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监管研究

我国银行监管研究

肖萍英[1]2006年在《巴塞尔协议银行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线。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现有不良资产数额还很大,另一方面不良资产增量还在不断累积,这使得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持续下降,削弱了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成为了制约银行业健康运营的重要障碍,也是影响我国经济金融健康运行的一个重大隐患。随着中国在2006年实现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大批外资银行会逐渐涌入,对我国银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所以,强化信贷风险管理,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已成为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而国际上有效防范银行不良资产的最具权威性的文件是《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在瑞士的巴塞尔达成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文件的统称。它是一定时期内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代表着银行业监管原则的发展趋势,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和国际银行监管框架与风险管理原则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标志。其实质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是对国际商业银行联合监管的最主要形式,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它就像是商业银行必须遵循的银行经营与管理的“ISO标准”,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普遍认同。随着2004年6月26日新协议的公布,说明对银行业的监管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协议将于2006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25个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表示将利用新协议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印度、俄罗斯等也将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实施新协议。新巴塞尔协议代表了世界银行业监管发展的大方向,反映了当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和指引,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有助于国内商业银行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虽然我国银行业本身基础比较弱,风险管理能力距世界先进银行还有一定差距,短期内无法具体实施新协议,但我国国内银行正在加强自身建设,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努力提高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尽快

于亮[2]2014年在《中国银行业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领域的竞争可谓日新月异。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银行体系是否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国际金融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各国的监管当局在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监管目标以及监管框架等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国际银行监管领域正在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改善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银行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和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银监会为主体、人民银行及其他部门共同参与的银行监管框架体系。经过十年的发展,银行监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证明了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框架是基本有效的,但是相比国际标准和行业发展要求来看,我国的银行监管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随着银行业混业发展趋势的加剧和国际上金融危机的爆发愈加频繁,这一监管体系框架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本文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脉络,对我国银行监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文章对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历史变迁、发展现状及体系框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账面指标,包括银行的总体规模、资产质量、盈利水平、抵御风险能力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银行业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否意味着我国银行监管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本文随后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业绩来源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取得的成绩一部分源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较高的存贷利率差水平和一些政策性扶持等外生变量的共同作用。文章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银行业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近年来,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日益壮大,逐渐引起了国内外金融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影子银行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但也有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本文对影子银行体系及其脆弱性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的实证分析,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较晚,规模较小,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很小,目前不会成为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但也不能放松对其监管。第二,随着国际间资本流动的不断加剧,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已经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通过对国外资本账户开放与银行业发生危机的实证研究,得出资本账户的开放与银行业危机的发生并没有显着的关联,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必然性。第叁,本文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实践进行了梳理,对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从微观角度来看,我国的资本监管是有效的,符合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标准和要求,但在一些方面还有待加强。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还存在很多问题,总体效果不尽如人意。第四,本文还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并根据Logit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系统性风险的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引起系统性风险的一些宏观经济变量,指出了目前中国银行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主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高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泡沫、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等,对银行体系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监管当局应密切监管,加强防范。第五,针对我国可能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我国银行监管当局该如何化解,文章中列举了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优势与不足,为化解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了解决方案。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全球的金融面貌,并对全球银行体系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监管改革。本文通过对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监管改革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得出了国际监管改革的潮流和趋势,为我国银行监管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了防止类似危机的再次上演,《巴塞尔协议Ⅲ》正式出台。本文对《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了解读并分析了该协议的出台可能对中国银行业监管带来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对策建议。在对我国银行监管的现状、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梳理后,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监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银行监管体系的对策建议。同时,对于我国如何防范各种系统性风险,如何制定符合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框架体系,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如何监管,如何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如何构建适合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基础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有针对性、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为防范金融风险在我国银行体系的传播和蔓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王传正[3]2005年在《论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金融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性,造成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伴生的巨大风险性。从历史到现实,人们在享受金融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危害。在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使银行在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同时,这些急剧变化同银行业固有的风险一起也造成了银行业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危机。1980-96年期间,IMF的180个成员国中,有130个国家的银行业发生过严重问题或金融危机。 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银行业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最为严厉的经济部门之一,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自由化思潮及各国普遍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仍是沿着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的轨迹前进的。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金融监管普遍加强,其中不仅涉及监管技术的进步,更涉及金融监管体系的变化和分合。各国政府为了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着手实施对银行业的严格监管和建立金融安全网。各国政府希望通过对银行实施有效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 在各国银行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不断出台各种法律、法规推动监管手段、监管技术进步,完善监管制度的同时,经济学家也在从多角度对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和有效性进行探讨,对监管制度的框架进行设计和完善。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经济学家和监管当局在监管体系的许多领域达成共识,其中《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其他文件指南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监管标准和指导原则。这些共识主要包括:第一,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是银行监管的叁大支柱。第二,确立资本管理的监管理念,深化了对资本的认识,将风险水平与资本要求紧密结合。第叁,指出内部模型法对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第四,银行监管从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

吴文忠[4]2006年在《信息化条件下的银行风险监管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金融创新风起云涌,其中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推动银行业创新和发展的原动力。一方面,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银行服务和产品的持续创新,要求银行的业务处理系统、管理系统和监督控制系统都要实现高度的信息化。另一方面,银行的体制创新以及风险管理体系的重新塑造也有赖于先进信息技术支撑。 本文从业务角度和信息化角度的风险分类及特点入手,紧紧围绕信息化条件下银行的风险监管这一主题,对信息化条件下银行的风险、成因和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讨论。针对我国信息化风险监管中存在监管法律不健全、监管理念及手段落后、监管模式被动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银行信息化风险监管的成功经验,从主动模式风险监管的原则、理念、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构建了我国信息化条件下银行主动模式的风险监管体系。

梁枫[5]2015年在《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研究》文中认为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不仅对商业银行来说是“最致命的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甚至实体经济也具有强大的破坏冲击力。由于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因素较多,形成机制较为复杂,不确定性较强,特别是资本充足、风险管理状况良好的商业银行也可能出现流动性危机,加大了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难度。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大量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揭示出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在流动性风险监管中存在较大不足,引发了全球范围对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反思和探讨。流动性风险监管成为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传统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属于微观审慎监管的范畴,仅着眼于单个银行机构的稳健运行,然而诸多现实表明,微观审慎监管无法实现银行体系整体的安全与稳定,许多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有关。宏观审慎监管在次贷危机之后也逐渐得到了广泛关注。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关注整个金融体系的共同风险暴露,而不仅仅是单体金融机构的安全。因此,宏观审慎监管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弥补微观审慎监管的缺陷。回顾我国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演进过程,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监管规则也逐渐与国际标准趋同,但面对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业务发展模式、融资渠道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因素更趋复杂,导致流动性风险监管压力上升,亟待加强。2013年6月和12月,我国银行间市场先后出现两次阶段性流动性紧张现象,尤其是2013年6月的“钱荒”事件中,商业银行出现恐慌情绪,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最高攀升至13.44%,在央行向市场紧急投放流动性之后,流动性紧张的局面才逐渐缓解,而从微观角度来看各家商业银行在此期间流动性风险指标大多在正常范围之内,运行状况也未出现异常。现实表明,我国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仍不完善,流动性风险监管仅着眼于微观审慎监管难以应对突发的流动性风险事件。鉴于此,本文从宏观审慎监管视角,审视我国流动性风险监管中的不足与缺陷,探寻如何提升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效果、如何更好地控制流动性风险并防止其传导和扩散,从而最大程度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进行理论剖析,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石;其次分析巴塞尔委员会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演进及新监管框架,并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视角考察美国、英国及欧盟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实践与经验;接着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视角剖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现实状况,探寻其存在的不足与改进的方向;通过构建实证模型检验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寻求提高流动性风险监管效果的合理途径;基于前文研究,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思路,并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两个层面分别探讨了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策略取向,最后对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环境保障进行了探讨。本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主要遵循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两条主线。既有对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剖析,又针对国内外的监管实践进行了研究。在定性分析中采用了历史分析、比较研究与经验借鉴等方法,定量分析则主要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并结合数据资料分析,力图使论文的论证更加具有严密性。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突破了以往从保持单个银行机构稳定运行的微观审慎监管视角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进行研究,本文则以提高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性作为出发点,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视角,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监管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并非片面强调宏观审慎监管,更不排斥与否定微观审慎监管,而是从宏观审慎视角探寻如何弥补流动性风险微观审慎监管的盲点与不足,从而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第二,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检验流动性风险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流动性风险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效果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促进关系,从宏观审慎视角研究流动性风险监管具有现实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思路。第叁,本文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两个层面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策略取向。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存在不利影响并放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现有的研究很少涉及流动性风险的顺周期性,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时间维度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顺周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构建流动性风险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建议。本文还从空间维度提出了实施差别监管、扩大监管范围与防止风险跨境传导的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策略。

吴衔[6]2005年在《我国有效银行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国际金融事件。如享有盛誉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日本大和银行巨额亏损、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这些事件,不仅给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而且也给人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在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如何对银行业实施有效的监管。 为进一步推进银行监管标准在全球范围的统一,更好地对银行实施有效监管。1975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达成《巴塞尔协议》;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又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年会上正式向各国(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推出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进一步推进银行监管标准在全球范围的统一。2003年4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第叁次征求意见稿,2004年6月新协议正式出台。该协议将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检查和信息披露有机结合在一起,力求把发达国家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资本监管方法固定下来。这一协议的实施,将给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中国银行业带来极大的挑战。 本文从国际有效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入手,通过研究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与改革核心,分析我国银行业有效监管所面临的诸如起步晚,监管主体单一,法制建设落后,依法监管意识淡薄,加入WTO使银行业风险进一步暴露,加大有效银行监管的难度,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不健全,监管体制缺陷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在对有效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监管实际,本文指出通过审慎有效监管,确立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增强市场信心,减少金融犯罪的监管目标;找出我国现有银行监管体系和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原则及国际有效银行监管实际经验之间的沟通点,确定我国有效银行监管的整体思路;提高银监会的执法水平,加大监管力度,不断完善有效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转变监管理念,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方式,加强叁大监管机构的协调,建立危机预警和处理系统,消除有效银行监管的制约因素,促进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崔晓峰[7]2003年在《银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产业组织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较为全面而系统地对银行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和银行监管问题进行了研究,为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提供依据。全文采用总—分—总的逻辑结构,先提出问题,再逐一研究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最后研究银行产业政策和银行监管等方面的对策措施。包括导论,全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导论”提出问题,对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及评析,给出研究的路线、思路和主要方法,综述论文的主要内容及论文的主要创新。 第二章“银行产业组织理论概述”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内涵、研究范畴,系统地论述了产业组织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脉络。本章还从理论上研究银行产业组织及其基本特征、主体理论范式(结构—行为—绩效),为本文下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分析的基础。 第叁章“银行产业组织市场结构研究”把结构分析作为基本逻辑框架,对银行产业市场结构的内涵、影响因素和测度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最后结合对不同国家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分析,研究了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问题。 第四章“银行产业市场壁垒研究”主要分析银行业市场壁垒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银行市场进入壁垒及形成因素、银行业市场退出壁垒及影响因素等问题。 第五章“银行产业组织市场行为研究”重点研究银行业价格行为和非价格行为以及市场行为、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对银行营销行为、银行并购行为和产品差异化行为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银行业行为进行研究。 第六章“银行产业组织市场绩效研究”从银行业市场绩效的内涵及影响因素入手,重点分析了“结构、行为和绩效”的相互关系、市场绩效的衡量等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最后结合美国银行业市场绩效分析和我国银行产业组织绩效分析,研究了我国银行业市场绩效主要指标、原因,并进行相应的政策分析,提出改善银行业市场绩效的政策建议,为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第七章“银行产业组织政策研究”对产业组织政策的内涵、类型和目标进行了分析,阐述了银行产业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市场结构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是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在银行业的具体体现。银行产业组织政策主要包括银行市场行为政策、市场结构政策、银行兼并重组政策、中小银行政策等。针对我国银行产业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应从健全市场机制、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消除垄断行为、促进有效竞争等方面采取措施。 第八章“银行产业组织市场监管研究”是第7章银行产业组织政策研究的适当延伸和具体化,重点研究银行业有效的市场监管问题。实施银行业有效的市场监管的基本原则是:银行监管市场导向化、加强银行信息披露监管、提高对银行市场行为约束的有效性和银行监管的混业趋势等。 总体看,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针对银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空白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并结合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提出了关于我国银行产业组织政策和银行监管方面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郎建燕[8]2009年在《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及银行监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全球化、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为金融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是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诱因。2008年7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前所未有。分析次贷危机的原因,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认为,次贷危机根源在美国银行。“在银行的借贷方面,美国的银行犯了很多的错误,创造了太多所谓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次贷危机”从美国的银行流入到了资本市场,流入世界其他的资本市场。次贷危机使美国许多大型银行倒闭,从而引发美国全国及至全球范围银行体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原因、传导机理及银行监管等问题的认识都有待于深化。本文将银行系统性风险理解为,个别银行或某几个银行受到其他不利冲击,其损失给系统中的其他银行带来负外部性,当这种负外部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使整个银行系统的基本功能受到影响甚至完全丧失的可能性。对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本文从理论及现实基础两个方面来分析,并指出软预算约束也是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的现实原因之一。在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上,本文从贷款市场的角度,指出贷款市场上存在传染银行风险的某种非线性机制,是它的存在引起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对于银行监管,首先分析了银行的日常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入管理、资本要求、资产流动性要求、信息披露和退出机制;然后介绍了安全网机制——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结合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银行监管的现状及问题,如:银行监管法制不完善、资本充足水平偏低、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偏低和管理技术落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冲突等,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改善我国银行监管的建议。

张威[9]2008年在《中国银行监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金融国际化、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竞争日益激烈,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在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的稳健运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银行体系的安全性。由于受经济转轨过程的影响,加之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薄弱,以及银行监管的滞后,我国银行体系已经积聚了很大的风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银行监管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实施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新资本协议和金融稳定评估的压力不断加大,对我国银行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金融自由化、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监管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运用copula分析方法,从监管主体、监管客体、监管内容、监管环境以及银行监管的风险预警系统等方面分析了银行监管问题的诸方面内容。本文对银行监管的几个基本方面进行了概述,涉及到银行监管的界定与主要作用、监管的目标与原则以及监管的内容与方法;分析了银行监管的现状,从时间维度与研究方向两个方面对我国银行监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我国银行监管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介绍了银行监管的国际经验,比较了美、英、德、日等主要西方国家在银行监管上的异同之处;基于copula方法对我国银行监管稳定与效率的相依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稳定与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依关系。最后本文提出了对我国银行监管的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叶赛兰[10]2013年在《《巴塞尔协议III》下我国银行资本法律监管研究》文中认为银行经营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便是资本。因此,资本监管也就成为了银行监管的核心。自《巴塞尔协议》实施以来,资本充足率就一直是衡量银行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及稳健发展能力的标准,也是促使银行业公平竞争的重要标准。正因为资本对一家银行的生死存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监管在银行监管中也占有了极重要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考验,资本监管制度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银行业仍处于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当中,新的金融模式与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银行资本监管为了适应银行业务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改进。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资本进行有效监管,不仅可以减少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风险,也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转变经营发展模式、提升效益,实现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在几次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洗礼和经验教训总结下,《巴塞尔协议Ⅲ》的颁布,使世界各国银行资本监管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于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行)》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对资本建立四个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并通过对风险加权比例的调整、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采用高级计量法等方式强化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约束,加强对银行业务及管理的影响,虽然给银行对于达到新的监管标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这也促使银行选择更加稳健、节约资本的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巴塞尔协议银行监管研究[D]. 肖萍英. 中国海洋大学. 2006

[2]. 中国银行业监管问题与对策研究[D]. 于亮. 吉林大学. 2014

[3]. 论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D]. 王传正.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4]. 信息化条件下的银行风险监管研究[D]. 吴文忠. 暨南大学. 2006

[5]. 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研究[D]. 梁枫. 山西财经大学. 2015

[6]. 我国有效银行监管研究[D]. 吴衔. 湖南大学. 2005

[7]. 银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D]. 崔晓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8]. 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及银行监管研究[D]. 郎建燕. 厦门大学. 2009

[9]. 中国银行监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张威.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10]. 《巴塞尔协议III》下我国银行资本法律监管研究[D]. 叶赛兰.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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