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非利卡人的人口和社会阶级结构与南非土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非论文,阶级论文,人口论文,土地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非是世界上土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部南非现代史就是阿非利卡人与广大的黑人和有色人争夺土地控制权的历史，其结果是占总人口大约13％的阿非利卡人占据了整个南非87％的土地，而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则被挤压在狭小的空间里。但最终的现实状况并不能用历史决定论来解释，而恰恰相反，荷兰殖民者最初占据好望角一隅，只是把它作为印度洋和大西洋垄断贸易的补给站，开普半岛画地为牢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演变成在南非纵深地带跑马圈地的本土化了的阿非利卡殖民者，有着许多复杂而特殊的原因。笔者认为，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阿非利卡人独特的人口和社会阶级结构，最终演变成为阿非利卡人殖民土地扩张的内在根源。
一
英国学者约·雷克斯指出：“对于任何一个主要对南非进行政治和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北美和欧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学范例，即功能主义，可以说是特别无足轻重的。很明显，我们并不是在谈论人们所共有的规范化的社会秩序，或者一个由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制度所构成的体系。我们的着眼点必须是处于相互冲突地位中的集团。”① 在南非，族性为阶级纽带提供的基础几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坚实。
当开普殖民地第一批荷兰殖民者给他们的牛套上犁的时候，南非本来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白人移民区有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北美，也有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南美（以巴西为典型）。南非的不幸就在于，它没有发展成其中的任何一种模式。首先，它在走向白人移民区的发展道路上中途却步了，后来又拒绝成为一个多种族的民族。在三百年的时间内，白人与黑人之间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相互通婚是绝对不允许的，尽管阿非利卡人和科伊桑女人之间的露水式的两性关系的结果留下了一个为数不多的有色人种，在南非黑白分明的种族风景图画上添加了一点黄褐色花边。这个殖民地一建立，就走上了一条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道路。在北美，正如马克思曾提到过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它的承担者一起输入进来，并且在那块由于土质肥沃而补救了历史传统贫乏的土地迅速生长起来。而在南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没有随着荷兰移民的到来而自然输入这块位于南半球的牧草茂盛的殖民地，更谈不上迅速生长起来，而它土质的贫瘠也无法补救其“历史传统的贫乏”。开普殖民地虽然从其建立伊始就是作为两洋航线上的“补给站”而为世界市场存在的，但它的生产机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接种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尽管从总体上无法否定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性质本身，但它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服务的方式却是排除资本主义形式的自由雇佣劳动。
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代世界几个欧洲移民殖民地中，南非具有独特的历史命运。移居南非的欧洲人，与移居其他一些殖民地的白人移民的境况迥然不同。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征服和随之而来的大批移民所造成的结果是，原住居民几乎被灭绝，欧洲移民基本上取而代之，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在南非，欧洲移民的特点一是进展缓慢，二是人数虽然逐渐增多，但从未能取代土著居民的主体民族地位。以荷兰人和英国人为主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虽然几乎将桑人（又译作萨恩人，或称布须曼人）屠戮殆尽，并完全改造了科伊人（霍屯督人）族体，使他们成为不黑不白的混血民族——有色人，但无法将班图人斩尽杀绝，自始至终无法在数量上与班图民族的科萨人和祖鲁人相匹敌，并且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后者提供的劳动力。先是身陷黑人的汪洋大海中，后来又处于英国人的压迫之下，阿非利卡人的土地扩张既有政治斗争的动因，又有民族（种族）斗争的动因。白人殖民者要保持自己的压倒性政治地位，就要实行种族经济学，剥夺广大黑人的土地，使后者沦为依附自己的劳动力，虽然事实证明这种依附在经济层面上是相互的。在加拿大和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移民们完全不需要印第安人的劳动力，因为他们的经济结构从一开始便与落后的原始民族经济格格不入。印第安人只是白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是封建性较强的或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落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在地广人稀的南美也不必依赖当地的民族，因为虽然存在于同一空间，却代表着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无法把他们整合或融合在一起。同为南非的白色人种，对阿非利卡人来说，他们与英国人又有很大的不同。英国人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母国——大英帝国作为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后盾，有割不断的文化纽带，他们不怕被所在地的异族所同化，与祖国的联系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其殖民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联系，不断拓展财富的海外来源。而阿非利卡人人数很少，实际上失去了同祖国的联系，只是间接地仍与欧洲和世界市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英国人的先进的工业文明，仍停留在商业文明阶段，在非洲与本地黑人民族相比，在生产力水平上并不占什么优势，非洲人对他们来说是土地和其他生存资源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是潜在的商业上的对手。1856年德兰士瓦共和国议会通过的《勒斯腾堡宪法》规定，“无论在教会或在国家中都不允许有色人种同白人居民之间存在任何平等权利”。②
在考虑阿非利卡人种族隔离制度形成的原因时，南非学者认为：“在所有因素中，数字关系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③ 阿非利卡民族的人数较少，这在南非土地问题形成的诸因素中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却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也是阿非利卡人独具特色的种族隔离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几乎从一开始，奴隶的数量就超过了殖民者，殖民者生活在奇异、黑色的大陆上，时时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这种不安全感一直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深处，并成为他们生存哲学的反映，对黑人压倒性数量的担心是他们政策的主要驱动力。
阿非利卡民族之所以人数较少，是和东印度公司的运营体制分不开的。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商业帝国的特性，使它在开普“补给站”的人员安排上尽可能地奉行精兵简政的原则，④ 后来只是由于荷兰参加了反对路易十四的欧洲战争，担心法国人进攻好望角，因此需要通过增加白人移民（花在他们身上的经费不像花在士兵身上那么多）来加强这块殖民地。结果，东印度公司在范·里贝克调走之后一度修改了政策，打开了有限移民的大门。统治好望角达21年（1678－1699）之久的要塞司令西蒙·范·斯特尔，招募了数以百计的荷兰人和德国人，大力推进了这块殖民地武力扩张领土的进程。他在范·里贝克用于隔离科伊人的苦杏树林的对面建立了第一个移民区并命名为斯泰伦博斯。此外，150名逃到荷兰避难的法国新教徒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公司的安排下来到好望角的。
1658年底发生了14名自由民为反对公司的价格垄断而举行抗议的事件之后，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认为，白人自由民除了带来麻烦，没有别的。从此，一度打开的移民大门重又关上。17位董事写信指示好望角的司令官，要求他必须放弃移民的想法，并要他同现有的部下和自由民搞好关系，不能进一步增加编制。一个很大的殖民地需要海外的支持，而印度更需要人手。把人员保持在最小的规模上，这将是最令人满意的事情。⑤
东印度公司的老爷们既讨厌腐败的官吏，也讨厌那些造反的殖民者，因而不再向开普移民。这个决定造成了开普殖民地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初，南非仍然不对白人移民开放，从而切断了通往“美国式”发展前途的道路。从1652年荷兰人登陆开普海岸起，到1752年为止，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白人移民总人数才增加至5419人。⑥ 1800年，美国人口增长到了500万，而开普殖民地（几乎与北美殖民地同时建立）则仅仅有两万余人，几乎都是第一批移民的后裔。
人口比例的绝对劣势决定了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主义与其他欧美国家的种族主义有所不同。一般欧美国家的种族主义都表现为强者对弱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傲慢和侮辱，如美国人对国内的亚裔和拉美人及最大的少数民族黑人的态度；而阿非利卡人的种族主义及其用法律确立下来的种族隔离制度与其说是狂妄自大，不如说是一种怯弱和恐惧的反映。首批到达南非的荷兰后裔移民不像许多到达弗吉尼亚的英国殖民者那样，在本国有好的地位，并且与本国有许多种联系，也不像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那样，有好的教育，并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崇敬上帝的自由。荷裔人来自下层阶级，部分因为他们很少有家庭联系，部分因为到荷兰的旅途太长，联系困难，以至与母国很少联系，不久就失去了祖国情感。胡格诺教徒移民更有教养，社会地位优于构成荷裔大多数的粗鲁的冒险家，但他们也失去了母国，法国已经把他们逐了出来。⑦ 人数上的绝对劣势和绝大部分白人为“乡愚”的现实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使阿非利卡人时刻处于被黑人“包围”的危险境地之中。在黑色的汪洋大海中，阿非利卡人一方面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对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黑人极端蔑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时时感受到黑人数量上的威胁，因而要注意保持民族的同一，防止因阶级分化而减低战斗力，使他们凭借火枪、马匹和牛车的优势成为“天然”的统治者。例如，在兰德金矿发现之前，1854年德兰士瓦的“南非共和国”只有15000名白人，1865年增加到25000人，到1873年也仅有三万人。不足三万人的布尔人统治着20多万平方公里内的近百万非洲居民，平均每一个布尔人，不论他是所谓的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下辖的非洲民众多达30余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如此悬殊的人口对比，使绝大多数布尔人“自然”升华到了剥削者和统治者阶层。阿非利卡人的种族（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与广大黑人民众的斗争中，太不成比例的人数使他们在与黑人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种双重的感觉。面对后来的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英国人，阿非利卡人又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和被压迫感，其经济行为也受到人数较少及其政治和民族斗争需要的影响。要保持在经济上压倒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黑人民族，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保持自己一方的团结一致，剥夺黑人的土地，使其沦为自己的经济上的附庸和政治上的奴仆；要应对和逃避人数比自己少的英国人的压迫，在矿业领域无法同经历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人竞争，军事上和政治上又无法与英国人相抗衡，所以唯一的途径则是集体遁入农村，另建自己的独立王国，另外开辟贸易路线和出海口。国家需要领土，而土地可以从班图人那里获得。大迁徙就是这样开始的。实际上，在所谓的大迁徙开始之前，出于调节家庭内部关系和社会关系，阿非利卡人一直处于小规模的迁徙过程中，迁徙已经成了他们必不可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成或连结极端个人主义的阿非利卡人的民族团结的纽带不是传统形式上的聚居一起，而是南非大草原上的遥远的空间距离。
在两矿发现之前，阿非利卡人之间可以说是没有阶级划分的，民族与阶级合而为一，这是他们所特有的现象。如上所述，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的主要原因是阿非利卡民族人数太少和政治及民族斗争的需要。阿非利卡人上层有意识地，甚至是下意识地注意保持内部的稳定。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阿非利卡人依靠无情地掠夺非洲人的土地和牲畜资源，把集团内的贫富分化控制在同族人不受严重剥削的限度内。每当集团内部因为人口的自然增殖、家庭土地的过度析分而出现分化的可能时，他们便鼓励部分社会成员外迁，越过殖民地边界，夺取非洲人处于轮牧或正在使用的牧场，另立家业。因而，每次土地扩张都及时地缓解了布尔集团内部阶级分化趋势的发展，避免了因为析分土地而过早产生“穷白人”问题。这样，不断的土地扩张构成阿非利卡地主集团延迟阶级分化和保持集体稳定的重要条件。在两矿发现和大规模开采之前，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几乎全部是地主，只不过地产有大有小而已，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大的经济地位、政治身份和社会关系的鸿沟，形成一个“超稳定集团”，种族、民族和阶级三位一体。
二
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疆界毕竟有限，根本无法满足阿非利卡人的欲求。19世纪下半叶德兰士瓦共和国四处出击，发动了新一轮对“边界”外非洲人的大规模进攻。这一时期阿非利卡人土地扩张过程的急剧加速，还和布尔人乡村大地主和官僚大地主阶层的形成密不可分。
两矿的发现和开采对南非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虽然没有立刻改变布尔人的经济形态，但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大潮还是冲垮了布尔人在内地的相对封闭状态。1850年代后，美利奴羊（merino）被引进德兰士瓦，羊毛业迅速发展，产品供不应求，部分农场主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土地价格在毛纺和采矿业的刺激下扶摇直上，出现了活跃的土地市场，一摩尔根土地的售价从8先令上涨到32先令。靠近贝萨尼（Bethany）传教站的一个面积只有2000摩尔根的农场，1848年3月价值63英镑5先令，1851年11月涨到157英镑10先令，1856年7月攀升到1350英镑，一年多后达到2000英镑，估计到1861年大概不会少于3000英镑。1857年，位于布隆方丹附近的一个面积8300摩尔根的农场售价300英镑，到1861年3月，在没有任何设施改进的情况下，价格翻了十倍以上，高达3500英镑。另一个条件较差、位置稍远一点的农场1857年售价1100英镑，1861年原来的卖主又以4650的高价将它买回，以期进一步增值。⑧ 在兰德矿区附近，土地价格更是日新月异，原先仅值350－750英镑的一个农场，很快涨到了七万英镑。⑨ 不少农场主靠出售土地或进行土地投机而发了大财；一些政府官员因为掌握土地信息和熟悉土地市场的行情而转手倒卖土地，并因此大发其财，成为典型的官僚地主阶层。例如，共和国总统克鲁格就曾利用职务之便在1855－1866年买进了14个农场，一举成为家财万贯的大地主。土地买卖的日益盛行使公私土地开始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铁板一块的阿非利卡人社会集团由于贫富界限渐渐扩大而失去了其“超级稳定性”，一直受到抑制的社会和家庭内部分化趋势重新抬头。
在19世纪下半期造成布尔人社会地产集中的因素，除了商品经济的冲击外，还有一些新的因素：（1）由于财政和税收制度的不完善，1858年德兰士瓦政府接收了全境所有未分配的土地，此后国家便以土地来充饷或用来抵消各项行政开支，包括公务人员的工资。这样一来，如果不扩大疆界，一般布尔人在和平时期获得土地的最方便来源便被堵塞，同时土地资源却通过支付薪金和行政开支的渠道源源流入政府官员的手中。德兰士瓦共和国的高级官员大多是大迁徙时期的各路领军人物，一般都是比较富裕的大农场主，共和国民团的指挥官大多由他们担当，拥有大部分地方权力的当选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当地显贵家庭中选出的。大地产多集中在这些人的手里。如从1883年起连任四届共和国总统的克鲁格，在任职期间通过公私关系获得了大片的地产。1886年他先是与其女婿弗里基·艾洛夫合伙，以70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一个面积达4000摩尔根的农场，1891年又以400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艾洛夫的股份，最后以107000英镑的高价出售给斯普林斯（Springs）房地产公司，净赚纯利103350英镑。⑩ 共和国总司令朱伯特在担任地方民团司令期间获赠12个农场作为酬金。（2）由于政府滥发的货币、支票（mandaaten）和各种私人票据很快失去了信用，以至于在大部分商业交易中，共和国的货币竟然不被民众接受，甚至有时政府部门也拒绝接受据认为是合法发行的货币。(11) 为了恢复信誉，从1865年起，政府发行的纸币以国家土地为基金，各种贷款也以土地为抵押。这样，银行及其股东们成了地产的最大赢家，土地纷纷落入私人手中。1867年为了筹措资金，政府动用了300个国家农场，次年又动用了1000个国家农场，约合300万摩尔根的土地。（3）随着矿业的发展，兰德周围有可能蕴藏黄金的土地和附近有商品开发价值的土地价格飞涨，土地投机盛行，大大小小的土地公司纷纷成立，它们大批收购有利可图的地产待价而沽。同样，路易·博塔与他人合伙经营了一个“土地辛迪加”，到19世纪末已经增值数千英镑。在德兰士瓦境内的土地公司已经拥有17000个农场，而那些因为淘金而大发横财的“外地人”则至少购买了3036个农场。(12)
兰德金矿位于德兰士瓦共和国境内，尽管金矿的税收和对金矿业服务的垄断给德兰士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在英布战争和联邦政府成立之前，这些收益并没有促使阿非利卡人的经济转型，极端保守的阿非利卡人很少把几乎是不劳而获的利润投资到矿业和其他工业，政府把大量的金钱用来补贴布尔人农场主，德兰士瓦境内的富人几乎清一色都是大地主。特别是那些飞黄腾达的布尔官僚阶层，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动用巨资购买土地，导致地产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例如前面提到的朱伯特将军，在这一时期拥有的农场数达29个，占有土地面积八万英亩。1871年，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德兰士瓦政府给农场主正式颁发了土地证，从而完成了承认土地私有权的最后法律手续。德兰士瓦共和国不给所谓的“外地人”公民权，一方面是不愿把自己“争来的”自由让与外人（异族人）分享，以致将来威胁到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隐藏在“国籍”问题及其政治权利背后的，则是担心外地人分享自己的经济权利——土地资源。这才是“外地人”公民权问题的实质。
矿业的兴起是南非经济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由于牧农业已成为阿非利卡人的生活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他们的生产习性，从总体上看，布尔人依然留恋于农村社会的平和与安宁，但实际上，过去那种安逸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在纳塔尔、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大迁徙者创立了一些新的团体，但他们的经济依然延续着原来的路线。”(13) 在14年的时间里，一小撮大迁徙的荷兰移民跨越了内地最令人神往的地区，没有留下任何空地。(14) 随着地产的愈益集中和布尔人人口的加速增长，如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口在25年内增加了3倍，由1873年的3万人增加到19世纪末的12至13万人，大迁徙后一度缓和的阶级分化终于不可避免。在总的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地产的极度集中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能家有万顷良田，而另一部分人可能家无立锥之地。在土地兼并浪潮中被淘汰下来的“拜旺纳”（阿非利卡语为bijwanner，英文为bywoner）就属于后一类。拜旺纳的产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布尔人经济状况的变化。拜旺纳的形成不外乎下面几种情况：第一，随着布尔人家庭人口的自然增殖，在德兰士瓦共和国立国的初期，土地的总数相对固定，农场主的家庭农场一再析分，面积越来越小，几代人下来，有的农场竟被分割为40份，产生一百个贫穷白人。经过几次分割的小农场仍然采用农奴制和粗放的经营方式，粮食和牲畜产量很难养家糊口。由于“国家土地”渐渐被官僚地主们霸占，小农场主如果不去“开拓”新的土地资源，即占领非洲人的牧场，便只能去租佃大地主的土地，或者弃农经商，搞牛车运输补贴家用。第二，有些布尔人在大迁徙结束后才来到德兰士瓦，这时共和国的土地已分配殆尽，他们没有着落，只好寄生于大地主家庭，成为所谓的“垦户”，靠富裕同胞的施舍度日。第三，有些官僚地主开始时允许跟随自己大迁徙的扈从使用自己多余的土地，但随着矿业开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地主开始自主经营商品性农业，不愿容纳拜旺纳留在自己的土地上，想方设法驱赶他们。
游离出土地的拜旺纳日益增多，在黄金之都约翰内斯堡市郊，从不愿望见邻居炊烟的贫穷布尔人不得不聚居在一起，人数达6205人之多，其中一些人以牛车运输为生。1890年代以后，铁路网的建设挤垮了他们的生计，而他们又由于肤色的“高贵”不愿低就，遂成为无业游民。贫穷白人现象的加重，引起了布尔人统治集团的严重忧虑。因为无地的拜旺纳不但无力承担兵役，而且瓦解士气，影响到布尔人的主要军队——民团的战斗力，进而使阿非利卡社会内部的稳定发生动摇。当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英国人的关系虽然有一纸协议，但由于金矿的利益和“外地人”的公民权问题，双方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布尔人共和国的安全并没有绝对的保证，英国人一直在虎视眈眈，图谋再次控制这个桀骜的民族。
为了满足大地主集团对土地的贪求和缓和布尔人中再度出现的阶级分化，解决日渐增多的拜旺纳问题，德兰士瓦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土地扩张政策，在边境内外加紧掠夺非洲居民的土地。在边境之内，布尔人抢夺非洲人土地的行为是明火执仗地进行的。1898年，就在英布战争前一年，民团总司令朱伯特率领四千名布尔人攻打共和国疆界内的最后一个非洲人堡垒——文达王国。文达国王被迫逃到林波波河以北，大部分文达人被驱赶到土壤贫瘠的荒地上，数以千计的文达儿童被布尔人掳走作“学徒”。在布尔人共和国的疆界之外，在许多情况下，布尔人对非洲土地的侵占和与英国人的争夺瓜分是同时进行的。
林波波河以北地区是布尔人北上的传统线路，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就曾有一小部分布尔人牧民跨过林波波河，那儿不仅有良好的牧场，还有传闻中的另一个“新兰德”——马绍纳兰。1887年德兰士瓦政府派遣两名官员同马塔贝来国王洛本古拉签订领事条约。布尔农场主们积极筹组“迁徙队伍”，随时作好入侵准备。但马绍纳兰正处在英国人“开罗—开普”计划的战略路线上，金融大王罗得斯绝不会允许这个非洲王国落入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手中。1888年2月，在英国人的强大压力下，洛本古拉废除了与布尔人的前约，与罗得斯的使臣签订了保护条约。两年后，英国殖民军先遣队开进马绍纳兰，挡住了布尔人继续北上的道路。
东北地区是德兰士瓦共和国向外扩张的重点。这里有大片的沃土，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占领这个地区，就打通了大迁徙的领袖们梦寐以求的海上交通线。1886年以后，南非海岸未被英国人吞并的唯一地区就是濒临科西湾的汤加兰，布尔人渴望能够拿下该地，以期进一步向东、向北发展，早日拥有可以和其他欧洲国家直接交往的自己的港口。但在德兰士瓦和汤加兰之间，隔着另一个非洲人的小王国——斯威士兰，于是斯威士兰就成为阿非利卡人力图兼并的首要目标。1884年，德兰士瓦当局通过单方面的划界行动，吞并了斯威士兰西北部的大片领土。随后，以民团总司令朱伯特为首的大批布尔人农场主如潮水般涌入斯威士兰，在那里强占地产，瓜分冬季牧场。如同在马绍纳兰一样，布尔人遭到了英国人的阻挠。但英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比较薄弱，最终罗得斯作出了重大让步。1894年双方达成协议，德兰士瓦共和国拥有保护、治理和管辖斯威士兰的一切权力。这样，斯威士兰终于沦为布尔人的保护国。1895年2月，一百名阿非利卡人骑警进入斯威士兰首府，接踵而至的布尔移民占据了斯威士兰73％的国土，总面积达17000平方公里，斯威士兰人则被挤压到34块保留地上。
在西部地区，阿非利卡人扩张的目标是茨瓦纳部落。1866年在茨瓦纳人居住的塔提区发现了黄金矿脉，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兴趣。布尔人抢先下手，吞并了塔提区，并在贝专纳兰南部所谓的“大北道路”地带拼凑了斯泰拉兰和戈申两个“共和国”，以作为后续行动的理由。英国人在被动情况下不断和布尔人展开谈判，1884年双方签订了伦敦协定，在布尔人让出“大北道路”的前提下，允许德兰士瓦共和国将西南边界伸入茨瓦纳领土。随后，布尔人继续侵占了马弗京附近的茨瓦纳人土地，并如法炮制地插上“共和国”的旗帜。英国人急忙派遣五千人大军，把布尔人赶出了贝专纳兰的大部分地区，但布尔人仍占据了贝专纳兰7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15)
在东南地区，阿非利卡人趁1879年祖鲁王国被英国人瓦解之机，企图从已经失去抵抗的祖鲁人的领土上打开通往印度洋的门户。在迈耶将军的率领下，由三百多名农场主组成的布尔人民团突入祖鲁兰，窥伺图盖拉河以北和圣卢西亚湾地区。1884年5月布尔人占领祖鲁西北地带，在那里建立了“新共和国”，眼看着圣卢西亚湾指日可待。但异常警觉的英国人先下手为强，于当年年底强占了海湾，建立前哨阵地。为防不测，1886年英国人占领了祖鲁兰的其余部分。布尔人无计可施，只好将“新共和国”并入德兰士瓦。在这块新近夺取的祖鲁人土地上，数百名布尔人建立了大牧场。
在西南地区，1870－1871年间，布尔人曾想把手伸向“钻石宝地”金伯利及其周围地区。德兰士瓦政府宣布把瓦尔河以北和哈茨河以西历来属于茨瓦纳部落的土地据为己有，英国人对此提出异议。经过精心安排的“仲裁”，西格里夸兰的金刚石产地被判给英国人所扶持的瓦特布尔酋长；1871年，英国人进一步把西格里夸兰宣布为皇家殖民地，布尔人没能在这一地区讨到便宜。
在布尔人与英国人争相抢夺南非班图人已经所剩无几的土地的紧张时刻，1896年，德兰士瓦政权提出了“建立从林波波河到开普敦”的“布尔非洲”计划，企图排挤英国势力，确立自己对南非所有本地民族的统治。到英布战争爆发前一年，德兰士瓦共和国经过30年的征服战争，虽然没有实现“布尔非洲”的目标，但它兼并了非洲人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了大约100万非洲居民。(16) 这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暂时缓解了部分布尔人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刺激了布尔人地主集团更大的贪欲，由于大地主和土地公司的支配作用，受到赞助的布尔人必须将新抢来的土地的一半交给他们，因此每一次兼并行动中占领的所有拥有潜在或现实的开发价值的土地都落入了土地公司和富裕白人的手中。通过强取豪夺非洲人的土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拜旺纳问题，但毫无疑问，阿非利卡人阶级分化的过程还是被大大地延迟了。
当土地扩张的路被堵住或走到尽头时，便产生了穷白人。阿非利卡人阶级分化的加速是在英布战争结束之后。1877－1881年，走投无路的阿非利卡人一度屈辱地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一直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的英国人，但他们很快恢复了自信和独立。战前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导致了双方的兵戎相见。战争中布尔人财产被毁，妻离子散，战后虽然英国人慷慨地重新给予他们想要的自由，甚至拱手将政权交托给他们，但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的贫穷布尔人比比皆是。再加上连续的旱灾，从1880年代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穷白人”成了南非当局面临的头等问题。当时，在开普市郊政府出资新建的兰加（Langa）特居地，尽管有种族歧视的阻碍，但有色人、黑人和低等白人不加区别地混居在一起。(17) 1932年，由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一项调查报告认为，几乎20％的阿非利卡人可以归为“穷白人”之列。(18) 布尔人上层虽然掌握了统一的南非的政权，但要巩固政权，离不开拥有选举权的全体阿非利卡人尤其是占白人多数的布尔下层民众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联邦政府成立三年之后，《土著土地法》应时而生。该法巩固了布尔人几个世纪以来抢夺非洲人土地的成果，并为以后进一步掠夺非洲人的土地和劳动力奠定了法律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土著土地法》的保障，阿非利卡人的社会阶级分化减缓到了最小的程度。战后，阿非利卡人借助自己直接掌握的国家政权的力量，逐渐实现了经济转型，布尔人一步步从乡村走向城市。尽管还有为数不少的贫穷白人，但他们的政治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乡村布尔人的生活水平十分低劣，穷白人大多仍然坚信他们比非欧洲人拥有种族优越性。
尽管贫富分化的现象在继续加剧，但阿非利卡民族继续在总体上保持着种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一致，除了有不断右倾的执政党作为代言人，在早期南非共产党的言行中，我们也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这一点。共产党一般是“左派”和激进力量的代表，但在南非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1922年的兰德大罢工，甚至成为证明阿非利卡人种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一个典型事例。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排除了黑人参加的白人共产党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与政府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他们高举的标语旗号竟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为一个白人南非而斗争！”当时75％的白人工人是荷兰后裔。在兰德罢工的高潮时刻，随时可听见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高呼这样的口号：“为白人南非而罢工！”(19) 兰德暴动的直接起因，就是惟利是图的矿主关于打破种族界限、向黑人劳工部分开放技术性职业的决定。兰德罢工被镇压后，代表白人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党公然支持代表阿非利卡人右派利益的赫尔佐格上台组阁，反映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种族利益密不可分的关系。
1848年在总结欧洲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经验时，马克思曾推论说：“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0) 但在南非的特殊情况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阿非利卡人之间阶级对立被大大缓解了，但他们与南非各黑人民族的对立关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由于内部阶级对立的缓和而加剧了民族之间的敌对。智利学者沃·阿克尔曼认为，种族歧视的思想在某些国家占优势，“虽然这种现象可以历史地理解为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结果，但不能把它的继续存在归咎于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现代化的工业进程既没有‘自然地’导致同化，也没有‘自然地’产生种族隔离。种族隔离应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利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极端的政治体现。”(21) 法国学者塔·安斯巴赫也指出：“种族主义所以能维持至今，就是因为它可以被用作剥削和压迫的工具。”(22) 我们在理解南非土地问题形成原因时，不能把阿非利卡人视为一般的外来殖民者，人口数量的劣势驱使阿非利卡人跑马圈地，同时将非洲人集中在“保留地”里供自己役使，而民族与阶级的合一则成为阿非利卡人社会结构的最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存在的前提则是无限地掠夺非洲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由此，阿非利卡人的人口和社会阶级结构与南非土地问题的最终形成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
注释：
①(21)(22) 照那斯图、阮西湖、葛公尚、刘兴武合编：《种族问题国际会议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74－75、37、39页。
② A.Du Toit and H.Giliomee,Afrikaner Political Thought,Analysis and Documents,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3,p.88.
③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for the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antu Areas within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U.G.61/1955,The Government Printer,Pretoria.p.9.
④ Extracts of a Despatch from the Chamber XVII,to Commander Van Riebeeck,in Donald Moodie,The Record ; or,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Amsterdam,1960,p.91,p.97.
⑤ Donald Moodie,op.cit.,p.240.
⑥⑦ Bernard Makhesezwe Maguban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frica,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79,p.31,pp.31-32.
⑧ D.Hobart Houghton and Jenifer Dagut,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1860-197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43.
⑨ Fisher,Transvaal and Boer,London,1900,p.261.
⑩ Shula Marks and Anthony Atmore 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 Group Ltd.,1980,p.375.
(11) Stanley Trapido,“Reflections on land,office and wealth in the South African Republic,1850-1900”,in Shula Marks and Anthony Atmore,ed.,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 Group Ltd.,1980,p.361.
(12) 伦纳德主编：《1885－1895年南非政治形势文件》，伦敦，1903年，第112页。引自郑家馨《英布战争性质辨析》，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13) Introduction.In D.Hobart Houghton and Jenifer Dagut,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1860-1970,p.10.
(14) De Kiewiet,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London,1941,p.56.
(15) 史蒂文斯：《莱索托、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伦敦，1967年，第114页。引自郑家馨《英布战争性质辨析》，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16) J.S.Maraise,The Fall of Kruger's Republic,Oxford,1961,p.318,
(17) F.B.Bridgman,“Social Conditions in Johnnesbur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July,1926,p.578.Quoted in R.L.Buell,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Vol.I,The Mcmillan Company,1928,p.52.
(18) The Turret Source Workbook 6,South Af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Johannesburg,1984,p.114.
(19) Report of the Martial Law Inquiry Judicial Commission,U.G.35,1922,paras.96-97.Quoted in Druker J.,Twentieth Century South Africa,W.V.P.,p.41.
(2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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