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管理、社会支持与社会幸福感
——基于41个城市2284位居民的实证研究
陈志霞，于洋航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摘 要】 社会幸福感从社会领域层面探讨个体幸福感知，凸显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本文通过对中国17个省直辖市41个大中小城市2284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分别采用OLS回归和Logistic回归，探讨城市社会管理和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发现，城市社会管理和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及其具体维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社会管理中城市交通、社会公正和生活便利以及社会支持中的亲密对象支持、倾诉对象支持和帮助对象支持均对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 城市社会管理 社会支持 社会幸福感 二元Logistic模型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幸福感是衡量居民身心健康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城市治理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生活是所有城市居民的自身需要与内在追求，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价值所在。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强城市居民幸福体验成为了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层政府治理的关注焦点。
幸福感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从享乐论的视角出发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探讨。作为个体对自身实际生活状态的内在主观评价和情绪情感体验（Diener，1984）[1]，主观幸福感成为了幸福感研究的主流（Diener 等，1999）[2]。然而除了私人生活领域的幸福感知，个体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扎根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中，需要面对不同程度的社会挑战和社会任务。个体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个人的社会特征，因此，Keyes（1998）[3]提出社会幸福感，从社会领域的层面探讨个体的幸福感知，强调个体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自我评估状况，凸显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然而有关社会幸福感的研究却依然相对缺乏。同时，从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因素分析，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从微观层面探讨人格特质（Diener 等，2003；Anglim and Grant，2016）[4][5]、收入水平（Cummins，2000）[6]、性别年龄（Heiman 等，2011；Sun 等，2016）[7][8]、婚姻状态（Proulx and Buehler，2007）[9]等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作用及从宏观层面讨论国家经济发展（Veenhoven and Hagerty，2006；Easterlin，2013）[10][11]、文化氛围（Oishi，2002）[12]、民主程度（Stadelmann-Steffen and Vatter，2012）[13]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然而，从城市管理和社会发展等中观层面分析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较少。
城市居民社会管理满意度评价综合体现了城市治理的质量效果，是客观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绩效在居民个体层面的主观反映。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缓解个体社会压力，同时有助于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合。城市居民在日常的社会活动中不仅接受来自政府等多元主体通过城市治理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同时也感受到由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带来的社会支持。作为社会环境中的独立个体，当城市居民在评估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时，城市社会管理水平和社会支持是无法避免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为进一步了解城市社会管理和社会支持对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对中国17 个省（直辖市）41个城市2284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对城市社会管理、社会支持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政府机构完善社会管理职能、提升城市居民社会支持和幸福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与社会幸福感
城市社会管理是以满足城市居民需求为核心，以解决城市问题、促进城市协调发展为目的，由城市居民及城市治理者共同参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城市公共领域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李汶和王雪娜，2016）[14]。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是社会公众对城市社会管理工作的满意程度，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满足其自身需求和心理期望的评价体验，同时也是衡量地方政府治理绩效和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国外对城市社会管理评价指标关注已久，并提出了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全球城市指标机构（GCIF）与联合国人居署（UNIDCP）和世界银行（World Band）等多家组织于2011年联合制定了全球城市指标（Global City Indicators），该评价体系以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发展为中心，从教育、市政管理、安全、健康和气候等24 个方面设置115 个指标，对城市发展状态和社会管理水平进行全面评估（Global City Indicators Facility，2011）[15]。20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包含城市体系与服务、健康与福祉、领导力与战略和经济与社会四个方面的弹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分项指标如：社会稳定和安全、生计和就业、人类生命健康保障和关键服务的连续性等（Rockefeller Foundation，2014）[16]。国内方面，官方机构和研究学者也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涉及城市社会管理的数据主要包括城市社会发展资料和城市环境与基础设施资料[17]。吕洪宾和翟宝辉（2015）通过使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含道路交通运输系统、能源动力供应系统、公园绿化系统等六大领域的城市综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18]。国外有关城市社会管理评价的指数构建已经逐渐注意到居民幸福体验的重要意义，将居民福祉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追求。而国内有关研究往往只聚焦于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等客观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幸福感知的重要性。
幸福感作为个体主观心理体验，既是对现有生活的客观条件和质量水平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现实状态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考量。当个体的幸福感知由私人生活领域转向公共生活领域时，社会幸福感的概念随之而出。社会幸福感是一种个体对自身与他人、组织和社会之间关系水平及对生活环境质量和社会功能状态的评估，也是个体与社会匹配的最佳产出，包括五个维度：社会整合、社会实现、社会贡献、社会和谐和社会认同（Larson，1993；Keyes，1998）[19][20]。社会整合是个体对自身与组织和社会关系密切程度的评估，凸显了自身的组织归属感和社会归属感。社会实现是个体对社会发展轨迹的评估以及对社会未来发展所拥有的信心。社会贡献即个体对自身所拥有的社会价值的评估，以及相信自己对社会的重要性。社会和谐指个体对整个社会的关注、认识和理解，促使个体对社会充满兴趣且认为社会是可以感知和预测的。社会认同是个体对于自我认同的社会化，是个体品格的社会构建，推动个体接受和信任他人。虽然已有相关研究发现“大五人格”（Hill等，2012）[21]、婚姻状态（Shapiro and Keyes，2008）[22]和社会参与（Cicognani等，2008）[23]等因素会影响个体的社会幸福感。然而作为个体社会生活状态的重要评价指标，社会幸福感的研究并未引起有关学者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个体层面的视角。个体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的，社会事务是个体日常生活所必须面对且无法回避的重要事项，从城市社会管理视角探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为了有效解决与农村土地确权相关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可以采用调解以及协议这些方式[5]，对客观的事实进行了解，同时对市场的情况进行考察，对事实真相进行还原，结合实际的需求，对法律上土地归属存在的一些缺陷结合协商的方式，提出对法律法规进行整改的建议，然后将法律法规的实际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为农村土地确权解决各类历史问题提供依据[6]。
将性别、年龄、收入、文化水平和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对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进行偏相关分析，研究结果如表7 所示。三个变量均呈现出两两正相关关系。其中，社会支持均值最高（3.566±0.677），社会幸福感其次（3.363±0.439），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均值最低（3.178±0.711）。
假设1：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对居民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akanson（1980）提出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不仅可以反映单一重金属元素对环境的影响，也能综合评价重金属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是常用且具有代表性的基于重金属总量的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之一（田林锋等，2012）。计算公式为：
（二）社会支持与社会幸福感
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在城市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1），呈现出县级市高于地级市又高于省会或直辖市的趋势，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的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逐渐降低。城市规模的大小意味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多寡，在公共资源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城市人口的增加会降低城市人均公共资源占有数量和质量。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也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社会管理满意度。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导致空间距离的延伸，个体社会支持网络规模逐渐变小、联系强度逐渐降低。此外，快节奏且高强度的城市生活往往带给居民较大的压力，因而个体的幸福体验有所降低。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提出教育就是生活的观念。他反对脱离生活没有活力僵硬的传统教育。他指出要建立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提倡“用生活来教育”“生活决定教育”。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小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较强，所以我们应该努力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使数学教学在生活的沃土中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假设2：社会支持对居民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采用分层复杂抽样方法对全国17个省（直辖市）41个大中小城市的居民进行调查，分别选取不同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进行问卷发放，适当考虑社区类别和居民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因素。经过筛选，共得到有效样本2284份。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幸福感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个体的个人特征，社会特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社会支持是个体重要的社会资源，作为具有社会化和群居性特点的个体，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会体验到来自于城市特殊社会网络中不同性质的社会支持，对自身社会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社会支持会使得个体相信自身被组织或社会所接纳（Dreyer和Schwartz-Attias，2014）[35]，自身的能力素养和社会价值逐渐得到自我肯定和社会肯定，从而会更积极主动的参加各类社会组织或社会活动，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期望和信心也不断增加。同时，社会支持会对个体的认知评价产生影响（Lin和Yeh，2014）[36]，良好的社会支持会增强个体对社会的感知和理解，从而促进城市居民不断提升自身对城市社会环境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推动城市居民更好的融入社会和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二）变量选取及问卷质量检验
因变量：社会幸福感。参考Keyes和Shapiro（2004）年编制的社会幸福感问卷[37]，包括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和谐、社会认同和社会贡献五个维度，共有15个条目。问卷具体题项如：“我与群体中成员关系亲密”，“我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认为人是友善的”等。在本次测试中，问卷克朗巴哈系数为0.714，KMO值为0.764。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法，5为非常符合，1为非常不符合。
自变量：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社会管理是政府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和控制的过程（李学举，2005）[38]，既包括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也涵盖对市民日常所需公共服务的供给。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体现了城市治理绩效在城市居民主观层面的认知反映。因此，选取城市环境、社会安全、医疗卫生、城市交通、社会公正、劳动就业、办事效率、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生活便利等10个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维度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管理满意度进行衡量。具体问题为“请您对自己所居住城市以下方面的满意度给予适当评分”。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问卷克朗巴哈系数为0.908，KMO值为0.924。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源，社会关系中的亲密关系对个体影响最大（Lin和Ensel，1989）[39]。情感是不同种类社会支持中所包含的共同元素，城市生活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情感支持是城市居民最为关注的社会支持种类（陆相欣，2007）[40]。因此，选择从亲密朋友、倾诉对象和帮助对象三个维度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进行测量。社会支持问卷克朗巴哈系数为0.696，KMO 值为0.612。所有问卷均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法，5为非常符合，1为非常不符合。
表1 样本特征
为进一步检验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各潜变量对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幸福感分类为“幸福”和“不幸福”两类，从而选择二分类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设定为：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方面，均值排名前三位的是生活便利（3.532±0.911）、文化教育（3.410±0.966）和社会安全（3.272±0.990），排名后三位的是社会公正（2.896±0.963）、办事效率（2.928±0.931）和城市交通（2.983±1.096）。生活便利得分最高，文化教育次之，社会公正得分最低，表明城市居民对生活便利程度和文化教育水平较为满意，而普遍认为社会公正水平亟需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大幅提高，信息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居民生活的便利化；而另一方面，转型期的“阵痛”依然存在，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居民的社会公正满意度较低。社会支持方面，倾诉对象均值最高（3.668±0.900），其次为帮助对象（3.624±0.811），再次为亲密对象（3.379±0.866），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来自亲密对象的支持相对较少。社会幸福感方面，社会贡献得分最高（3.498±0.699），社会和谐最低（2.851±0.659）。城市居民普遍相信自身对社会的重要性，相信自己能够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而在对社会的关心程度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公平感知和预测感知方面相对较差。
稻壳中杂质含量检测依据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稻壳质量标准》Q/HJ.J 02.003—2009进行分析，稻壳密度检测参照GB/T 5494—2008[3]。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社会支持是保证个体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只有享受到良好的社会支持，个体才会获得较高的幸福体验（Rueger等，2016）[26]。目前关于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的研究大多从社会支持的来源和分类切入，讨论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支持的来源分析，严标宾等（2003）发现来自于家庭、恋人、室友、朋友的社会支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27]。Li等（2014）以中国老年人为研究样本，发现来源于家庭成员的支持可以缓解老人的负向情绪，来源于朋友的支持可以积极的预测老人的正向情感[28]。从社会支持的类型分析，社会支持可以分为情感类支持和工具类支持，或者是主观情感支持和客观实际支持。相关文献均发现不论是主观情感支持还是客观实际支持均能够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影响（Diener 等，2014；姚若松等，2018）[29][30]。具体作用程度上，情感支持比实际客观支持对个体的幸福感影响程度更大（Krause和Liang，1993；吴丹伟和刘红艳，2005）[31][32]。从研究主体分析，现有关于社会支持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老年人及学生群体（Bum和Jeon，2016；朱俊红等，2018）[33][34]，探寻社会支持如何影响老年人或学生群体的幸福感，而针对生活在城市社会环境中的城市居民这一群体的研究较为欠缺。研究主体的局限凸显了现有研究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关注不足，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城市居民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状况亟需考察。同时，社会支持与社会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亦缺乏讨论，不同种类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大小亦有待进一步挖掘。
不同学历居民的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学历的提升，居民的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逐渐增强。学历程度较高的个体往往更为辩证和积极地看待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对城市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幸福感较高。此外，高学历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以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
在学习“常见的导游讲解方法”时，我没有将这堂课限制在室内，而是根据客观条件选择了当地一处旅游场所，组织学生到相关地区展开教学活动。我针对此旅游地区的特色、风格、景点等内容进行了实时讲解，让学生亲自感受到作为一名导游在讲解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我一边为学生传授关于导游的讲解知识，一边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以提问的方式掌握他们的学习情况，我在自己讲解完成之后，还让学生利用刚才所学的内容进行实践，一来可以帮助学生纠正他们错误的用语习惯、表述方式，二来可以加强学生的应用能力，帮助他们活学活用。
不同年龄居民的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p≤0.001）。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随年龄的增加呈现出“√”分布，即在21～40岁这一阶段有所下降，随后又不断上升。21～40岁这一群体在城市社会中大多承受着较大的生活和工作负担，身体和心理的压力往往导致其社会管理满意度较低。而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则呈现出随年龄的增长先下降后增长又下降的波浪式变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60岁以上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满意度均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城市老年人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亟需重点关注。
中国县级财政能力研究综述 …………………………………………………………………………………………… 刘 芬（5/06）
表3 不同城市规模的居民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的差异检验结果
表4 不同学历居民的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的差异检验结果
表5 不同年龄居民的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的差异检验结果
表6 不同收入居民的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的差异检验结果
不同家庭人均年收入居民的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p≤0.001）。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随收入的增加逐渐上升，在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时略微有所下降。说明在一定范围内城市居民的社会管理满意度随经济收入的增加而有所提升，但对于高收入群体，影响其社会管理评价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经济原因而很可能是其他社会性需求。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则呈现出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趋势，较高的收入意味着个体可以拥有并且自由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与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
（二）相关性分析
国家治理和政府绩效是决定公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Ott，2010；李文彬，2013）[24][25]。在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全球幸福报告》中，芬兰、挪威、丹麦排名前三位，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较高的公共服务质量是其具有的共同特点。高质量的城市社会管理为城市居民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社会和享受美好生活创造了条件。随着多元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城市居民会逐渐感受到所在城市对自己的接纳和包容，对城市的归属感不断增强，对城市社会的发展也更加充满信心，社会幸福感也处于较高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三）回归分析
首先，检验城市社会管理和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由于各变量均是连续变量，因此选用OLS 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模型一结果显示，居民的文化程度（β=0.066，p≤0.001）和收入水平（β=0.072，p≤0.001）对其自身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伊斯特林悖论”并没有在本研究中出现。即当个体文化程度或收入水平越高时，其自身社会幸福感水平也越高。高学历往往与高收入相伴，较高的学历和收入水平往往使得居民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也处于较高位置，因而社会幸福感也较高。模型二和模型三的结果说明，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β=0.309，p≤0.001）和社会支持（β=0.281，p≤0.001）对居民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体现了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对居民城市社会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当居民个体不同层次的社会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其社会幸福感水平亦随之提升。社会支持使居民在生活中感受到来自周边群体的关爱以及包容，进而感知到其所在城市对自己的接纳和尊重，从而对城市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的依赖和归属，自身社会幸福体验不断提升。同时，根据研究结果，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对居民社会幸福感的作用系数略高于社会支持，说明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对居民社会机能的健康发展具有更为强烈的影响，如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是促进城市居民在社会环境中健康生活的重要因素。
表7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由于社会幸福感包含五个维度，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对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贡献的影响。根据表9结果显示，从人口统计学变量角度分析，文化程度（β=0.056，p≤0.05）和收入水平（β=0.074，p≤0.001）对社会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较高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个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和集体归属感。女性相对于男性，表现出更高的对社会陌生群体的接纳程度（β=0.048，p≤0.05）。性别（β=0.044，p≤0.05）、年龄（β=0.112，p≤0.001）、婚姻（β=0.070，p≤0.05）和收入状况（β=0.058，p≤0.01），对社会实现具有显著影响，女性和未婚者相比于男性和已婚者对社会未来发展更加充满信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收入的不断增加，个体对社会发展轨迹和发展潜力的评估也更加积极。性别（β=-0.088，p≤0.001）、文化程度（β=0.100，p≤0.001）、婚姻（β=-0.092，p≤0.01）和收入状况（β=0.094，p≤0.001）对社会和谐存在显著影响，男性、学历较高者、已婚者以及收入水平较高者会更对社会充满兴趣且认为社会是可以理解和预测的。文化程度对社会贡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00，p≤0.001），即文化程度越高的个体越相信自己能够创造社会价值。从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角度分析，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对社会整合（β=0.227，p≤0.001；β=0.298，p≤0.001）、社会认同（β=0.178，p≤0.001；β=0.156，p≤0.001）、社会实现（β=0.225，p≤0.001；β=0.132，p≤0.001）、社会和谐（β=0.157，p≤0.001；β=0.162，p≤0.001）和社会贡献（β=0.164，p≤0.001；β=0.155，p≤0.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美好生活是所有居民的需要与追求，同时也是城市的价值所在。城市社会管理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和享受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社会支持则通过一系列社会互动行为为城市居民提升社会生活质量提供了良好的情感慰藉和物质保证，从而推动城市居民获得较高的社会幸福感，即较高的对社会的认同感和整合感、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感、对社会的贡献感和对社会发展潜力的信任感。
表8 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表9 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具体维度的回归分析
控制变量：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居民幸福感会受到年龄性别（Heiman等，2011；Sun等，2016）[7][8]、婚姻（Proulx and Buehler，2007）[9]、教育程度（Jongbloed 和Pullman，2016）[41]、个体收入（Cummins，2000）[6]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变量：男性赋值为0，女性赋值为1，以男性为参照；婚姻变量：已婚有配偶赋值0，未婚无配偶赋值为1，以已婚有配偶为参照。
在模型中，P表示城市居民幸福的概率，不幸福的概率则为（1-P）。其中α是回归常数，β1、β2…βn表示偏回归系数，χ1、χ2…χn是模型中的自变量。结果如表10所示，模型一检验了各人口统计变量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文化程度对社会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24，p≤0.05）。在模型二中，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中的城市交通（β=0.215，p≤0.001）、社会公正（β=0.256，p≤0.001）和生活便利（β=0.379，p≤0.001）均对居民社会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的通达性意味着城市居民获取社会资源和连接社会关系的便利程度，相关研究发现通勤时间与个体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Nie和Sousa-Poza，2018）[42]，较长通勤时间会造成个体可支配时间的减少，从而影响城市居民进行社会交往的频次和机率，造成个体社会幸福感的降低。社会公正感可以被视为个体主观层面与社会所签订的契约，能够使个体相信世界是稳定有序的，是个体面对生活挑战时的重要心理资源（Furnham，2003）[43]。在公民基本权利得到平等保障的前提下，城市居民可以在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获取社会资源、做出社会贡献以及实现社会价值，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社会幸福感。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城市居民追求宜居空间的实质在于追求公共服务设施为自身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便利或满足（杨俊等，2015）[44]，生活便利意味着居民能够享受到更为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提升了自身的幸福体验。在模型三中，社会支持中的亲密对象（β=0.162，p≤0.05）、倾诉对象（β=0.219，p≤0.001）和帮助对象（β=0.359，p≤0.001）均对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支持是个体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和所卷入的社会网络中传递出的功能性内容。根据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社会支持对维系个体日常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宫字轩，1994）[45]。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无论是感知的社会支持或是实际的社会支持都有助于个体更从容的面对来自社会领域的任务和挑战，从而更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做出社会贡献和实现社会价值，获得较高的社会幸福感。
治疗组显效5例（15.6%），有效果20例（62.5%），无效7例（21.9），总体治疗有效25例（78.1%），观察组显效2例（6.2%），有效11例（34.3），总体有效13例（4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0 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具体维度对社会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幸福的实现，不仅是个体生理上的享乐，更重要的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41个城市2284位居民的实证研究，从居民个体与社会融合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社会管理和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从理论上丰富了有关幸福感的学术研究，为提升城市社会管理水平和居民社会幸福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城市居民社会管理满意度和社会支持对社会幸福感及其具体维度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贡献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中城市交通满意度、社会公正满意度和生活便利满意度均对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社会支持中的亲密对象支持、倾诉对象支持和帮助对象支持均对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四，城市社会管理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社会幸福感在城市规模、教育程度、年龄和家庭人均年收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生态系统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社会幸福感关注个体自身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从公共领域的范畴对个体适应社会和融入社会的能力进行衡量。本研究将社会幸福感置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情境下进行考察，一方面丰富了有关社会幸福感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过于关注主观幸福感而造成的对社会幸福感的忽略；另一方面拓宽了社会幸福感的研究视角，从城市管理和社会支持的视角探讨了提升城市居民社会幸福感的现实路径。
社会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个体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根据本研究结果，城市居民的社会幸福感不仅来自经济收入等物质因素和人格特质等心理因素，更得益于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及高质量的社会管理水平。社会支持从个体内部为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情感交换，城市社会管理则从个体外部为城市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支持和城市社会管理从内外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于居民个体的社会幸福感，而社会支持和城市社会管理对个体社会幸福感的具体影响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善治的最终目的是公民幸福感的逐步提升，公共政策可以通过合理调动安排社会资源从而提升个体幸福感知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部门要将居民幸福作为城市发展的政策目标，将居民幸福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兼顾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推进民生工程建设，为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城市社会环境。第二，大力促进和加强社会建设，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遵循科学的城市管理规律，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采用形式多样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城市居民的多元需求。同时，创造条件让广大城市居民参与到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促进城市居民主动融入社会和共享发展成果，持续稳定提升城市居民的社会管理满意度进而促进其社会幸福感知的不断增加。第三，协助引导城市居民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社区赋权、互助团体、志愿者资源、邻里互助、个体自助、家庭网络干预、个案工作等方式帮助社会个体培育自身社会交往网络，增强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是一项单一的经济制度，而是一项事关民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经过科学设计与各方形成合力完善保障机制。一是要加强人保、卫生、民政、财政等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集结多方力量，提高经办能力水平，加强工作实际效率和工作质量。二是要加强落实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督和管理，规范资金使用的程序，严格审批监管过程，确保农保资金的最大化安全使用。三是要紧随时代发展潮流，加强信息化建设，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中，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网络化管理，增加农保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严格遵循公开、公正原则，以便扩大信息服务范围，便利不同部门协调工作，也加强对社保工作的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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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Social Management，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Well-being：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2284 Residents from 41 Cities
CHEN Zhi-xia，YU Yang-h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 Social well-being explores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it is the unity of individual value and social value.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2284 residents of 41 different scale cities in 17 provinces.OLS regress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urban social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support on residents'social well-be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 social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support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social well-being and its specific dimensions. The urban traffic satisfaction，social justice satisfaction and convenience of life of urban social management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social well-being，as well as intimate support，talking support and help support of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Urban Social Management；Social Support；Social Well-being；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3.005 【收稿日期】2018-12-20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3-0044-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领导排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毒性三角模型”（17AGL01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行为公共管理视角的城市幸福指数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18JHQ080）；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发展基金“行为公共管理实验平台项目”（2019hust）。
【作者简介】 陈志霞，女，湖北广水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社会心理；于洋航（通讯作者），男，山东威海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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