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先行与边民为本：徐益棠边政思想述论*
□汪洪亮，钟荣帆
[摘 要] 徐益棠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和边疆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长期致力于边疆民族志研究、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探索，同时对中国边疆建设与边政改良有其系列思考。他基于对中国边疆问题现状和成因的理解，主张文武并用、综合施策，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建设边疆和改良边政，尤其强调文化作用和边民利益，体现了他的“文化先于政治”和以边民为本的边政思想。
[关键词] 徐益棠；边疆问题；文化政治；边政思想
一、问题的提出
徐益棠(1896～1952)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和边疆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长期致力于边疆民族志研究和民族学理论方法探索，写出了基于实地调查的涉及多个民族地区的民族志作品，而且致力于民族学中国化，写出了《民族学大纲》。他长期从事边疆问题研究，对民国时期中国边疆问题之历史、现状及成因都有深切认识，对中国边疆建设及边政改良也有较为系统的主张，且对中国民族学发展史及边疆学术史都有深入体察。徐益棠是金陵大学边疆民族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边政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国社会学社社员，参与发起了中国民族学会和中国边疆学会。他善于组织和团结边疆学人，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国民族学会书记并主持《西南边疆》《边疆研究论丛》等刊物编辑工作。这样一位学者的人生与学术，至今依然面目模糊，我们仅能在相关学术史梳理中偶尔或见及片言只语。刘波儿、[1]钟荣帆[2]在对金陵大学边疆研究的论述中论及徐益棠在其中的引领作用，陈波简要梳理了徐益棠对西康地区的考察活动。[3]王振刚梳理了徐益棠对云南、广西、西康、台湾、蒙古、西北及新疆等诸多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学术研究。[4]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有较多章节涉及徐益棠的学术活动，但未对其边政思想进行系统讨论。[5]因之，迄今尚乏徐益棠人生与学术较为综合的研究，这与其在民国民族学界的地位与影响是不相称的。有感于此，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对徐益棠的边疆民族研究经历及其边政主张略做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试验设备：凯斯4000型切断式联合甘蔗收割机1台，为适应糖厂的甘蔗接收输送设备而专门设计改造的自卸式后翻公路运输车4辆，每辆载重10t，动力为52kW。测试工具有：越衡TGT-300地磅1个、秒表1个、佳盛LLY-25型加油枪1个、塑料袋和布等。
二、徐益棠的边疆研究经历及民族学思想
徐益棠在民国学人中是较早从事边疆民族研究的。1928年5月，徐益棠在姑妈、近代著名教育家、妇女活动家徐自华与徐蕴华的共同资助下赴法留学，[6](P318)入读法国巴黎大学民族研究所，师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徐益棠留法期间，“为我国青年学子在欧习人类科学最盛之时代”，在法国有杨堃、杨成志、徐益棠，在英国有吴定良、刘咸，在德国有陶云逵，共6人，“朋辈好谑，或号为六君子”。[7](P204)此外，徐益棠的老友兼学长凌纯声，亦在巴黎大学修习民族学，1929年以《中国南部瑶族之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另一位好友卫惠林于1927～1929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学位。1932年徐益棠以《云南之三大民族》获博士学位。[8](P163)
粘贴加固方法主要是在钢板与混凝土表面之间加垫款，再采用环氧树脂胶泥对周边进行有效的封闭，使混凝土与钢板形成封闭的空腔，同时对每片钢板最低点实施注胶，这在较大程度上有利于注胶内空气的排出。对钢板采用粘贴加固方法时，首先对混凝土松散层进行清理至平整为止，在此基础上对钢板粘接面采用工具清理干净，再用专业的工具在钢板中涂抹结构胶，最后将钢板粘贴到预定的位置，同时对其进行钻孔固定。
早在1931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即与徐益棠商定，请其博士毕业后到校主持中国边疆研究。“因工作未了，遂延迟年余”，徐益棠1933年3月归国，受聘于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9]此后文学院将边疆研究作为学院重点发展的事业。1934年秋边疆史地讲座的设立标志着金陵大学边疆研究的兴起。抗战时期内迁成都办学的金陵大学，边疆研究事业由徐益棠主导得到进一步推进。徐益棠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其研究领域涉及多个学科门类，其实地研究也包括多个民族区域。就从著作来看，早年就编纂有《现代教育思潮》，抗战时期出版了《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雷波小凉山之罗民》，抗战结束后出版有《清代秘史》《历代名贤处世家书》。从论文来看，关于广西象平瑶族、康区藏族、大小凉山彝族，他都有系列民族志发表。关于中国古代家族、服饰，边疆建设及边政改良，边疆教育及边疆研究，他都有专门论述。对于民族学在中国之发展与运用及边疆学术之发展，他也有系统的阐扬。
民国时期，国人言说中的“边政”内容涵盖面很广，举凡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概莫能外，“边政建设”基本上就是“边疆建设”的同义词。而在边政工作中，民族工作具有关键性、基础性作用。[30](P21～30)徐益棠认为，“边政，常指对边区土人所施行之政治而言，此种政治，依理论言之，当根据应用民族学的政治部分或政治的民族学，有一定的步骤，有合理的规律，但在中国的边区社会中，往往不能以常律行之”，在其看来，“在中国之边区，久已无所谓‘边政’，武力与羁縻，常成一张一弛的循环，此则依国家之盛衰与官吏之悍懦而有所变动”。[27](P2)徐益棠所言之“边政”侧重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而其学科依据也是民族学与政治学，与吴文藻和杨成志关于边政的观点也近乎一致。[31](P34～44)
在徐益棠看来，边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根源在于，“一是学术的不进步，一是政治的不进步，这两种不进步是互为因果的。关于边疆最重要的学术，当然是地理学及地理相关的其他科学，如气象、地质、民族、生物、历史等等”。[19](P91)他注意到，那时开发边疆的呼声日益高涨，边疆调查团风起云涌，“报告却还没有看到几种，看到的不是抄译外国牧师的游记，便是中国方志上的辑录。原因是在行政机关所组织的调查团有官脾气，有官架子，沿途都要做些应酬的功夫，所调查的是表面上的官样文章，归来后实在没有东西可以报告；学术机关所组织的调查团，矜慎严密，要把材料慢慢地整理出来，并且要把各种图表照片委托头等印刷机关印刷出来，俟河之清，确有人寿几何之感!”[23](P16)发表在刊物上的文字，“空泛的文字超过实际的材料，我们要搜集一些比较充实的材料，还得仰求于外国人的著作”。[10](P4)徐益棠特意提醒研究边疆离不开边疆地理研究，“千万不要忘记了边疆的特殊性质——自然的地理环境”，边疆研究“最基本的学术，当然要算‘地学’。现在谈边疆的同志，大都注意到边疆的政治、经济、交通、社会的情形，而忽略了和这些现状有连锁的自然的环境……假使我们不能从地理的环境中去了解其文化，假使我们不能从地理的环境中去决定其政策，空谈‘边疆’，抑又何益?”[24](P13～15)
徐益棠曾分析“中国历来边疆政策之错误”，认为中国历代边疆政策主要就是“羁縻”：中央政府强盛时武力征服边疆地方，享有土地宗主权，但对于土地上的人口多少及其经济能力和文化程度等，“都置之不问”，相安无事，但到了中央政府实力“衰替”之时，边疆多事，往往牵动大局，使国家从此不振，“鉴之历史，屡验不爽。及至今日，还逃不了这个例”，如外蒙和西藏闹独立，都是在清末民初中央政府无力他顾之时，哈密事变和南疆独立，都是在国民政府尚未统一或东北沦陷之际。[10](P3)他在抗战前夕就已感觉到边疆危机已影响到国运兴衰，认为“中国的边疆，三百年来，天天是在非常时期中的，固不自今日始。不过，到现在更严重了。从前国人对于边疆的观念，以为金城汤池，有天然的高山大川，可以做极可靠的屏障，到现在，主峰高达八千八百多尺的喜马拉雅山，流域长达三千七百公里的黑龙江，早已不守，即二千余年来视为‘足以限戎马之足’的万里长城，亦已失去效力，国际边界已伸入我国中心——河北平原。于是引起国人极度的恐慌，甚至失望，悲观，认为‘国亡无日’”。[19](P87)
江帆和刘珊珊相约互补情感课。白天，他们一起逛超市买菜做饭，寻找对方的优点赞美；晚上，他们一起在广场上跳起了交际舞；傍晚分手后，他俩经常给对方打电话表示关心。电话里，刘珊珊深有感触地说：“被人关心的感觉，真不错。”江帆调侃：“我继续努力，争取做个好丈夫！”电话这边，刘珊珊羞得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了。
据徐益棠所见，在边疆危机逐步加重，民族问题凸显，边疆综合研究兴起的背景下，中国民族学逐步奠定学科基础，直到抗战军兴方得以确立其“科学地位”。民族学在中国“科学地位”之确立是否如此之晚，尚可讨论，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确与边疆问题及边政演进有着密切关联。中国广袤的边疆，为中国民族学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府对边政的逐步重视，也为民族学提供了更多用武之地。徐益棠说：“处此重要时代，边民生活亟待改进，边疆富源亟待开发，而建设边疆政治，提高边疆文化，又刻不容缓，凡此种种，均须应用民族学之知识与方法以解决之。”[16](P61)他认为当时民族学界有两种现象“颇为可喜”：一是“虽非民族学者而其所研究者为与民族学有深切关系之科学，亦利用其专门之知识与方法，以从事于边疆民族学术之探讨”；二是“此种专业的研究，颇能使民族学之范围扩大，内容充实，此种趋势，对于中国民族学之发展史上，当进入另一个建设性的新阶段”。[17](P160)他进一步指出，民族学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学科，“民族学之科学的建设，依方法言之，则读书与考察并重；依内容言之，则主科与辅科俱进”“民族学主辅各科，包涵相当广大，自体质以至文化，就理论以至应用，凡语言心理、社会、人文地理、古生物学、考古等科，莫不与之有密切之关系”。[16](P61～62)
边疆建设之困难，常在于交通之落后。边疆地区交通建设之重要，徐益棠归结为“文化之先驱，政治之初步”“可以增加贸易，旅行及垦殖之人数，货物之往来，语言之沟通，信仰与行为之演变，风尚俗习之更迭，皆由于此”。[32](P17)在他看来，云南宜“筹建昆钦铁路以抵制滇越铁路，延长湘黔铁路以达昆明以与中央联络……建筑省道，东西横贯，上通长江，下达缅边”；[19](P93)川康方面，建筑公路“为开发夷区最基本的工程”，除现已建成之康滇公路外，还需建设“横贯夷区之基本路线”，打开大凉山东西通道，贯通大凉山东部南北干线，以与川滇西路对接；[39](P4)西北方面，“交通为建设西北先决问题”，应注意调查沿线地质地形、资源人口，准备建筑材料，制定工程标准，培养技术人才与行政人才。[40](P94)
三、徐益棠对民国时期中国边疆问题之历史、现状及成因的认识
不过，若要将民族学作用于实际，先决条件在于中国自身须具备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和完备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徐益棠注意到，“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他认为1931年前尚处于中国“民族学之萌芽”时期，“是时关于边区民族之知识，大都为各自然科学家自边区附带而来”。在1930年前后，“科学考察团之纷起”“从吾国固有材料中实地寻找问题”，是“我国民族复兴史上之一大转折”。但在徐益棠看来，“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在我国之幼稚，在当时亦毋庸讳言”。他敏锐地注意到，已有的边疆研究与实际边疆问题无甚关系，“于边疆问题之解决，仍未有丝毫裨补”“盖当时谈实际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而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甚加以重视也”。这种情况在19世纪30年代有了变化，特别是研究者研究立场的变化。他指出：“往者，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证之以当时各边区之骚动，或有其显明之理由。迨广西兴安、全州、灌阳、龙胜等处徭民二次叛变(第一次：二十一年十月，第二次：二十二年三月)，云南邱北侯保全王相等叛变(二十二年一月至八月)以及湖南永绥苗民发生抗租事件(二十五年六月至二十七年一月)，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于是各省乃竞设学校，广训师资，而民族研究之工作，亦同时为各边省当局所注重。”[16](P51～59)徐益棠此言，其实反映了国人对边疆问题成因从外到内的观察视角，也揭示了民族“因子”和文化低落的相通性，暗含了民族学家希望从文化角度调适民族问题的边政思路。
徐益棠洞见了古代边政之利弊及近代边政改弦更张的必要。古代中国边疆治理大体是“文化主义”的态度，讲求“修其教不易其俗”“修文德以来之”，既体现了文化自信，也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但在边疆经济开发、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少有建树。正如李安宅所言，中国对待边疆的传统做法，一是“歧视边民，成见太深，未将边民看作国民”；二是忽视边民生计，不论重威、重德，或德威并重、军政参用，以及利用羁縻、教导诸法，均未改善边民生计，所以“边疆问题至今还是问题”。换言之，“过去边疆只有军事和外交的方式，即所谓政治，也限于管与教，而未顾及养与卫；更不用说，即管也未彻底，而教只在形式了”。[20](P21～22)中央政府对边疆地方缺乏积极开发和平等交流，没有注目于边疆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消极追求边地无事，满足于“以御夷狄”“征贡方物”“臣奉正朔”。这种消极应对、不尚征伐的边政，固然可以降低边疆管理成本，但也使边疆经济文化难与中原地带并驾齐驱。时人指认，近代中国边疆沦陷和屡次变乱，中央政府边疆政策的“失当”，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中央对于边疆既多半取消极的政策，边疆经济的开发，文化的发展自然谈不到”。[21](P16～18)徐益棠敏锐地注意到，国民党及其政府虽对边疆民族多次表示密切注意，“然迄未规定具体的边疆政策设施纲领，故数年以来，如关于边疆的行政机构常有‘无所适从’之感”。[16](P59)这一观察，在当时并非孤例。1937年，思慕陈述了中国各个边区的严重边疆问题，试图回答“究竟中国政府对边疆是不是有政策，是甚么政策，执行的效果怎样”。[21](P3～4)时人对中国有无边疆政策尚存疑问，恰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边政成效甚微。蒙藏委员会官员周昆田也承认，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体会议对边疆问题虽均有涉及，但“有关此项文献，前后散列，易为一般人所忽视，或竟以为现在尚无一定之边疆政策”。[22](P6)
(3)代理商根据上层命令制定下属电动汽车充电计划，最大程度满足上层充电命令。考虑到电动汽车实际使用情况(停车区间，行驶电量需求)，实际负荷使用与上层下达计划曲线可能存在偏差。系统调度根据偏差调整价格，代理商进一步调整充放电方案，尽可能减小上下层偏差。
除了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宏观认识外，徐益棠对边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状况及其成因都有观察。这其实反映了中国边疆问题的全面性和复杂性，也就是边疆问题不单纯是边疆安全问题，更多还是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也预示了边疆治理问题一定要综合施策。
民族学被公认为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当时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修习民族学、社会学时，也已注意到实地调查和现实问题研究。徐益棠指出，民族学并非一门纯理论研究的学科，而是研究与应用相结合的学科，“在学理方面，可以明了文化的由来及其分布，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得极大的帮助；在应用方面，可以统治殖民地，控制边疆，建设心理上的国防”，[10](P6)还有助于民族来源的追寻，文化类型的发现，民族政策的推行以及边疆问题的解决。[11](P14～19)这样的见解显然不乏知音。杨成志就发现，“在欧美人类学的功用，已与殖民政策及人种改良，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至今日人类学已被公认为一种应用的科学(Applied Science)了”。[12](P139)不少学者提出要发展中国的应用民族学。黄文山指出，在中国“民族学之纯理论研究，可以供给社会科学以无数之可靠的假定”，“民族学之实地调查，尤其可以供给民族改造之妥善的计划以及达到三民主义之切实的根据”。[13](P23)吴文藻指出，西洋所谓应用人类学，大都以殖民行政、殖民教育、殖民福利事业以及殖民地文化变迁等题目为研究范围，“在中国另换一种眼光，人类学的应用，将为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14](P2)马长寿认为，中国边疆有异于列强殖民地，“故中国边政于人类学的应用不当限于应用人类学，而须一方面修正应用人类学，另一方面于此科学之广泛领导中寻求适合于中国边政的特殊情况”。[15](P28)综上可见民族学的应用性已经成为当时众多学者的共同见解。
国民党对边疆建设有“五大建设”之说，即经济、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等五个方面的建设。李安宅认为：“经济建设即工具之学之实现，其他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等建设，归根结底，若以工具之学与人本之学相提并论，均可归纳于上述社会建设之中。”[34](P69)罗敦伟强调，边疆工作基础在经济工作，“在宣传中央德意，集中意识，提高边疆民族内向的情绪，单单自政治上用功夫，固然也可以收效于一时，决不能收效于永久”，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改善边疆民生，“边疆民族才能够了解大中华民族一统的利益”，只有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才能有了真实的基础”，所以经济建设“在边务政策中间应该占一个绝对重要的地位”。[35](P23)1937年初，徐益棠在中央电台演讲，希望推动边疆建设，使“今日荒凉之地”“成为繁荣之区域”。他梳理了当时边疆建设“几种普通的论调”：一是“开发边疆首在建设交通”，二是“开发边疆必须大批移民”，三是“开发边疆应当注意矿藏”。他逐一分析了这几种“论调”的“有理由”和“实不易”，认为需要对边疆有足够的研究，考虑到边疆地方的各种条件，利用好边疆地区现有的资源。徐益棠认为，边疆经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开发边疆，而不顾到其他帮助开发的一切建设事业，这是很不容易成功的”，需要注意，“一、我们应当考察自然的环境；二、我们应当有积极的计划和一贯的政策；三、我们应当有大规模的资本和极撙节的用法；四、我们应当利用科学；五、我们应有良好的官吏和良好的税则；六、我们应顾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36](P3～5)徐益棠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国家利益和边区民众利益的关系，应寻找二者结合点。他强调：“开发边疆经济，当有两方面的看法：第一，当为国家着想，第二，当为边区人士着想”，具体而言，一是“不与边民争利”，二是“从最接近于边民之利益做起——科学方法与科学知识”，三是“诚意扶植良好的经济组织”，四是“尽量训练土人”“必须使土人从被动的享受人的服务，而至于自动的参加服务”“不能专养成依赖中央或地方政府之扶助，而必须使能自动使用地方集团以解决其本身所待解决的问题”，五是“机构有系统而直接，赋税须合理而单一”。[37](P1～2)
四、徐益棠对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建设与边政改良的主张
徐益棠早年就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生于甲午战争之后，成长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激荡交锋，无疑会给徐益棠的学术成长留下烙印。徐益棠的出生地浙江崇德(今桐乡市崇福镇)离上海近，对其接受新思想有地利之便。其姑妈徐自华、徐蕴华与第一批为推翻清朝政权而牺牲的革命先驱、“鉴湖女侠”秋瑾交好，曾秘密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共谋起义，同样对徐益棠的民族主义情愫有激发作用。1928年，徐益棠在两个姑母资助下赴法留学，专习民族学，或许不失为民族主义影响下追求学术救国之选择。
历史文化名城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地理条件、政治军事地位、经济发展。一定的历史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的，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地理条件，包括山川形胜、水陆交通、土壤气候等。政治军事地位影响城市的等级和规模，城市规模的大小往往同城市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政治地位的升降通常也意味着城市的盛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内在的动力。文化昌明之区，必是繁荣富庶之地。历史文化名城尽管兴衰殊途，但都必然有过一时或数代之盛，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积累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徐益棠认为，民国时期的边政必须综合施策，“从前只须有武力可以平靖，现在却除了武力以外，还须有其他的积极的建设——政治、经济、宗教、教育……”[10](P3)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边疆问题更加复杂了，边疆建设与治理工作更加繁难了，需要综合协调各方力量，开展各项工作。在徐益棠看来，边疆治理工作归结起来，不外乎文治和武治，“文治亦须赖有武力之辅助，武力亦须有文治之善后”，两者相辅相成。文治即“侧重文化政治之谓，然无文化之政治，其基础亦不稳固”，因此“政治虽与文化并重，然文化宜先于政治，盖政治易而文化工作难也”。[32](P16～17)要言之，徐益棠更为看重文化于民族的作用，“文化之性质极不稳定，易于改变，文化改变，则语言体质，亦将随之改变，少数文化不尽相同之民族与多数文化相同之民族同隶于一国家之下，其文化既变之于先，其语言，体质，势必渐趋于一致”，治理边疆者“不妨认文化为泯灭民族界线之主要因子”。[33](P124)
创办期刊，有利于实验教学的交流、研讨、创新、发展。期刊栏目可包括实验教学理论、方法、成果、创新，实验室建设与应用等板块。
徐益棠认为，民国时期的边疆问题与过去相比，最大特征就是具备国际化因素，“从前还是内部问题，现在却有国际的背景；从前的问题简单，现在的问题复杂”，[10](P3)东西方列强改变侵华策略，“已一改变其数十年前之态度，或用文化，或用政治，十年五年必有一具体之建设，使民众深受其感动，而死心塌地，莫敢谁何”。[25](P4)朱家骅曾言：“边政措施之得宜与否，常决定政治的边疆之内向与外倾”，[26](P1)可作徐益棠此言之注脚。徐益棠注意到边疆政治之良善与否，往往取决于边官之选任，但遗憾的是“政府既不愿贤能者往边疆，贤能者本身亦不愿往边疆”，去者或为谋官之过渡，或以之为生财之地，或以之为养老之所；以军官代摄边疆地方行政者，则多无政治常识。如此情况下，边民也多不信任汉官，“对于一切发号施令，避之若免”；以敷衍、欺骗及逃亡之手段对付边官，导致“边民并未了解边官，边官亦未了解边民，两相隔膜，均在暗中摸索，一有误会，冲突遂起”。故边政之要害又在于人才之培养与罗致，如徐益棠所言：“边疆问题虽日趋严重，然政府总未能以此种教育施之于每一个公民，不能以从事边疆事业为终身志职以训练每一个官吏，又不能以良好之保障与待遇，以鼓励现已服务边疆而有成绩之官吏”“根本之制度未曾确立，优秀之人才更无从罗致，边政前途，益使人有‘俟河之清’之感!”[27](P1～3)边疆人才之稀缺，又与政府投入经费低，边疆教育机关少、员生待遇差、师资困难等问题有关。按其观点，“边疆教育还是一块未垦熟的荒地”。[28](P92)据徐益棠观察，那时边疆教育大致有三种趋势：一是“完全依照普通教育办理”“常为主张‘汉夷一家’者所乐道”“然削足就履，每苦不适”；二是“因地制宜，略加修改，而未尽彻底”“一方须逢迎部令，一方又须适应环境，而常用消极的方法，以解除困难，未能积极的以谋改进，故其成绩，亦不甚显著”；三是“就个人主观而特注意某点”，“或从生产入手，或从宗教入手，或从军事入手，或从语言文化入手”，此种为“有志者特殊之创造”，“往往仅注重其一端，而忽略其他认为不甚重要之各点”。[29](P20)以上三种方式皆不甚完善。
艺术内容与特点：以抽象的形式表现淮河丰富的内涵，饱含对淮河的热爱。把流动的水当做作品的重要造型元素，使作品动静结合，巧妙地适应了淮河的主题。在抽象体面转折与肌理变化的作用下，水的流动呈现出无限丰富的面貌，或舒缓、或激越、或跳跃、或婉转...，从而使作品成为水的乐章，水的史诗。自然石的参与，使作品拥有了虚实相生的意味。铁锚与铁索的元素，象征淮水奔向大海，以及面向文明的意义。
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移民垦殖”是当时政学两界聚焦的一个议题。任乃强认为中国边疆辽阔但人口不多，“其亟待移民垦殖”，因此撰文论述“所有一切边疆新事业，皆以垦场为出发点”“以具有固定性之垦场为边疆社会工作基点”“以垦场容纳自腹地移殖之边疆社会工作人员”。[38](P55)徐益棠提醒，移民垦殖固然重要，但也须因地制宜，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土地、天气，以及一切农作方法之不同，当然会发生许多问题应考虑到；西北因土性地形的关系，容纳人口的量，远不及东北，现在一般地学家都已说过，即如东北，浙江人去的失败，而山东人则成功；间岛方面的稻田，朝鲜人成功，而山东人失败；这许多事实里面，包括不少的问题。[10](P4～5)需要因地制宜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尊重边民传统经济习俗，边民所经营之耕地、牧场、山地、绿洲、河谷等，皆为世代传袭，政府“不能随意移垦民于牧场，造森林于耕地，即开辟荒地荒山，亦必须审明其有无某民族或某部族之习惯的土地权”“而发掘矿藏，尤须注意于其历史上之传说、宗教与巫术的背景及其一切流行之禁忌等等”。[37](P1～2)
徐益棠还注意到学术共同体对于民族学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法、美、英等国的民族学会均有百年历史，尤以法国最早，中国民族学会却仅有7年历程，在学术史上“瞠乎其后矣”“此七龄之幼童，诞生于国难严重之际，自哺乳以至提携抱负，确已煞费苦心，而社会迄未加以注意”“今者有志之士，竞注意于边疆建设，民族研究亦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同人呼号奔走，惨淡经营，至今日始稍获精神上之慰藉”。[18](P55)徐益棠对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史和边疆研究的学术史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其中体现的政学关系有着极为精到的体认，这点笔者将另文讨论。
就边疆政治而言，徐益棠强调建立健全边疆制度，建立统一的边政机构，统一发布政令；为建立中央在边地的威信，“必须令出政随，限期实施，一经确定，则其他一切牺牲，在所不惜，不因人亡而政息，不为费绌而中止，更不应朝令而暮改”。[40](P92)同时徐益棠指出，要整顿边疆吏治，“边疆官吏，边政之动力也，如何推进边政，为边疆官吏之责；如何创造、利用、保储、促进此种推动边政之动力，则吾政府之责也”。他发现国人论边疆问题多归咎边政腐败，而腐败却多归因“边官”庸碌。他认为应讨论的是“边疆何以多庸碌之官；边官是否均为庸碌”。在他看来，边官的不作为固然有多种原因，诸如缺乏边疆工作的志愿和服务精神，缺乏建设边疆的技术与学识，缺乏改进边疆计划，但是“不能专责之于边疆官吏之本身，当转而期诸于政府”。政府“当为边疆着想而训练官吏，保障官吏，鼓励官吏，使边疆处处事得其才，才尽其用”。但过去政府没有将边疆问题纳入国民教育，没有“以从事边疆事业为终身志职”来训练官吏，没有以良好的保障与待遇来鼓励边疆工作者，在经费、人事等方面也都没有形成促进有志青年的推动力量。[27](P1～3)他提出，政府任用边疆官吏，“须遴选才识俱优之士，根本须铲除以次等人才充任边吏治的办法”，多考察其“了解边疆特殊之性质与重要，与其服务时必须有之知识，技能，精神与态度”。[19](P92)由于边疆情形与内地迥异，政府“必须制定一种特殊的法制以考核官吏之名实，保障人民的权益”，具体言之，“任免边区官吏，必须出之郑重，尤宜注意于边区绅民之控诉”“优给薪俸，养其廉洁”“时加考叙，勉其上进”。[40](P93)
徐益棠在《边疆建设的根本问题》① 徐益棠曾在三种不同刊物刊发“边疆建设的根本问题”，分别发表在《地理教育》《广播周报》及《蒙藏学校校刊》，其中前两刊物的内容一致，《蒙藏学校校刊》除两刊物中已有内容外，另在第二节“开发边疆与建设边疆”中增加了有关“养民”“教民”“保民”的论述。 中强调，开放边疆与建设边疆，最终要落实到“民”上，“基于复兴民族的方案，自然千头万绪”，但作为“今后共同努力的目标”，还是在“养民”“教民”“保民”三个方面，政府应该“施行养民之政，完成国民经济建设，以裕民生”。他又指出：“国家之重要政纲既取决于民，而庶政之推行，又赖民协作，假使人民没有受过相当教育，将如何担任这种艰难重大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救亡复兴，必须加紧实施教民的工作，使全国民众，深切认识中华民族过去失败的原因，目前危险的程度，而反省自振，决定改善的方针，以求解除过去所受之重重束缚；具体地说，这种雪耻教育的目的，在培养民族的德性，提高民族的知识，强健民族的体魄，而创造中华民族本位的文化。”就“保民”而言，不仅是社会稳定，安居乐业，还在于抵御外侮，延续民族生存，“我们应当一方面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造成一般能忍受饥寒，不避艰辛的铁汉，以资捍卫国家，一方面尤须整饬武备，充实国防，俾能战胜侵略者，达到最后的成功”，应让边疆民众“对于政府发生信仰，对国家竭诚爱护，使他们和国家发生不可分离的团结，知道个人不能离开了国家而独存”。[36](P15～16)徐益棠讲的这些内容，既涉及经济建设的，也涉及心理建设。所谓注重“民”的工作，就是李安宅所谓人本之学，其核心主要是在民生与民族，后者重点又在族群整合上。
徐益棠深知边疆教育之旨趣所在，提出边教的七个原则，分别是“以民族特性为背景”“物质与精神并重”“个人与集体同时顾到”“避免空论，找寻机会”“不计近功、不图近利，而必须予以遥远之期待”“不太离开现实的环境”“以民族一员为始点，以国家一员为终点”。较为重要而与国族构建有关者，是第一和第七个原则。徐益棠指出：“边民教育最大之困难，亦为边民教育最应注意之点”，就是民族隔阂成见，“边民观念固定，对于种族之成见极深，阶级之差别极强，而民族之异同，常视为仇敌，故对于‘我群’常视死如归，牺牲勇敢，而对于‘他群’常猜疑、破坏，而毁灭之”。由此，“我辈治边疆教育者，当努力设法消灭各民族隔阂之成见，而为大中华民族唯一单元之团结。此种团结，当从‘公民’责任观念培植之，边民学校教师，当从各民族‘小单元’观念渐渐求其扩大，从各个人在其‘小单元’中的活动——忠实的服务精神，引诱其加入社会，为地方、为政府机关服务，如筑公路、看护病人、组织国民兵等。边疆教育最后之责任，为边民个人谋福利，为中华民国求团结”。[29](P406～408)如刘波儿所论，边疆教育是近代新型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国族。[41](P227～237)徐益棠与顾颉刚、吴文藻、凌纯声、李安宅等人都曾担任教育部主导的边疆教育委员会，参与了边疆教育的策划和指导工作，其所谓边教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那时国民政府之关切。
徐益棠显然是个民族主义者，与同时期的顾颉刚一样，亦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各民族殊途同归。他认为“中国边区民族与汉族同为震旦语系，与汉族同为蒙古利亚种，从较宽泛之范围言，其语言体质已有相同之根基”，只是在物质文化上有些微差异，于整体而言无伤大雅。但是作为民族学家，他对一些民族认识也有隐忧。比如他就提醒，以物质文化为标准进行民族分类是不科学的，因为“文化之性质，因易于传播，故极不稳定”，而且“民族对于文化，复有独立创造之能力，人类心理，大都尽同，所创造之文化，或虽远隔重洋，而有大率类同，以之分类，又将何从?”“吾辈谈民族分类者，应仍维持其较科学的标准”。[33](P124)他还注意到，欧洲不少学者专门研究体质，主张从体质上对一国民族进行划分，因划分过于严格，使得各民族不容易团结。日本就利用汉、满不同名称，以分化中国民族团结心理，而政治文化的力量，有助于使民族团结更巩固，因此他“最不赞成民族从体质方面去分，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11](P14)话至此，其意甚明。徐益棠对国族构建之国家需要显然是有理解之同情的，体质与文化，都不作为民族分类之根据，这一番表态，显然力挺中华民族整体论。
徐益棠强调边疆教育要注重边疆民族特性与地域特性，须以民族特性为基础，制定符合边疆民族的教育政策，施行适应边疆民族的教法。如凉山彝族家族观念深厚，奴隶制度严格，且恃勇好战。因此彝族教育一须顾及其家族观念，二须注意黑白彝在教育上的区分。[19](P92)再如宗教为藏族社会组织中心，因此藏族教育须处理好宗教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学习赵尔丰的教育脱离宗教，还是采用刘文辉利用宗教发展教育，都有待研究和实验。徐益棠提出，边疆教育应关照当地现实环境，可在边疆小学“增设职业训练科目，附设农场、牧场、工场、农业示范及畜牧治疗所，选用毕业成绩优良之学生，俾学得其用”。[25](P4)此外，徐益棠还注意到边民学校授课距离边民生活过于遥远，教材脱离边区实际，教学方法按部就班，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由此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教材要就地选取，结合边民生活环境来编订，教法要因势利导，另辟蹊径；边民学校之校长、教师，应尽量选自当地民众。[29](P406～408)
以上所论为学校教育，边疆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层面。学校教育一般影响到学龄青少年，社会教育若有成效则能影响到社会舆论和氛围。1941年，徐益棠应四川省教育厅建议起草《国立边地文化教育馆组织大纲草案》，提出加强全国边民文化与边民教育发展研究。在其设计中，边地文化教育馆应由总务、训导、研究、陈列四部组成，其中，训导部可设置汉文班、边地语文班、补习班及短期训练班。汉文班招收边地小学毕业生，“授予汉文(语)及中学程度之边地特种教育”，毕业后部分升入大学，未能升学者则“回乡办理行政、生产及教育事业”，成为“边地社会之指导人物”；边地语文班则招收内地中等学校毕业生，学习边地语文，培养目标是边地行政、建设、教育干部。[42](P105～106)次年，卫惠林提出了分级设立“边疆文化建设区站”的设想。他根据地理环境、民族分布、语言系统、文化类型，把全国分为7个区域，每个区设立文化建设总站，其下再划分26个亚区，亚区下又根据民族聚居中心再设工作站。文化建设区站以学术研究为最基本工作，包括史地、民族、语言、经济与政教建设，在此基础上开展教育训练、社会建设、经济技术指导、医药卫生服务工作。[43](P7～9)徐益棠和卫惠林都从文化教育机构的角度对推动边疆文化建设和国族建构提出了看法。
徐益棠在民国边疆学人中是最具有“学术史”自觉的，曾撰写多篇文章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和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学术理路进行系统梳理。同时他也是民国民族学者中撰写民族志热情最高、田野点最多的，对广西瑶族、凉山彝族、康区藏族、浙江畲族等都有实地研究。基于对中国边疆问题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民族学和历史学的学科积淀，以及担任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议政经历和长期主持中国民族学会工作的学术组织能力，他对中国边疆建设与边政改良的系列思考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和实践性。他主张文武并用、综合施策，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来建设边疆和改良边政，尤其强调文化作用和边民利益，体现了他的“文化先于政治”和以边民为本的边政思想。然而毕竟是书生。尽管纸上的驰骋足以令其快慰，面对现实，徐益棠仍感无力。1945年2月22日，寓居成都的徐益棠在《清代秘史》自序中写道：“士当乱离之世，当必有所建树，或荷戈于疆场，或运筹于帷幄，生何足恋，死亦不惜! 乃余避乱他乡，偷生篱间，消磨于图籍之中，俯仰于饥寒之下，掇拾败纸，辑成斯编，得不为贤者所齿冷乎?”[44](P1)这番夫子自道，表达了那个时期爱国学人面对变动时代亟思有所作为又似无处着力的矛盾心态，也体现了他们对国民政府边疆政策及其实践的失望。但是他们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若干思考，却依然映射着那个时代学人密切关注国运的焦灼与睿智。
[参 考 文 献]
[1]刘波儿.金陵大学民族边疆事业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0.
[2]钟荣帆.金陵大学的边疆研究述论[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3]陈波.徐益棠的民族学与西康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12).
[4]王振刚.徐益棠与中国边疆研究述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2).
[5]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徐自华.徐自华集[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7]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A].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8]刘厚.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J].中法大学月刊，1933，4(2).
[9]佚名.中国文化研究所徐益棠由法来校[N].金陵大学校刊，1933—04—17(1).
[10]徐益棠.边疆建设的根本问题[J].地理教育，1937，2(3).
[11]徐益棠，著.徐畅，整理.民族学大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
[12]杨成志.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A].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13]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J].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1).
[14]吴文藻.边政学发凡[J].边政公论，1942，1(5～6).
[15]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J].边政公论，1947，6(3).
[16]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边政公论，1942，1(5～6).
[17]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J].民族学研究集刊，1946(5).
[18]徐益棠.七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J].西南边疆，1942(15).
[19]徐益棠.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J].中国新论，1936，2(4).
[20]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M].上海：中华书局，1944.
[21]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M].上海：生活书店，1937.
[22]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J].边政公论，1941，1(1).
[23]徐益棠.关于边疆的调查[J].星期评论(重庆)，1941(37).
[24]徐益棠.边疆问题之地理研究的必要[J].边事研究，1935，1(3).
[25]徐益棠.川康夷区建设计划[J].边疆通讯，1947，4(8～9).
[26]朱家骅.论边疆教育[A].中华民国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续编)[M].南京：教育部边疆教育司，1947.
[27]徐益棠.边官边民与边政[J].边政公论，1948，7(1).
[28]徐益棠.论第六届边疆教育会议[J].中央周刊，1947，9(11).
[29]徐益棠.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J].学思，1942，2(3).
[30]汪洪亮.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边政”含义的认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1).
[31]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与民族学——从杨成志的一篇旧文说起[J].民族研究，2011(4).
[32]徐益棠.雷波小凉山亻罗族调查[J].西南边疆，1941(13).
[33]徐益棠.汉族服饰之演变：物质文化与民族分类[J].学思，1942，1(5).
[34]李安宅.边疆社会建设[J].社会建设，1944(1).
[35]罗敦伟.新边务政策[J].边政公论，1941，1(1).
[36]徐益棠.边疆建设的根本问题[J].蒙藏学校校刊，1937(13).
[37]徐益棠.边疆经济之相对的发展[J].边政公论，1944(6).
[38]任乃强.边疆垦殖与社会工作(中)[J].社会建设，1944(2).
[39]徐益棠.川康夷区建设计划[J].边疆通讯，1947，4(8～9).
[40]徐益棠.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J].边政公论，1943，2(1～2).
[41]刘波儿.构建国族国家：民国时期民族学家的边疆教育实践[J].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5(29).
[42]徐益棠.试拟国立边地文化教育馆组织大纲[J].边政公论，1941，1(5～6).
[43]卫惠林.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J].边政公论，1942，2(1～2).
[44]徐益棠.“自序”[A].徐益棠.清代秘史[M].上海：铁风出版社，1948.
Culture Priority and Frontier People Orientation：Review of Xu Yi-tang's Thoughts on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WANG Hong-liang，ZHONG Rong-fa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China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
Abstract： Xu Yi-tang，an prominent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ethnography and frontier research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o constantly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frontier ethnograph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ethnographic theory and methods，published a series of works on China's frontier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frontier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he advocated to construct frontier areas and improve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by taking comprehensive 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s，economy，education，culture and so on.He placed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frontier people，which embodies his thoughts of"priority of culture over politics"and"frontier people orientation"on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Xu Yi-tang；frontier problems；cultural politics；thoughts on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中图分类号] C9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4-0064-09
*收稿日期 2019-03-20；返修日期 2019-06-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162)；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藏羌彝民族地区汉人社会生活研究”(项目编号：SC18EZD043)。
[责任编辑 秦红增][专业编辑 袁晓文][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汪洪亮(1976～ )，四川峨眉人，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边疆学术史。钟荣帆(1989～ )，江西会昌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兼职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四川成都，邮编：610068。
标签：徐益棠论文; 边疆问题论文; 文化政治论文; 边政思想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论文;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