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成经济论析——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的变异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成论文,日本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周期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1月日本裕仁天皇（昭和天皇）去世，新天皇即位，随即改年号为“平成”。延续了63年之久的昭和时代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平成时代。在平稳发展的现代日本社会天皇及其年号的更迭，并不像过去那样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只是年代表记发生了变化而已。现在几乎没有人像使用昭和时代那样的词汇来分析日本社会经历的重大时代变迁。但是，对于“平成元年”以来的日本经济而言，平成时期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在平成时期前几年和平成时期最初的十几年内，日本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蕴含了转折的前兆并发生了长期的经济停滞，是所谓的“失去的十年”。
尽管日本经济近年来已经挣脱了长期停滞的局面，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因此关于“失去的十年”的研究不再具有日本经济现实动态分析的意义。但是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经济从持续的较高增长突然变为长期超低增长，期间发生了战后经济发展中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特异现象，如泡沫经济、金融动荡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机制如何，它们是如何影响日本宏观经济的，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日本平成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
1989年日本的年号由昭和变为平成，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日本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产生了战后以来没有过的、严重程度超出其他发达国家前期发生过的泡沫经济。作为“平成元年”的1989年恰好是泡沫经济高峰期。在随后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陷入了长期萧条的局面。所以分析平成时期的日本经济，必然要以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作为开端，在论及产生泡沫经济原因时甚至还要追溯到更前时期的事情。
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通常是用总产出增长率及其变动来表现的。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经济增长的情况看，日本经济至今经历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以后直至80年代末期，一直表现为较为稳定的低增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6%之间，平均增长率同高速增长时期的10%的水平相比大幅度降低了。但是，从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停滞状态，在十余年的时间内，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左右，被称为长期停滞期或超低增长时期。
从长期经济增长率变动的情况看，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低速增长阶段和长期停滞的超低速增长阶段，在各个阶段平均增长率呈现出大幅度下降的趋势。随着经济成熟化程度的提高，由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导致现实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即经济增长率向发达国家的低增长水平收敛，这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的。但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的长期经济停滞，实际上已经大幅度地低于前期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前两个时期，日本经济的增长绩效明显地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高速增长是由于日本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实现的赶超发展的话，但是在70年代日本完成了在经济上赶超欧美国家的任务、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同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相似的内外部环境的条件下，日本仍然取得了明显好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从这两方面比较看，1990年代日本经济的超低增长不是单纯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下降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增长状态。198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以用增长率的趋势下降和对发达国家增长率的收敛来解释，但是1990年代的长期停滞就无法以此来说明了。有学者计算过，如果在1990年代日本经济按照原来的增长趋势，保持3%的增长率的话，那么在2001年日本实际GDP就不是现实的530万亿日元，而是640万亿日元。在这11年中日本失掉的GDP累计值高达550万亿日元。因此，19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①
图1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动（1965—2003年）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国民经济计算数据绘制。
从总体上看，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低速增长和超低增长的三个阶段，但是这只是从平均增长率来考察的。由于经济存在着周期波动，在每个增长阶段内周期波动都呈现了不同的模式和特征。比如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经济的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型波动”，即使在周期的低谷时期，经济增长仍保持在6%以上。尽管平成时期日本经济其主体表现为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长期停滞，但是仍然存在着周期波动现象。结合日本政府公布的景气变动基准日期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可以总结出平成时期开始以来日本经济的周期波动的特点。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景气波动报告，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历了战后以来的第11、12、13和14个经济周期（景气循环）。第11个周期始于1986年11月，于1999年2月达到了顶峰，在1993年10月下降到谷底，结束了该循环。这一周期的扩张阶段就是所谓的“平成景气”时期，也是泡沫经济时期。而随后到来的经济收缩阶段就相应地被称为“平成萧条”，也是泡沫经济崩溃时期。第12周期和第13周期的起始时间分别为1993年10月和1999年4月、1999年4月和2002年1月。随后的第14周期的结束时间尚未最后确定。作为多种经济指标合成的景气动向指数（DI），只能准确地确定经济扩张和衰退的转折点，进而确定经济周期的划分。但是它不能分析经济波动的幅度。同样由多种经济指标合成的合成景气指数（CI），其相对值的变化能够反映出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在第11周期开始时间即第一个谷底的1986年11月到1991年初的顶峰时，合成指数CI的变动幅度达到了25%左右，随后的衰退期也经历了同样幅度的大波动。而后来的12、13周期，波动幅度则大幅度缩小，周期波动趋近于平缓化。这一点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上也能够清楚地反映出来。在第11周期，在泡沫经济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末期增长率达到了6%，这一时期是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经济增长的一个高峰期。正是由于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动荡。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得后来的周期波动呈现出平缓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进入平成时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表现了不同以往的特征，一是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陷入了长期停滞的状态；二是尽管存在周期性波动，但是在长期的经济停滞期内由于没有出现过像样的经济复苏，周期波动呈现为平缓性，波动幅度大幅度缩小，相反，在平成景气和平成萧条时期，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波动。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这些特征在战后以来其他时期是没有出现过的，可以说是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出现的异动。
二、增长与波动变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以长期经济停滞为主要特征的平成时期日本经济而言，探讨导致长期停滞的原因因而采取正确的对策一直是相关人士努力的目标，但是迄今为止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学派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观点。显然这一问题并非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摆脱停滞就意味着得以解决了，不同派别的学者进行的理论和实证性研究极具启示意义。笔者认为，研究导致平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和超长期停滞的原因，应该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出现的若干特殊现象着手，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它们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进而全面揭示经济特异变动的内在原因。纵观从19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期的日本经济，泡沫经济的生成和破灭、作为泡沫经济后遗症的不良债权的出现和由此引发的金融不安，以及长期持续难于解消的通货紧缩，是困扰日本经济的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生成机制及其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尚存在着许多难解之谜。
（一）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崩溃
如前所述，日本在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1990年代初期处于战后的第11个经济周期，在此期间内，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与此相应的是经济的大幅度波动。
关于泡沫经济的形成原因，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19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影响。金融自由化使大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不再依靠银行融资；作为主要金融主体的银行不得不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度提高；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原有的政府规制被大幅度地放松了，但是新的政府监管体制没有形成。这两方面合起来，使得金融领域出现了广泛的道德风险问题，构成了形成泡沫经济的基础。二是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为应对日元升值，持续实施了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宽松的金融环境是为资产价格大幅度提高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罕见的泡沫经济，还可以从金融制度的变化和政策失误两方面来加以解释。
关于泡沫经济形成的基本原因，人们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同样，过度高涨的资产价格即经济泡沫必然会破灭，这也没什么奇怪的。问题在于，作为资产价格急剧高涨和下落现象的泡沫经济，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泡沫经济的产生和崩溃是怎样影响实体经济的？在泡沫经济破灭的初期，日本各界开始检查以往对泡沫经济的忽视，对其经济影响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泡沫作为资产价格变动产生的资产效应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上面。
所谓的资产效应，是指资产价格的变动或资产余额的变化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被称作“财富效应”；二是通过企业资产选择行为对企业投资产生的影响。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的财富和收入共同决定消费行为。而在家庭财富总量中，股票等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因此，这些资产余额的变化或者因价格变化导致的数量变化，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所谓的资产选择行为是指在既定的资产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下，资产所有者为谋求风险和预期收益率的最佳组合所决定的资产配置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存量的配置上面，而且还会对作为流量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由于某种原因某种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提高，那么资产所有者就会通过市场增购该资产，结果导致该资产的价格上升。这时如果投资品的购入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投资的效率就会提高，从而会相应地促进企业的投资（如设备投资和住宅投资）。在股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下降，因此会促进企业增加设备投资。股票价格变动对设备投资的这一影响被称作托宾的“q效应”。
日本经济企划厅编写的1991年版的《年度经济报告》，对资产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在财富效应方面，以实际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实际金融资产净值增长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实际金融资产净值增长率、实际土地资产净值增长率和上述两组合并为解释变量，对三个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模型的分析最具说服力。两个说明变量的系数分别是0.8942和0.0594，也就是说，以股票为主的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10%，消费支出增加0.6%。财富效应是存在的。在影响消费支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中，收入增长仍然占主要地位。在1987年以后的景气扩张阶段，由于消费物价的稳定和股票价格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实际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增大了。②
资产价格的上涨对企业的影响可以从企业的资金筹措和投资行为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由于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进展，企业可以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特别是80年代后期，股票价格的上涨大幅度地降低了企业在证券市场的融资成本，企业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附加认股权债券等，筹措了大量的资金。土地价格的上涨，增加了拥有土地企业的净资产量，一方面为谋取最佳的资产负债结构，企业增加银行的贷款；另一方面土地价格的提高相当于增加了土地作为贷款担保资产的数量，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因此，拥有土地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自由度较高的银行融资。其次，在资金运用方面，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其收益率的下降，最终会低于实物资产的收益率。因此企业就会增发股票并增加设备投资。土地投资也属于企业投资的范畴，土地价格的上涨应该对设备投资起到抑制作用。但是，这一时期伴随着获得土地的设备投资，大多是以研究开发为中心的投资，所以其负效应较小。而且，土地价格大幅度上涨对此前存有土地的企业，形成了极大的设备投资激励。
在1986—1989年间，日本法人企业的资金筹措量达81.2万亿日元，比1980—1985年增加了2.13倍。其中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增加1.77倍，而增资和发行债券筹资分别增加了2.95倍和4倍。显然，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增加的幅度加大。在前一时期，设备投资达33.3万亿日元，比后一时期增加了1.59倍。但是这一时期金融投资与设备投资的比例高达52.3%，对金融资产和土地的投资与设备投资的比率达到了79.9%。③ 可见，无论从企业资金的筹措还是资金使用上，都不能否定资产价格的提高对企业投资产生的影响，资产价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设备投资的扩大。但是，上述数据表明，企业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和土地的投资比例已经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份额。这是导致投资扩大的主要原因。
在泡沫崩溃后，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以“逆资产效应”的方式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了相反方向的作用。限于篇幅具体情况在此不能详细展开。上述分析表明，泡沫经济的出现和破灭是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可能构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可否认，资产效应对实体经济的波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单纯从资产效应看，它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尤其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现象。
（二）不良债权与金融体制的动荡
如果资产泡沫只是个人或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使用自己的资金，参与投机形成的，那么，泡沫的崩溃只是在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的财富再分配而已。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前所述，日本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出现的资产泡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资金的进入造成的。由于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使得银行失去了大量优良客户。在宽松的金融环境下，银行以土地作为担保向中小企业融资，特别是银行资金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流向了房地产业、建筑业和流通业。泡沫崩溃后，大量参与资产市场投资的企业，由于股价和地价的大幅度下跌，不能通过套利得到利润，而且原来以土地上升为前提制定的开发计划无法实施，使得经营收益大幅度减少、甚至面临了严峻的经营困境，因此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利息和本金，使大量的银行债权成为不良债权。在泡沫崩溃之初，由于金融信息的非公开性，加上对不良债权的认识不足、界定不明确等原因，只有部分不良债权被披露，政府和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理不力，错过了及时处理的最佳时机，使得不良债权问题被拖延开来，尽管后来加大了不良债权的处理力度，但是由于在经济萧条的条件下不断有新增的不良债权出现，使得不良债权问题成为困扰银行及整个金融系统的主要问题，由于众多的金融机构因此面临经营危机而破产，甚至演变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动荡和危机。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代前半期，不良债权余额仅为十几万亿日元，但是尽管每年都进行不良债权处理，但是其余额却大幅度增加。
图2 不良债权余额的变化（单位：万亿日元）
注：1992年度—1996年度为破产企业债权额和拖延偿还债权额的合计。1997年以后为风险管理债权（初前两项外还包括拖延3个月以上偿还的债权和放宽条件债权）。
资料来源：［日］《经济学讲座》杂志，2001年第9期。
1994年东京协和信用组合、安全信用组合的破产，拉开了金融机构破产的序幕。到1997年末，破产的金融机构已经超过了20家以上。从三洋证券公司的破产开始，到1997年11月，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是日本金融体制动荡的第一阶段。后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陆续出现经营危机，被实施公共管理，政府不得已对大银行投入公共资金。这是金融体制动荡的第二阶段。
不良债权问题及其引发的金融体制的机能下降甚至体制动荡，对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占据着中枢地位，其金融中介机能对于合理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运行都是不可替代的。在产生大量不良债权和金融体制不安的情况下，日本金融体制的机能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的“惜贷”，二是银行对经营困难企业进行的“追加贷款”。银行不仅大量的贷款不能收回，并且还要动用资本金或其他盈利来处理不良债权，一方面是自身经营实力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担心新贷款再度不良化，因此银行面向企业的贷款谨慎化，此即为所谓的银行“惜贷”现象。银行的“惜贷”使得对银行资金高度依赖的大量中小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经营难以为继。在原有客户企业面临经营困难，银行为了使其贷款不成为真正的“呆账”或“坏账”，对企业进行追加贷款，试图使企业渡过困难时期恢复正常经营。这种行为对于个别银行可以说是理性的，但是如果大部分银行都实施这种行为，那么从宏观上看，它使得“过剩投资经济”得以延续，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不仅无法改变甚至加重了经济的低效率。两种行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下述关系：（1）惜贷论：不良债权的存在→惜贷→投资低迷；（2）追贷论：对非效率企业追加贷款（＝新不良债权的发生源）→资源配置的扭曲、宏观生产率低下→地价持续下降→需求持续低迷。关于不良债权和惜贷、追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本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1990年代前半期，惜贷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是在90年代末期才开始加重；相反，对非效率企业的追加贷款导致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可能是造成日本经济停滞长期化的重要原因。④
（三）通货紧缩与金融政策的失误
伴随着19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另一重要的经济现象，是从90年代中前期开始的通货紧缩。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总体物价出现的全面、持续下降，在古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代通常是与产出的收缩相伴生的。最为典型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危机出现的。但是，由于在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使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大幅度地降低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和经济衰退的程度，通货紧缩不再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相反其主要矛盾则表现为通货膨胀。但是，在20世纪末期日本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却伴生了慢性的难以消除的“通货紧缩病症”。
198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的物价变动同以前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泡沫经济开始直到1990年代初期，物价上涨率都是逐渐提高，出现了通货膨胀倾向。但是，从1991年开始，物价上涨率开始下降，增长力度弱化，后来转向了通货紧缩的倾向。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情况看，CPI的上涨速度在1990年至1991年达到最高，此后开始降低。1995年在微弱的景气回升之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批发物价的变化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平成萧条期，日本批发物价大幅度下降。1993年景气到达谷底后开始直到1997年初的“微小循环”期间，由于设备投资增加、日元汇率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批发物价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在1995年之前，受到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批发物价加速下降。1995年以后日元汇率达到最高值，开始转向下降的趋势，批发物价的降低幅度缩小。
1997年至1998年可以说是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如前所述，在19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出现了平成萧条之后的经济复苏，由于经济恢复的力度非常微弱，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上涨被称为“微小景气”。日本政府在这时实施了不适当的结构改革政策，加之后来发生的东亚货币金融危机，使得日本经济的复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以这时为转折点，日本经济再次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实际上，在1990年代的前半期，日本物价尽管出现了下跌的现象，但是大部分时间只是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降。严格来讲还不能说是出现了通货紧缩。但是，1997年以后，无论是消费者物价还是批发物价都出现了慢性的下跌，日本经济真正进入了慢性通货紧缩的状态。尤为严重的是出现了物价下跌和需求不足互为促动的“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下降通道”。
在国际经济学界，对通货紧缩内涵的界定是存在争议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派别即“价格派”和“货币派”，前者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一般物价水平或总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后者则认为，不能将通货紧缩仅仅看作是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在物价下跌的同时，还包含着货币数量的减少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进而还存在与此相伴的经济萧条现象。⑤ 两派关于通货紧缩定义的分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货紧缩是否作为一种货币现象，伴随着货币数量的变化，二是通货紧缩是否包含着经济衰退及经济萧条。后者是两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是否将经济萧条包含在通货紧缩的含义之内，关系到是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经济现象，认为它是在诸多复杂的微观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宏观经济结果，还是将它看作一种微观层面的经济现象，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它的出现，通过相应的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及萧条。正是基于这样两种不同的逻辑，导致了对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原因的不同认识。以日本银行为代表的“结构派”倾向于将通货紧缩视为宏观经济现象，认为它是多种经济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主张长期经济停滞是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造成的。与此相反，被称为“货币派”的学者，对“结构派”的观点给予全面的批驳，极力主张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是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的失误造成的，通货紧缩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
通货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存在两个通道，其一是导致高水平的实际利率，使得企业作为债务者增加了债务负担；其二是由于存在工资的向下刚性，通货紧缩使得实际工资水平提高，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并降低了利润，使得企业不得不缩减产量甚至减少雇用，因此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退。实际上，通货紧缩不仅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欲望，而且由于人们有较高的期望实际利率，因此个人也会减少消费支出。这样使得需求进一步减少，导致了供求缺口的进一步扩大。需求的下降反过来进一步促使物价水平走低，通货紧缩形势再趋严重。这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下降通道”。而与通货紧缩紧密关联在一起的需求不足即供求缺口的恒定化，被称为“通货紧缩陷阱”。
通货紧缩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它的产生被认为是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对此，野口旭等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199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一再降低政策性利率，最后实施了“零利率政策”。由于政策性利率不能再进一步下降，所以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机能陷于瘫痪状态，面对慢性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无法应对。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90年代的上半期特别是1994年至1995年，日本银行实施了紧缩性金融政策，或者说拖延了宽松金融政策的实施。在1994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持续下降，7月转为负增长，GDP紧缩指数也下降为零，基础货币增加率为4%左右，货币供应量仅维持在2—3%的低水平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银行仍然逐渐提高银行间拆借利率，隔夜拆借利率在1994年6月为2.06%，到12月已经提高到2.29%。对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的报告指出：“对于金融政策而言，1993—1994年是最为关键的时期，因为在此以后，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零以上的适度水平，这时无论如何降低政策性利率，也不能充分地降低短期实际利率。”⑥ 对于通货紧缩通过上述路径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效果，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如原田泰等人分析了工资刚性和金融政策之间的关系，首先证明了在经济长期停滞期间出现了实际工资提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劳动时间缩短和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的产生恰好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使用AD—AS VAR模型、宏观计量模型、一般均衡模型对实际工资造成的生产停滞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不同模型的分析结果都支持了存在影响的观点。⑦
三、结束语
在被论及造成1990年代日本长期经济停滞的诸多原因中，除了本文中涉及的泡沫经济、不良债权和通货紧缩两个问题之外，被归结为结构问题大类里边的诸多因素没有纳入本文的纲要分析之中。实际上，不良债权引发的金融体制的动荡和资源配置的扭曲，是属于结构问题范畴的，但是它介于周期因素和结构因素之间。结构因素和周期循环因素的影响何者是长期停滞的主导因素，根据这一标准可以将日本经济危机的争论，划分更大的两个派别即“结构主义论”和周期循环性的“需求不足论”。诸多的问题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平成时期日本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批准号：06BGJ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原田泰、岩田规久男编著：《デフし不况の实证分析：日本经济の停滞と再生》、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第1页。
② 日本经济企划厅：《平成3年度年次经济报告》，http://wp.cao.go.jp/zenbun/keizai/。
③ 日本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季报》，转引自田中隆：《现代日本经济：泡沫与后泡沫的轨迹》，日本评论社，2002年5月，第93页。
④ 参见宫尾龙藏：《银行機能の低下と90年代以降のデフし停滞》，浜田宏一、堀内昭羲 内阁府经济社会总合研究所编：《论争日本の经济危机》，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年5月。
⑤ 范从来、汴志村：《日本通货紧缩问题研究》，载《世界经济》杂志2003年第4期。
⑥ 野口旭、冈田靖：《金融政策の机能停止はなぜ生じたのか》，岩田规久男、宫川努编：《失われた10年の真因は何か》，东洋新报社，2003年。
⑦ 原田泰等：《赁金の硬直性と金融政策の重要性》，浜田宏一、原田泰、内阁府经济社会总合研究所：《长期不沉の理论と实证：日本经济の停滞と金融政策》，东洋经济新报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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