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西欧气候变迁与粮食供应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气候论文,粮食论文,危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9)02-0012-06
正统历史常常忽略气候，然而，气候对那些生活于其间的人们至关重要，17世纪西欧由于气候变化，导致饥荒横行，引起了一场粮食供应危机。面对危机，西欧各国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稳定了食物供应并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变革。本文拟对此做一探讨，不当处敬请指正。
“小冰期”(Little Ice Age)作为因太阳、火山等的活动而导致的地球气候寒冷期的概念已为众多历史学家所熟悉。学者们通过对历史上太阳观测记录、中英格兰气温、捷克地温、阿尔卑斯山冰川、大气C[14]含量、树轮、冰芯等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西方社会曾经历了“小冰期”，其最冷时段在17世纪[1]①。“小冰期”的平均温度一般要比正常时期低1—2℃。
17世纪西欧仍为传统的农业社会，气候变冷对其影响巨大。英国一位牧师在日记中清楚记载了气候影响导致的艰苦时期：“季节寒冷，日子艰难，玉米和商品的价格上涨，找不到工作……。”[2]气候变动尤其对西方农业产生了灾难性影响，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农牧业的影响，即农作物生长适宜期的缩短、产量下降、农业植被区域界线的内卷以及由此导致的粮食供应出现困难、饥荒和瘟疫、流行病的肆虐等等。
学者们指出，欧洲小冰期期间许多作物来不及成熟，歉收或饥荒频繁，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异常引起的。如，法国南部1550-1700年连续发生饥荒，当时文献即把饥荒与冬季严寒和夏季多雨联系在一起[3]。具体地，“冷湿天气意味着较短的农业周期，农业周期短即意味着收成减少、农业歉收和广泛的饥馑”[4]284。由于气温降低，冬季延长，冰雪化冻极晚，而秋季又来得过早，耕种季节极为短暂，而夏季温度偏低又多雨，这一切使农作物成熟时间大为延长，对其生长极为不利。对此，帕克明确指出，小冰期气温下降1℃将使“作物的生长适宜期缩减3至4周”[5]8。瓦茨也认为：“夏日平均气温的些微下降可能导致谷物成熟可利用时间减少2—3周”。[6]21而在边缘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如冰岛年平均气温下降1度将使冰岛小麦生长季节缩短将近1/3[7]113。气候的影响巨大，17世纪歉收、饥荒、瘟疫席卷欧洲，破坏巨大。18世纪的清单指出，法国17世纪发生大灾荒11次，但布罗代尔认为其过于“乐观”，忽略了很多局部性饥荒，如法国西南地区于1628、1631、1643、1662、1694、1698、1709、1713年都曾发生灾荒[8]82。1597年英国南部、1623和1649年的英国北部以及17世纪90年代等年份和地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饥荒[9]。诺思和托马斯指出意大利的“饥荒已经司空见惯”，1628-1638、1648-1655、1674-1675、1679、1693-1694年都曾发生严重饥荒[10]。1696-1697年的芬兰饥荒曾被视为欧洲历史上最恐怖事件，死亡总数达居民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8]85。
而歉收“如若接连两次，就会物价飞涨”[8]86。1645-1646和1649-1650年间，英、法的小麦价格上涨了2倍，意大利则上涨了3倍[11]73。蒋孟引先生指出，1646年旱灾后，本来小麦每夸脱(合1.14升)的年均价格在17世纪20年代为30先令，1646年涨到58先令，一般贫苦人民所食用的燕麦、黑麦、豌豆等粗粮，价格也成倍上升。根据伦敦一个单位购买燕麦的记账资料，1643年燕麦平均售价7先令8便士，1647年涨到21先令4.25便士。1646-1650年间，工资增加远比不上物价上涨，工资增加15％—30％，而面包市价上涨了100％—200％[12]。饥荒蔓延迟早为流行病打开大门。医学史家指出，“本世纪的流行病流行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13]。而在西班牙，“瘟疫和坏收成摧毁了整个卡斯蒂尔地区”[14]4。
气温下降导致雪盖南移、冰川前进以致农牧过渡带内卷。冰雪覆盖了大量农田、村庄、山谷和草原，科学家指出，17世纪最后十年瑞士中部海拔900米的山丘直至5月还被雪覆盖；阿尔卑斯山冰川又一次扩张，一直延伸到海拔2 000米的草地，导致1595-1605年间山下一些小村庄被冰川吞没[15][16]。许多耕地被迫放弃，如苏格兰高地的弃耕地进入17世纪以来更是直线上升[17]；在挪威，高纬度的许多庄稼也被放弃，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小。据记载，1665年挪威谷物收成量仅有1300年左右的67％—70％[18]224。帕克指出，气温下降1℃将使农耕区有效海拔高度减少约500英尺；而在过渡带，影响更为严重，证据表明，在爱尔兰，夏日温度下降一度将使作物减产15％[5]8。16世纪人口膨胀曾使许多边缘土地都种满庄稼，而气温下降使这些努力付之东流。庄稼产量下降，让众多人口处于饥饿边缘，许多人更是直接死于饥饿，饥荒和饥饿一度成为可怕的杀手。1693-1694年法国北部饥荒可能导致10％的人口死亡，在奥弗涅，这一数字可能达到20％；巴黎盆地则有15％的成年人死亡[6]24[19][20]。
气候变动对农业产量影响极大。连续降雨会增大耕作难度，雨水过多会冲去表层土壤而导致土地肥力下降，水涝的土壤也会减少产量。而过度严寒则会冻死种子，降低种子发芽率。有学者指出，在气候、战争等因素作用下，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德国经历了巨大的谷物产量损失；在法国，17世纪30到60年代早期，谷物损失比例达20％到40％；而西班牙在16世纪90年代及随后的半个世纪中，该比例高达30％—50％[14]21。谷物产量的大幅下降，将人口推向了生存危机边缘。此外，气候也使畜牧业和渔业备受打击。如1709-1713年气候引发的牛瘟曾给欧洲畜牧业带来毁灭性打击[21]。苏格兰鳕鱼捕获量也大幅降低，因鳕鱼更向南移，法罗群岛的鳕鱼捕获在1615年左右开始中断，并在1675-1704年的30年时间里再次中断[18]219。
气候异常引发了农业产量下降、歉收和灾荒频发，导致粮食短缺，大量流民由此产生。据统计，这一时期西欧流民数量激增，仅英国1631-1639年，37个郡的档案中就载有被捕流民2.6万之多[22]。而整个社会更是呈现出普遍贫困化迹象：英国直至17世纪末穷人占到一半，其中一半处于极度贫困；法国九分之五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德国科隆每5万中就有2万是乞丐[23]80-81。这一切使西欧人表现出相同的悲观情绪。在一些地区，这种情绪常常演变为绝望农民的起义和暴动，如1647年7月意大利那不勒斯由于食物短缺等原因引发了严重的民众起义[14]70。在普罗旺斯，1596-1635年间发生了108次民众起义，1635至1660年更多达156次，1661-1715年则达110次。在一个仅有60万人的社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374次的巨大起义数字令人极为震惊！[24]以致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民起义就像工业时代的罢工一样普遍[25]。西欧面临着巨大危机。
面对上述此景，西方人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以应对危机、改变食物短缺的状况，主要包括如下措施。
其一，改善农业。
西欧农业进行了包括实行新耕作制度、新农作物的种植、作物种类的变化、围湖造田等方式扩展耕地以及一定程度的农业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等等在内的一系列变革，努力提高农业产量，从而改变了其农业社会的面貌和发展轨迹。
由于农业困境，西方社会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新耕作制度以促进农业产量提高。传统的两轮或三轮耕作制被不同程度废止，耕地和牧场的分隔被放弃，休耕地大为减少。17世纪广为人们接受的轮作制是采用先种几年谷物、豆类和根茎作物，继之是红花草等草类，随后几年转为牧场的农牧轮作制。这种方式实现了土地使用上的地区间变革。到17世纪末，四茬或六茬轮作的诺福克轮作制将复杂的轮作制发展至顶峰[23]280-281[26]40。将不同种类的作物轮种的方式以及饲料通过牲畜转化为粪肥，萝卜、三叶草等则能起到除杂草、固氮的作用，这样就有效提高了地力以及作物的产量，如1700年的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小麦产量都要高于1600年[27]。此外，一旦某种作物歉收，不同的收获时间也减少了由于年成不好而出现饥荒的可能。同时，与传统的三圃制相比，诺福克的轮作制优越性更强，它有效解决了三圃制下扩大种植面积和地力衰竭的矛盾。而且牲畜饲料作物的种植，也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在低地国家和英国，17世纪上半叶收获与种子比在6∶1左右，到了下半叶甚至可达到10∶1[26]36，1700年后，英国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主要出口国，到1750年谷物和面粉出口总数达200 000吨，占全国粮食总需求量的13％[14]30[28]。
作物种类的变化是17世纪西方农业面貌变化的重要方面，并有助于分散农业风险。如法国西南部，农民们种植了多种作物。由于气温与湿度变化无常，不适于种植橄榄，人们改种较为适应天气变化的坚果树[23]285。从加来海峡到夏朗德，所有地区都增加了很容易适应气候，而且产量颇高的荞麦和斯佩尔特小麦的种植[23]284。在英国，人口的压力，也使得人们对高产量、高热量的农作物有了更多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以赫特福德郡为代表的英国一些地区的大麦和豆类种植比例有所提高，而热量较低的黑麦数量大为减少[29]。在荷兰，生长期较短的荞麦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它在1550年前的欧洲还基本上无人种植[7]114。可作为牲畜过冬饲料的芜菁以及翘摇在弗兰德尔等地也普遍种植[26]40。1650年后，饲料作物得到了普及，从而使牲畜饲养有了饲料保障，增加了牲畜数量。
更为重要的是变化是，高产新作物的种植，如来自美洲的新产品，如玉米、土豆等的引入极大改变了欧洲农业面貌。这类作物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长势良好，适应气候环境能力更强，且有助于恢复地力，有利于庄稼轮种和畜牧业发展。在伊比利亚半岛，早在16世纪末就引入玉米，随后其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扎根并得到推广，到1700年玉米占到所有谷物种植的2/3，1750年则达90％[30]29。而玉米在法国内地于17世纪后期开始种植，并很快被增添到轮种作物中，为轮作制增添了新的内容[23]286。16世纪末17世纪初，玉米种植已普及整个意大利半岛[8]191。这也间接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而雨水丰沛则使来自亚洲的稻米在此期间获得了巨大发展，在伦巴第，其种植面积从1550年的5千公顷增加了1710年的15万公顷[31]。新作物的种植极大弥补了谷物产量的不足部分。
产量提高，并非仅仅是依赖于单位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耕地数量的增加。排水造田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沼泽排水计划最终创造了近16万公顷土地[26]38。英国东部“大水平”工程，30余年造田30.7万英亩，相当于荷兰全国1540至1690年一个半世纪中造田数的十分之七[32]。荷兰大规模填海造田始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荷兰北部半岛造田36 000公顷，增加的土地种植面积超过1/4[26]37。为了赢得阿姆斯特丹、哈乐姆和登哈之间的荷兰中心带18 000公顷的土地，荷兰人甚至在17世纪就制定了直至19世纪才得以完成的哈乐姆海(Haarlem)排水工程[33]。荷兰人的丰富经验甚至让他们对英国的排水工程产生兴趣，纷纷到英国沿海各郡投资承担排水工程。如1628年有荷兰人投资13 000英镑用于排干阿克斯霍姆岛(the Isle of Axholme)工程，荷兰人维劳尼顿、维那提等曾在英格兰约克郡、林肯郡的哈特菲尔德和奇泽等地以及苏格兰承担过排水工程[34]。同样的排水计划也实施在法国波瓦图潮汐地、乌尔班七世的庇护地、罗马南部的蓬蒂内沼泽以及德国西北部的北海沿岸浅滩[26]38。
一些新发明工具虽然效果有限，但也被运用于农业产量的提高上。如畜力双铧犁、铁穴播器、脱粒机等[35]。新方法也用于扩展耕地。如荷兰工程师发明的排水方法每年可增6—7平方英里可耕地[36]。此外，增加土壤肥力也是农业调整的一个方面。如农肥(包括粪肥和混合肥)的使用、深犁松土和既能提供牲畜饲料又能提供硝酸盐、氮化物等有利于恢复土地肥力的豆类和草类——车轴草、三叶草等的种植[6]22[14]29[26]40，42[30]126。同时，豆类植物不仅提供了植物性蛋白质，对人们的日常饮食也是一种有益补充，也抵消了休耕时间减少所造成的损失。
其二，改变饮食习惯和结构。
布罗代尔曾指出，吃粮食或肉取决于人口多少。17世纪前，欧洲以吃肉为主，而当人口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人们就势必更多地依赖植物而减少吃肉。在蒙比扎镇，肉铺数量即逐渐减少以从1550年18家到1641年6家再到1660年的2家。餐桌上的食肉量也大为减少，养济院中的穷人，以谷物提供的热量高达81％；1609-1618年的博罗米学院的学生饭菜中，谷物所占热量总数的73％。同样，1614-1615年热那亚富人斯皮诺拉家族的餐桌上，谷物提供的热量也占53％，食用的肉和鱼并不多[8]118-120，149，227。在法国，普通农民养不起家畜，也无多余金钱消费肉类，因而食谱中几乎无肉，饮料也多为野生浆果或掺水果酒。如博韦地区，农民基本食谱由面包、汤、燕麦粥、豌豆和其它豆类等组成，明显营养不良[37]。瑞典格里普斯哥尔摩堡庄园的食物预算也清楚表明了每日摄取热量的下降[11]75。
众所周知，人类饮食的变迁十分缓慢，17世纪发生了人类饮食史的一次重要变迁。为了满足人口需要，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在早些时候被引入欧洲。但食物变革并不是那么容易为民众所接受，民众心理上出于无知和对未知事物的担忧、恐惧进而会导致某种敌对，因而起初这些作物被视为人类食物的禁忌，是有毒的(可能会导致腹泻和其他的种种不适)或者是不能为人所食用的(最多可充当动物饲料)。因而，新事物能不能被接收，变革的时机就显得至为关键。而严寒气候带来的粮食危机则起到了缓解这种敌对作用，因为其有用性是可感知的，从而促进了这些作物在西方的广泛种植以及在食谱中的重要性。
新农作物弥补了原有谷物产量的许多不足，很快成为人们日常食物并以其高产量养活了大量人口。1601年，土豆已在德国大部分菜园种植；17世纪上半期，爱尔兰农民开始食用土豆；1680年后，法国人普遍食用土豆[4]328。而在一些地区，如佛兰德地区的土豆消费量急剧上升导致谷物消费量下降。而17世纪下半叶，玉米也成为日常食物。一些玉米食物，如法国南部的米亚斯、意大利的波朗塔和罗马尼亚的玛玛利加都是大众食品[8]192，197。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玉米以其40∶1的收成、播种比，养活了大量农民[30]29。稻米也进入饮食结构，为法国养济院的穷人、士兵和水手食用[8]126。一些地区的周期性饥荒因而结束。
小麦、黑麦、燕麦、大麦、稻米、小米等都被用来制作面包。然而，这些食物加在一起仍不能保证食物充足，西方人仍不免于经常挨饿，因而瓜菜、栗子粉、荞麦面、各种豆类乃至橡实和块茎也成为重要的补充性食物。如在荷兰，生长期较短的荞麦在1550年后的百年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而此前欧洲基本还无人种植[7]114。在一些地区，狗、猫肉也被标价出售。草甚至也成为食物，如1652年洛林和四邻地区居民被生计所迫而在草场食草为生；1694年，墨朗附近农民等不及小麦成熟即行收割，许多人如牲畜一般食草度日[8]86[38]。
其三，国家、地方和个人实施的临时性救济。
实施救济是国家面对统治危险时的重要挽救措施。为此，英法等国建立了济贫院、养济院、慈善收养所、劳动救济所等救济机构实施救济。此外，英国还曾多次颁布法令，如1603年枢密院曾发出诰令，要求乡绅回到乡下，带头赈灾[39]。城镇和教区也提供一些日常救济和临时救济，其在礼拜日、节日、弥撒后常有面包发放。如埃克塞特市的城市基金就于1588年起在复活节、圣诞节为穷人提供面包和牛肉，1614年后其成为一项经常性制度[40]。国王、一些富裕贵族和乡绅也慷慨救助，如1661年法国农业饥荒期间，国王不仅向巴黎和周边的个人和社区分发谷物，甚至还下令向民众每日分发3—4万磅的面包[30]28。1597年饥荒中，英国巴克赫斯特勋爵购买了大量进口黑麦分发给家乡饥民。富裕贵族和乡绅在一些地方救济作用之大以致在度过17世纪20年代初的连续饥荒后，1625年诺森伯兰地方政府报告说：“要不是乡绅和其他人的救济，这里的许多穷人都会饿死。”[41]英国政府甚至逐渐接管了济贫事务，逐渐发展起以济贫法令为基础，以政府授权地方官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实行教区安置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济贫制度，成为日后西方福利制度的滥觞。
其四，进口与限制粮食出口也是西欧粮食补偿和即时应对的重要方式。
西欧对食物的需求因波罗的海生产能力的增长而得到补充。1591-1593年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半岛出现粮荒后，荷兰商船频频光顾地中海、波罗的海港口采购粮食运至两地。有资料表明，大量粮食从波罗的海的半殖民地粮食产区输送进来。17世纪上半叶，年均14万吨谷物通过荷兰松得海峡向西流动以满足西北欧及地中海国家和城市的粮食需求[26]35。1618年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达到高峰，当时有11.8万拉斯特粮食进入西欧[42]。荷兰每年则有成千上万来自伊比利亚的运输合同，把波罗的海小麦、黑麦、荷兰本土市场食物、西西里粮食运到巴伦西亚、巴利阿里群岛、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加利西亚、意大利和热那亚。1631年，西班牙北部、东部以及葡萄牙爆发了17世纪最为严重的饥荒，大量荷兰商船把波兰谷物运到法国西南部的南特、波尔多、伯约纳。再由那里的英、法、汉堡船只把粮食运到伊比利亚半岛的里斯本、阿利坎特、巴伦西亚和那不勒斯等地。即使在1635年后，英国船只还经常到法国南部沿海去购买由荷兰商船运到那儿的粮食，再把这些粮食运到伊比利亚半岛[43]。17世纪末，美洲卡罗利纳地区通过英国转口出售的稻米数量非常大，法国在1694、1709年则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输入稻米用以缓解本国穷人的粮食困难[8]125-126。
此外，西欧国家在17世纪还曾采取政府干预手段一度限制本国粮食出口。如英国枢密院在1629-1644年间曾多次禁止粮食出口[44]。法国柯尔伯时期也曾禁止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出口而鼓励外国同类产品的输入。
总之，17世纪西欧由于气候变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危害，导致粮食短缺和“生存危机”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与此同时，它也为西欧农业变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欧传统的农业格局和饮食习惯，有效提高了农业总产量，缓解了食物供应困难，促进了城市膨胀和人口增长，稳定并促进了社会发展[45]，影响并塑造了西欧未来的发展走向。
注释：
①H.H.Lamb,"Trends in the Weather",Discovery(Febuary，1964)；王绍武：《小冰期气候的研究》，《第四纪研究》，1995(3)；王劲松等：《小冰期气候变化研究新进展》，《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6(1)；宋燕等：《小冰期气候研究回顾和机理探寻》，《气象》，卷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