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缓冲与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研究&来自跨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_银行论文

资本缓冲与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研究——来自跨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业论文,证据论文,资本论文,资产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老版巴塞尔协议在危机中暴露出的不足，巴塞尔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以下简称巴Ⅲ)。巴Ⅲ在资本监管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①2014年，金融稳定署(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又推出针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要求，其在巴Ⅲ的基础上对总部位于发达国家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一套并行的资本要求，在该条例下，银行损失吸收资本充足率最高可达19.5%～23%。

      自1988年国际清算银行推出巴塞尔I以来，巴塞尔协议已三易其稿。纵观历史，历次资本协议的修订都会带来银行行为的连锁反应，进而引发理论界和学术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截至2013年1月，中国、日本、印度、瑞士、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等国家已正式进入巴Ⅲ的实施阶段；欧元区和美国也相继公布了征求意见稿，巴Ⅲ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已是大势所趋。巴Ⅲ的实施将引发全球主要地区银行业对资本金数量和结构进行主动调整。在资本金数量方面，绝大多数银行都将资本充足率维持在最低资本要求之上(平均3%—4%资本缓冲)，但并不能及时满足2.5%～5%的资本缓冲要求；从资本金结构看(见表1)，根据巴塞尔Ⅲ对各层级资本设置的最低要求进行计算，商业银行理想的资本金结构应该为：一级核心资本、一级其他资本和二级资本在总资本中的占比分别为71.4%、9.6%和19.1%。但从全球主要地区银行业的资本金结构来看，它们与理想状态存在较大差异：欧洲地区银行业一级核心资本的比例相对偏低，一级核心资本占比只有58.24%；而北美、中国、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一级核心资本占比则相对较高，分别为80.16%、76.71%和80.08%，但以上地区的一级其他资本占比则相对偏低。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分化态势，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立场大相径庭，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枢，其行为变化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试图从巴Ⅲ提出的资本缓冲(数量角度)和资本金结构(质量角度)的新要求出发，结合使用1998-2012年全球350家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检验资本缓冲、资本结构对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从而判断新监管政策实施对实体经济运行乃至货币政策传导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计提资本缓冲会使银行资产中信贷的配置比例下降、证券投资的比例提高；与此同时，资本缓冲的数量分布、资本金结构中核心资本和次级债比例的不同都会显著影响银行计提资本缓冲时的资产配置行为。本文的实证结果印证了巴Ⅲ的实施初衷，计提较高的资本缓冲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占比，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对于低资本缓冲、核心资本比例较高的银行，政策效果更为显著；但与此同时，高资本要求的实施意味着银行收缩信贷，其对于实体经济复苏和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试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创新：(1)通过跨国银行业数据探寻巴Ⅲ的资本数量要求，即资本缓冲数量变化对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2)结合巴Ⅲ提出的资本质量要求，探讨具有不同资本金结构银行的资本缓冲与资产配置行间敏感性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金融危机后有关巴Ⅲ实施对商业银行微观影响的研究，特别是在资本缓冲变化对银行微观行为的影响这一分支领域；在现实意义上，为各国监管当局客观评估新资本条例实施后银行行为的调整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

      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问世以来，银行资本监管领域的研究可分为两大分支：第一分支是重点围绕资本监管下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的调整，包括风险偏好、资产配置行为等；另一分支主要是关注资本监管实施对宏观经济运行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具体包括：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效应、货币政策的资本传导渠道以及逆周期资本缓冲作为宏观研究工具的探讨等(黄宪、熊启跃，2011)。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巴Ⅲ的修订，以上两个分支都有了新的研究进展，本文探讨的资本缓冲与银行资产配置的行为关系就属于第一分支重点关注的内容。

      (一)资本缓冲与银行资产配置行为

      资本缓冲是指银行资本充足率与法定资本要求的差值。理论上看，计提资本缓冲会使商业银行丧失投资机会，不利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理性的银行会减少资本缓冲的持有、甚至不计提资本缓冲。然而，在资本管理过程中，商业银行普遍将资本充足率控制在法定要求以上，并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缓冲。对于银行计提资本缓冲的原因，理论界主要归因于预防动机和风险偏好的差异以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Bolton和Xavier 2006；Meh和Moran 2010)等。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在原有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巴Ⅲ提出了资本缓冲要求，旨在通过更高的资本要求迫使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减少资产中的高风险资产(如信贷)的持有比例，增强银行在日常经营及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风险吸收能力。然而，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却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一些学者发现，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信贷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往往呈现出信贷紧缩现象。Albertazzi和Marchetti(2010)使用意大利企业和银行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在2008年9月-2009年3月间的信贷收缩幅度较大；曾刚等(2011)基于中国上市银行数据的研究表明，银行资本与信贷呈现正相关关系，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往往呈现出较高的贷款意愿；Ignacio和Ernesto(2012)基于西班牙银行业的数据表明，对于资本金不足或未达到法定资本要求的银行而言，它们会采取缩减信贷的方式满足资本要求。

      然而，也有学者发现，资本充足率(资本缓冲)与银行信贷行为呈现负相关关系。Francis和Osborne(2009)使用英国银行业1996-2007年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资本调整成本的存在，银行资本缓冲往往与信贷增速呈现负相关关系；Mora和Logan(2010)基于英国银行业的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缓冲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他们发现，银行资本缓冲的增加会使信贷增速明显下降；Confinet(2011)基于法国银行业数据，采用面板Granger检验的方法对资本缓冲与信贷增速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缓冲的增加会使银行信贷增速显著下降；Tabak等(2012)基于巴西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资本缓冲具有缓释银行信贷顺周期效应的机制，在经济上行周期资本缓冲较高银行的信贷增速明显低于资本缓冲较低的银行；Jimenez等(2013)使用西班牙企业和银行层面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逆周期资本缓冲有助于在上行(下行)周期抑制信贷的过度膨胀(紧缩)；黄宪、熊启跃(2013)基于中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上行周期，资本缓冲较高(低)银行的信贷增速往往较低(高)，资本缓冲的计提有助于抑制银行信贷增速。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资本缓冲数量与银行信贷资产(证券投资)配置数量可能会出现两种可能，即本文的假说1a和1b。

      假设1a：随着资本缓冲的提高(减少)，银行更倾向投资风险权重较低(高)的证券(信贷)资产，减少对信贷(证券)资产的配置。

      假设1b：随着资本缓冲的提高(减少)，银行更倾向投资风险权重较高(低)的信贷(证券)资产，减少对证券(信贷)资产的配置。

      (二)资本金结构的影响

      巴Ⅲ出台前，巴塞尔委员会根据风险吸收能力的高低将银行资本金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核心资本主要由银行的利润留存和普通股股本构成，附属资本主要由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混合资本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等资本工具构成。②与核心资本相比，构成附属资本的大部分资本工具都具有债券属性，这些资本工具一方面具有可供交易的二级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用脚投票”的机制；另一方面，与股本不同，这类资本工具具有固定偿还期限，银行在到期日来临时，必须按规定支付本息。从这个角度讲，其风险吸收能力要弱于获得剩余索取权的股本金。由于核心和附属资本在风险吸收能力、市场约束力以及偿付顺序上存在较大差异，这预示着具有不同资本金结构的银行，其资产配置行为也会相应地存在较大差别。

      1.核心资本

      巴塞尔协议最低资本要求的提出旨在提高银行经营的审慎程度和风险吸收能力。资本约束提高了股东的出资额度，当银行发生违约时，股东的损失会相应上升，因此，银行股东具有更强的动机遏制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从商业银行资本的属性来看，核心资本的资本属性较强，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核心资本的股息、红利的兑付往往是非强制、非累积的；(2)当银行进入破产清算时，核心资本偿付顺序最为靠后；(3)核心资本能使银行在面临损失时，更为顺利地进行再融资(Hansen等，2011)。综上，对于同样的资本金数量，如果资本金结构中核心资本的比例较高，即资产配置中“纯”自有资金的比例提高，那么其投资行为会更加谨慎，风险偏好将趋于保守，其资产配置中高风险资产(贷款)的比例对于资本缓冲的变动将更加敏感。基于以上分析，得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说。

      假说2：随着核心资本比例的提高，资本缓冲与信贷的正(负)相关关系、与证券投资的负(正)相关关系会进一步减弱(加强)。

      2.次级债

      作为构成附属资本的重要债务类工具—次级债，由于具有法定偿还义务，其可通过市场约束机制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主要通过其融资成本的变动产生影响：对于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银行，其在利用次级债进行融资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往往会索取一个较高的风险溢价，这使得银行在发行次级债的过程中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而对于已经发行次级债的银行而言，市场主体会抛售次级债，从而降低次级债的二级市场价格，从而减少盯市记账下次级债的市值，侵蚀银行的资本。Altunbas(2007)等人基于欧洲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资本金结构中次级债比例的提高会抑制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Belkhir(2013)使用美国银行业1995-2009年数据的研究表明，资本金结构中次级债比例的提高会增加商业银行利用利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的比例，这表明次级债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熊启跃等(2013)利用跨国银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次级债占比与银行风险承担间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次级债比例的提高会降低银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关系。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并不明显，如Wang等(2010)基于台湾2002-2007年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低风险承担水平的银行并不偏好于以发行次级债的方式进行融资，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并不明显。基于以上分析，得出本文的假说3a和3b。

      假说3a：随着资本结构中次级债比例的提高，资本缓冲与信贷的负(正)相关关系、与证券投资的正(负)相关关系会进一步加强(减弱)。

      假说3b：随着资本结构中次级债比例的提高，资本缓冲与信贷的正(负)相关关系、与证券投资的负(正)相关关系会进一步减弱(加强)。

      三、实证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了对假说1、2、3进行检验，本文参考Betray(2012)方法，构建了模型(1)和(2)：③

      

      Loanit表示i银行第t年的贷款余额在总资产中的比例；

      Secit表示i银行第t年的证券投资余额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这里的证券投资项中主要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应收款项投资债权投资的总和；

      Bufit表示i银行第t年的资本缓冲，它是i银行第t年的资本充足率Capit与c国银行业第t年的法定资本充足率要求Ratioct的差值。虽然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各国在实施过程中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给出不同的资本要求，这会影响各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数量；

      Reginct表示c国第t年的金融监管效率指数，该指标主要用来控制不同国家的监管效率上的差异；

      银行调整贷款和证券头寸的行为应是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在(1)和(2)式中，分别加入了Secit和Loanit的滞后一期，用来控制两者间的相互影响；

      Xnit表示控制变量，本文共选取了以下5个控制变量：

      (1)Roeit表示i银行第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它反映银行的收益水平；

      (2)Liqit表示i银行第t年的流动性资产除以总资产，它反映银行的流动性水平；

      (3)Nplit是i银行第t年的不良贷款率，它反映银行的风险水平；

      (4)Tait表示i银行第t年资产规模，资产规模均以美元进行计价，并进行了对数处理；

      (5)Gdpct表示c国第t年GDP不变价增速；

      year表示时间维度虚拟变量；

      eit=ui+vit表示个体银行固定效应，vit为残差项，满足i.i.d条件。

      (二)估计方法及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的方法(Arrelano和Bond，1991；Bond和Bludell，1998)对(1)和(2)式进行估计，该方法通过引入Ⅳ和GMM型工具变量可有效避免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剔除了时间跨度不足4年、存在严重数据缺失的银行样本。最终选取了1998-2012年全球47个国家350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④表2给出了变量的名称、符号、涵义及数据来源。

      

      图1给出了银行业监管效率regin与法定资本要求ratio的分布情况。在样本国家中，资本要求高于12%(含)的国家和地区共有7个，占比为14.89%，它们分别是格鲁吉亚、巴林、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阿曼、新加坡和香港；资本要求处于10%(含)至12%之间的国家有4个，分别是俄罗斯、巴西、菲律宾和阿联酋；资本要求处于8%(含)至10%的国家同样有4个，分别是卡塔尔、以色列、南非和泰国；另外，共有32个国家的法定资本要求为8%，占比达68.09%，其中包括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此外，还有两个国家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低于8%。

      从图1不难发现，高监管效率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资本要求，从某种意义上看，两者更有可能呈现负相关关系：监管效率较高的银行业，如丹麦、新西兰、美国、瑞典、瑞士等，其法定资本要求都是8%；然而，随着监管效率的下降，法定资本要求上升的趋势十分明显，如法定资本要求较高的巴林、保加利亚、巴西、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其监管效率偏低。

      表3显示了具有不同资本缓冲数量银行的微观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1)资本缓冲数量较多的银行，其信贷余额/总资产的比值往往较低。资本缓冲排名在76%～100%和51%～75%的银行，其信贷余额/总资产分别为65.24%和64.88%，分别在5%的置信水平高于样本均值61.89%；而资本缓冲持有数量最多银行(排名在0%～25%)，其信贷余额/总资产的平均值为56.84%，并在1%的置信水平低于样本均值。(2)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余额/总资产呈正向关联。资本缓冲数量排名前25%的银行平均证券投资余额/总资产的比例为23.26%，在1%的置信水平高于样本均值；资本缓冲排名在76%～100%的组别，其平均证券投资余额/总资产为16.49%，在1%的置信水平低于样本均值。(3)资本缓冲数量较多银行的核心资本/资本净额比例较高，而次级债余额/资本净额比例较低。资本缓冲排名在前25%的银行，其平均核心资本/资本净额、次级债余额/资本净额的比例分别为83.07%和13.86%，这两个比值分别在10%和5%的置信水平高于和低于样本平均水平80.95%和17.03%；而对于资本缓冲数量最少的银行组别而言，其平均核心资本/资本净额、次级债余额/资本净额分别为79.16%和21.15%，其中，次级债余额/资本净额的比值在5%的置信水平高于样本均值。

      

      

      图1 监管指数和法定资本要求

      资料来源：World Government Indicator，作者整理。

      表4显示了按照核心资本/资本净额分位点进行分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有不同资本金结构的银行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差异：(1)核心资本比例最高的银行组别，其证券投资余额/总资产的均值为22.07%，显著高于样本均值；但对于核心资本比例第二和第三高的银行组别，其证券投资余额/总资产的均值为18.23%和17.59%，都在10%的置信水平低于样本均值。(2)核心资本较高组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排名位于0%～25%和26%～50%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4.18%和5.36%，分别在1%和5%的置信水平低于样本均值；排名位于51%～75%和76%～100%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7.32%和7.40%，均在1%的置信水平高于样本均值。(3)核心资本较高组别资本缓冲数量较高、次级债余额/资本净额比例较低。排名位于0%～25%的银行，其平均资本缓冲为6.63%，次级债余额/资本净额为6.24%，分别在1%的置信水平高于和低于样本平均水平。

      

      

      图2 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比例

      

      图3 资本缓冲与信贷资产比例

      图2和图3显示了在样本期内银行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余额/总资产、信贷余额/总资产的走势图。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比例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与信贷余额/总资产则呈现负相关关系：1998-2004年期间，银行业的证券投资余额/总资产比例随资本缓冲的提升稳步提高，同期，信贷余额/总资产比例则出现下降；2005-2008年，资本缓冲数量、证券投资余额占比有所下降，而信贷余额占比快速提升；2008年后，资本缓冲数量在银行“去杠杆”进程的影响下快速拉升，与此相伴的是，贷款余额的占比明显下降，证券投资余额则有所回升。

      (三)实证结果

      1.资本缓冲与银行资产配置行为

      表5显示了资本缓冲与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关系。由表5可以看出，资本缓冲数量会显著影响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在(1)中，Buf(-1)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资本缓冲数量的提高，银行会减少资产中信贷的投资比例；而在(2)中，Buf(-1)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缓冲数量的提高会使银行资产中证券投资的比例提高。以上结论验证了理论假说1a。另外，在表5的(3)和(4)中分别加入虚拟变量Bas2(-1)以及其与资本缓冲Buf(-1)的交互项Buf(-1)*Bas2(-1)。在(3)中，Buf(-1)*Bas2(-1)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巴塞尔Ⅱ的实施，资本缓冲与信贷资产比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被弱化。而在(4)中，Buf(-1)*Bas2(-1)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巴塞尔Ⅱ的实施并未显著影响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的配置比例。在(1)和(3)中，Loan(-1)的系数显著为正，在(2)和(4)中，Sec(-1)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使用动态面板模型是合理的。与此同时，Sargan检验的结果表明，工具变量选取并没有出现过度识别问题，而残差项二阶自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也是稳健的。

      

      2.资本缓冲数量的影响

      表6分别引入4个描述资本缓冲数量的虚拟变量Swc(-1)、wc(-1)、uc(-1)和Suc(-1)以及它们和资本缓冲Buf(-1)的交互项。在表6(1)中，Buf(-1)*Swc(-1)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于高资本缓冲的银行，其资本缓冲与信贷资产占比的负相关关系与其他银行相比并无显著差别；在(2)中，Buf(-1)*Swc(-1)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对于高资本缓冲的银行而言，其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比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显著弱于其他类型的银行；在(3)中，Buf(-1)*Suc(-1)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对于低资本缓冲的银行，其资本缓冲与信贷资产配置行为间的负相关关系会更加明显，反映出低资本缓冲银行由于距离监管“红线”较近，其信贷资产配置对资本缓冲数量变动较为敏感；在(4)中，Buf(-1)*Suc(-1)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于低资本缓冲的银行而言，其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比例间的敏感性与其他组别的银行并无显著差别。与此同时，经检验Buf(-1)*wc(-1)和Buf(-1)*uc(-1)的系数并不显著，⑤说明对于资本数量较多、较少的银行组别，其资本缓冲与信贷余额和证券投资余额的相关关系与其他银行组别并无明显的差别。

      

      3.资本金结构影响

      表7显示了资本金结构对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在(1)中，Buf(-1)*t1ratio(-1)的系数为负，并且该系数分别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这说明随着核心资本比例的提高，银行资本缓冲与信贷行为的负向关系会更为明显；在(2)中，Buf(-1)*t1ratio(-1)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这说明随着核心资本比例的提高，银行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比例的正向关系会更为明显。以上结论证明了理论假说2。在(3)中，Buf(-1)*Sdratio(-1)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这说明随着资本金结构中次级债比例的提高，银行资本缓冲与信贷行为的负向关系将有所减弱；在(4)中，Buf(-1)*Sdratio(-1)的系数均为负，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这说明随着次级债比例的提高，银行资本缓冲与证券投资比例的正向关系会得到明显强化。以上结论证明了理论假说3b。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对前文得出的主要结论进行验证，本文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固定效应重新对模型(1)和(2)进行估计。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主要是为了刻画银行对信贷资产和证券同时进行配置的决策过程，在估计过程中，为避免滞后项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分别将(1)和(2)式中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Loanit-1和Secit-1分别略去；在利用固定效应估计的过程中，将(1)和(2)式中的滞后项Loanit-1和Secit-1略去。检验结果验证了动态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梳理并分析了银行资本缓冲与资产配置行为选择的关系，并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使用全球350家商业银行的经验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资本缓冲提高会使银行降低信贷资产配置、增加证券投资比例，(2)资本缓冲提高对信贷的“抑制”作用在资本缓冲数量较少的银行组别效果较为明显，而对于资本缓冲数量较多的银行而言，其对信贷的抑制效果相对较弱；(3)资本金结构会影响资本缓冲与信贷资产间的敏感性，资本质量较高银行(高核心资本比例)的资本缓冲对信贷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

      以上结论反映出全球大型银行的以下行为特征：当资本缓冲数量提高时，其风险偏好会有所降低，表现出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信贷资产的占比下降，证券投资的占比明显提升。这一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银行业普遍遭受打击，大型银行纷纷进行资本重建和“去杠杆”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资本重建和“去杠杆”的过程中，资本缓冲数量越少、距离监管“红线”越近的商业银行其特征越明显，与此同时，高核心资本比例的银行，也表现出相同的行为特征。从以上结论不难发现，随着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强，大型银行在纷纷提高资本缓冲数量的同时，其向实体经济投放信贷的意愿和能力也会随之减弱，资本监管的加强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经济的恢复速度。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缓冲要求的实施将降低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迫使银行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在证券投资领域。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尚不明朗的背景下，巴塞尔Ⅲ的实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但其对实体经济的复苏无疑将产生不利影响。各国监管当局在实施巴塞尔Ⅲ的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弱监管政策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外溢效应：

      (1)合理评估本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对于本国或地区经济复苏态势尚不明朗、银行业整体“惜贷”情绪严重、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主导的经济体，可考虑放缓巴塞尔Ⅲ的实施步伐，以减小实施巴塞尔Ⅲ对实体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经济增速尚处于合理水平，银行业整体信贷增速稳定，直接融资市场较为发达的经济体而言，可稳步推进巴Ⅲ的实施。(2)提高资本金数量、优化资本金结构。在稳步推行巴Ⅲ的基础上，监管当局应鼓励商业银行提高资本金数量，减轻政策实施对信贷投放产生的不利影响；鼓励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工具创新，通过多种方式优化资本金结构，使银行在提高资本缓冲数量的基础上，促进资本金结构日趋合理。

      ①在资本金数量方面，在原来8%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类资本缓冲要求：(1)2.5%的留存资本缓冲，用于抵御银行日常经营中的非预期损失；(2)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用于保证银行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经营的稳健性。此外，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还有1%～3.5%不等的额外资本要求。在资本金质量方面，修改了原来核心、附属资本的分类标准，将资本金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类，并将一级资本细分为一级核心资本和一级其他资本。商业银行的一级核心资本和一级资本的比例分别不得低于4.5%和6%，与此同时，两类资本缓冲和系统性重要银行额外的资本要求必须以一级核心资本满足。

      ②根据资本金分类，巴塞尔Ⅱ中提到的核心资本基本与巴Ⅲ中的一级核心资本一致，而附属资本则对应一级其他资本和二级资本。

      ③商业银行的生息资产主要由三种资产组成：非金融企业的贷款、证券投资和同业资产。本文之所以选择信贷资产和证券投资资产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信贷资产和证券投资资产基本占到了银行资产总额的70%以上，能够较大程度反映银行资产配置情况；(2)数据可得性，bankscope数据库中同业资产数据存在大量缺失。近年来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资本约束下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变化很多都反映在同业业务上，我们也有相关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未对中国问题进行列示。

      ④本文所选取的银行均在样本期内出现在The Banker世界1000银行的榜单上。

      ⑤由于篇幅所限，Buf(-1)*wc(-1)和Buf(-1)*uc(-1)实证结果在本文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⑥由于篇幅原因，相关结果在这里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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