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本”价值维度重释共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共产主义论文,人本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人们很少谈论共产主义了，其中一个主要缘故就是觉得它太遥远。共产主义是否遥远，关键是如何解读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共产主义的不同解读，不仅关乎共产主义是否还具有吸引力，而且关乎共产主义能否得到健康顺利的发展。
一、制度维度的“天堂式解读”
在解读共产主义时，如果我们按照以往普遍的想法，从制度维度出发，把共产主义解读为一个“人间天堂”般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有一套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我们预设的完善基本制度，即“个人所有制”、“个人必须占用现有的生产力总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类，并且还具有由这一套基本制度衍生出的种种具体社会特征，这些特征有些是由后来的列宁为我们描绘的，它们包括消除私有制，消除贫富阶级，消除剥削，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没有商品，没有旧式分工，没有“三大差别”，没有军队，没有国家，人人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工作，等等。这样来看，共产主义的确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实现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消除私有制，消除贫富阶级和剥削或许都不太难，我国先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做到了这一点，但同时做到其他各项就非常之难了。且不说马克思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P831-832)是否就是指后来人们说的“公有制”，目前在理论上都尚存争议；也不说实现“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2](P40-41)，目前在想象中都匪夷所思；只说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没有商品，没有旧式分工，没有军队，没有国家的世界，在目前就难以想象。至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分配制度，则不仅需要以财富像喷泉一样涌流的极其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而且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境界，他们自觉地将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不劳而获”当作耻辱。抵达这一目标的时间，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能估算出的。
在解读共产主义时，如果我们采纳近年某些学者使用的方法（注：参见郭艳君《超越乌托邦——论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唯实》2002年第4期）、刘兴章《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历史审视》（《吉首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相关论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P40-41)，将共产主义解读为“现实的运动”，事情就很简单了，只要我们主动投身于这场运动，我们也就在共产主义之中了。然而，共产主义作为运动必然要有自己的特殊目的。否则，要么它会变成盲目的运动，要么什么样的运动都可以号称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不仅说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还说“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2](P236)。问题是这个“实际目的”究竟是指什么？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紧接着点明。如果我们把它仅仅理解为马克思在此书前面部分说到的“消灭现存状况”，即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那这场共产主义运动正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其实是很容易完成的。可是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也就根本谈不上是多么“崇高的政治信仰”和多么“远大的事业”了。与之不同，如果说“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仅仅是这场运动的初级阶段的任务，其高级阶段的使命仍然是要建构一个如前所述的天堂般的理想社会，按照这后一种解读，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近在身边，但作为社会的共产主义依然距我们非常遥远。
这就是说，对共产主义的后一种解读，其实与第一种解读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最终还是把共产主义看作了人类社会天堂般的终极状态。将共产主义解读为最终才能实现的人间天堂，其结果是使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与现世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人的利益和幸福完全无关的事。面对遥远的人间天堂，所有的奋斗者都只不过是通向天堂的铺路石。他们只有为天堂不断奋斗的份儿，却没有享受天堂生活的福气。反之，能最终坐享人间天堂幸福生活的人，却注定不是这个天堂的创造者。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P82)可是对共产主义的“天堂式解读”，却将我们的奋斗与我们的利益彻底割裂开来，这种割裂在客观效果上甚至超过了宗教。宗教命令人赎罪、苦行，剥夺人的现实幸福，但至少还承诺给现世的受苦人以来世的幸福，即死后升入天堂。正是这种尽管虚妄的承诺或者说利益激励，使得宗教徒有了持久的信仰。可是对于所有那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来说，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使得他们死后也不存在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可能性。
于是我们就不难明白，在“大跃进”之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幼稚幻想破灭之后，今人为什么普遍不再对共产主义充满憧憬和激情。也不难明白，今人之所以会变得或迷茫，或实利，或转而信仰宗教，就是因为这个天堂式的共产主义与他们无涉。
二、价值维度的“人本式解读”
有鉴于“天堂式解读”之弊谬，我准备在这里对共产主义提出一种新的解读。这个解读以人为本，从价值维度阐发人的发展，故称之为“价值维度的人本式解读”，它可以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将共产主义的“实际目的”由遥远未来的天堂降至人本身，即人的发展。据此就可以说，凡是围绕人的发展而开展的运动，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凡是以人的发展为指向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就近在眼前了——只要我们当下所开展的运动确实是为了人的运动，我们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只要我们当下所身处的社会确实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我们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反之，如果不是以人为真正的目的，不论当下的运动和当下的社会叫还是不叫共产主义，我们都不在共产主义之中。
将共产主义解读为一种只要我们愿意就立刻可以变成现实的运动和社会，并将人的发展而不是某种终极状态的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最高诉求，这正是马克思的本意。我们知道，马克思很早就说过：“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能动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的社会的形式。”[3](P85)什么叫“最近将来”？就是人民通过革命当家作主，能将人的发展写到社会大旗上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共产主义本身”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因为只有人本身才是这样的目标。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之所以总是强调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因为他认为正是这种所有制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或劳动异化，造成了人们分为对立的阶级，造成了人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而社会也不能将人作为目的。所以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复归。”[3](P73)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明确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独特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在《资本论》中又进一步明确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P649)。当然，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1847年回答“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说：“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4](P373)
人的发展不是抽象的空洞口号，它必须落到实处；人的发展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演化，而是有实际内容和可衡量的进步。这种进步的内容、向度和衡量尺度究竟是什么？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发展只能在社会中实现。马克思说过：“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天性”[5](P167)。既然如此，我们将社会改造成适合人发展的社会其实就是发展人本身。在适合人的发展的社会中，人的发展具体体现为对这个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的趋近，而社会终极价值目标也由此成为衡量人的发展的可感知、可把握的外在尺度。因此，我对共产主义解读的第二步，是用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来标示人的发展。这一步非常必要，它是我解读共产主义的关键之处和特殊之处。因为没有这一步，即使我们对共产主义作的是“人本式解读”，共产主义仍然是难以把握的。有人说，既然共产主义是以人为目的的现实运动，那么，我们一切工作都未远离共产主义。我们无须好高骛远，空等未来，只要做好当下的工作，就是在干共产主义了[6]。可是，如果没有一种公认的标尺，我们何以知道我们当下做的就是发展人的工作，我们当下进行的就是发展人的运动？是用对某种社会终极制度的趋近来作标尺吗？那么，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所谓“人本式解读”，又会与制度维度的“天堂式解读”无异。
可以称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有富裕、和谐、自由，它们都是从“人的发展”这个终极价值中派生出来的。之所以说“人的发展”是“终极价值”，就在于它是人类社会及共产主义纯粹的、唯一的、终极的目的。人的发展，即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丰富的内涵，在现实社会的进程中集中表现为人的需求被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的需求多种多样，所指向的外在价值目标或价值之物自然也多种多样。但这些不计其数的价值目标，最终全都可以被富裕、和谐、自由这三个最高而又相互不可通约的社会终极性价值目标所统摄。其中，富裕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物品丰富、效益（或效率）提高等价值目标序列的统领，对它的趋近，意味着能给人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满足人的吃、穿、住、行、学、娱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和谐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平等、公平、公正、正义、安全、归宿、仁爱、尊严、诚信等价值目标序列的统领，对它的趋近，意味着能给人提供各种越来越融洽、协调的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和交往需求。自由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自主、自立、自决、自治、自由发挥、自由创造、自由进取乃至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等价值目标序列的统领，对它的趋近，意味着能给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可能性及生活样式，以满足人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天赋、形成独特个性的自我实现需求[7]。
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既定，一个社会对富裕、和谐、自由的追求，就是对人的需求的全方位满足，就是对“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切实推进。于是，以人为目的的共产主义，也就成为与每个人的实际利益、幸福都密切相关的最实际的社会和最实际的运动。于是，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发展，在这里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成为完全同步的同一个进程。
对于价值维度的“人本式解读”的共产主义，也许会存在这样的疑问：既然共产主义无论作为运动还是作为社会，都能如此简单地就立刻变为现实，那这种共产主义不是同样难称我们的“崇高政治信仰”和“远大事业”吗？这有不同。前面之所以说“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称不上是“崇高”和“远大”，是因为它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而人的发展却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社会对富裕、和谐、自由这三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都需要面对和解决影响和谐的矛盾，都需要为人的自由开拓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因而一个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社会，同样也是永无止境的。
与上一质疑相反，有些人否认“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具有现实可能性。其中，有人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发展的理想目标”，今天的社会还远远谈不上，只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遥远未来社会才能实现[8]。有人则认为即使到遥远的未来也不能实现，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时候个人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可是诸如此类的见解明显都是片面的和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我们承认一个现实社会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做到让今天的人比昨天的人、明天的人比今天的人，得到更为充盈丰裕的物质条件，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更多自由活动的领域与更多选择做自己想做之事的权利，从而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天赋与创造力，那么，这个社会不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现着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吗？
至此我们看到，在对共产主义的价值维度的“人本式解读”之下，人们为共产主义奋斗就是对富裕、和谐、自由这三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追求，而对富裕、和谐、自由的追求，也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生活奋斗。同时，由于不论作为运动还是作为社会的共产主义都永远不存在终极状态，这就意味着，永远也不会有那么一代人是生活在最高级、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之中的最幸福一代。于是每一代为共产主义，其实也就是为自己奋斗的人们，也就不必再艳羡自己身后的未来人，他们只要设法解决好自己时代所面临的与富裕、和谐、自由相关的社会问题，努力使自己时代的每一个人都获得更多的富裕、和谐、自由，他们也就都充分地享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福祉。于是，共产主义成为最亲近人的主义，成为给每个人造福的事业。这个事业，既非一蹴而就，亦非遥不可及；既不是个人纯粹地付出、奉献、奋斗，亦非不需进行任何奋斗的坐享其成。而是现实与未来、奋斗与享受的有机统一。
三、两种解读：两种前途
与“天堂式解读”的共产主义相比，“人本式解读”的共产主义，除了有让共产主义亲近人的优点之外，其实还有更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它能使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获得健康顺利的发展。
“天堂式解读”是从制度的维度去解读共产主义，在这种解读之下，共产主义作为运动，就是构建一套特定社会制度的运动，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就是具有这套制度的社会。这一套特定制度在共产主义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只允许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却不能有本质上的不同。于是，这一套特定制度成为判断共产主义及一切社会实践的神圣而不可移易的标准。一个现实的社会，初步具有这一套特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具有这套制度，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没有这一套特定制度的现实社会，则一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同样，一个现实的运动，如果是构建和完善这一套特定制度的运动，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否则，就不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用制度维度解读的共产主义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对将要建立的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做出了一系列诸如计划经济、公有制、平均分配、取消社会竞争之类的制度设计，随后就尽力按照这套制度模式去改造和构建社会。可三十多年的实践下来，非但这套制度没有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预期，反而其本身也难以为继：计划经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取代，社会竞争不得不重新得到承认和鼓励，“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公有制也不再是唯一的所有制形式。
从制度出发、以制度为标准的共产主义之所以不易成功，原因有三：一是当代人不可能对未来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有全面和准确的预测，于是当代人硬要凭自己的想象力来为未来社会设计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定制度模式，就是削足适履，让生动的实际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去适应僵硬的制度。二是一旦以某种特定制度为神圣而不可移易的标准，必然导致制度与人的本末倒置，这种倾向使我们忘记了制度其实只是为人服务的工具，人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三是既然制度是神圣而不可移易的标准，那么，这套制度被我们制定得越是详细周密，就越是容易给自己造成作茧自缚、自堵通途的困境。一套神圣化制度的确立，必定意味着对所有其他类型制度设计及实践方式的排斥，所以这套神圣制度越是具体，留给我们进行制度创新的社会空间就越狭窄，留给我们可选择的出路就越稀少。正因如此，建国以来，我们的制度安排总是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对社会制度的改动总是艰难无比，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总是遭遇挫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冷落。
与“天堂式解读”不同，我的“人本式解读”对共产主义不做写实性描绘，也不再预设各种终极制度或神圣制度，它只是从价值的维度去标示共产主义。在这种解读之下，共产主义就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事业，或者说，就是以富裕、和谐、自由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事业。这个事业作为运动，就是追求富裕、和谐、自由的运动；作为社会，就是以富裕、和谐、自由为终极价值目标的社会。社会终极价值日标既是现实社会的应然追求，又是评判现实社会及其一切社会实践的终极价值标准。有了这种价值标准，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迷信与迷惘、束缚与畏缩。所有与改造社会相关的事物，不论是什么样的理论、主张、方略、计划、原则，还是什么样的改造方式、改造道路、改造步骤、制度安排、制度创新、文化类型等等，在社会终极价值目标面前，全都不再是神圣和不可改变的，它们不过是实现富裕、和谐、自由的工具，是否合适可取，是保留还是革除，统统要用社会终极价值目标加以评判：凡是有利于富裕、和谐、自由实现的，就是好的、可用的、或应予保留的；凡是不利于富裕、和谐、自由实现的，就是不好的、不可用的、或需要革除的。如果同一类型的可用事物不只一种，那么其中最有效的那一种为“优”，最值得我们选择，其余的则或者为“次优”，或者为“差”，或者为“劣”。于是，对社会制度的建构与选择，从此不再是事关信仰的主义之争，而只是关于工具的优劣判断。
总之，有了从价值维度出发、以社会终极价值目标为标准的共产主义，如何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问题就会立刻变得清晰、简明起来，这就是：怎样有利于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我们就怎样干；怎样有利于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我们就怎样改。于是，我们所从事的共产主义，再也不会误入歧途，再也不会遗忘人，也再不会被人遗忘，更不会再犯为了固守某种制度而牺牲人的现世幸福的本末倒置的错误，并且也从此不再需要通过发动一次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艰难地推动社会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我主张只从价值的维度去解读、把握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不该为共产主义设计制度和指出道路，也不意味着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共产主义事业不必关注制度和道路问题。不可否认，无论是人的解放与发展，还是富裕、和谐、自由的社会终极价值目标，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道路而趋近，通过建构一定的制度来保证。但是，相对于共产主义的目的或价值诉求而言，制度和道路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或马克思所说的“实际手段”。这种工具与手段，每个人都可以“打造”，永远不会只有一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无神论是通过宗教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则是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3](P127)。既然如此，哪样的工具、手段好用，我们就用哪样。换言之，谁设计的制度优越、道路合理，我们就选择谁的。所以，以社会终极价值目标为标准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不谈制度、道路，而是不把任何一种制度、道路当作神圣和不可移易的标准。
共产主义除了以人为目的价值诉求不可移易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变更的。形象地说，如果通向富裕、和谐、自由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就不必一条道走到黑，哪怕走不通也不回头。现实地说，就像我们业已觉识到的，如果用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比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更有利于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有利于国富民强，并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我们为什么非要抱住计划经济体制不放？如果多元所有制比一元公有制更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益、更能增加社会税收和社会财富，并且通过制定劳动保护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又能防止剥削的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固守一元公有制？如果适当的社会竞争就像体育竞赛一样，更能激励人们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天赋，带给人的快乐远大于痛苦，我们又何必非要取消社会竞争？如果商品和货币的存在能让普遍富裕起来的人们更便捷地“各取所需”，并且也不是注定会妨碍人们把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各尽所能，我们又何必非要取消商品与货币？因此，只要牢记共产主义的价值诉求，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可以结合自己所处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制度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