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机制论文,成本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10-06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民工潮”。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达到1.06亿人。[1] 但自2004年下半年起，全国大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
以“珠三角”的东莞地区为例[2]。东莞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这次缺工潮在东莞也表现得最为激烈，有人估算，“珠三角200万工人缺口，东莞占一半”。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其撰写的一份决策参考中描述了当地缺工的状况：“一年一度的招工是企业生产运作的第一道固定程序……过去招工写的都是‘招收熟练、熟手、高级技工’，而今则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无经验均可’等字眼，过去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如今却难现昔日的热闹，过去排队求职、人头涌动的工厂门前如今却门可罗雀。”
再以浙江省为例[3]。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报告《透视浙江“民工短缺”现象》的数据显示，2004年1～8月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的单位需求数为283693人，登记介绍数为231847人，民工缺口占比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约134万人，求职人数约88.1万人，缺口比重为34.25％。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浙江省劳动力短缺约50万人，占劳动力总需求量的35％。
在中国农业人口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现象，这不仅引起企业、政府的高度关注，也同样引起国内学者的浓厚兴趣。有人认为，这是民工对权利缺失的一种自主反应；也有人认为，这是民工工资太低导致的结果；还有人认为，这是这些年来劳资关系恶化的结果；甚至有人认为，“民工荒”是一种假象，是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一时众说纷纭。但综观各种观点，都只是站在某个角度看问题，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对“民工荒”做出全面的解释。因此，针对当前的“民工荒”现象，必须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有机的逻辑框架下做出全面的理论阐释，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措施。
二、相关文献及述评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二元经济”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研究基石。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4] 一文中首先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后来经过刘易斯本人的一再诠释(1958、1972、1979)，以及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5] 等众多学者的相继发展，现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用途向高边际用途——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不同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具体阐释上存在差异，在发展经济学中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即刘易斯模式与哈里斯—托达罗模式。
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条件：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趋向于零，人均生产量与该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相等。刘易斯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实际工资，农业部门就能够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这样，直到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增大而使实际工资上升至与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时，劳动力的转移便结束了。
从哈里斯—托达罗模式来看，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主要是客观存在相对经济利益的驱使。该模型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的反应。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M表示某一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数；W[，u]为城市收入；W[，t]为乡村收入；p为找到工作的概率，此概率取决于城市人口失业率；h(·)为潜在移居者的响应函数，且为增函数。哈里斯—托达罗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只要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工业部门失业率上升，预期工资随之下降；当预期工资下降到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就停止。
这两种劳动力转移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的解释都存在缺陷。首先，刘易斯模式把劳动力流动机制简单归于两部门间的工资率差异；而哈里斯—托达罗模式把劳动力的流动动力仅归于城乡预期收益的简单比较，都属于无迁移成本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其次，两模型都把劳动力市场同质化，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会不同。最后，两者没有考虑劳动力作为“人”的特性而不同其他物质性生产要素的特点，忽视了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
基于对刘易斯模式与哈里斯—托达罗模式的内在逻辑缺陷的认识，一些国内学者分别从能力、信息、成本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周其仁(1997)[7] 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就业机会与他们的自身能力密切相关；赖小琼(2004)[8] 则从成本约束的角度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探讨中国劳动力转移模式；而郑英隆(2005)[9] 提出农民工弱信息能力导致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但他们的理论都只关注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某一个因素，没有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替代传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式。
三、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下劳动力的流动机制：阻力模型
模型假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是基于“经济人”理性假设的个体行为选择，其流动的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效用水平，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取决于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带来的财富效用水平的比较。
效用概念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经济人的行为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求自身财富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追求效用最大化，改善其福利水平。由于劳动力面临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两种就业方式的选择，这种抉择导致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就业方式能够取得的最大净收入作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只取决于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
若设农村劳动力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为U[，o]，而且阀值U[，o]与农村劳动力的初始财富量(W[，o])有关；预期效用为U[e]，那么只有当预期效用水平U[e]≥U[，o]，农村劳动力才会产生现实的流动。也就是说，若某个劳动者进城意愿的阀值即最低效用U[，o]既定的情况下，其进城务工的预期效用水平U[e]越高，则进城务工的积极性越高。
(8)偏好因素(f(·))。劳动者的个人偏好决定其具体效用函数f(·)形式的选择，从而影响预期效用值。在相同的预期财富量的情况下，风险爱好者的效用大于风险中立者的效用；而风险中立者的效用大于风险厌恶者的效用。因此，偏好因素对劳动者的流动意愿有明显的影响。
预期效用函数的构建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测度工具。从理论上讲，预期效用函数U[e]值越大，劳动力流动意愿越强烈。这是对劳动力流动意愿顺向测度方法。但由于效用函数无法确定具体形式，因此，通过效用函数对劳动力流动的顺向测度无法实现数量化。我们可以对劳动力流动进行逆向测度。所谓逆向测度，是指对劳动力流动阻碍作用的测度。引入物理学中测量摩擦系数即阻力系数的概念，我们可以用“阻力系数”(k)来测度劳动力流动的受阻程度。而所谓阻力系数反映了劳动力流动的总成本(TC)与预期总收入(TR[e])的比值关系，即：
定理3：劳动力流动满足一种变异与拓展后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即M=h(1-k)，称之为阻力模型。其中，M为劳动力转移的人数，h(·)为潜在移居者的响应函数且为增函数，k为阻力系数。当阻力系数k＜1时，劳动力出现由农村向城市顺向流动，M＞0；反之，当阻力系数k＞1时，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出现劳动力返乡的逆向流动，M＜0；当阻力系数k=1时，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实现均衡，M=0。
意愿受到严重的阻碍，出现劳动力逆向流动。而k=1时，劳动力流动人数为零，即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实现均衡。显然，影响预期效用的因素对阻力系数的大小同样产生影响。相应地，我们总结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七大阻力如下：
(1)空间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空间距离的阻碍，流动目的地越远，流动阻力越大。
(2)信息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信息的阻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严重制约劳动力的流动。
(3)能力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就业技能的阻碍，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流动阻力大。
(4)风险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资兑付风险的阻碍，工资被拖欠、被拒付的风险越大，劳动者流动阻力越大。
(5)价格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及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阻碍，工农产品相对价格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
(6)政策阻力。由于影响预期效用值的税费因素、公平因素都与政府政策取向直接相关，因此，我们将之合并称为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含农业税费政策、城市有关农民工政策对农民工流动形成的阻碍。一般来说，农业税费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意愿越强，表面上看，流动阻力变小，但实际上这种流动是一种强迫性的流动。另外，农民工在城市所受到的“非市民待遇”越严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成本越高，心理成本越大，农民工流动阻力越大。
(7)心理阻力。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对劳动者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由于乡土情深、亲情分隔以及遭受歧视等各种因素会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我们就称之为心理阻力。一般而言，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社会环境越公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小。
四、阻力模型的应用及政策含义
1.阻力模型的应用：“民工荒”的分析
阻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框架，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自2004年下半年起中国大面积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机制。国务院研究室近日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10]，这无疑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根据阻力模型，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阻力状况具体分析如下：
(1)空间阻力。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现代交通工具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阻力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甚微。调查显示，大中城市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2004年到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了448万人，增长7.4％，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上年的68％提高到70％；进入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占总量的62.4％，比上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10] 因此，从空间阻力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选择基本上不受空间距离的影响，他们主要流向经济发达地区。
(2)信息阻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发现和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是弱势的[9]。表面上，农民工可以通过劳务市场、街头招工广告、电视电台报纸的“用工指南”、乡镇干部的代理联系等多途径和渠道获得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但目前农民工打工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动方式进城。据调查，通过熟人或亲戚介绍的比例达到60.37％，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和自己应聘的分别仅占14.20％和12.10％。[10] 这种“乡土性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信息量很小，而且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其主要特征：一是信息量少，内容单调，可靠性差；二是信息源头不活跃，也不丰富；三是信息联系渠道少，联系方式单一原始，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失真严重；四是信息价值含量低，信息价值转换空间小。因此，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取得是高成本的，这也是一些地方出现“民工盲流”的重要原因。
(3)能力阻力。据统计，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54年，略高于小学毕业水平，农村人口拥有的人力资本低，并且我国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11] 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不足1％。2001年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如下：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46％；接受中专教育的人口比例为2.02％；接受了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9.65％；接受了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48.8％；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31.14％；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例为7.69％。[12] 正是由于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素质普遍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种，导致农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家庭在城市定居生活。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11] 因此，能力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的重要原因。
(4)风险阻力。工资兑付的风险主要来自农民工的非合同的就业方式。调查显示，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没有签订的占了30.62％，有15.68％的农民工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用工合同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农民工分别占20.86％和40.67％，认为没有用的占13.95％。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领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按月领取，为60.37％；另一种方式是按年领取，为28.02％。在被调查者中，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为47.78％，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分别达到35.68％和15.68％。[10]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底，9400多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已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拒付的风险阻力，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收入预期，使得一些辛苦劳作却又无法领取工资的农民工无奈地离开城市。
(5)价格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及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阻碍，工农产品相对价格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从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来看，由于近年来城市物价上涨，其中房租、医疗价格、外来民工子女借读费等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较快，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成本增大，致使一些农民工选择返乡。而从工农产品相对价格来看，粮食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而农资产品价格如化肥、薄膜、种子、农药等价格上升受到政府规制，致使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变低，农民增加了返乡务农的积极性。
(6)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括了歧视性政策对农民工流动产生的阻碍，以及农村税费政策对农民工的逆向吸引。现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对农民工歧视，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久居留。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13] 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使他们流则有根，出而能退，进退有路。因此，目前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候鸟式”的生活和就业方式。现阶段大力推进的农业税费减免的改革以及粮食“直补”政策，又使得一些农民工纷纷返乡务农。政策性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最大阻力。
(7)心理阻力。农民工的心理阻力来自于工作压力、性压抑、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以及乡土情结等情感因素。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采取两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具有较强的乡土情结，再加上回乡投资、子女上学等因素，劳动力回流比较明显。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为39.07％，计划在原城市里长期打工的占8.13％，视工作情况定夺的占37.48％，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去其他城市工作的占15.32％。[10] 心理阻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因素。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流动受多种因素制约，现阶段出现的发达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各种阻力导致劳动力流动不通畅所致。一些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问题，采取了为农民工提供带薪休假、报销探亲往返车船费、准时发放工资以及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农民工。但从长远看，农民工流动受到的阻碍重重，单靠个别企业的行为只能解决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配套政策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2.阻力模型的政策含义
虽然阻力模型是基于对劳动者微观行为机制考察，但它却不失宏观政策含义，使得相关政策的制订更具有针对性。根据阻力模型分析，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顺利转移，解决当前“民工荒”现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阻力系数。
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渠道，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输出的集中地区，要建立健全企业用工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应积极参与对企业用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要建立和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的非法中介组织，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劳动力市场，并严格控制信息价格，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
第二，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规范用工行为，降低工资兑付风险。最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应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从法律法规上彻底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不缺少法律和政策，关键是执行环节，相关部门应在执行上不“打折扣”。
第四，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就业限制，并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减轻其成本负担。在消除二元户籍制度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工身份转换制度”，以在城市工作达到一定工作年限为主要条件，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从而逐步转换农民工身份。要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早在2001年国家就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和以公办学校借读为主。目前的关键是要把政策进一步落实下来，还要通过发展民办教育缓解农民工子女就学难。
第五，关爱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应为农民工提供健康娱乐活动场所，为夫妻分居农民工提供配偶探亲便利条件，形成尊重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等，减轻其心理压力。要重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化参与权和享受权。建议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将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文化权利三大核心问题纳入国家立法轨道，过渡期内可考虑先出台一些条例或地方性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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