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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言。在《双城记》里，狄更斯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绝望之冬；我们可能拥有一切，也可能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也正走下地狱……”狄更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社会急剧发展、各种矛盾爆发的时代，与我们今天的社会颇有几分相似。狄更斯的这句名言也适用于今天的阅读，尤其是图书馆阅读。 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时代？套用一句老生常谈：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从国际看，建立阅读社会是世界性潮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创建“世界阅读日”，也叫“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现在已成为世界性节日，在我国也是重要的节庆。许多国家出台了推动阅读的规定，如美国的“从出生就阅读”(Born to Read)、新加坡的“天生读书种，读书天伦乐”(Born to Read，Read to Bond)、“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s，Learning Nation)、英国的“阅读起步”(Book Start)，均把阅读放到重要的位置。 从国内看，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党的十八大报告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并倡建“学习型人生”。《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列入立法日程。各级政府为主导的读书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400多个城市开展读书日、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等活动。 再看图书馆界，开展各种阅读活动已经在国内外业界形成高度共识。《公共图书馆宣言》将开展阅读活动列为图书馆的重要使命，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则说得更为明确：“图书馆努力促进全民阅读。图书馆为公民终身学习提供保障，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2013年图书馆年会主题就是“书香中国——阅读引领未来”，表明业界对此的高度认同。 阅读“最好的时代”更为重要的表现是：各种新技术涌现，并在阅读中迅速得到应用，极大地扩大了阅读的领域，资源极大丰富，获取极大方便，检索、利用手段日新月异。这一趋势发展迅速，势不可挡，给图书馆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前辈图书馆人不曾遇到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遇。 然而现在也是阅读“最坏的时代”。危机是多方面的，如社会阅读风气的萎靡、低落，乃至消失；娱乐致死，“不娱乐毋宁死”；信息获取“碎片化”，缺少系统的阅读学习；以治学为主的一些知识分子急功近利，读书浅尝辄止，热衷于制造学术垃圾。为此，有人提出“伪阅读”概念，意谓许多人不是真的在读书，而是假读书，尤其是一些大部头书、古文书、外文书，不愿意下工夫，只是走捷径，浅尝辄止，或是凭借一些零星的二手资料过日子、做“学问”。 更深刻的危机同样来自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并在阅读领域普遍得到应用。可以说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这并不是新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兰卡斯特(F.W.Lancaster)就提出“无纸社会”(paperless society)的著名预言：“我们正在迅速地不可避免地走向无纸社会”，“图书馆主要是处理机读文献资源，读者几乎没有必要再去图书馆”，“再过20年，现在的图书馆就可能完全消失”[1]。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于2013年8月25日去世。曾有一位崇拜者当面询问兰卡斯特：为什么这一预言没有如期实现？这位大牌教授的回答是：我的预言本没有错，是这个社会发展错了——典型的美国式幽默。 虽然兰卡斯特教授的预言没有如期实现，然而新技术给图书馆以及社会阅读带来的冲击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日渐明显、急迫。新技术的冲击，造成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信息渠道的日益多样化，读者对图书馆依赖程度的降低甚至流失，使图书馆面临消亡的危机。近来业界出现过许多悲观的论点，甚至提出为图书馆做“尸检”(autopsy)[2]。如果说“尸检”之类的说法显得有些危言耸听，还不是迫在眉睫的话，那么一些迫切的问题，如纸本资源收藏与否，传统文献与数字文献的关系、比例等问题，就很现实地摆在图书馆面前，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拿出解决的思路、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图书馆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位大腕级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张晓林馆长，他多年大力倡导“电子文献先行(e-first)”、“网络先行(i-first)”。有人开玩笑说，他恨不能将所有纸质文献请出图书馆。另一位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程焕文馆长，他的宗旨是“保留一切有价值的纸片”，严格恪守纸质文献的核心地位。 这种分歧在社会上也广泛存在。一部分人极端地依赖各种新技术来获取信息，以致出现网络控、手机控、微博控、微信控一族人，他们几乎从不阅读传统纸质文献，这些人以年轻一代的新新人类居多。另有一部分人则极端地抵制新技术，拒绝接受任何新媒体文献，其中亦不乏深具影响的大家。这里且举两个例子。 一位是王蒙先生。2012年11月在东莞召开的“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上，他在闭幕式上做了题为《现代性文化与阅读》的演讲。这篇演讲的结论性意见是：“读书是不能替代的，不能用上网替代，不能用看VCD替代，不能用看DVD替代，不能用敲键替代，甚至也不能用手机和电子书来替代。……正是最普通的纸质的书，它表达了思想，表达了思想的魅力，表达了思想的安宁，表达了思想的专注，表达了思想的一贯。因此图书馆是一个产生思想的地方，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地方，是一个深化思想的地方。”[3] 另一位是易中天先生，他的表达更为妙趣横生。当谈到数字媒体是否会代替传统出版物时，易先生激动地说：“完全替代是不可能的。那种用手触摸精装书籍的美好触感，电子阅读永远无法代替。经典作品还是要靠纸质媒介呈现，就像满汉全席，能用塑料盘子装吗？”[4] 两位先生的人品才学均广受敬重，但他们对现代文献尤其是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资源的缺乏了解和抵制仍令人感到吃惊。在现代社会，对于治学之人，推而广之到一切利用文献为学的读书人，本是一定要学会利用数字文献的，其中主要是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资源。作为一名现代学者，这已然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学术功力。 我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述这样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坚信当今已经进入数字阅读的时代，数字阅读会取代传统阅读成为社会阅读的主体(不是全部)，最为重要的依据是今天的图书馆已经初步建立起系统完备的数字资源体系。与支离破碎、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不同，图书馆收藏和提供各种的数据库，如同图书馆的藏书一样，是经过精挑细选和专业化整理揭示的，因此是最重要、最全面、最实用、最具价值的信息资源，是最为优质的数字资源集合，而且大多是全面开放、免费提供使用的。在目前社会上，还没有其他社会机构拥有这样完备的数字资源，这样系统的数字阅读保障，这样全面无偿的服务。图书馆之所以能够如王蒙先生所说，是产生思想、交流思想、深化思想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有传统的纸质藏书，当今还要有赖于这些足不出户即可坐拥天下资源的数据库集合。很难想象当今社会的治学者能够脱离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来搞科研、做学问，就是追求全面系统阅读的普通读书人，也不应忽略这一高效便捷、人皆可用的途径。不管阅读习惯如何，都没有理由说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不能“表达思想”，都不能否认这些数据库集合是无比丰盛的“满汉全席”，更不可无视或拒绝利用这些全体公民都有权利享用的公共资源。 那么，图书馆工作者应如何面对这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呢？或者说，张晓林和程焕文这两位大腕儿，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我历来主张两点。一是思想要激进，认识要超前；二是行动要保守，尤其是涉及破坏现有资源和模式的一些措施一定要缓行、慢行、三思而后行。 我个人一直是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鼓吹者，我所供职的深圳图书馆也一直走在图书馆现代化的前列。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就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例如前面所述的选择数字阅读还是纸本阅读，在个人来说是各有所好、见仁见智的事，但对图书馆就不一样了，因为涉及图书馆的馆藏模式和服务方针这样的根本大计，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对此，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图书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但目前图书馆的纸本文献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图书馆数字文献和纸本文献的关系，现在有许多理论学说，可以说连篇累牍，涉及方方面面。而我们说目前图书馆的纸本文献还不可缺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很现实的因素，或曰“非学理”的因素： 一是社会纸本文献资源极为丰富，还没有被数字文献完全取代。图书馆有“传承文明”的社会责任，要为后人留下完整全面的文化遗产，因此不能舍弃纸本资源。 二是读者对纸质文献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我们不能忽略普通读者尤其是底层民众对传统纸本文献的现实需求。 后者涉及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因此必须强调。笔者举一个经历的例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在北大图书馆供职，当时北大图书馆宣布取消原有的卡片目录，全部采用机读目录(MARC)。这在全国高校图书馆是首家，我们都引以为荣，当时在国内图书馆界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久后笔者出访美国，得知另外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一家大学，当时也曾计划取消卡片目录，但因为有几位教授从不肯使用电脑，图书馆最后决定保留卡片目录。两种做法反映了两种态度、两种考量。且不说事情本身的是非对错，毕竟现在大多数图书馆已经不再使用卡片目录了，但无疑美国这家大学的做法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而不是技术至上主义，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深圳图书馆研制开发了“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对于这个项目的研制和使用，业界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我们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却用于传统的纸本书刊借阅，不能体现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对此我不敢苟同。请看两组近期的数字：2012年深圳全市自助图书馆借书1 053 084册，还书1 217 989册，预借135 442册，服务读者1 355 270人次；2013年5月借书89 686册，还书105 803册，预借13 201册，接待读者115 927人次。内行的同仁都能看出，这样的服务量相当于一个中等以上规模的图书馆。这种利用效益就是最好的说明：社会有需要，民众有需求，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向。 曾有一位女市民动情地对深圳图书馆工作人员说，自己在深圳发展不顺利，考虑回老家，但使用了自助图书馆这样的便民服务设施，而其他地方没有，就改变主意，不走了，留下来做一个深圳市民。自助图书馆项目多次得到领导肯定，获得了很多奖项，包括胡锦涛同志的赞许，以及文化系统的最高奖“文化创新奖”和“群星奖”。但这位市民的夸赞却更令我们倍感荣耀，切实感受到自己做了图书馆该做的事情，尽了我们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对于阅读，对于图书馆，“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还会继续下去。不管是“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我们这一代图书馆人要做的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不负时代的重托，完成时代的使命。 本文系作者2013年11月7日在“2013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数字阅读论坛”上的演讲稿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