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非对称性与对称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经济基础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对称性论文,经济论文,经济基础论文,相互依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创立的一个高层对话机制。对两国贸易失衡如何进行调解，是当前两国政府不可回避的议题，从两国间的贸易依存的非对称性特征来看，中国在对话机制中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承担失衡调整的外部压力。但是，如果从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中是否可替代以及在中美贸易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两国贸易相互依赖的对称性也在发生量上变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在这一高层对话机制中仍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这一看似简单的结论，我们却从下列这篇文章中找到了严格的经济学依据。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时代，各大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挑战。大国间通过战略对话良性互动，就重要的双边、多边乃至全球问题达成共识，可以促进大国关系的成熟，维护世界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目前，中国已与法国、美国、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启动了战略对话或高级别对话机制，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因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世人瞩目，IMF2007年9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首次超过美国。对此，必然引起全球的不同反响，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来自美国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预示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政界必须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深入的了解，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恰好为中美之间的这种近距离、集中性地了解中国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机会，这种了解对主流意识形态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现实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而另一种观点则延续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思路，即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影响到了美国现实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会抵消未来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针对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必须采取相应的遏制政策，出于这种思维逻辑，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必然将成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压的渠道以及美国政府向美国社会传递对中国政府施压成果的窗口。
其次，国际社会则把中美两国战略经济对话视为是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大国之间协调全球重大事务的协调机制，并寄希望于这一协调机制能在调节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方面有所成效。
最后，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对美国政府而言，中美关系都是复杂而重要的，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中美分歧，总是会影响到两国各方面合作的深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经贸领域中美贸易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问题。虽然，在前两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两国代表已经找到了共同利益的所在，但是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谈判代表所强调的着重长远、避免贸易问题政治化和加强合作的原则主张与美国所期望中国在贸易平衡、人民币升值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作出的实质性让步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分析视角，人们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着不同认识和判断。从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来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无疑为中美之间增进了解、避免摩擦和冲突提供了创新性的平台。如果我们进一步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视为是中美之间的政策协调的一种新机制的话，那么这种新机制的成效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中美两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客观认识。
中美经济关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反映为经济的共同利益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冲突，同时，这种复杂性还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美两国经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呈现出“复合型依赖”的特征。本文试图运用对中美之间贸易的实证分析数据，从两国“复合型”相互依赖的一些特征的角度，来阐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中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未来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的调整所带来的可能的影响。
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特征
相互依赖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W.A.小布朗《国际金本位重新解释》，而理查德·库珀(Richard N.Cooper，1986)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国际经济学中，在此之后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真正将相互依赖这一概念理论化，并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他们指出，“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当交往活动产生彼此都付出代价的结果时，就存在相互依赖”。由于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往往都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的存在使得依赖双方在彼此的经济交往中产生共同利益的同时，也会使利益分配的天平倾向于强国，并使强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居于政策调整的主动地位。很显然，在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中这种不对称性始终是存在的。在通常情况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但不仅仅反映为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规模占一国GDP的比重，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美之间贸易和资本两个角度来考察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存非对称性的一些特征。
由于中国资本项下的管制正处在逐步放松的过程中，因此，中美之间资本的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一种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单项资本流动，所以，在此，我们不对资本流动的相互依存作详细的分析，而将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作为经济相互依存的重点来进行考察。
中美之间贸易依存关系的非对称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出来：
1.中美贸易依存度上的非对称性
巴尔比瑞(Barbieri，1996)曾用双边出口额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双边贸易额占本国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衡量两国经济在贸易领域的相互依存。为了更为细致地考察中美双边贸易在两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我们分别计算了中美双边贸易中出口占总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进口占总进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96-2006年之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大部分年份都在20％以上，远大于与之相对应的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这一非对称依赖关系表明，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出口市场，而中国只是美国诸多的进口伙伴之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大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
另外，从中美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中美经济非对称依赖的特点更加明显。1996年，中国对美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81％和2.99％，2006年上升到了2.22％和7.64％，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最高的2006年也只有2.32％，对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是一直在0.5％以下。
2.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的非对称性
为了更为具体地考察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的非对称特征，我们在对贸易规模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进行考察。表2中我们分类计算了中美之间不同商品的贸易依存指标以及相应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注：以上产品是按国际贸易标准(STTC)第三版分类原则进行分类，单元格中第一行的数字代表中国对美出口的此类产品占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第二行的数字代表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此类产品占对华出口总额的比重，括号中的数字为此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2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两国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
从贸易商品的构成上看，除去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上，中美两国向对方的出口在总出口中均占有较大的比重，且贸易互补性指数逐年上升，表现出很强的产业内贸易特征之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非食用原料和以化学相关产品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上。这一方面说明了中美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符合两国的比较优势，反映了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中美在贸易商品构成上的非对称性特征。因为，经济相互依赖的第二个考察指标是中断经济交往关系的经济成本。根据理查德·库珀的观点，国际贸易交往的规模并不完全决定中断经济交往时的调整成本，关键是进口商品的替代程度，进口商品的替代程度越小，则中断经济交往时所引起的国民收入水平的损失越大，同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余地也越小，这说明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依赖越大。反之，如果进口替代程度高的话，无论进口规模的大小如何，进口国都不会对出口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依赖。而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高于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后者的进口替代小于前者，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3.中美贸易对两国国民经济贡献的途径差异
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保证了中美两国共同贸易利益的产生，但中美贸易对两国国民经济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不仅是中国比较优势的外在体现，也是大量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内在要求。而美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当前美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需求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通过大量中间产品的进口，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最终产品或附加值含量较高的生产环节的生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最终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大量廉价产品的进口有利于稳定美国国内物价，保证资本积累和企业利润，实现低通胀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利益获取途径上的差异，反映出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主要目的。美国在利益实现的成本以及利益实现的可持续性上都要大大优于中国。这固然是当前中美两国在金融发展、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必然体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两国经济的非对称依赖特征，即相互依赖程度较小的一方一定是利益分配占据优势的一方。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经济依存关系的非对称性的特征对中国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中国经济的总体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多重不确定性，特别是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未来不可避免的调整过程，必然也会给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整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美国政策和市场变动压力的影响。第二，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显现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提高不等于中国对全球经济已具有主导性的影响，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心国家依然是美国。因此，在美国的市场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情况下，中国单方面的政策调整，无论对中美贸易差额，还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效应都会是十分有限的。
三、近年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对称性变化
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现实经济中，中国经济的外部特征中的美国因素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对外部经济失衡调整的政策选择来源于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在与美国进行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中，其话语权也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而逐步增长，这一判断主要基于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中美相互依存关系有向相对意义上的对称性发展的迹象。这种迹象的主要表现是：
1.中美之间贸易相互依存关系的总量变化正在趋于对称
如上面表1中的数据所示，在1996-2006年之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率的绝对值远大于与之对应的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量的比率，但是，如果我们从增量角度考察，十年来中国的这一比率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美国相应的比率则从1996年的6.65％一直上升到了2006年的15.93％。
增量非对称性变化的这一趋势同样也反映在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率的逐渐下降以及与此对应的美国相关比率的上升中反映出来。中国的这一指标从1996年的11.64％下降到了2006年的7.49％；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从1996年的1.92％上升到了2006年的5.33％。又例如，在1996-2006年之间，中国对美国进口和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56和0.23倍，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和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分别上升了1.8和2.29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中美经济依存关系中增量变动的非对称性正使得总量变化趋于对称趋势。
2.中国因素的不可替代与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对称性
从中美两国经济贸易规模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来看，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情况分析，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比从规模角度所反映的依存程度要高。表2已对中美贸易品的互补指数做了分类的时间序列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2006年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截面数据进行了计算(见表3)。结合这两张表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对美国而言，中国因素的不可替代的特征。
注：以上产品按国际贸易标准(SITC)第三版分类原则进行分类，贸易互补性指数以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对美国的出口进行计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互补性在不同的产业间差异明显，在初级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最强的国家主要包括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强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德国和法国；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强的国家主要包括德国、日本和法国。
具体分析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互补性，我们发现2006年中国与美国贸易互补性较强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上，特别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的贸易互补性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这些产业上蕴含着较大的贸易利益，两国在这些产业上的贸易中断被其他国家替代的机会成本将会是巨大的。同时结合表2，我们还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特别是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的贸易互补性在逐渐地增加，由2000年的0.87逐渐上升到了2006年的1.20，与之相对应，中美两国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的贸易规模也在迅速地增加。2000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总额为183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第一进口国——日本出口额的16.7％。2003年，中国在此产品上的对美出口额为429亿美元，成为美国此类产品的第五大进口国。而到了2006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总额为1012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4.5倍，仅比当年美国的第一进口国——墨西哥少了不到82亿美元。因此，假若这一发展趋势能够加以维持的话，中美两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贸易利益也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够替代的。
事实上，中国在工业制成品贸易中，这种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是与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优势密不可分的。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主动进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纷纷将传统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而中国则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水平也迅速提升，并逐渐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究其缘由，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优势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不但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为制造业产品的销售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这构成了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同时，大国经济所独有的对制造业产业的前向及后向支持能力为制造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配套能力，这既有利于吸引制造业产业的移入，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最为重要的是，以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具有很强的地理集聚的特点，即直接投资向少数国家和地区或者一国内部某一地区集中流入。这种某一产业的地理集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技术外溢、信息共享等多种渠道来降低成本，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这种地理集聚优势一旦形成，便极易与新来投资产生互动效应，很难被模仿和复制。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吸引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已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企业集群，地理集聚优势明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近期内中国全球经济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也很难被其他国家动摇，中美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往来将会愈加密切，其他国家想要进行替代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3.中国外汇储备的流向对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外汇储备的流向来看中美之间对称性关系的加强。相对于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且随着中国以美元资产为主体的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还会继续向金融领域进行渗透和延伸。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双重意义上对美国经济发展提供补贴：一方面，中美贸易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制造品，在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的低通胀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大量产品所换回的大量的低收益率的美元金融资产，实质上就是向美国提供的低利率的资本信贷。这些美元资产在美国通过金融市场进行重新配置后，转化为高收益率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即便不考虑这些投资对美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所产生的间接作用，单以收益率来看，也有接近10个百分点的收益率差异。而且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和资本补贴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四、小结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上述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相关联的如下政策性结论。
第一，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因此，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来自美国的越来越大的市场冲击和政策冲击，这种冲击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平台中通常会表现为一种美国对中国要求进行单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外部压力。
第二，从全球经济的格局来看，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在显著提高，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改变目前全球经济的中心—外围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美国仍然起着主导全球经济动态调整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这种格局中，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无论其承担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成本能力如何，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短期手段内外部效应都将会是十分有限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贸易增长推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由于1996年以来，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时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的必然结果，这是全球分工深化的体现，而非“重商主义”的政策产物。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进一步提高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加强，中美之间经济依存关系也在发生量的变化，即规模指标所反映的非对称性与结构及增量变化所致的对称性并存的变化特征，这种变化无论对改变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美国的单边主义模式，还是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增加中方的策略筹码，无疑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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