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宗教文化与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日本论文,文化与论文,宗教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日本的宗教史上，儒教、佛教、神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三种宗教文化在日本都有过盛衰的命运，也出现过相互排斥、彼此吸收甚至倒流的现象。这三种宗教文化在日本分别拥有大量信徒。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儒学、佛学、神道学对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郭沫若置身于宗教文化浓厚的日本社会之中，亲身感受、领悟了日本宗教文化，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所以，从郭沫若在日本创作的诗歌中，读者可以窥视到许多日本宗教文化的色彩。实质上，日本宗教文化正是郭沫若在日本期间诗歌创作的一种审美塑造和价值观照。
中国儒学强调“仁”，日本儒学重视“忠”。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仁义”出自于中国儒学而非日本儒学所推崇的美德。日本的儒学，从圣德太子以来，几乎一直不重视“仁义”，只强调忠诚。日本的儒学大师林罗山说了一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日本儒学所强调的“忠”的内容。“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忠孝岂二哉！夫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而所以载道也。孝亦道也，忠亦道也，非他，只一心而已。若夫战阵无勇，则虽苟免而偷生，然此心之义既亡，与行尸视肉无以异也。奈何无羞恶哉！若无羞恶，则不义也，不孝也，不忠也。曰‘竭其力’，曰‘致其身’，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然二者不可多得而兼也，舍轻而取重可也。”[1]林罗山认为忠孝两者一旦冲突，便是取忠而舍孝，“忠”为日本儒学之根本，“忠”也是日本武家精神的理论支柱，日本人忠于天皇，忠于国家；作为个人，不仅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时刻准备着为国捐躯，这就是日本儒学的独特面貌。
正如经典的比较文学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面”[2]。日本儒学对郭沫若的影响即是郭沫若对它的接受。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接受了日本儒学对“忠”的阐释，在其诗歌创作中多有表现。例如《炉中煤》。郭沫若将祖国比喻为“年青的女郎”，他对女郎(祖国)的忠心达到粉身碎骨而不辞的程度。在《电火光中》，郭沫若描写历史人物苏子卿形象，“独立在苍茫无际的西比利亚荒原当中”，“遥遥地正望南翘首；眼眸中含蓄着无限的悲哀，又好像燃着希望一缕”。始终怀着对祖国的忠心，威武不屈，利禄不惑，至死不变。郭沫若在诗中表现出的对祖国的忠心，与日本儒学所强调的精神是一致的——忠于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并且时刻准备为国捐躯。
然而，郭沫若并非一张白纸，他在赴日前已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熏陶。因此，他对日本儒学的接受是以其“先在结构”为前提的，作为接受者的郭沫若因其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有意无意地会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改造、移植、渗透，形成文化过滤。正如乌尔里希·韦斯坦因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借入借出的，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3]29日本儒学强调的忠，除了忠于国家之外，还有对主人(不管其代表正义与否)的愚忠，也就是林罗山所说的为主人而英勇战死则大忠的观点。对日本儒学所强调的“愚忠”，郭沫若并不苟同，他往往是带着否定的态度。在《女神之再生》中，郭沫若写了共工与颛顼为争霸而战，诗人描写到共工战败之际，共工高呼道：
敌人底呼声如像海里的怒涛，
只不过逼着破了的难船早倒；
党徒们呀，快把你们的头颅借给我来！
快把这北方的天柱碰坏！碰坏！
共工的党徒们立即表示了对主人的忠心，以头颅碰山麓岩壁，山体破裂，天盖倾倒，共工之徒全死于山麓。
诗人借农叟、牧童、黑暗中女性之声否定了共工之徒的愚忠：“黄河之水几时清？人的生命几时完？”“啊，我该喂了两条斗狗，时常只解争吃馒头”。“天体终竟破了吗？那被驱逐在天外的黑暗不是都已逃回了吗？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可见，郭沫若对日本儒学所强调的“忠”的精神的吸取，主要是为国尽忠的部分。作为中国人，郭沫若对国家怀抱着很强的责任感，留学日本时，他在家书中多次表示：“男幼受父母鞠养，长受国家培植，质量鲁钝，终非干国栋家之器，要思习一技，长一艺，长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4]97；“现在国家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使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4]61。郭沫若的这种“忠心”精神，除了与日本儒学的“忠”的精神部分契合外，主要是源于中国儒学的“修齐治平”的精神。按照舆论学的观点，人们由于生活在较狭小的一隅对该环境生活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类事会形成固定、概括、笼统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经形成轻易不会改变。正如李普曼所说的那样，“不管我们认识到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有的形象……我们的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5]。只不过，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日本儒学的“忠心”精神，加强了他的这种历史责任感。时盼“顾亲恩国恩，天高地厚，大好男儿，当图万一之报”[4]19。
依附于日本儒学“忠”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孝”。日本儒学大师中江藤树(也是日本阳明学的开山祖师)认为孝“万劫无始无终，无时无孝，无物无孝。……天地万物皆萌于其中”[6]。他提出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从孝(明德)出发到心(良知)，然后到中(太虚)，最后仍归于孝(明德)，这就是“全孝心法”。
另一位日本儒学大师佐藤一斋具体分析了孝的意义，他说：“吾躯一毛一发，一喘一息，皆父母也。一视一听，一寝一食，皆父母也。既知吾躯之为父母，又知我子为吾躯，则推而上之，祖曾高无非我也，递而下之，孙曾玄无非我也。圣人亲九族，其起念头处，盖在此。”[7]佐藤这里所谓“盖在此”的“此”就是孝。
日本的儒学家将“孝”极其广泛地运用到人们日常的道德规范之中，进而把“孝”升华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无所不包，无所不感通的东西，作为他们思想道德的规范。
日本儒学这种对“孝”的推崇使自幼接受了中国儒学教育的郭沫若特别地“重视人伦感情”。在《地球，我的母亲》诗中，郭沫若写道：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
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
我只知道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如道你的深恩，不如道报答你的深恩，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在这首诗里，郭沫若除了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祖国的爱，对大自然的爱，对光明正大的爱外，更重要的是，他真诚地尽情地表达了对母亲的爱，对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母亲的一片至诚的孝心。郭沫若是一位“重视人伦感情”的人，在他的意识深处，对待父母双亲总是以“孝”为先。他留学日本，远离父母，每提起双亲，莫不感激之至，这自然与他自幼接受的中国儒学“重视人伦感情”有关。同时，他也置身于日本儒学重视“孝”的文化氛围之中，日本儒学的“孝”道莫不加剧他的“孝”的意识，莫不强化他的“孝”的人伦感情。诸如《地球，我的母亲》的诗歌创作，正是他的这种感情宣泄的一种形式。“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住，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而”，以此来“表示我的孝心”。在郭沫若看来，为国尽忠(“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是为不在家尽孝之“大孝”。这种精神与日本儒学大师林罗山所说的忠孝两难全，“舍轻(孝)而取重(忠)可也”[1]的“孝道”观是一致的。
日本儒学的“忠”、“孝”等精神，均在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自然，郭沫若诗歌的这种表现，与他自幼接受过的中国儒学教育息息相关。可是，不能否认，郭沫若这些诗歌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创作，在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日本儒学正值方兴未艾，这必然会强化郭沫若自幼接受过的中国儒学观，并且也同时赋予郭沫若甚感新鲜的日本儒学内容。日本儒学观与中国儒学观的相似点和不同处，特别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对于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和外国文化的郭沫若来说更是他学习与效法的要点。上述的郭沫若诗歌即可佐证。
日本佛教推崇涅槃意识，即灭诸烦恼，消除痛苦，以达到安乐无穷、解脱自在的境界。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写了一首长诗《凤凰涅槃》，极力张扬了日本佛教的涅槃意识。他曾解释诗名的含义，说“凤凰从火里再生有类于此，故以‘涅槃’称之”[8]。
凤凰的再生首先要自我毁灭，即自焚，在自焚中达到灭诸烦恼，消除痛苦。所以，诗人笔下的凤凰在死期已近时是那么地安详、自在：
凤啄香木，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内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请了！请了！
凤凰的自焚丝毫没有痛苦，只有一种解脱自在的感受。这是因为，在自焚中它们将达到涅槃的境界，郭沫若在日本写《凤凰涅槃》时，生活十分拮据，物质追求的压抑使其天才和能力各方面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为此，他非常的苦恼，时时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
正如郭沫若所说的一样，“他对于佛教素来都是抱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尊敬的态度”[9]。他在日本处于生活艰辛之际，对日本佛教中的涅槃意识产生了共鸣，要用自己的理想去突破现实自我的束缚，为此，他凭藉凤凰形象去追求涅槃的境界，去毁灭束缚自我的现实，从而达到更生，实现自己的理想。实际上，郭沫若当时的理想还是一种渺茫的复杂的意识，其中就有日本佛教的涅槃意识。在初版的《凤凰更生歌》中，诗人赞颂的是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神秘、悠久、欢唱。其中的恍惚、神秘、欢唱就有日本佛教解脱诌在、归圆化寂之意，并且，诗中重复用的“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你是我，我是他，他是火”等语，正是诗名“涅槃”的专用注释语。从中可见，日本佛学涅槃意识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渗透。
日本佛教形成于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3)以后，继镰仓幕府以后是室町幕府(1338～1573)，中经战乱相继的南北朝(1336～1392)和战国时代(1467～1573)，佛教方面出现了武士和农民为主要信徒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并从宋朝传入禅宗(临济宗、曹洞宗)，其中，净土真宗、日莲宗最具日本民族特色，对后世影响较大。为争取社会底层的广大的农民和渔牧民入教，净土真宗主张他力解救的“净土门”，强调依靠佛菩萨的“他力”拯救解脱。他们把怜悯众生看作是人类最重要的品质。这一点，对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的诗歌创作颇有影响。在诗剧《棠棣之花》中，郭沫若通过聂荌之口，唱出了拯救社会底层的人民脱于苦难的愿望：
苍生久涂炭，
十室无一完。
既遭屠戮苦，
又有饥馑患。
饥馑匪自天，
屠戮咎由人。
富者余粮肉，
强者斗私兵。
侬欲均贫富，
侬欲茹强权？
愿为施瘟使，
除彼害群遍！
诗人在诗剧中还通过聂荌之口，直截地喊出了类似的愿望：
聂荌，……我想此刻天下底姐妹兄弟们一个个都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假使我们能救得他们，便牺牲却一己底微躯，也正是人生底无上幸福。
拯救底层社会的人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于留学日本时期的郭沫若来说，已不是一种幼稚的慈善心理反映，而是经过日本佛教“他力”拯救解脱说的熏陶后形成的较成熟的佛学观。正如他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中所说：要具有“为救四海的同胞而杀身成仁的那样的诚心，把自己的智能发挥到无限大，使与天地伟大的作用相比而无愧，终至于于神无多让的那种崇高的精神”，才可能“放射永恒的光，往无穷永劫辉耀着去。”[10]
日本第一个组织完备的政府——圣德太子的政府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他提倡“以和为贵”。在其亲自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中，他规定国民应遵循的行为规范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觉，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顾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11]“以和为贵”，作为日本佛学的主要内容，是把“和谐”作为人们社会实践和行为活动的准则，也是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价值取向。按照法国影响研究学派的观点，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学影响得以形成的中介方式不外乎三种：人、出版物、环境。在郭沫若与日本文化的交流中，放送国日本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环境形成了以和为贵的氛围，对生活在其中的郭沫若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有诗为证：
松林呀！你怎么这样清新！
我同你住了半年，
从也不曾看见
这沙路儿这样平平！
两乘拉货的马车从我面前经过，
倦了的两个车夫有个在唱歌。
他们那空车里载的是些什么？
海潮儿应声着：平和！平和！
空气清新，傍晚踏步在平整的路面，呈现出“和谐”的氛围。两乘马车路过，两个车夫唱着歌，车轮咕咕声，车夫歌声、旁边的海潮声相互随合：平和！平和！这首诗展现出一幅“和谐”的画面，诗人置身“和谐”画面之中，感到上下和睦，事理自通，这是日本佛学“以和为贵”的形象写照。
在《凤凰涅槃》的《凤凰更生歌》中，诗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赞颂了和谐：
我们和谐呀！
我们和谐呀！
一切一的，和谐呀！
一的一切，和谐呀！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诗人企图通过对“和谐”的赞颂，去追求举国上下和和睦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理想。这种理想也正是受到日本佛学“以和为贵”的精神影响而形成的。诗人希望，“你、我、他”都应该具有这种精神，这样，国人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到那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11]呢？
随着佛教的发展，日本从中国宋朝始引入了禅宗。引入日本的禅宗情况比较复杂。荣西从宋朝传入临济宗黄龙派禅法，道元从宋朝传入曹洞宗，宋元时期，日本僧和中国僧互往，给日本传入临济宗杨歧派禅法。元明时期传入日本的禅学，与五山十刹的官寺相对应的，有以京都大德寺、妙心寺为中心的宗峰妙起、关山慧玄一系的临济宗，此系重公案、重内心自悟，受到天皇的尊崇，后来成为日本临济宗的主流，影响甚大。
郭沫若接受日本佛教中的禅学与他自幼喜爱的唐诗有很大关系。郭沫若在《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提纲》中，写他的诗的修养时代，第一是唐诗，唐诗中第一是王维。王维生前有“当代诗匠，又精禅理”[12]之名，死后得“诗佛”称号。“唯右丞(指王维)通于禅理，故语无背触，甜彻中边，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于沉实也，果之于木瓜也，酒之于健康也，使之索之于离即之间，骤欲去之而不可得，盖空储所有，而独契其宗。”[13]王维精禅理，对宇宙人生保持了一种任远自在的恬静心境，其诗作的大自然描写往往形成禅光佛影的独特世界，对郭沫若影响很大。郭沫若说：“歌颂自然也许是中国教育以使然，像陶、王便是大自然的良好歌手。”[14]219郭沫若称王维是良好歌手，主要指王维诗作的自然描绘中呈现出来的重内心自悟的禅味。同样地，郭沫若早期诗作里也不乏如此的禅味。请看：
渔家处处，
吐放着朵朵有凉意的圆光。
一轮皓月儿，
早在那天心孤照。
我吹着支小小的哈牟尼茄，
坐在这海岸边的破船板上。
一种寥寂的幽音
好像要充满那莹洁的寰空。我的身心好像是——融化着在。
——《岸上·其一》
皓月孤照，朵朵圆光，口琴独奏，寥寂幽音，内心自悟，身心融化在莹洁的寰空，多么富有禅味！
南风自海上吹来，
松林中斜标出几株烟霭。
三五白帕蒙头的青衣女人，
殷勤勤地在焚扫针骸。
好幅典雅的画图，
引诱着我的步儿延伫。
令我回想到人类的幼年，
那恬淡无为的太古。
——《南风》
海风吹斜几株烟霭，青衣女人焚扫针骸，诗人观此画图，内心自悟，渴望人类的幼年，恬淡无为的太古。这也是禅味十足的诗意
1921年10月6日，郭沫若在日本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关于诗作的禅味问题，“我尝以为诗的性质绝类禅机，总要自己去参透。参透了的人可以不立言诠，参不透的人纵费尽千言万语，也只在门外化缘。”[14]375同年12月15日，郭沫若在日本就六弟所写《木芙蓉》一诗写下批语，批语也不乏禅味，“所以做诗，一尤其是做新诗——总要力求‘醇化’‘净化’，要力求harmonious(英文，意和谐——引者)”“抒情的文字惟最自然者为最深邃，因为情之为物最是神奇不可思议的天机”[15]。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的诗作和诗论都表现出对禅学的很大热情，这自然与他自幼学习并喜爱带有较浓厚的禅味色彩的王维诗有关。同时，也与他当时亲身感受的较浓厚的禅味色彩的日本文化有关。可以说，前一因素是郭沫若诗作禅味十足的主要根源，后一因素是郭沫若诗作禅味十足的促发器和强化剂。两种因素相得益彰，聚为合力，形成了郭沫若早期诗作禅学浓厚的色彩。
日本神道是日本民族传统的宗教。长期以来，神道在和外来宗教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宗教意识并有所发展。
日本神道包括了一些迷信因素，诸如算命、占星、占卜等等。这些因素不仅仅对众多的信徒而且对大多数的日本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他们将举行各种典礼来标志破土、起架等每一阶段，而这些活动均由神道教士来指导。相扑士角斗前各自撒一把盐；到圣地访问，许多人付钱抽圣签；还有不少人买历书来看自己的星相等等，都是源于神道。神道认为这些行为可以荡涤灵魂的罪恶和启示人们灵魂深处善心的美德。日本原始神道特别重视祭祀的“两魂”，一是“和魂”，这是神平时具有的，表现为和平、仁慈、稳静、调和；二是“荒魂”，这是神非常时期具有的，表现为勇猛、强暴、奋发。
郭沫若选取了这一素材并经过理性推敲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题材。例如《月下的司芬克司》：
夜已半，
一轮美满的明月
露在群松之间。
木星照在当头，
照着两个“司芬克司”在走。
夜风中有一段语声泄漏——
一个说：好像在尼罗河畔金字塔边盘桓。
一个说：月儿是冷淡无语，照着我红豆子的苗儿。
据希腊神话，司芬克司(Sphinx)是人面狮身的女怪物。它要求人回答它的谜语，答不出来就要把人杀死。司芬克司无疑是一个幽灵，是神秘“魂”。传说中的司芬克司只有一个，但为什么郭沫若诗中出现两个呢？该诗副标题是“赠陶晶孙”，这就是该诗隐含的一个模糊但意义大致确定的主题。陶晶孙五四时期留学日本，系早期创造社成员，是郭沫若的同人，他娶佐藤富子之妹佐藤操为妻，成为郭沫若的连襟。这个隐形的主题是作品主题的背景和前提，经作者对其生发、诠释之后凸显出作品的主题——“和魂”与“荒魂”。郭沫若和陶晶孙情谊甚笃，但性格迥然；陶晶孙性格比较文静、平和，郭沫若性格却比较亢进、偏激，两者的性格比较，就好像日本神道中的“和魂”与“荒魂”意象。郭沫若熟悉日本神道，也感受到他与同人、连襟陶晶孙性格的差异，当他题诗赠晶孙时，借希腊神话中的司芬克司是个“魂”表现出两种景状，两种精神。冷淡的月儿，沉默，照着豆苗，是那么地平和，文静。夜风猛刮，盘桓在尼罗河畔的金字塔，是多么地勇猛、激烈。这两种景状、两种精神正是对日本原始神道中的“和魂”、“荒魂”具象的诗意诠释。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载，高天原是由天皇的祖先神——女神天照大神所主宰。天照大神决定把自己的子孙——天孙琼琼杵尊为苇原中国的统治者，于是天孙就降临到日本的国土上了。日本民族宗教中的天照大神，本来是一个氏族的祖先神，由于大和朝廷政治统治的原因，遂上升为日本全国的最高神。日本神道认为天皇是不可侵犯的，因为天皇的血脉中有着天照大神的血液。天照大神是把太阳神格化了的自然神。所以，日本神道崇拜天皇，往往联系着崇拜太阳这个象征体(现在日本的国旗就是太阳旗)。
日本神道崇拜太阳象征体，这，对于置身日本社会的郭沫若来说是有较大影响的。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诗歌，有许多都是对太阳的礼赞。例如：
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
你二十世纪底亚玻罗！
——《日出》
太阳当顶了！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太阳的光威
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
——《浴海》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
太阳哟！我心海中的云岛也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了！
太阳哟！你请永远倾听着，倾听着，我心中的怒涛！
——《太阳礼赞》
他，太阳，披着件金光灿烂的云衣，
要去拜访那西方的同胞兄弟。
他眼光耿耿，不转睛地，紧觑着我。
你要叫我跟你同路去吗？太阳哟！
——《新阳关三叠》
太阳，形成各种各样的意象，在郭沫若早期诗歌中俯拾即是，比比皆是。在郭沫若诗歌中，太阳象征着创造，象征着新世界，象征着新人。诗人对太阳礼赞，对太阳崇拜，与日本神道崇拜太阳一脉相承。在两者看来，太阳是神圣的，是心神健旺、家业昌盛的保证。只不过，郭沫若崇拜太阳比较抽象，主要是精神力量的一种张扬。在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仍然深受中国抒情文学传统意境说的影响，注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他的诗歌往往通过具体、鲜明、生动的意境传达作者无穷无尽的情思，引起无数联想和想像，从灵感的闪现中透出日本文化的艺术意境。而日本神道则崇拜太阳比较具体，强调现实的模仿，要求逻辑的、生活规律的真实，因为它与崇拜天皇紧密相连，这既有精神力量的张扬，也有物质力量的朝圣。
江户时代后期，出自国学传统的平田笃胤倡导复古神道，复古神道重视祭礼祖先，认为这也是崇敬神代众神，忠于天皇。日本神道后来演变为国家神道。仰仗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国家神道强调“敬神崇祖”，把崇拜天皇和崇拜祖先结合起来，把家庭的孝，经过村里一级，扩大为对国家的忠，这样，把孝和忠一体化了。这种观念，即对父母的孝和对祖先的崇拜，同敬神和崇拜天皇内在地联系起来，成为国家神道教义的主要组成因素。
日本神道中的祭祀祖先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也有影响，在诗剧《棠棣之花》中，聂政受严仲子之托，要去刺杀无道的韩相侠累。其姊聂荌为之送行，离别之地就是他们母亲之墓地，姊弟别前以独特方式祭礼祖先，聂荌清唱，聂政吹箫和之：
别母已三载，
母去永不归。
阿侬姐与弟，
愿随阿母来。
春桃花两枝，
分插母墓旁。
桃枝花谢时，
姐弟知何往？
不愿久偷生，
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
救彼苍生起！
郭沫若在诗剧中的祭祀祖先描写，主要源于《史记》和《战国策》上本有的“聂政母死，既葬，除服”的话[16]。(后来，郭沫若将诗剧《棠棣之花》改为同名史剧时，还进一步阐明聂政姐弟服了三年丧。)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日本国家神道有了很大的势力，表现为“敬神威而祭之，仰神德而祭之，以此心为本，按照祈祷皇室隆昌、国家发展之真心，感谢并祈祷国民之康福、乡土之繁盛，以慰神虑，而祈冥助之至情”[11]的教义已深入日本人心，这对置身于日本社会之中的郭沫若来说有极大的兴趣，他早期诗歌中的祭祖内容(含孝道的内容)，正是这种兴趣的一种反应，也是他对日本神道祭祖现象抱有极大兴趣的一种宣泄。
总的来说，日本神道中的“和魂”、“荒魂”的内容，崇拜天皇、崇拜太阳象征体的倾向以及敬神崇祖现象，都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创作素材，这些素材构成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主要框架，在融合了他曾接受过的中国传统宗教的内容后，交织起了一幅幅具有日本神道色彩的画面，也形成了郭沫若早期诗作带有日本神道色彩的特点。因为日本神道渗合了儒学、佛学的内容，所以，郭沫若早期诗作中的神道色彩往往又能透示出日本、中国的儒学、佛学的一些“斑点”，正是如此，郭沫若早期诗作才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意蕴。
郭沫若作为早期中国留日学人的杰出代表，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接受了以儒、佛、神道为代表的日本宗教文化的影响，从对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创造性接受，正如韦斯坦因所说，“影响，应该用来指已经完成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接受’则可以指明更广大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它可以指明这些作品和它们的环境、氛围、读者、评论者、出版者及其周围情况的关系。因此，文学‘接受’的研究指向了文学的社会学和文学的心理范畴。”[3]47郭沫若早期诗歌所反映出的对日本宗教文化的接受正与诗人留日时所处的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当然，如前所述这种接受并非完全的借入，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接受，“接受本身就是批评。每一次接受，接受者都有意无意地做了选择，而文化框架在文学接受中默默起着过滤作用。”[17]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困扰着大批如郭沫若一样的热血青年，为寻找国富民强的途径，他们很多人选择了负笈东渡，学习日本强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学习日本的文化。因此，从对郭沫若早期诗作的辨析中，我们发现，其对日本文化的接受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