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现行经济学需要改革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也是对实践的总结。经济学理论作为威力巨大的“促进剂”，曾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过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但经过17年的风雨变迁，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又反过来提出了对经济学术身进行改革的要求。中共“十四大”尤其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刀阔斧，日新月异，而经济学依然板着一幅“老面孔”。改革初期，经济体制变动所蕴含的新观念与原有理论的不吻合尚未达到“白热化”地步，所以，对原有经济学稍加“发展”这种不一致即可消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原有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对新思想的容纳“余地”显得越来越小，经济体制与经济理论的矛盾也日见尖锐。随之，要求改革中国现行经济学的呼声也日甚一日。
吴易风教授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需要改革，这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共同要求。”[①]但是，究竟怎样改革，意见十分分歧。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院（系）领导，纷纷发表见解。时下，“重建中国经济学”；[②]“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③]“让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④]“中国需要真正的政治经济学”[⑤]一类的题目，在报刊上已不鲜见，由此不难看出现行经济学问题的“严重”程度。对此，钱伯海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有一个大的转折”，它“要求理论经济学不再是修修补补，而要整体创新。”[⑥]陈昕先生进一步把“整体创新”具体化为，中国经济学应“从概念、术语、范畴、方法上逐步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⑦]上海财大裘逸娟教授的话似乎也并非耸人听闻：“在中国支配讲坛数十年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危机。”“不进行根本变革，就很难生存下去。”[⑧]另外，有人根据现行经济学的状况抱怨“苏式政治经济学该休息了”，主张取消所谓“已经为患多年，误人子弟，以左为旗帜的政治经济学”[⑨]“实行一次完全彻底的革命”！[⑩]无论你是否同意这些观点，恐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这里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学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革。
二、中国现行经济学被“困”何处？
中国的现行经济学在改革中遇到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矛盾，价格理论、工资理论和生产性劳动理论的矛盾颇具典型意义。
1.价格理论。一方面，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按照劳动价值论，价值是价格的基础和内容，价格仅仅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在供求作用下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这里，价格的决定性因素是价值，价值决定市场价格的波动中心，而市场的供求关系只“影响”价格，它制约着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幅度；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的要求，要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价格应当由市场供求关系自由确定，价格要具有充分的“弹性”以灵敏地及时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这样，劳动价值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就有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决定”，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价格到底应由价值决定还是由供求决定？[(11)]
2.工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每个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个人凭借生产资料垄断权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经济基础已不存在，按劳分配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分配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在按劳分配中作为劳动报酬的“社会主义工资”的数量只能取决于劳动（数量和质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显然，这里作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的工资是“劳动报酬”，它要求先劳后得，是“事后分配”。另一方面，按照一般市场经济理论的要求，各种资源都要“市场化”，而劳动也不过是一种“人力资源”，同其它物质资源一样，劳动力这种“资源”也要“市场化”，即进入市场进行人力资源配置。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价格”既是劳动力供求的调节核心，其本身又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节，而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价格”就是劳动者的工资。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上升；供过于求，工资下降。“社会主义工资”在这里并不表现为“劳动的报酬”，而是地地道道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因为早在劳动力进入工厂劳动之前，工资已经在劳动力市场上被供求事先“决定”了。显然，作为一种典型的“事先分配”，劳动力价格与按劳分配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工资究竟是由劳动决定还是由劳动力供求决定，这是现行经济学还不能很好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3.“生产性劳动”问题。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生产性劳动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价值论基础，只有生产性劳动（提供物质产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提供各种服务的劳动）不创造价值。科、教、文、卫等部门尽管重要，但其并不能创造价值，其收入不过是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价值的“转移”即“再分配”。因此，按照生产性劳动理论，我国长期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PS体系）的“总产值”、“国民收入”等基本指标，也都只统计工、农、建、交、商（的一部分）五大部门，而把科、教、文、卫等“第三次产业”排除在外。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引入了西方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体系），其中的核心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却把第三次产业纳入了统计范围。我们知道，MPS体系的价值论基础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生产性劳动价值论”，而SNA体系的价值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的“劳务价值论”，难怪有人指责国家统计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我们的国度里，出现了经济学上的“二元论”：统计理论是以马克思（生产性）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统计实践却以马克思批判过的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务价值论”为基础，这种“双重理论基础”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12)]
另外，我国现行经济学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基础。有人说中国经济学有着三个“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但实际上这三个“根”却是分立着的，并没有实现有机的统一，即没有能够做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三“根”的互相渗透和补充，而是在一些具体理论之间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内部，自相矛盾。
三、中国现行经济学何以解“困”？
上述种种矛盾，在目前各种版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没有解决。有趣的是，由于这些矛盾所处理论层次较深，所以，越是低层次的普及性质的教材，矛盾越不显现；而越是高层次、研究性质的教材，矛盾越是外露。最近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个颇有深度并作了大胆创新的教科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系列教材之一，在上述问题的论述中也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一会儿说社会主义工资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一会儿又说它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前面肯定劳动价值论，后面又把价格解释为是由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13)]解决前述难题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这一系列矛盾所涉及的共同性问题就是“制度”和“体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4个字即“社会主义”是讲制度，后4个字即“市场经济”是指体制。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价格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贯彻价值决定论，市场经济体制似乎强调供求决定论；在工资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贯彻按劳分配，市场经济体制好象更适宜劳动力价格；在国民经济统计上，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贯彻生产性劳动价值论，而市场经济体制则要求体现劳务价值论，它们之间好象存在着不能克服的深刻矛盾。
但科学应该是统一的，所以，面对如此棘手的经济学难题，仍不乏“上下求索者”，为“挽救”困境中的经济学开出了种种处方。有的主张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修补”，有的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进行“嫁接”，也有建议实行“引进方略”（指引进西方经济学），以对中国经济学进行一场“完全彻底的革命。”还有提出要使现代经济学“中国化”、“本土化”，使中国经济学“规范化”、“国际化”的，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15)]同时，更有人从方法论角度指出了中国经济学应该“转换范式”这一发人深思的问题。[(16)]当然，实际做法上更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拼凑”，结果往往是就每一个单个问题来看讲得貌似有理，但整体上常常是矛盾百出，捉襟见肘。
对经济学的种种改革主张，有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中国经济学的“两种改革观”：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自我完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即“从根本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转而全面采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如果按照第二种改革观，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翻版，一些经济学家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洋行的小贩，我们的经济学领域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17)]
显然，对我国政治经济学改革的迫切性，大家已经取得共识。但怎样改革，的确需要慎重考虑。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同时，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不能采取拒绝的态度，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对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加以取舍，其原则是一要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充实、创新、发展、完善，二要有利于研究解决中国现实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唯有如此，我国现行经济学所存在的理论之间、经济改革与经济学改革之间的诸多矛盾，才有希望得以解决。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能否结合的问题。按照通常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和内存矛盾，而“庸俗”经济学则避开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只分析“现象”形态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二者截然对立不可能“结合”，至少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是这样。但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时情况有所不同。因此，不论是属于“深层次的本质问题”，还是作为“表面上的现象”，只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需，就都要被纳入研究范围，各种方法都可采用。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大量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现在，无论是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著作或论文，还是中央的有关文件，都很容易看到过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西方经济学所特有的那些名词概念，如“资本”、“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失业”“贫困人口”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与西方经济学概念同时被用作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工具，这不能不说是这两种经济学的一个“结合”，当然，这种结合还是“外在的”，多多少少带有“拼凑”味道。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程度。应该承认，马克思花费40年心血写就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揭示了许多存在于商品（或市场）经济中的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如价值规律及其实现形式，社会再生产规律，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规律等。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而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高度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中包含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故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揭示必然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研究任务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剖析不可能是充分的、全面的，这主要导源于两类因素：（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部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其目的是批判，是揭露，是唤起革命，其任务是揭示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那些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财富增长不是马克思研究经济的目的，这决定了市场经济这方面的许多规律（如边际规律等）由于无助于直接说明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因而未能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立论基本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或市场）经济，这就使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不少概念、结论、原理，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如“实物型按劳分配”、“直接社会劳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等）。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分析”与“体制分析”并未明确分开而是混在一起的，甚至有时候把“体制特征”当作“制度特征”（如计划经济等），并进一步用“体制特征”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基本理论时加以明辨的。
3.如何确定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改革中的地位。对这一问题理论界有多种观点。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没有西方经济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也属于“西方的经济学”，“马克思也是‘西方经济学家’。”[(18)]。连马克思主义本人在“创立”他的经济学时都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作为后人我们“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倒不能让西方经济学为我所用？问题是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科学的，而此后的西方经济学已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性为“庸俗”经济学。人们不禁要问，“庸俗”的东西岂能“吸收”？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搞清楚：
第一，庸俗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对政治经济学作了“庸俗”和“科学”的划分。就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而言，“庸俗”经济学是辩护的，“科学”经济学是批判的。就是说，“庸俗”的与“科学”的之分，其界限并不在于理论所揭示的内容“是否真实”，而在于其是否有利于揭露资本家的剥削。当然，真正能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理论，必然是“真实的”，但我们说西方经济学有“庸俗性”，却并“不是指它揭示和描述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是不真实的，恰恰相反，正由于它较为真实地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才建立起许多分支学科。[(19)]既然具有“真实性”，那么，这些从一个角度看具有“庸俗性”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有可能具有“科学性”。比如，那些对“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于事无补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有着积极意义的理论，就前者看是“庸俗的”，而就后者看又是科学的。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时，对这些“庸俗理论”采取“拿来主义”态度，是非常应该的。换句话说，好些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应该抛弃的东西，在社会主义部分有可能需要“拿来”。
第二，具体结构和基础理论。有人认为，从其基础理论、基本内容、整个体系来看，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从其基础理论、基本内容、整个体系来看，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从而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的只是那些从“实际的专门研究”中得出的那些具体理论、具体主张和具体政策建议等。[(20)]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现行政治经济学改革，不能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只能在原有理论框架内增补一些新材料，即前面所说的“修补”，而不会是“整体创新”、“范式转换”、“彻底革命”。
但是，这种“整体庸俗，具体科学”的主导认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陈东琪等认为，之所以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除前苏联一位经济学家外都是西方经济学家，“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把经济学当作一门严格的科学来研究，”“西方经济学在研究中积累，在积累中发展，前人的成果成为后人研究的基础，它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不断地创新。”[(21)]显然，这里是从整体上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科学的”。有人进一步主张，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再“倒过来”“整体科学，具体庸俗”。樊纲认为，西方经济学所揭示出来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22)]因此，最近一、二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与方法。而那些具体的结论、具体的政策、具体的做法，倒不必过多强调。[(23)]尹伯成则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如下质问：既然“现在谁都不认为（由西方经济学衍生出来的）这些分支学科应从整体上加以否定，为什么作为它们理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应从整体上加以否定呢？”他明确认为，“西方经济学不应该根本否定，或者说不应从整体上加以否定。相反，一些具体结论倒恰恰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搬用的。[(24)]
由此可见，对西方经济学科学性、庸俗性的判断，直接制约着我国政治经济学改革的方向。因此，正确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已成为政治经济学完善、发展和创新的一个关键所在。
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改革，息息相关。传统的“计划经济学”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脉相承、逻辑一致的。但就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来说，这种一致是消极的、低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这种低水平的“表面一致”性，经济学与经济体制之间发生了矛盾。但这些矛盾是积极的和高层次的，没有发展就没有矛盾，打破旧的平衡是发展的一个环节。从旧体制和旧理论之间的低级平衡到体制改革引起矛盾产生，再到伴随着体制改革的经济学改革对矛盾的解决达到高层次的一致，恐怕这就是中国现行经济学的发展轨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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