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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散文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掌握苏轼的出处大略、立身行实，研究苏文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对苏文的正确系年乃是至关重要的起点。但遗憾的是，苏轼文集历来无系统的编年本。宋人傅藻《东坡纪年录》（以下简称《纪年录》）等年谱仅零星提到少量作品的作年，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以下简称《总案》）用力甚勤，解决了不少苏文系年问题，但未成系统，漏误亦多。今人吴雪涛《苏文系年考略》（以下简称《考略》）〔1〕首次全面为苏文编年，其功甚伟。据所称，凡已系年的苏文共1699篇，占除《内制集》、《外制集》之外的全部苏文的84%。但《考略》所据仅《七集》本，未参证今人孔凡礼的《苏轼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校点本〔2〕，题跋、杂记等文体多未收入，而且其系年时有沿袭《总案》之误而未作辨正者，其未编年的文章也多有线索可寻、作年可考者。为进一步完善苏文系年工作，笔者今仅择取近年来校注苏轼文集所得若干篇补正于后，以就教于方家。系年分类的卷次，乃据《文集》。
记 类
一、《墨君堂记》（卷十一）
《纪年录》、《总案》、《考略》均未系年。今案：此文乃熙宁三年（1070）初冬作于汴京。据记文所言，此文是为文同（字与可）而作。墨君堂，文同书室，在文同故乡梓州永泰县（今属四川盐亭县）。四部丛刊文同《丹渊集》卷首附家诚之《石室先生年谱》云：“熙宁二年己酉，是岁先生居忧在乡。按先生《题黄氏易图后》云：‘熙宁已酉孟冬望日墨君堂书。’又有《夏日闲书墨君堂壁》诗云：‘先人有敝庐，涪水之东边。我罢汉中守，归此聊息焉。’则墨君堂在先生所居明矣。”据苏轼《再祭文与可文》，苏轼与文同平生晤处交游仅有两次，第一次是“我官于岐，实始识君”，时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文同丁父忧服除归馆，还京途中与苏相逢于岐下。参见《总案》卷五、《石室先生年谱》。第二次是“再见京师，默无所云”。《丹渊集》卷首附范百禄《文公墓志铭》谓熙宁三年，文同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文同《送朱郎中诗序》亦云：“熙宁三年庚戌三月癸丑（二十二日）同自蜀还台，宿临潼华清道馆。”可知文同进京当在熙宁三年四月初。其时苏轼亦在京城，差充殿试编排官，二人重逢，必在此时。《总案》卷五谓苏轼于熙宁二年己酉与文同重遇于京师，其说殊误。那么，苏轼此文到底作于初遇还是重逢之时呢？据上文，墨君堂既在蜀中，则此文必为送文同归蜀之作。而二人初遇于岐，时文同还京，苏轼无由为作此文。所以此文当作于重逢京师之时。《文公墓志铭》云：“熙宁三年……及与陈荐等议宗室袭封事，执据典礼，坐非是夺一官。再请乡郡，以太常博士知陵州。”据《石室先生年谱》引文同《榆阴诗自序》云：“熙宁辛亥岁春，予自京师赴陵州，因过家省坟墓。”陵州在今四川仁寿县。据此可知，文同赴陵州之前，因欲归家省坟墓，故求苏轼为其故居墨君堂作记。因此，本文当作于陵州告下之后，离京赴任之前。苏轼《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有“壁上墨君不解语”、“时遣墨君解我忧”之句，可见与此文正作于同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三载，文同降官之事在熙宁三年七月癸丑（二十六日），请郡出知陵州当在八月后。又《石室先生年谱》云：“熙宁四年辛亥，是岁先生归乡，赴陵州。按先生作《陵州谢表》云：‘臣已于三月五日赴任讫。’”按宋代通常情况，自京赴蜀至少两个月以上，而且文同赴任之前，尚归家省坟墓，所费时间更久，所以文同离京至迟在熙宁三年冬。此文与《净因院画记》、《玉堂砚铭》等作于同时。又熙宁三年十月一日苏轼作《跋文与可草书》尚未提及赴陵州之事，则此文当作于此后，参见下文《净因院画记》系年考辨。
二、《净因院画记》（卷十一）
《总案》卷六、《考略》第42页均将此文系于熙宁三年七月前。今案：此文乃作于熙宁三年十月。据《东京梦华录》卷三，净因院在州西油醋巷。此文明言，文同将出守陵阳而西，与苏轼同往净因院别道臻禅师，并画两竹梢一枯木于其东斋，苏轼为之作记。那么，画与记必作于文同将赴陵州之前。据上文《墨君堂记》系年考正，文同于熙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降一官，出知陵州在其后，因而此文决不可能作于七月前，《总案》、《考略》失考，不足为据。《文集》1986年第1次印刷本， 孔校据《盛京故宫书画录》于此文末补“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眉山苏轼于净因方丈书”十九字。然据《石室先生年谱》，文同卒于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一日。苏轼于元丰三年谪黄州，正月四日过陈州，吊文同之丧，二月一日到黄州。又净因院在汴京城内，距黄州甚遥，所以苏轼决不可能在元丰三年端阳月（五月）于净因方丈内为文同作此画记。孔校似亦发觉此牴牾之处，故《文集》1990年第2次印刷本径改“元丰”二字为“熙宁”，既无版本依据，亦无校改说明。但孔氏之臆改虽符合写作年代，却未详考具体月日，顾此失彼，漏洞百出。如前所述，文同七月下旬后才有出知陵州之命，因此决不可能在五月八日预知此事，与苏轼偕别道臻。又据苏轼《跋文与可草书》可知文同十月一日尚在汴京，足证孔校之误。《苏米合璧》〔3〕亦载此文， 末署“眉山苏轼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于净因方丈书之”，与孔校引《盛京故宫书画录》之时间地点全同，而文字顺序有异，可见这两篇法帖难以为据。孔氏原校谓西楼帖收有此文，文末作“□□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帖中的“□□三年”很可能是“熙宁三年”，若以《跋文与可草书》中之“十月一日”、《送文与可出守陵州》中“素节凛凛欺霜秋”之句相参证，则熙宁三年十月五日与文同离京赴陵州任之时日极为吻合。孔氏校语谓“西楼帖中文字，当为写与某友人者，其写录时间，当在《书画录》之后”，其说系推测臆断之词，不足为训。
三、《盐官大悲阁记》（卷十二）
《总案》卷八谓熙宁五年（1072）十月苏轼至盐官，游安国寺，为居则作《大悲阁记》。《考略》据《东坡乌台诗案》，系此文于熙宁八年（1075）。今案：《考略》系年甚是，然其说尚有可补证之处。苏轼通判杭州日，曾于熙宁五年十月至盐官县，作《盐官绝句四首》，咏及安国寺悟空塔、塔前古桧、僧爽白鸡，而未及大悲阁。《总案》意想记文作于安国寺，遂以地附会，系于此年。据此文文意推测，苏轼谓“余尝以斯语告东南之士矣”，显然其时已不在东南，当为离杭之后。《乌台诗案》“与僧居则作大悲阁记”条云：“熙宁八年，轼知徐州日，有杭州盐官县安国寺相识僧居则，请轼作《大悲阁记》。”以下苏轼供其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法度之意甚详。但是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任，非知徐州。考之《纪年录》，谓“熙宁八年乙卯，公在密州……作《大悲阁记》”。则《乌台诗案》供状所谓“徐州”当为“密州”之误。《文集》卷十二有《大悲阁记》二篇，一为《盐官大悲阁记》，一为《成都大悲阁记》，所以《总案》卷十三亦引《纪年录》，而以熙宁八年作于密州者为《成都大悲阁记》。《考略》亦从其说，并将《大悲阁记》二篇均系于熙宁八年。然而苏籀《栾城先生遗言》称《大悲圜通阁记》（即《成都大悲阁记》）为苏辙代苏轼而作，明焦竑《刻长公外集序》亦从其说，未可遽定为苏轼作品。又《总案》、《考略》均据《成都大悲阁记》中“余游于四方二十余年矣”之句，定其作于熙宁八年，证据未确。而《盐官大悲阁记》之作年则有《乌台诗案》相参证，所以《纪年录》系年之《大悲阁记》当指此文。
四、《李太白碑阴记》（卷十一）
《纪年录》、《总案》、《考略》均未系年。今案：此文乃元丰七年（1084）七月作于当塗。碑阴记为作于碑背面的题记， 始于唐代，可参见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碑阴文》。此文当为作于李白墓碑后的题记。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均言李白墓位于当塗谢家青山之址。 据此可知此文当作于当塗。考苏轼一生，曾四次途经当塗。治平三年（1066），苏洵卒于京师，轼与弟辙自水路奉柩归蜀，首过当塗。元丰七年，轼自黄州量移汝州，再过当塗。绍圣元年（1094），轼自定州赴英州贬所，三过当塗。建中靖国元年（1101）， 轼自海南遇赦北归往常州，四过当塗。首过当塗乃随侍父丧，决无撰写诗文之理。三过当塗，尝阻风慈湖夹累日，困守舟中， 六月下旬至当塗，必不敢逗留，诗集文集中亦未见作于此时的作品。四过当塗，逢苏洵忌日，郭祥正致馈遗，轼未赴谒。观此文文意，亦不似苏轼晚年风格，不当作于此时，惟元丰七年再过当塗 有作此文的可能。陆游《人蜀记》云：“《太白集》有《姑熟十咏》，东坡自黄州还，过当塗，读之抚手大笑曰：‘赝物败矣， 岂有李白作此语者？’郭功父争以为不然。”《文集》卷六十七《书李白十咏》：“过姑孰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所书即此事。郭功父即郭祥正，当塗人，自号谢公山人，有《青山集》传世。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四，元丰七年三月，汀州通判郭祥正勒停，则苏轼过当塗时，祥正适挂冠家居。 苏轼有《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诗，正作于此时。祥正家在谢家青山，距李白墓不远。苏轼既过郭家，又与其论李白诗，访李白墓亦情理中事。此文中有“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之句，乃指毕士安所作《李太白碑阴记》（参见《青山集》卷九《题毕文简公撰李太白碑阴》）。可见，此文必为苏轼访李白墓时见毕士安《碑阴记》后有为而作。文中力主“士以气为主”，称李白“气盖天下”，其豪气颇类《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诗，二篇当为同时所作。《文集》卷十九《天石砚铭》跋云：“（元丰）七年七月，舟行至当塗。”因知此文必作于是时。
墓志铭类
五、《陆道士墓志铭》（卷十五）
《总案》卷四十二、《考略》第428页均系此文于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今案：此文作于绍圣四年（1097）冬。文中明言，陆道士于“是岁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观后，盖绍圣四年也”。据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墓志铭》云：“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月日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这就是所谓的埋铭。据此，则墓志铭当作于下葬之前。此文既谓陆道士葬于绍圣四年，岂有元符元年葬后一年余方撰墓志铭之理？若依此，则当掘陆道士之墓，重新埋铭入土，而古之丧葬，决无此荒谬之礼。《总案》谓元符元年十一月吴子野书报陆惟忠病亡，苏轼为撰墓铭。然陆道士卒于绍圣四年五月，吴子野于次年春渡海访苏轼，当早已知陆亡消息，而只字未提，岂有十一月方书报其亡之理？又考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二》云：“近得吴子野书，甚安。陆道士竟以疾不起，葬于河源矣。……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真蜒坞獠洞也。”此新居即位于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城南的桄榔庵。《总案》既谓元符元年五月桄榔庵成，则十一月得吴子野书时，已难称新居。且《与程全父书》、《与程秀才书》均提及新居事，《总案》却系于五月，标准不一，自相矛盾。可见其系此文于元符元年十一月，纯属臆测。其实，陆道士病亡后，吴子野故乡揭阳距河源不远，不久当知消息，因而于绍圣四年十一月书报陆病亡。苏轼曾得美石如黑玉，约以志陆之墓，因此为作墓铭，刻于此石，埋于陆之墓侧。祖仁于绍圣四年葬陆，所以此文必作于该年内。又苏轼新居桄榔庵实亦成于绍圣四年冬（详见后文《桄榔庵铭》系年考正），其迹与《与程秀才三首之二》合若符契。
铭 类
六、《远游庵铭》（卷十九）
《总案》卷四十、《考略》第413页均系此文于绍圣三年（1096）十一月。《总案》案语云：“熙宁丁巳公与子野始遇于济南境上，至是二十年矣。《栾城集》赠子野诗自注云：‘子野与蓝乔客于曾鲁公家者最久。’其事当在嘉祐、治平间，则子野之远游已三十五六年，文内必无‘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之句也，此乃刊本落去‘三’字，今已补人。”今案：此文乃作于熙宁十年（1077）正月。考此文诸本均作‘行于四方十余年矣”，并无异文。《总案》臆定此铭作于绍圣三年，因自知与文中“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相牴牾，竟妄改“十”为“三十”，误甚。《考略》从其说，失之考辨。今有数条材料可证其谬，并可证此文必作于熙宁十年。其一，据苏轼黄州《与吴子野书》、惠州《与吴秀才书》，可知苏轼于济南初遇子野，时为熙宁十年正月，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移知河中府，过齐州（济南），逗留月余始去。又据苏辙《栾城后集》卷二《答吴和二绝》诗自注：“子野昔与李士宁纵游京师，与蓝乔同客曾鲁公家甚久。”曾公亮（鲁公）自嘉祐六年（1061）至熙宁三年（1070）为相，子野纵游京师约在治平年间。至与苏轼初遇济南，正好行于四方十余年，与此文所言吻合，故此文当作于是时。其二，文中有“归于南海之上”句，吴子野，潮州揭阳人，因知此文当作于送子野南归故乡潮州之时。据苏轼黄州《与吴子野书》：“济南境上为别，便至今矣。……且喜居乡安稳，尊体康健。”可知济南别后，子野便归粤居乡，正与此文所叙相合。考《栾城集》卷七《赠吴子野道人》诗有“东州相逢真邂逅，南国思归又惊矫”句，“东州”所指未详，当即山东济南一带，“南国”此指广东潮州。此诗据《栾城集》编次，作于熙宁十年，为苏辙送吴子野归粤之作。又诗中有“远游屡食安期枣”句，其意似亦取此文“远游”之义。可见此文当与苏辙诗作于同时而稍前。其三，郑侠（字介夫）《西塘集》卷三《岁寒堂记》云：“岁寒堂，子野先生所居也。堂之前古柏数株，两序皆以本朝诸公与子野友者奇文新诗，与夫古之有其言于世切有补者，勒坚珉，寘诸壁。群书阁其上，先生休其中，故以岁寒为名。堂南为小沼，小沼之南为二石山，山之南为远游庵，庵之南为知非轩。堂东为日益斋。凡此皆出于岁寒。若夫远游之意，则子瞻之铭备之矣。”据此，则知此文必作于《岁寒堂记》之前。考苏轼在黄州《与吴子野书》云：“承三年庐墓，葬事周尽，又以馀力葺治园沼，教养子弟，此皆古人之事，仆素所望于子野也。复览诸公诗文，益增慨叹。介夫素不识，其笔力乃尔奇逸耶？”书中所云葺治园沼、诸公诗文之事，与郑侠《岁寒堂记》所述如出一辙。大概因子野来信叙及乡居之事，并寄诸公诗文，所以苏轼有此语。所谓介夫笔力奇逸，必指《岁寒堂记》无疑，因该记言及《远游庵铭》事，故而苏轼特别留意。据此可知，此铭必作于黄州之前，即与子野初遇于济南之时。其四，据此文中“归于南海之上”、“愿从子而远游”、“子归不来，而吾不往”、“庶几为我一笑而少留”等句文意，可知作此文时，子野南归，而苏轼未南迁，因而绝非作于绍圣三年与子野相逢于惠州之时，又查慎行《苏诗补注》卷三十六《吴子野将出家赠以扇山枕屏》诗谓“先生南迁为作《远游庵铭》”，《总案》之误实源于此。
七、《孔毅甫龙尾砚铭》
《总案》未系年。《考略》第343 页系此文于元祐七年（1092）八月前。《考略》引苏轼《书昙秀龙尾砚》云：“昙秀所蓄龙尾石砚，仆所谓‘涩不留笔，滑不拒墨’者也。……予顷在广陵（按，即指扬州）从昙秀识此砚，今复见之岭海间，依然如故人也。”并加按语云：“记文中所云‘涩不留笔，滑不拒墨’，正是轼所作《孔毅甫龙尾砚铭》中语，因知记文所指之砚，与铭文所指者实为一物。据记文，轼始见此砚是在扬州，其再见于惠州记文时，既引铭文中语，说明铭文之作自当在扬州初见该砚时。苏轼于元祐七年三月移知扬州，同年八月下旬即离去，因知此铭之作必在元祐七年八月之前。”今案：此文乃作于元丰五年（1082），《考略》殊误。苏轼《书名僧令休砚》云：“黄冈主簿段君璵，尝于京师傭书人处，得一风字砚。……段君以砚遗余，故书此数纸以报之。元丰六年冬至日书。”苏轼又有《书砚》一文，自注：“赠段璵。”当亦作于是时，即元丰六年冬。《书砚》中有“余作《孔毅父砚铭》云：‘涩不留笔，滑不拒墨’”之句，是以知此文必作于《书砚》之前，而决不可能作于十年后的元祐七年。苏、孔交往，正在苏贬黄州、孔为官江州之时。据《总案》卷二十一至二十二，自元丰五年二月至六年正月期间，苏轼曾作《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等诗，可见此文必作于此间苏、孔交往之时。又《山谷外集诗注》卷十《次韵和答孔毅甫》有“湓浦炉边督数前”之句，史容注云：“毅甫时监江州钱监。东坡帖云：‘数日前，孔毅甫见过。此人钱监得替，欲入京注拟。’”此诗编年为元丰五年，可见其时孔曾访苏，后将还京。此文当即孔访苏时携砚求苏所作，所以当系于元丰五年。至于《书昙秀龙尾砚》中“仆所谓‘涩不留笔，滑不拒墨’者也”之句，乃借用此文中语以称赞昙秀龙尾砚，并非谓“涩不留笔，滑不拒墨”者即昙秀所蓄砚。且《书昙秀龙尾砚》中已明言砚是蒋希鲁旧物，而非孔毅甫所属，《考略》张冠李戴，不足为据。其实，昙秀所蓄砚似当指苏轼《龙尾石月砚铭》所铭之月砚，其系年详后文考证。
八、《王仲仪砚铭》（卷十九）
《王定国砚铭二首之一》（同上）
《总案》卷三十谓苏轼元祐三年（1088）“为王巩作其父素砚铭”。又云：“巩传甚略，公为作二铭（指《王仲仪砚铭》及《王定国砚铭》），亦不详何时，今以其在京，附载于后。”《考略》亦从其说，系于元祐三年。今案：此二铭当作于元祐六年（1091）秋。此二铭均为王巩而作。王巩，字定国；其父王素，字仲仪。《王仲仪砚铭》中有“人亡器有”之句，可知砚为王素遗物。王素卒于熙宁六年（1073），此铭必作于其后。今考苏轼《与王定国书》第二十九首云：“《砚铭》，到颖当寄上也。”据此可知，王巩曾求苏轼作二砚铭，轼到颖州之任后即撰文寄出。可见二铭决非元祐三年作于汴京。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以下简称“施谱”）苏轼于元祐六年八月除龙图阁学士知颖州，闰八月到任，本文作于到任后不久，当在九月之内。又《王定国砚铭二首之二》见于四库全书本《西清砚谱》卷八，砚名从星砚，据《宋苏轼从星砚说》所叙，砚后有“轼”字款，下有“子瞻”二字方印，当为苏轼旧物，非王巩之砚，铭亦非为巩作。特附识于此。
九、《石塔戒衣铭》（卷十九）
《总案》卷三五、《考略》第343页均系此文于元祐 七年（1092）八月，但未言所据。今案：此文当作于元祐七年五月。石塔寺，在扬州。此文乃苏轼在扬州日为石塔寺戒长老而作。《纪年录》谓元祐七年五月，“端午，小集石塔，作诗”。此文当即作于是时。《总案》既谓苏轼元祐七年五月五日游石塔寺，同月又作《重请戒长老住石塔疏》，而将此文系于八月苏轼罢扬州任后，其说无据，且乖事理，今不从。
十、《龙尾石月砚铭》（卷十九）
《纪年录》、《总案》、《考略》均未系年。今案：此文乃作于元祐七年（1092）。月砚，即月形之砚。《歙州砚谱》砚之“名状”中有“月样”。龙尾砚，歙砚之上品。苏轼《书昙秀龙尾砚》云：“昙秀畜龙尾石砚，……制以拱璧，而以鈌月为池，云是蒋希鲁旧物。予顷在广陵，尝从昙秀识此砚。今复见之岭海间，依然如故人也。”所谓“拱璧”、“鈌月”均为砚之“名状”，即“月样”。 所以昙秀所蓄龙尾石砚，很可能是此文所铭龙尾石月砚。又“尝从昙秀识此砚”，此处“识”即“铭识”、“款识”之义。因而此文当为在扬州日为昙秀铭砚而作。苏轼于元祐七年三月移知扬州，同年八月下旬即离去，此文必作于这段时期。
十一、《洗玉池铭》（卷十九）
《总案》卷三十六系于元祐八年（1093）八月，而未言所据，其例似同同卷《救月图赞》，虽知其作于汴京，而年月无考，故附载于此。《考略》第356页从其系年，而称《总案》“未云所据，今姑仍之”。今案：此文乃作于元祐八年。《总案》系年未误，然系推测之词，证据未足。其实，此文之作年完全有案可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九引《复斋漫录》云：“《洗玉池铭》，始予读之，皆不得其说。其后得伯时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盖元祐八年，伯时在京师，居红桥，子弟得陈峡州马台石，爱而置之斋中，一日，东坡过而谓曰‘
石为沼，当以所藏玉时出而浴之，且刻其形于四傍，予为子铭其唇，而号曰洗玉池。’……东坡铭刻与伯时序跋，昔虽有之，今皆亡去，而池亦归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因存之。”据此可知，此文乃元祐八年苏轼在汴京时为李伯时而作。
十二、《黄鲁直铜雀砚铭》（卷十九）
《纪年录》、《总案》、《考略》均未系年。今案：此文乃作于绍圣元年（1094）七月十三日。适园丛书本黄
《山谷先生年谱》卷二十六云：“山谷有《题东坡真赞》云：‘绍圣之元，吾见东坡于彭蠡之上。’……又东坡有与先生作《铜爵台研铭》，亲笔刻研上，乃‘绍圣元年七月十三日东坡居士书’。则是相遇之时当在六七月间。”“爵”通“雀”，“研”通“砚”，所以《铜爵台研铭》即此文。考诸施谱，绍圣元年四月，苏轼落职知英州。六月至当塗， 改惠州安置。七月至湖口（彭蠡湖之口）。其行迹与《山谷先生年谱》相吻合。黄所言当有据。
十三、《梦斋铭》（卷十九）
《总案》卷四十、《考略》第413页均系此文于绍圣三年（1096）十一月。今案：此文乃绍圣四年（1097）正月作于惠州。此文为昙秀而作，昙秀即芝上人。苏轼《书昙秀诗》云：“予在广陵（扬州），与晁无咎、昙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后五年，秀来惠州见予。”苏轼知扬州在元祐七年（1092）内，与昙秀同舟送客必在是年。下推五年，则昙秀来惠州正好是绍圣三年，《总案》、《考略》据此定此文作于绍圣三年昙秀来惠之时。然系于十一月，乃主观臆定，并无证据。此铭叙文中有“今二十四年而五见之”之名，为系年提供了依据。考苏轼在扬州作《送芝上人游庐山》诗有“比年三见之”之名，则绍圣三年相逢于惠为“四见之”，与此文“五见之”不相吻合，可见此文并非作于昙秀初来惠州之时。苏轼《赠昙秀》诗云：“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诵师佳句说南屏，瘴云应逐秋风靡。胡为只作十日欢？杖策复寻归路难。留诗芛蕨不足道，怅望荔子几时丹。”此诗显然为秋日作于惠州。又考苏轼在惠州为昙秀所作《跋山谷草书》，作于绍圣四年正月四日，《书刘景文诗后》，作于正月六日，《书过送昙秀诗》，作于正月二十一日，其时与昙秀“只作十日欢”的惠州秋日之行迥不相接。并且《书过送昙秀诗》所引苏过诗云：“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可知昙秀的惠州正月之行亦只留十馀日。综上所述，昙秀曾经两度至惠，一为绍圣三年秋，即《书昙秀诗》云，“后五年，秀来惠州见予”，亦即“四见之”；二为绍圣四年正月，即“五见之”。所以此文必作于绍圣四年正月。《总案》将作于秋日的《赠昙秀》诗编于绍圣三年春，已见可笑；而将此文系于绍圣三年十一月，更属无稽。
十四、《端砚铭》（卷十九）
《总案》卷三十一、《考略》第281页均系此文于元祐四年（1089）之末。今案：此文乃作于绍圣四年（1097）六月。明正德《琼台志》卷四十二《杂事》云：“东坡谪儋，寓临高，铭其端石砚曰：‘与墨为人，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侧。匪以玩物，惟以观德。’”临高即今海南临高县。据《总案》卷四十一，苏轼于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渡海，七月二日到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贬所，此文乃赴儋途中寓临高时所作，必在是年六月间。《考略》已见《琼台志》引此文，然而拘泥于七集本《后集》卷九《端石砚铭二首》之题，据铭之一叙引“苏坚伯固之子庠，字养直，少而好学，赠以端砚，且铭之”云云，便以为“铭文二首是轼赠养直以端砚而同时为撰者”，因从《总案》系此文于元祐四年之末， 并按云：“苏轼绍圣四年赴儋耳时尝寓临高，其时却并未与苏庠会面。况既已入海南，谅亦不会有远赠苏庠端砚之事。《琼台志》所记恐有误，今不从。”可见，《考略》宁据七集之题，而不信方志之记。其实，《端石砚铭》并非二首都为苏庠作，铭之一其文扣合养直之义，固当为庠作；铭之二其文泛泛，不必坐实苏庠。《文集》卷十九据茅维《苏文忠公全集》，此文题作《端砚铭》，正与赠苏庠的《端石砚铭》各为一题。可见，此文与《端石砚铭》并非“赠养直以端砚而同时为撰者”。苏轼文集中此类情况甚多，如上文考辨的《王定国砚铭》，原题亦作二首，考其二乃《从星砚铭》，非为王巩而作。因此，系年不应拘泥于文集之题，《琼台志》所载符合苏轼行迹，应当可信。
十五、《桄榔庵铭》（卷十九）
《总案》卷四十二、《考略》第426 页均系此文于绍圣五年（1098）五月。今案：此文乃绍圣四年（1097）冬作于吕化军。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苏轼绍圣四年贬昌化军、“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此即所谓桄榔庵。宋人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纪年录》均将买地筑室之事系于绍圣四年。而施谱则云：元符元年（即绍圣五年、六月一日改元）、“时先生在儋，僦官舍数椽以居止，（董）必遣人逐出，遂买地城南，为屋五间，土人畚土运甓以助之”。《总案》据此谓绍圣五年四月，董必遣小吏逐苏轼出官舍，轼无地可居，于城南南污地之侧就地筑室。五月屋成，名曰桄榔庵。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五，董必为广南西路察访，在绍圣五年三月，施谱、《总案》之说似甚有理。然而，苏轼买地筑室，未必在董必察访之后，所谓“有司犹谓不可”，亦非定指董必。绍圣四年十一月，广西路经略安抚司走马承受段讽言张逢照顾二苏之事，朝廷即诏董必察访（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三），风声传来，谅必地方官吏不敢违抗；苏轼身为罪人，谅亦不敢等到董必亲自派人逐出。另有数条材料，亦可证苏轼在绍圣四年冬即已营就新居。其一，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云：“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此引作于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引中所云：“葺茅竹而居之”，当即《墓志铭》所谓“买地筑室”，“为屋三间”，而决非指“初僦官屋”。可见，在绍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前，桄榔庵即已建成。其二，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云：“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仆离惠州后……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据《总案》考证，程秀才乃程儒，绍圣三年谒苏轼于惠州嘉祐寺（按，绍圣四年初苏轼即迁白鹤峰新居），故曰“僧舍屡会”。苏轼作此书时，桄榔庵新成，既言僧舍屡会为“去岁”之事，则新居必成于绍圣四年。其三，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二》云：“近得吴子野书，甚安。陆道士竟以疾不起，葬于河源矣。……新居在军（昌化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 真蜒坞獠洞也。”陆道士卒于绍圣四年五月，葬于是年（参见前《陆道士墓志铭》系年考证）。据苏轼此书，得吴子野书，撰陆的墓铭乃在新居初成不久，据说新居当成于绍圣四年冬。此文亦当作于是时。《总案》既将程儒谒苏轼于嘉祐寺系于绍圣三年，又谓绍圣五年新屋成，与“去岁僧舍屡会”自相牴牾，其说不足取。
注释：
〔1〕《苏文系年考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1990年第2版。
〔3〕《苏米合璧》，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