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学习者的歧义句语调实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语论文,歧义论文,学习者论文,语调论文,实验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第二语言的语调习得非常重要，而在各类语调中，歧义句语调较难习得，因为歧义句语调不但能显示发话者的口语是否地道，而且是能否消除歧义、准确表达的关键。第二语言语调生成的许多研究显示，第一语言的迁移或干扰是一个重要因素(Mennen 2006)。
本文利用实验手段研究中国的日语学习者（以下简称“学习者”）生成的日语歧义句语调，探讨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本文所要探讨的日语歧义句是指诸如
先遇もらつた財布をなくした（a义：
［先週もらつた財布を］なくした／上周
人家给我的钱包丢了；b义：先週［もらつた財布を］なくした／上周把人家给我的钱包弄丢了。）
之类同一表层结构含多种句义的句子（默读时首先认定的句义为a义，另一句义为b义）。
上例中a义句由“先週”限定“もらつた”组成偏正结构后限定“財布を”，形成更大的偏正结构“先週もらつた财布を”，最后由谓语“なくした”结句形成陈述句。b义句“先遇”限定的是句末谓语“なくした”，为此“先遇”和“なくした”之间产生韵律边界。
而像汉语歧义句
我和太太的同学。（a义：［我和太太的］同学；b义：我和［太太的同学］）
的a义句“我和”与“太太的”组成联合结构后限定“同学”形成偏正结构；b义句“我和”与“太太的同学”组成联合结构。在“我和太太的”后或“我和”后形成韵律边界。
韵律边界通常以无声波间断或有声波间断的形式体现，而在有声波间断中，又有基频跃变和时长的形式。（林茂灿2000）这里所说的间断(break)是韵律边界的语音实现，基频跃变是音高重设的结果，无声波间断就是通常所说的停顿。
本文仅从语音学角度探讨学习者与日语母语发音人（以下简称“日本人”）所生成日语歧义句语调的韵律边界到底以何种间断形式体现，其声学相关物之间有何差异，以及为何产生这种差异，是否为母语负迁移所致。本文所探讨的语调为广义的语调。
2.有关歧义句语调的生成研究
日语歧义句语调研究成果中，上野(1989)指出，消解歧义主要依靠韵律边界后语调短语的音高变化，而停顿与歧义句结构相关，但未明确指出其间有何关联。东和津熊(1990)以及东(1993)的研究结果都认为，边界后语调短语的音高变化是消除歧义的主要手段，停顿的作用远没有音高变化大，只是消岐的次要手段。野呂(1991)研究的歧义句语调中有四分之三依靠音高变化和停顿的长短消除歧义。闵光准(1996)的研究显示，歧义的消除依靠边界后语调短语的音高变化实现。店濑和筧(1999)认为，日语的停顿和FO曲线的轨迹在决定韵律边界上作用明显。川崎(2005)认为，改变句中相关语调短语的音高即可消除歧义，而时长、停顿也可以提供消歧信息。
从语音学角度探讨汉语歧义句的研究中，吴为善(1990)、郭锦桴(1993)、吴法敏、朱宏达(2001)、叶军(2001)等认为停顿是消除歧义的有效手段。殷作炎(1990)认为语句重音、停顿和边界后语调短语的音高变化具有消岐作用。东和津熊(1990)发现停顿和音长在区别歧义上有显著意义。津熊良政、孟子能(1997)指出，“在汉语普通话中，句法界限之前往往会出现停顿或音长延伸，并往往产生客观的F0曲线的中止，不过，停顿和音长的作用要大于F0。”亢世勇、朱学岚(2000)认为停顿、重音、声调等可以分化因组合层次、结构关系导致的歧义。郑波等人(2002)发现消除指代歧义的基本手段是在所指名词上设置相应的重音，延长名词音节时长是这种重音最主要的声学线索，同时也是实现指代歧义消解的重要手段之一。王丹等人(2003)指出，停顿时长是消解层次切分歧义的最主要手段，而音节的时长变化只是一种“伴随”现象，不是主要手段。杨晓安、高芳(2006)认为汉语的基频音高和停顿有标示句法结构切分点的功能。
总结迄今研究成果可知，日语歧义句主要依靠边界后语调短语的音高变化消除歧义；汉语歧义句则复杂得多，停顿是消歧的主要手段，音节时长、音高等也是不容忽视的手段之一。
3.歧义句语调的生成实验
3.1 语调生成实验
3.1.1 实验的目的和假设
本实验的目的在于把握操北方方言的中国日语学习者生成日语歧义句的语调特征，检验其声学相关物与日语母语者之间存在什么差异，这种差异是否母语负迁移所致。为此，根据迄今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日、汉语均利用韵律边界的语音实现之间断消除歧义，但日语母语者生成的日语歧义句主要利用有声波间断之基频跃变、即通过边界后语调短语的音高变化消除歧义，而汉语母语者生成的汉语歧义句主要利用无声波间断消除歧义；
2：学习者生成的日语歧义句受母语迁移影响，主要利用无声波间断消除歧义。
本文利用实验手段验证以上假设。
3.1.2 实验用歧义句
用于实验的日语歧义句①如下（“||”处为b义句的韵律边界；为a义句时，单双划线部分通常为同一个语调短语，为b义句时，单、双划线部分为不同的语调短语）：
J1.べッドに||寝てぃる人を運んだ。
J2.先週||もらつた財布をなくした。
J3.太郎の猿と||猫が逃げた。
J4.奈良ご||倒れた幼児を運んだ。
J5.彼は||貴方が好さだと言つた。
J6.大阪で||盗みを働ぃた男が捕まつた。
用于实验的汉语歧义句如下（“|”和“||”分别为a、b义韵律边界；为a义句时，单双划线部分通常为同一个语调短语，为b义句时，单、双划线部分为不同的语调短语）：
C1.我||跟他|学英语。
C2.一个||小学的|老师。
C3.我和||太太的|同学。
C4.我看见||他|笑了。
C5.他说||我|爱上你了。
3.1.3 有声语料的采集
本实验的发音合作人为9名日本人和10名操北方方言的学习者（3年级学生2名，4年级学生8名）。日本人只录6句日语歧义句，学习者日、汉语歧义句均录，全部歧义句的a,b义分别灌录6遍，录音顺序随机生成，尽量控制语速，录成48kHz、16比特数字录音。
3.1.4 有声语料的分析
有声语料按句切分后，由2名日语母语者进行评价。评价的基准之一是能否表达出相应的a、b义，凡无法分清a、b义的一律不用；二是语速是否适中，太快或太慢者不用。部分歧义句的有效语料为此有所减少。评价合格的语料用语音分析软件Praat分析、测量韵律边界的停顿时长、前后语调短语的音高频率和边界前音节时长等。音高频率为带单、双下划线部分的最高点音高频率，利用语音分析软件生成的音高曲线测量；停顿和边界前音节时长用宽带语图测量。日语的韵律边界前音节是指单下划线部分助词，汉语的是指单、双下划线部分的最后音节。频率单位为赫兹(Hz)，时长单位为毫秒(ms)。
考虑到男女音高相差甚远，即使同性，亦因个体不同而异，故本研究用韵律边界前后语调短语的音高比例进行统计分析。该比例为双下划线部分音高除以单下划线部分音高之商。
3.2 生成实验结果分析
3.2.1 日语歧义句
统计分析按音高比例、停顿时长、边界前音节时长、边界前音节+停顿之总时长分别进行，检验这些声学相关物在区别歧义句a、b义上有否显著意义。统计所得p值（危险率，下同）均为配对（即日本人的a义对b义，学习者亦然）双侧统计数据。
由表1可知，日本人和学习者的音高比例均值都为b义高于a义，即他们生成b义句时都产生基频跃变。但日本人6句p值达5%水平、其中4句达l%水平显著差异，表明他们是利用有声波间断体现韵律边界，并以此消歧的。具体是，生成a义句时，音高呈自然下降，“||”处无韵律边界；但生成b义句时，通过音高重设，产生基频跃变，形成有声波间断韵律边界，边界后语调短语Fo曲拱大幅度提高，因而b义句音高比例大于a义句。而学习者除J6外，其余5句p值亦达5%水平，其中2句达1%以下非常显著意义水平。
形成另一种韵律边界的停顿时长均为b义句长于a义句。其中学习者的p值除J6为5%水平外，其余5句达1%水平显著差异，且a、b两义停顿间平均值之差均大于184ms。这表明学习者生成b义句时，无一例外地拉长停顿，即利用无声波间断的长短消除歧义。而日本人也稍稍拉长了停顿，但p值除J3、J4（J4句是塞音前的持阻）外，其他4句未达5%水平，且a、b两义停顿间最大平均值差小于33ms，可见日本人并非以停顿为手段消歧。
表2统计结果显示，学习者同时以边界前音节时长和边界前音节+停顿的总时长为消岐手段，而日本人似乎大部分亦以边界前音节时长和边界前音节+停顿的总时长消除歧义。
既然学习者利用延长停顿、边界前音节和边界前音节+停顿的总时长为消岐手段，日本人用提升边界后短语音高来凸显b义，为何学习者有5句利用了音高变化，日本人在停顿时长上有2句、边界前音节时长和边界前音节+停顿总时长中大部分p值达到5%水平？对此须用发音生理解释。首先就音高而言，“人说话都是在呼吸的呼气阶段利用声门下的肺气压作为原动力来发音的。在其他生理条件（如声带的厚度、长短等）相同的情况下，声门下气压的大小会直接影响语音的音高频率。随着一句话发音的进展，声门下的气压会越来越小，音高也就逐渐下降，除非换一口气重新再来，或者使劲儿提高或维持声门下气压。”（曹建芬2002）学习者虽有5句似乎利用音高变化消歧，但如表1停顿时长数据所示，b义句的停顿时间均达200ms以上，这为重新积聚声门下气压具备了条件，音高方得以提升。何况“这种效应在说话换气或节奏节落转变时，会通过音高音阶的跃变而重新设置”(ibid.)，“音高在一定话段里趋向于下倾，但在语流间断处通常会发生重设”（熊子瑜2001），可见这种音高的提升是停顿的伴随现象，而非本质特征。津熊良政、孟子敏(1997)指出，“日语的句法界限之后存在着明显的FO升高现象，同时还伴随着停顿的出现，不过，F0的作用要大于停顿。”日本人生成的陈述句音高呈自然下降，但为了提供消歧信息而重设音高，“使劲儿提高或维持声门下气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气力，因此停顿时间b义句长于a义句。但停顿的最大差小于33ms，不足于区别歧义，表明这不是本质特征，只是为音高重设而伴随的生理需要而已。
至于音节时长，由于音高由声带振动快慢决定，提升音高需积聚呼气压，增加振动声带的动力；而停顿需停止声带振动。无论是为提高声带振动频率而积聚呼气压，还是停止声带振动，均需一定时间。日本人和学习者在一定程度上所体现的韵律边界前音节时长及该音节+停顿之总时长的消岐效果中，边界前音节时延仅为提高声带振动频率或停止振动而产生的伴随现象。但这种音节时延与相邻的停顿所形成的总时长使韵律边界更为明显，通过这种伴随现象可以提供或获取消岐线索。
由此可知，日本人利用音高重设产生有声波间断形成韵律边界，即提高边界后语调短语Fo曲拱消歧；学习者主要利用无声波间断，即停顿时长的变化明确韵律边界，藉以消歧。
然而，这仅验证了假设1中日本人利用音高重设提高边界后语调短语F0曲拱的手段消岐，尚不能说明学习者的消岐方法为何与日本人不同，亦不能证明其他假设。因此有必要对学习者生成的汉语歧义句语调进行研究，找出学习者的消岐方法与日本人不同的原因。
3.2.2汉语歧义句
汉语歧义句语调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日语同，按音高比例、停顿时长、边界前音节时长、边界前音节+停顿之总时长分别进行。
由表3可知，除C4外，a、b义间的音高比例未达5%水平显著差异，这表明汉语母语者未利用音高变化消歧。两义间的停顿时长因句子结构和停顿位置不同而异：韵律边界“||”处的停顿除C2、C4外，均达5%水平显著差异，韵律边界“1”处的停顿除C1、C2外亦达5%水平，其中C2两项均无显著差异，但a、b义依然能区分，这点将在后面探讨。
韵律边界前音节时长因句子结构和边界位置不同而异。由表4可知，除C1的a义、C2的b义边界前音节“他”和“个”外，其余a、b义间差异均为5%显著意义水平。而边界前音节+停顿的总时长统计结果与边界前音节时长情况相似，只多了C3句a义的“的”未达5%水平显著差异。杨玉芳(1997)指出，“停顿前（音节）时长在语调短语边界前最长。”“音节和其后的停顿的总时长随边界等级单项增长。”杨玉芳(1997)考察的是朗读句，虽明确了“汉语中音节延时的确是表现句法边界强度的手段，但它的表现能力有限。”但该句法边界为一般陈述句边界。钱瑶等人(2001)指出，“中间短语和韵律短语边界的前音节有明显的音延”。林茂灿(2002)的考察指出，“停顿引起的都是大间断，停顿时间长，停顿之前的音节时长大部分拉长，其前后音节之间有F0跃变。”可见汉语中边界前音节拉长是伴随着停顿出现的，而3.2.1中学习者的日语歧义句语调在音高比例上与日本人相似的原因也就在于“其（停顿）前后音节之间有F0跃变”。
表4 边界前音节时长、边界前音节+停顿总时长的平均值和p值
3.2.1 提到，停顿是学习者消除歧义的主要手段，而边界前音节拉长只是发音生理所需的伴随现象，这一点可由Cl句a义“他”后和C2句b义“个”后的停顿时长因相差甚微而无显著差异，边界前音节时长上亦因差距太小而无显著差异得到证实。因此，边界前音节时长的变化不能完全起到消歧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音节+停顿的总时长有3处不能区别a、b义是受边界前音节时长不能区别歧义的牵连所致。
3.2.1 的各种统计数据表明，学习者生成的日语歧义句语调在音高上除有一句未达5%水平显著差异外，其余无论是停顿和边界前音节时长，还是边界前音节+停顿的总时长，均呈5%水平差异。然而他们所生成的汉语歧义句语调的声学相关物却有所不同，没有一项是5句均达5%以下显著意义水平的。通过对其他数据分析后还发现，汉语歧义句语调的生成因个体不同，其表现方式亦有所异，由此导致声学相关物相异，但都能起到消歧的目的。
总体来说，尽管汉语歧义句语调有诸多声学表现形式，但在停顿和边界前音节时长方面表现基本一致，这与迄今汉语歧义句语调研究结果基本相同。如前所述，边界前音节时延是生成停顿所产生的伴随现象，故可以认为，控制停顿时长是汉语歧义句语调消歧的主要手段。
4.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知，日本人生成的日语歧义句语调主要利用有声波间断，即通过音高重设使基频跃变产生的韵律边界后语调短语音高变化消歧；学习者生成的汉语歧义句语调原则上利用无声波间断时长的不同消歧，而作为伴随现象的韵律边界前音节时长的变化起到了提供消岐线索的作用，他们生成的日语歧义句语调同样以无声波间断为主消歧。假设1和2由此得到验证，可见学习者消除日语歧义的策略为母语表达习惯的负迁移所致。
那么，学习者的日语歧义句语调受母语迁移影响的原因何在呢？日语语调习得中，负2型词调的疑问语调最难习得。（鲶泽2003）但仅学2年多日语的学习者都能基本掌握。（杨诎人2009）为何如此难的语调能习得而歧义句语调反而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如此严重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错误类推导致的结果，其根源在于学习语境的欠缺。
Bloomfied(1955∶347)指出，“语言中规则的类推也就是替代的习惯。”较之第一语言习得而言，人的类推和普遍化能力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更大（水野1995∶6）。日、汉语语调有一定的相似性：陈述句语调曲线都呈自然下降（藤崎1989；曹建芬2002；王丹等人2004）；汉语疑问句末上升斜率虽因声调不同而异（林茂灿2003,2006），但都是在句末上升。学习者没有学到或接触过日语歧义句语调，他们生成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日语陈述句语调与母语同，疑问句语调亦相似，照此类推，日语歧义句语调应与汉语一样可利用无声波间断时长的不同消解歧义，这种错误类推的结果就是出现负迁移。
产生这样类推是由于歧义句语调习得语境的欠缺，具体为得不到有效指导和没有学习环境的支持。学习者能大量接触疑问句语调而极少接触歧义句语调，难以形成积累，且与母语表达习惯不同，因而较难习得。他们只能通过类推，利用母语的表达方式表现目标语言。正如王初明(2001b)指出的，“在外语环境里学习第二语言，语言结构的学习是在缺乏真实而丰富语境的情况下进行的，教师也未必能够提供这类非语言信息。由于配合语言结构学习的相关非语言信息欠缺，外语的接触量又有限，再加上大脑有利用先前语言学习经历的强烈倾向，因此，包括跟母语配套的非语言信息在内的母语知识不可避免地发生迁移，用以补缺。”
语音可以在短时期内习得，但语调则不然。因为“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Sapir 1921∶4)须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慢慢习得。语调是由该语言共同体约定俗成的，“不论语调与身势有什么联系，所有的语言都使它一套固定的模式。”(Bolinger 1993∶70)赵元任(1980∶156)指出，“语言是一套习惯，学习外国语就是养成一套特别的习惯。……大人从已经有了本国语的习惯，再改成外国语的习惯难。”王初明(2003)认为，“真正学会一个外语表达法，往往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实践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尽管日语歧义句语调远没有汉语的复杂，但由于学习者自咿呀学语时起到进大学学习日语的大约18年间每天听、说、读、写的都是汉语，他们的大脑中存储的只有母语语调的表达习惯，并无生成日语歧义句语调的经验和知识。由于“外语学习者的大脑中已经存在一个天天都在使用并已达到自动化的母语。”加之“二语中难学的部分是那些看不见、一语和二语在深层次上差别大的地方。即接触到的就学得到，接触不到的就难学到，甚至学不到。”（王初明2001a）学习者要生成日语歧义句时，就会不自觉地通过类推来激活长达18年之久积累并固化于大脑中的母语歧义句语调表达模式，无意识地利用母语习惯生成日语歧义句语调，笔者认为这是产生负迁移的原因之所在。
5.结语
本文从第二语言习得的母语负迁移角度对学习者的歧义句语调进行实验研究后发现，学习者生成的日语歧义句语调声学相关物明显异于日语母语者，其根源在于因错误类推导致的母语负迁移。但部分汉语歧义句间断前后的词调（声调）未得到有效控制，亦未从音系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多角度对各种类型的歧义句进行全面深入探讨，今后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本实验所用日语语料引自閔(1996)、田中和窪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