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报道话语实践及其转型探析
□文│史文静
[摘 要] 现场报道是多重媒介实践交织下的概念，现场报道的发展体现了传播生态的技术、政治和商业逻辑共同建构，但它不应只是由技术变迁带来的媒体实践或新闻报道理念，也不只是当下商业组织的直播叙事，它应该是一种关注人的生存意义空间的新闻生产。融媒体技术变革下的现场报道颠覆了过去诸多实践规则，揭示当代新闻观念和方法的变迁，但最终还应与现实空间对接和回归对人的现实关怀。
[关键词] 现场报道 话语实践 视觉场域转型
现场报道是新闻事件发生与社会共振的再现现实时空的一种媒体实践。融媒体技术变革下的现场报道颠覆了过去诸多实践规则，揭示当代新闻观念和方法的变迁。现场报道指涉的新闻本体的认知场域和空间都与中国当代社会语境密切相关，现场报道的发展体现了传播生态的技术、政治和商业逻辑的共同建构，但它不应只是由技术变迁带来的媒体实践或新闻报道理念，也不只是当下商业组织的直播叙事，它应该是一种关注人的生存意义空间的新闻生产，与新闻报道所追求表现的纪实性、真实感之间有着多重焦虑关系。
2.4 PFIQ-7、PFDI-20评分在治疗前后和组间的差异 研究组PFIQ-7、PFDI-20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以及对照组治疗后(P<0.05)。见表5。
狭义的新闻现场是指 “新闻事件发生现场”，而广义的新闻现场则是指与新闻报道主体存在逻辑关系的新闻空间。[1]本文论述的现场一般是指广义的新闻现场，意在探讨现场报道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内涵的变迁，反思现场报道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模式的变迁与过度技术化表达可能带来的误区，为新媒体场景下不断更新话语形态的现场报道探索更好的公共性表达。
一、阐释型的现场报道话语实践
不同于影像还原的真实感，以及视觉加想象营造的沉浸式 “现场感”，以印刷文化为核心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现场感营造并不执着于对新闻事实的简单还原，而重点在于阐释文本，解读现场报道时空建构逻辑的分析与仪式性的构建。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离不开主体的介入，媒介不仅决定了传播主体的感知方式，还决定了客体的结构模式，接受模式和文化模式。报纸中的现场类新闻报道并非简单信息的传递—接受模式，它符合波兹曼认为的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是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它其实是一套反映与再现仪式化的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现场报道写作所强调的现场和亲历，意在强调记者在扮演观察者、参与者的个体经验性。现场不仅是物质实体存在的地点即新闻报道的人物所处的外部环境，还需要通过现场话语突破时间达成空间性效果，通过语言建构媒介事件。改革开放后的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在叙写国家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微观叙事。比如民生现场报道模式作为地方民众的一种当下社会现实经验的书写方式，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通大众最真实的生活图景和现实境况。作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行动者的人通过主流媒体重回日常生活场景，在更多的个体自我表达的途径中赋予个体创造和情感自由交流的权利。这种情感对于受众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现场本身真实的关注程度，更在于通过现场纪实与主体心理在场实现双向互动让作者与受众等达到一致。这样的民生现场报道作为日常生活仪式化传播的形式，成为联结社会群体关系的坚固纽带，使受众获得生活世界的意义，与传播者共同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本。
二、现场报道的视觉场域转型
随着新闻观念的调整，技术在现场报道构成上逐渐重要，阅读者理解现场报道文本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从单一的个体经验储存去寻求感性信息来丰富语言对新闻事件的叙述转向现场图像寻求更确切鲜明的感知觉特征。事实上完整的视听结构对现场感的表达要远远强于只具抽象特征的印刷符号文本。早期的印刷媒体中的现场报道可以将标题与图像的相互参照作为第一道认知环节，媒介文本处于文字与图像互文的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说： “整个文化正在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视觉为中心……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将改变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2] 图像符号影响了人们感知现实的能力与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现场报道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的产物，社会学家布迪厄的 “场域理论” 认为时空体现着主体之间复杂的关系建构与调适。从社会性表征来看，现场报道的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由权力、时间和空间所建构的有秩序的关系系统。从受众接受视角来看，人们可以感受并体验由自我意识所建构起来的内在时间，借助技术得以延长后被称为 “绵延”，空间也可以在绵延中不断拓展。现场报道概念从文本的层面拓展到了人类主体活动的层面，拓展了新闻被认知的边界。现场报道文本的传播效果既强调传统报道范式中的经验事实，也看重文本与文本场的整体关联方式。经由媒介策划的现场报道常常与国家政治结合在一起使现场叙事空间的复杂性增加。由现场仪式感构成的报道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更凸显的是当代政治的 “露面的空间”，通过主体 “在场” 进入历史和现实的通道。[3] 记者作为传播者需要从寻求个体经验的现场报道中，直面当下现实探讨公共议题，在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之间达到某种心理空间的融合，通过现场报道把报道事件和社会意见构建成一个新的公共话语空间，为媒体组织引导舆论提供了有效途径， 借助报道场域形成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格局。
三、现场报道的受众参与话语转型
现场报道作为话语不仅涉及报道主体表达的文本形态和时代语境，还涉及受众互动这个方面。现场报道作为一种文体实践，其意义不但从媒体报道主体参与的意义场域中产生，也需要受众参与媒体报道实践的历史文化中理解。从受众参与现场报道的发展来看，又呈现出另外一种情况。从早期报纸的热线电话、读者来信，到后来的微博微信报料，融媒体线上线下社群动员，网红记者直播与受众互动等各种方式都是基于参与式文化、技术和社会政治语境逐渐凝聚为当下现场报道的 “人民大众意识形态”。新媒体条件下兴起的现场报道实践成为整合传统现场报道文学取向的新闻语体资源的一个工具。比如传统现场报道需要体现报道主体的亲历和反思，对重大社会现实和微观现场进行双重关照，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作为代言人的记者和主流媒体通过新闻报道表达社会关怀、介入地方社会发展进程报道理念。
智媒时代的社会化媒体提升个体间的现场交流链接，是社会表达权利的进步，社交平台的现场交互解构了陌生人社会。融媒体传播空间正不断演化生长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和价值空间。传统媒体对于现场报道的理解已经延伸于打造各种垂直化应用，建立社群纽带，以各种主题、“趣缘” 引导受众，通过线上转线下的活动强化虚拟社群，一起交流沟通分享信息与知识，并最终形成情感共鸣的关系网络。
四、数字化现场报道空间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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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技术的历史变迁从传统语言文字和视听并行的大众传播格局向数字融合格局不断转化，移动互联技术突破了物理空间在距离上的限制，将所有人连接起来，媒介成为行为的空间，可以连接任何分离的事物，消融了空间距离和物理障碍，传统主流媒体的移动端打通了新闻、社交、直播、视频、电视、通讯社、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成内容（PGC）等多渠道的聚合平台，新闻生产方式转变，意味着当下新闻产品形态由内而外需要更新编码方式，这种经过更新后的媒介生产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现场已经成为一种日常语态。
融媒体介入现场报道文本之后引起的语体变异不仅仅是文本的构成变化，更重要的是阅读与接受方式的改变。传统技术手段在新媒体倒逼下不断升级，但媒介融合时代的现场参与并不是简单延续传统主流媒体的运作逻辑。这种参与式传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不断创新，受众参与报道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化的自我认同的表达。一个日渐开放的话语空间随之出现，在这里网民可以通过微博、搜索引擎、网络日志在线讨论等多种方式随时进入事件的叙述时空， 更改或推动事件的发展进程。与传统现场报道心理介入不同，融媒体互动场景的介入，使得用户不再像传统观众那样被动接收信息，受众解读报道文本的关键是要形成一个与其头脑中知识图景共同构成深层理解的文本表征。现场报道情境设置得益于现场时空的调度与转换，受众与记者可以协作与会话共同完成时空一体化的现场意义建构，经过融合现场 “语境发酵” 的媒介事件获得了新的内在价值。各种叙事链接、非线性叙事等技术手段为大众的现场实践提供新的审美文本，同时引导着不同的解释框架的权衡。网络直播制造了独立 “观看的空间”，营造着新型社交关系。用户的互动与交流成为超越报道文本内容的更重要的关系。利用情感支持模式，通过互动分享来获得信息，发起和参与公共讨论，为公众提供了即时现场的表达空间，形成认知或情感的共鸣，这些也可以成为感知消费者阅读场景，输出关联性的内容营销的一种特殊形式。虽然消费主义浪潮下的 “现场” 和 “纪实” 报道出现了某种庸俗化倾向，导致很多现场的 “真实性” 是表演和策划出来的，但其实即便是过去的 “现场” 也会带有程度不同的某些修饰特征，所以不能一概抹杀这种商业性直播对现场报道的文本拓展价值。
2016 年以来虚拟现实技术对现场报道内容生产深度渗透，对传统的新闻理念造成了巨大冲击。移动技术的发展普及，让文本故事能够随时进入受众感知空间，并用沉浸和召唤的手段让受众参与解码实现虚拟空间的现实落地。这些改变最终对现实空间内的各种关系维度产生深刻影响。现场报道话语实践最终变成了一个技术与艺术共生的认知体验。智能身体的赛博人作为主体，“虚拟实在” 映射的现实，传统的在场、媒介、再现、真实、实在等概念都得重写。[4] 虚拟现实（VR）的 “沉浸”与“在场” 可以跨越时空边界，“再现” 新闻现场并从中配合人的感官系统制造出虚拟的 “在场” 效应。传统意义上稳定的空间结构从地点中分离出来，空间逸出了身体互动的界限，各式各样的场景应用解放了人，交互技术实现了虚拟身体的在场。
智能媒体技术让现场报道中的场景内容和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各种碎片化的形态，受众审美活动中的时空体验方式的差异都加剧了传播中人的社会交往模式的碎片化趋势。原来现场报道中的实况转播的 “文本” 不再是受众关注的唯一重点，过去关注的重点现在只是场域中的一个节点，只是一种嵌入社会信息结构移动化的产品形态，已经不是过去的主流媒体现场报道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智媒现场空间里如何建立受众与跨媒介世界的联系才是关键。虽然积极的受众劳动模式继续推进空间正义的实现，为人的发展消除相互隔离的空间障碍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生产出更多的公共性空间参与的满足感，但如何将分布在各地的节点组织起来，通过共享劳动形塑新的现场报道模式和理念是值得思考的话题。智媒时代具身性、多元阐释已成为融合现场报道新的符号表征，它需要在融媒体技术符号的隐喻性以及叙事趣味浅表化的局限中重新突围，用符号之间的冲突迅速转化成为新的媒体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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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用技术实现了沉浸感，但受众如果仅仅得到感官现场的体验却无法体味其内在文化意蕴的话，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心理真实在场已变成一种感官化的直接操作。虽然技术可以营造多元现场体验，却无法直接在场回应受众身体在它所处的物质空间外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技术无法真正还原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图景，虚拟现场报道的技术化所表达的真实不仅不会让人们更好地接近真正的现场，反而有可能对真实伦理造成更大的危机，从而消解真正的心理现实带给人的解放意义。
五、结语
现场报道的纪实表现形态融合着政治空间和现代话语转型，从早期的媒介事件的仪式观到后来的融媒体现场直播作为平台资本化的产物出现，大众文化形态和商业操作的范式以及新技术驱动都不断改写着现场报道的话语形态，但是它更应该是一种关注人的生存意义空间的新闻生产。融媒体技术变革下的现场报道颠覆了过去诸多实践规则，怎样延续传统现场报道中关注现实、直面人生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和回归对人的深度关怀，是未来现场报道新的话语实践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宋晓阳.出镜记者现场报道指南[M].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30
[2]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3
[3]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14
[4]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 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12）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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