能还包括美国实现和解。相应地,美国也愿意与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国家改善关系。16日,韩国驻美大使金东祚(Kim Dong Jo)要求罗杰斯澄清何为“其他迹象”,并解释美国愿意与朝鲜发展关系的说法。罗杰斯答复说,“其他迹象”指金日成通过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等方式表达的改善对美关系的意图,与尼克松访华无关,美国并没有与中国就朝鲜问题达成交易,并愿意保持同韩国的联系。(56)几个月后,罗杰斯又称呼朝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想到之前罗杰斯对朝鲜的态度,韩国感到十分不安。为此,金东祚马上发出抗议,紧接着,朴正熙在与格林会谈时再次提及此事。格林解释说,美国使用这样的表述只是出于礼节考虑,并非有意承认朝鲜。(57) 四、朴正熙政府的应对策略 面对中美缓和的大趋势,韩国除直接要求美国配合韩国的联合国政策并不要与中国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外,为了摆脱长期以来在国家安全和对外交往方面对华盛顿的严重依赖,青瓦台下决心推动韩国走向自立。 在增强自主性方面,韩国第一个颇具成果的重大举措是实现朝韩对话。1970年8月15日,朴正熙在光复日演说中放弃过去一直倡导的“先建设、后统一”思想,提出如下政策立场:如果朝鲜愿意放弃武力,承认联合国,韩国将努力分阶段地消除南北方之间的人为阻隔,不再反对朝鲜参与联合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讨论,停止与朝鲜的和平竞赛。(58)1971年8月12日,在朴正熙的支持下,韩国红十字会建议与朝鲜红十字会讨论搜寻离散家属问题。(59)9月20日,南北方红十字会预备性会谈开始。半年后,朝韩双方着手筹备高层秘密沟通。1972年5-6月,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与朝鲜第二副首相朴成哲(Pak Seong Cheol)实现了互访,分别与对方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详细讨论朝鲜半岛统一等共同关心的重要事项。(60)7月4日,朝韩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独立、团结与和平统一三原则。(61) 为了防止在外交上陷入孤立,韩国着力谋求改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1970年初,韩国驻美国使馆官员向美方透露,汉城正在逐步放弃过去始终坚持的“哈尔斯坦主义”,(62)愿意考虑与承认朝鲜的国家建交。(63)一年以后,韩方进一步表明,必须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和贸易联系,争取与东欧国家乃至苏联发展友好关系。(64)1972年10月,韩国外交部制订了新的对华政策,主旨如下:承认中国的现实存在;寻找机会通过第三国与中国进行官方非正式沟通;利用间接贸易、开通航空船舶航线、教育和新闻交流以及气象情报交换等方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同年,朴正熙命令外交部长在海外扩大同中国外交官的联系。(65)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提出新的外交政策纲领,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向包括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敞开交流的大门。(66)1974年,韩国外交部资助亚洲问题研究所800万韩元,指示其尝试与中国、苏联及东欧国家民间学术文化领域进行接触。(67)1972年4月韩国开始与苏联在瑞典举行非官方定期会晤。次年,韩国运动员、艺术家和学者获准赴苏联参加国际会议。(68) 与此同时,出于应对美国“保卫韩国决心下降”的考虑,青瓦台积极推动国防自立。在1970年新年演说中,朴正熙强调发展国防工业的必要性。当年,韩国政府决定最大程度地利用民用工业推动国防自立,开展国防研发活动,并组建国防研发局(Agency for Defense Development)和武器开发委员会(Weapons Exploitation Committee)。至1972年上半年,韩国已具备自行生产八种轻型武器的能力。为了提高国防投入和加强海外采购,1973-1976年韩国连续颁布《国防工业法》和《国防税收法》,并秘密从国外采购尖端武器(代号为第一次栗谷计划,1975-1976年该计划耗费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6%)。(69) 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上半期汉城着手暗中研发核武器和导弹。1969年底,朴正熙政府开始讨论通过本土开发和国际购买的方式获取核武器。20世纪70年代初,青瓦台正式决定走向核开发。1972年,为购买核燃料再处理设备和技术,韩国科技部部长访问了英法两国。次年,韩国与法国签署核技术合作协议,并邀请约二十位国外核问题专家来韩国从事相关研究。此后,韩国逐渐加快核开发的步伐,同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印度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秘密商谈核技术合作事宜。1971年底,为了对付朝鲜可能发起的突袭,朴正熙下令研制地对地导弹。接到命令后,国防开发局全力开展研发活动,数年内研究小组由六人扩大到了六百人。此外,美国的军事技术援助以及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洛克希德推进剂厂提供的技术和设备也直接或间接地加速了韩国的导弹研发进程。1978年9月,韩国成功试射第一枚NH-K导弹,宣布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导弹的国家。(70) 追求国防自主还直接影响到了韩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1971年11月朴正熙决定借助私人企业、在重化工业发展的框架内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在1973年新年记者招待会上,朴宣布将推行重化工业发展战略。对韩国而言,重化工业与国防建设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国防自立本身就是重化工业发展计划的四大目标之一,重化工业重点发展的产业如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电力和造船等也均与国防息息相关,而作为韩国重化工业发展战略主要设计师和执行者之一的第二首席经济秘书官吴源哲(O Wonchol)的首要职责便是推进国防工业。在政府的有力干预下,遵循重化工业发展道路,韩国不仅渡过了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而且在1974-1976年间维持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率。(71) 五、结论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由于对朝政策出现重大战略分歧,韩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度明显下降。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在事先不告知韩国的情况下大幅迅速改善对华关系,此举将汉城对华盛顿“保护伞”的疑虑推至顶点。同样,由于韩国屡次单方面秘密突袭朝鲜军队,上台伊始的尼克松并不能完全确信韩国不会独自对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以至于将朝鲜半岛列为世界上三大危机多发地区之一,要求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重点讨论应如何应付朝韩双方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72)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希望联合中国一道确保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防止卷入第二次朝鲜战争。从这个角度讲,第一届尼克松政府时期美韩同盟陷入信任危机。 从应对手段和结果来看,面对中美关系缓和的大势,韩国一改过去以威胁为主、配合为辅甚至试图通过制造危机改变美国既定政策的做法,转而更多地对美国的决策表示理解,敦促华盛顿不要因为改善对华关系而损害韩国的利益,并多次声称希望维护朝鲜半岛和平。(73)美国的反应则是一边不厌其烦地保证继续履行保卫韩国安全的义务,一边按照既定计划与中国讨论朝鲜半岛问题。然而,此时的朴正熙政府已不再相信美国信誓旦旦的承诺,决心在维持美韩同盟基本框架的同时全力推行多边外交、追求自主国防。与此相类似,韩国的和平意愿也并未真正打动尼克松政府,美国继续通过延缓向韩国提供军事援助、阻止韩国为发展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而向国外贷款等方式对汉城加以防范。(74)但无论如何,在尼克松政府看来,韩国仍旧是除日本以外最重要的亚洲“自由世界国家”。(75)为了促使青瓦台相信美国承诺的有效性,1972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部际小组建议1974年财政年度结束前不再进一步削减驻韩美军。白宫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正式通知青瓦台。(76)然而,美国的此项保证依旧没有从根本上缓解韩国的疑虑。1974年底,美国总统福特向朴正熙保证无意从韩国撤军,但朴并不相信该承诺。1975年4月西贡政权倒台后,韩国加速秘密研制核武器。换言之,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美韩关系出现转型,韩国的自主性明显增强,美韩同盟的非对称性因此有所降低。(77) 没有任何一种对外战略是完美无缺的,尼克松—基辛格的东亚外交也不例外。它既希望单方面同中国握手言和,又试图继续维持甚至巩固东亚同盟体系。二者之间的相互抵牾显而易见。从本质上讲,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东亚构建起来的一系列同盟关系的基础是反对共产主义,中美缓和必然对该同盟体系形成巨大冲力。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制订对华政策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部际小组已经注意到了当地盟友的敏感反应,并建议今后采取重大举措前与盟友协商或再次做出承诺。(78)不过,最终尼克松和基辛格还是决定秘密改善对华关系,事后向盟国通报并重申安全保证。尼克松政府对华秘密外交既带来了中美关系的迅速缓和,也一度导致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对美国信任度的下降。但是,正因为如此,韩国转而寻求改善对华关系,日本和菲律宾更是成功与中国建交。(79)从这个角度观察,可以将中美缓和视作东亚地区实现政治经济关系正常化进而走向持续繁荣的前提条件。 责任编审:姚玉民 *感谢两位匿名外审专家对文稿修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注释: ①李东俊:《中美和解与朝鲜问题(1971-1973年)——关于驻韩美军及其正统性的攻防与合作》,《亚洲研究》第55卷第4期(2009年10月),第1-19页;梁志:《20世纪70年代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存废问题——以美国决策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2014年第3期,第4-16页;王恩美:《1971年“中国代表权”问题与韩国政府“中国政策”的转变》,《“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6期(2011年11月),第171-220页;夏亚峰:《革命与缓和:中美和解进程中的中国对朝政策(1970-1975)》,《冷战国际史研究》(第十六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21-59页;Charles K.Armstrong and John Barry Kotch,"Sino-American Negotiations on Korea and Kissinger's UN Diplomacy," Cold War History,Vol.15,No.1,2015,pp.113-134; Lyong Choi,"The Foreign Policy of Park Chunghee:1968-1979," Ph.D.Dissertation,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012,Shin Jongdae,"The Perception of ROK on Sino-U.S.Rapprochement and Its Ensuing Responses;" Seuk-ryule Hong,"U.S.-China Relations and Inter-Kore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1970s," 2009 ECNU-UNKS-NKIDP Spring Workshop,June 4,2009. ②这三期(共三十卷)的主题为“尼克松总统资料:有关美中和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所收录文件的时间跨度为1970年4月到1972年3月。 ③Yong-Pyo Hong,State Security and Regime Security:Presid-ent Syngman Rhee and the Insecurity Dilemma in South Korea,1953-60,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2000,pp.42-43; 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0,Seoul:Yonsei University Press,2001,pp.81-82;"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 to the President Eisenhower," April 9,195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1,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I984,pp.902-903;"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5,1953,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1,p.912. ④"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8,1953,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1,p.896;"The Ambass-ador in Korea(Brigg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4,1953,FRUS,1952-1954,Vol.15,Korea,Part 1,pp.906-907. ⑤Stephen Jin-Woo Kim,Master of Manipulation:Syngman Rhee and the Seoul-Washington Alliance,1953-1960,pp.195-234. ⑥"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vember 8,1966,FRUS,1964-1968,Vol.29,Part 1,Kore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0,p.209. ⑦Glenn Baek,"Park Chung-hee's Vietnam Odyssey:A Study in Management of the U.S.-ROK Allianc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5,No.2(June 2013),p.163; Tae-Gyun Park,"Beyond the Myth: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Mid-1960s," Pacific Affairs,Vol.82,No.1(Spring 2009),pp.93-110; Nicholas Evan Sarantakes,"The Quiet War:Combat Operations along the Korean Demilitarized Zone,1966-1969,"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4,No.2(April 2000),pp.441-442. ⑧"Editorial Note," FRUS,1964-1968,Vol.29,Part 1,Korea,pp.309-310;"Report by the Historical Studies Division of the Dept.of State Entitled:'Chronology of Diplomatic Activity in the Pueblo Crisis,'" October 1,1968,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DRS),Gale Group,2015,CK3100150479;Lyong Choi,"The Foreign Policy of Park Chunghee:1968-1979," pp.32-33. ⑨Jong Dae Shin and Kihl Jae Ryoo,"ROK-DPRK Relations in the late 1960s and ROK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Two Koreas during the Cold War Era,May 11,2006,Seoul,Korea,p.88. ⑩梁志:《冷战与情报: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186-206页。 (11)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58,no.1503,April 15,1968,pp.481-486. (12)"Editorial Note," FRUS,1964-1968,vol.29,Part 1,Korea,pp.409-410. (13)"Summary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President Johnson and President Pak," April 17,1968,FRUS,1964-1968,vol.29,Part 1,Korea,pp.419-42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1968,FRUS,1964-1968,vol.29,Part 1,Korea,pp.422-423. (14)Daniel J.Sargent,A Superpower Transformed: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7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47-48. (15)"Article by Richard M.Nixon,""Editorial Note,"undated,FRUS,1969-1976,vol.1,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1969-197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3,pp.10-21,48-50,53-55. (1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1,1969,pp.8-1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1,1969,pp.47-4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1,1969,FRUS,1969-1976,vo1.19,Part 1,Korea,1969-197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0,pp.96-10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1,1969,DDRS,CK3100670704-CK3100670710;"U.S.Troops in South Korea," November 24,1969,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NSA),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2015,KO00081. (17)"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November 24,1969,p.117;"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December 12,1969,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p.118-119;"Reduction in U.S.Presence in Korea," December 1969,DNSA,KO00082. (18)"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9,1970,pp.154-15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4,1970,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p.174-179; Lyong Choi,"The Foreign Policy of Park Chunghee:1968-1979," p.70. (19)Shin Jongdae,"The Perception of ROK on Sino-U.S.Rapprochement and Its Ensuing Responses," pp.7-8. (20)陈兼:《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77-78页。 (21)"Editorial Note," FRUS,1969-1976,vol.1,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1969-1972,pp.133-134;"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February 1,1969,p.7;"Editorial Note," FRUS,1969-1972,vol.17,China,1969-197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p.51. (22)"Editorial Note," FRUS,1969-1972,vol.17,China,1969-1972,p.51 (23)王恩美:《1971年“中国代表权”问题与韩国政府“中国政策”的转变》,第189-190页。 (24)1961年,美国操控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案”,即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任何改变均属重要问题,需2/3绝对多数票予以决定。此后,美国一直借助该提案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参见梁志:《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47-56页。 (25)"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07," November 19,1970;"Memorandum for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and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February 9,1971,RG 273,Record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NSSM),Box 1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hereinafter cited as NA). (26)“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中共加入联合国问题)”,1966年1月4日,韩国外交史料馆,731.21CP.H-008-9。 (27)“促进中国(旧中共)加入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9年,韩国外交史料馆,731.21CP.H-0012-3。 (28)“韩国对中国(旧中共)政策”,1971年1月8日,韩国外交史料馆,721.1CP.C-0044-2。 (29)"Telegram,American Embassy Seo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3,1971,Document 133;"Telegram,Department of State to American Embassy Seoul," July 21,1971,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1970-1974:A Critical Oral History(hereinafter cited as RFDKP),July 2010,document 17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30,197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Seoul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1,197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Seoul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2,197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7,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 2423,NA;"Telegram from the Mission US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9,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 2428,NA. (30)"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Seoul," August 20,197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3,1971;"Telegram from U.S.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5,1971;"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1,197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7,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 2428,NA. (31)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65,no.1678(August 23,1971),p.194. (32)前者指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认定为“重要问题”,需要2/3绝对多数票方可决定;后者指安理会席位属于北京的“双重代表权案”。尼克松政府的相关决策,参见张绍铎:《美国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70年11月至1971年10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62-77页。 (3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30,197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Kathmandu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8,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 2423,NA;"Park Chung Hee,'June 23 Declaration,'" June 23,1973,RFDKP,Document 472. (34)参见何慧:《美国尼克松政府大三角战略决策肇始解析:以第63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为中心》,《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第18页;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96-99页。 (35)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58-78页。 (3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1971,pp.359-39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1971,pp.397-43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1971,pp.431-43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1,1971,FRUS,1969-1972,vol.17,China,1969-1972,pp.439-452;"Book II China Visit Record of Previous Visits Arranged by Subject Matter[Part I]," Undated,石井修監修:《美国対日政策文件集》,第26期第5巻,東京:柏書房,2010年,第129-136頁。 (37)1950年10月7日,联大通过第376号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朝鲜统一与重建委员会,该委员会连同联合国军司令部被韩国视为联合国承认其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明证。"A/RES/376(V),The Problem of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Resolution Adopted on the Reports of the First Committee," October 7,1950,Official Documents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38)"Memorandum From Kissinger to the President," November 11,1971,石井修監修:《美国対日政策文件集》,第27期第8巻,東京:柏書房,2010年,第81-84頁。 (39)“美国与中国(旧中共)的关系”,1971年,韩国外交史料馆,E-0008-7;"Reference Material,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July 23,1971,RFDKP,document 166. (4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5,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2423,NA. (4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cember 2,1970,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p.214-216. (4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4,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 2427,NA. (43)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65,no.1675,August 2,1971,p.121. (44)Lyong Choi,"The Foreign Policy of Park Chunghee:1968-1979," p.82; Shin Jongdae,"The Perception of ROK on SinG-US Rapprochement and Its Ensuing Responses," p.9. (45)“美国与中共接近事态分析:呈予总统阁下的三份报告”,1971年7月28日,韩国外交史料馆,722.12CPUS,2010-0087-18。 (4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4,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2429,NA. (4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1,1971,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p.272-275. (48)"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September 23,1971,pp.279-28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28,1971,pp.281-285;"Letter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Korean President Park," November 29,1971,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p.293-295;"Letter,Park Chung Hee to Richard Nixon," September 16,1971,RFDKP,Document 216;"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William I.Cargo to Ray Cline," September 20,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Files of Office of Korean Affairs,1956-74,Box 5,NA. (49)Hong Seuk-ryule,"The U.S.-DPRK Relations in the Early 1970s:Inter-Korea Talks and Sino-U.S.Rapprochement,"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Cold War and the Two Koreas:Research on ROK & DPRK Cold War Era Foreign Rela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International Cold War History,May 2,2008,Seoul,p.95. (5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3,1971,pp.302-30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22,1971,FRUS,1969-1976,vo1.19,Part 1,Korea,1969-1972,p.307. (51)"Memorandum From Kissinger to the President,"February 7,1972,石井修監修:《美国対日政策文件集》,第28期第6巻,東京:柏書房,2011年,第313頁;"Memorandum From Kissinger to the President," February 14,1972,石井修監修:《美国対日政策文件集》,第28期第7巻,第174頁;"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ebruary 9,1972,石井修監修:《美国対日政策文件集》,第28期第8巻,第36-38頁。 (5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1,1972,p.69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2,1972,pp.695,699,70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3,1972,pp.733-734,76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4,1972,FRUS,1969-1972,vol.17,China,1969-1972,pp.769,779;"Presidential Conversations in the PRC February 1972 Arranged by Subject Matter," Undated,石井修監修:《美国対日政策文件集》,第28期第8巻,第226-228頁。 (53)Lyong Choi,"The Foreign Policy of Park Chunghee:1968-1979," p.97. (5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Yun Suk Hun and Assistant Secretary Green at American Embassy Seoul," March 2,1972,RFDKP,Document 28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1972,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p.318-320. (55)Shin Jongdae,"The Perception of ROK on Sino-US Rapprochement and its Ensuing Responses," pp.9-10,23;"Telegram From Embassy Seo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7,1972,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 2419,NA;"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u the Embassy in Korea," December 2,1971,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p.295-296. (56)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66,No.1709,March 27,1972,pp.474-475;"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Seoul," March 17,1972,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 2430,NA. (57)"Memorandum from John H.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July 4,1972,p.37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7,1972,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375. (58)"Telegram,American Embassy Seo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8,1970,RFDKP,Document 56. (59)"Telegram,American Embassy Seo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7,1971,RFDKP,Document 176;"Telegram,American Embassy Seo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4,1971,RFDKP,Document 185. (60)"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uth Korean Delegates to the High-Level Political Talk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May 3,1972,in James Person,ed.,New Evidence on Inter-Korean Relations,1971-1972,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Document Reader # 3,September 2009,Document 20;"Telegram,American Embassy Seo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0,1971,RFDKP,Document 219;"Transcript of North/South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on Political Meetings,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 March 7,1972,RFDKP,Document 286;"Transcript,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Conversation with Kim Il Sung," May 4,1972,RFDKP,Document 313;"Transcript,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Conversation between Park Chung Hee and Pak Seong Cheol," May 31,1972,RFDKP,Document 31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0,1971,FRUS,1969-1976,Vol.19,Part 1,Korea,1969-1972,p.357. (61)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 (62)此处为借用,原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推行的不同任何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的政策。 (6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volving Whant Ho Eul,James Leonard,Richard Peters," February 2,1970,RFDKP,Document 5. (6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31,1971,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Subject Numeric Files,1970-1973,Political & Defense,Box 2419,NA. (65)王恩美:《1971年“中国代表权”问题与韩国政府“中国政策”的转变》,第201-203页;Chung Jae Ho,"Leadership Changes and South Korea's China Policy,"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Vol.23,2012,p.7.在此前后韩国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的接触情况,可参见“驻乌干达使馆关于与苏联和中共代理大使对话的报告”,1971年8月25日,韩国外交史料馆,HG710825.E-0009-2,第4-10页;“驻瑞典使馆关于苏联武官及中共武官动向的报告”,1971年9月22日,韩国外交史料馆,HG710825.E-0009-2,第11-12页;“驻罗马使馆关于与共产圈大使对话的报告”,1972年9月15日,韩国外交史料馆,HG710915.E-0009.2,第16-17页。 (66)"Park Chung Hee,'June 23 Declaration'," June 23,1973,RFDKP,Document 472. (67)“韩对中苏民间学术文化领域的接触尝试”,1975年1月17日,韩国外交史料馆,C-0081-2,第4-6页。 (68)"Telegram from Romanian Embassy in Pyongyang to the Roma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6.1973,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October 31-November 1 2011,Document 52; Hong Seuk-ryule,"The U.S.-DPRK Relations in the Early 1970s:Inter-Korea Talks and Sino-U.S.Rapprochement," p.96; Kim Hakjoon,"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he Soviet Union," Asian Survey,Vol.37,No.7(July 1997),pp.637-638; Kim Hakjoon,"The Establishment of South Korean-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A South Kore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Vol.13,No.2(Summer 1994),pp.31-48; Ahn Byung-joon,"South Korea and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Asian Survey,Vol.20,No.11(November 1980),pp.11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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