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明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及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文明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一直受到人民的重视。但在冷战结束之前 ，由于意识形态、国家及国际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文化 、文明则成为人们关注中的较为次要的因素。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 “终结”了，传统安全问题不再是国际关系中惟一重要的问题，文化、文明在世界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重新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有的甚至认为 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现在和未来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冲突，“9·11”事件被很多人 认为是“文明冲突”的体现和证明。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文化、文明的基本内容及与 当前和今后世界经济政治、国际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
文化与文明的概念
一般认为，文化和文明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两个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给“ 文化”下的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同时，文化也是一个考古学用语， “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文化还指人们“ 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 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04页。)该词典给“文明”下的定 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形式和实体，如文明国家等。(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 92年版，第1204页。)
《现代汉语词典》给“文化”与“文明”所下的定义同实际生活中人们对这两个概念 的理解和应用是有所不同的。在实践中，人们理解“文化”主要是精神财富，包括语言 文字、文学艺术、科学，也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而“文明”则既包括精神财富，也包 括物质财富。
从关于文化、文明的概念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概念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有所变 化、有所发展的，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和使用也是有所不同的。但在今天的实践中，“文 明”、“文化”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
对文明、文化的界定中还有一个大的误区要排除，就是很多人仅仅从书本、从文人的 说法或官方的提倡来界定文明或文化。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阐述中也一直存在一个问 题，即有些论述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孔子等中国思想、哲学和文化大师的著名论述中来 归纳，或从历代官方提倡的内容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容和特征。应该说，文化不仅是文 化人的创造和归纳，也不仅仅停留在口头提倡的层面，文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文化也 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以来的实践，是流行于人民大众中的思想、意识、习俗、价值标准 和行为规范。如果一些内容仅为文人或官方倡导，甚至是一些文人长期追求的观念和理 想，从来没有成为人民大众和各个历史时期执政者的实践，那它们也不能成为一个民族 、一个社会的文化内容和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些古今中外人士论述、归纳的中 国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它们充其量 不过是文人(包括孔夫子这类文化圣人)的追求和理想。而把这些内容硬说成是几千年来 的传统中国文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纸上谈兵式的误导，因为一些内容从来没有在 中国人的行为中体现出来，它们只是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文人的书本中或统治阶层为维护 统治需要的空洞的口号中，连倡导者也从来没有真正相信和实行过。
例如所谓“以人为本”，这一概念和理论仅停留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即所谓“万物 之中人为贵”，中国没有形成其他民族的“神”文化，宗教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不如其他 文化那样高，影响那样大。但在实践中，中国文化也从没有真正形成“以民众为本”或 “以个人为本”，所谓的“以人为本”仅是“以人君为本”、以官人为本。“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以“人君”为本的最好说明。连整个国家 和人民都属于君主一人的，哪还有什么以广大人民为本之理?
因此，在各国文化内容和特征的总结与归纳中，不但应从文人的论述和官方的倡导中 ，而且主要是从长期以来的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因为文化、文明必定不是少数人的空谈 ，而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长期实践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的，也是指导、影响人们行 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文化、文明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民族、 社会的意识与实践。考察某种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不但要看文人说什么、写什么， 官方提倡什么，而且主要要看这些说法、提法是否成为民族、社会长期奉行的价值观和 行为准则。如果一种说法、提法已成为一个或数个民族、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那它就是这个文化、文明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反之，无论有多少人讲了多少、讲了多久 ，它也仅仅是纸上谈兵、高谈阔论，或者是文人哲人的理想，或者是统治集团粉饰自己 、麻痹人民的工具，它们绝不是一个民族和社会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文化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
在对东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特征有所了解后，人们会 问：这些文化内容和特征究竟对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和国际关系有什么影 响?今天和今后的世界真是“文明的冲突”吗?“9·11”事件是文明冲突的表现和证明 吗?这些问题，是探讨21世纪国际关系必须回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文化、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和作用，首先表现在对世界各民族、各国和地区经济、政治 发展的影响。对文化、文明与经济、政治相互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古今中外很多学者、 企业家和政治家所注重的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在90年代初，日本实力上升、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时，世界上 出现了探索这一现象的热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所著的《日本名列第一》和日本 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盛田昭夫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 是当时对日本实力上升、美国相对下降原因的探讨中两部有影响的著述。他们的探讨和 其他很多人的探讨一样，都显著地注重文化因素对日美两国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影响。
傅高义等当时流行的主要观点是：日本讲究和注重团结、合作、和谐、一致的文化， 使日本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等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整 个日本是个“日本公司”，上下左右团结一致，使日本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 易等经济竞争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一，日本的“国家”(即政府)与企业是一致的，帮助企业的发展及国际经济中的竞 争。傅高义认为，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把国家(政府)定位于与企业完 全独立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位置。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美国政府一是认为经济是市 场、企业和个人的“因私”行为，不是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的职责，美国政府甚至没有 经济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因为政府不应当管理经济；二是在社会关系中，在生产者和 消费者之间，政府作为公共部门，把自己定位于消费者的保护者，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去处理与企业的关系。因此，如果说美国政府同企业有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是政府 对企业的监督、约束关系，如在反垄断、环境保护、劳工权益、最低工资等方面通过各 种法规监督和制约企业，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同美国政府与企业关系定位不同的是，日本作为东方集体主义、讲究和谐、合作文化 的社会，政府并不把自己与企业分得太远，更不是把政府作为企业的对立面，而是把企 业和政府都作为社会的有机部分，作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日本政府以帮助本国企业为 职责，通过政府经济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法规等各种形式，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 上同外国企业竞争。因此，日本是企业加政府同孤军奋战的美国企业竞争，因此在很多 情况下，美国的企业是没有优势的，在同日本企业的竞争中要败下阵来。美国只是在克 林顿执政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才有总体上的改变，政府开始出台各种经济和外贸政策 ，政府竭力帮助本国企业开拓国外市场。
第二，日本企业之间是密切合作的，形成联合的力量与优势。日本的文化决定了不但 政府与企业之间是合作关系，而国内企业间也是合作关系。日本业务有联系的企业间有 长期、固定的协作合作关系，如材料、零部件供给等，这样就避免了企业间由于不必要 竞争和短期行为等所造成的成本上升，提高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
第三，日本企业内部是和谐的，形成“命运共同体”，提高了日本企业与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日本企业多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很少解雇工人，工人以企业为家，对企 业有强烈的效忠情感，愿意在企业困难时分担困难，接受工资和待遇的不增长甚至减少 ；日本劳资双方关系相对和谐，每年因工人罢工等而损失的工时远远少于美国，因而产 品成本较低；日本企业内工资差别较小，不像美国企业内总裁和一线工人的工资可以相 差百倍甚至数百倍，日本同一企业内的工资差别很少有超过10倍的；日本公司总裁很少 人有私人飞机，而美国大公司几乎都有为上层服务的私人飞机；日本企业还有厂旗、厂 歌，做工间操。这一切都使日本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同分散的、劳资关系紧张的 美国企业竞争。
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中则批评美国人热衷于玩弄股票，“ 忘记了物资生产”；美国文化使美国企业和个人注重短期利益，只考虑10分钟的事情， 而日本是考虑未来10年的事；美国文化具有极深的种族主义偏见，不愿正视和学习别人 的长处；日本文化重视教育和纪律，因而普通职工教育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产品质 量就好于这些方面不如日本的美国；美国企业家热衷于个人奋斗，缺乏协作、合作精神 ，而日本企业是劳资双方的命运共同体，企业因团结合作具有力量等。(注：[日]石原 慎太郎、盛田昭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日本可以说“不”》，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有意思的是，盛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日本第一、美国第二”的观 点，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10年的繁荣面前变得云消雾散；与此同时，日本经济 则十几年来基本是停滞不前，结构改革等因社会固有文化等障碍举步维艰。
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转变发生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 机”前后，亚洲和世界也对东亚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关系做了广泛、认真的 探讨。只不过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亚洲和世界的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学者、媒体更 多从积极的方面探讨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更 多地思考“亚洲文化”、“亚洲价值”、“亚洲模式”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消极 影响。
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的一二十年中，亚洲和全世界热衷于对“亚洲奇迹”、“亚洲价 值”、“亚洲文化”的探讨。包括一些西方领导人、学者、媒体、国际组织和亚洲领导 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媒体在内的很多人士，著书立说，发表演讲、谈话、评论等 ，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长达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归结于亚洲 特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以至形成“亚洲模式”，出现“亚洲奇迹”。这些观点 认为，日本、“四小龙”甚至中国、印度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亚洲文化的贡献 。亚洲重视“和谐”的文化，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较为团结合作，增强了社会和企 业的力量及竞争力；崇尚节俭的风尚使亚洲人储蓄率远远高于西方国家，为经济发展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和保障；重视教育的亚洲文化使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尽管经济 不发达，但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劳动者的素质较高；重视家庭、强调秩序、纪 律的文化使亚洲社会、政治较为稳定，减少了对生产、经济的破坏和冲击等等。
1997年发生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困难，有些国家的经济 形似至今仍没有根本改变。于是，很多亚洲内外的政治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媒体等 又同样从文化的因素探讨亚洲的问题所在。这些观点认为，亚洲的“和谐”、集体主义 文化使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政府成为“强势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过多，导致亚洲 的银行和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的情况对投资等生产经营做出独立的决定，造成投资和经营 失误，出现银行大量呆账坏账，造成金融危机，并影响整个经济；亚洲的“中庸之道” 文化和教育体制，使亚洲人不鼓励、不培养，也不具备创新能力，只能跟在世界先进科 学技术、发明创造后面“模仿”，因而亚洲总是落后的，特别是在科技、信息突飞猛进 的时代；亚洲重视家庭的文化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裙带关系”盛行，造成很多地方的腐 败现象，提高了生产经营成本，也阻碍了亚洲大生产、大企业的发展；亚洲的保守观念 、文化和体制根深蒂固，使亚洲的改革特别困难，甚至在出现困难、危机(包括日本的 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亚洲也难以实行必要和深刻的改革，因此，亚洲 的问题难以解决。
看来，探讨文化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的任务远 没有完结，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继续思考，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上述对东西方文化的归纳中，再归纳东西方文化基本内容和特 征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以亨廷顿概括的“西方文明”八个要素，看其对西方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1.古典遗产，主要是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文和基督教。这些早期创造 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成为西方人思维的主要依据和模式，对西 方形成科学思维、科学精神、重视科学方法是有帮助的。罗马法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法制 的基础，造就了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法制传统和制度。而早期基督教给西方政治、 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形成了西方的文化价值、道德观，也给西方中 世纪一千多年中带来了宗教教会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冲突，给西方社会带来严重的精神枷 锁，妨碍了西方在中世纪一千多年经济、政治、科学、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2.西方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起到给人们提供精神 支柱、信仰体系，给社会提供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的作用。它成为西方社会的纽带，为 西方各国维护社会稳定、调节社会矛盾、规范社会关系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一些 教会举办教育和慈善事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各国的教育与文化发展。
3.欧洲语言。语言本身是中性的。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西方文化在西方各种语言和 社会中交融程度较高，形成了整体的西方文化。西方各种主要语言成为西方文化的载体 ，有利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和传播。
4.政教分离。这一点是西方社会在吸取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教训后确立的。它的影响是 积极的。政教分离既保证了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应有地位，又防止宗教干预政治，防止 国家宗教化。政教分离的原则，避免了官方“国教”的出现，有利于各种宗教的发展， 有利于缓和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矛盾，进而有利于西方社会的稳定。
5.法制。法制传统对西方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法 制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保护公众的权利和利益，有利于维护政治、经 济和社会秩序，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与危机。法制传统促进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 繁荣。通过法制，可以较好地调节各种利益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近代 以来，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政治、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发展，法制是个基本的因素和保障 。法制也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促进文明社会的成长。
6.社会多元与市民社会。这一点促进了西方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多元有利于 社会各个部分，各个种族、民族、宗教、文化间的和平共处和相互交融，有利于各种文 化的发展。市民社会的观念促进了西方民主制的发展，也有利于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形 成和现代化的进程，对培养公民权利与义务、责任的观念起了促进作用。市民社会还为 各种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公众具有主人翁感，有利于公众参与 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市民社会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但是，西方很多国家在社会多元方 面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如种族之间的矛盾和种族歧视等，仍是困扰西方社会的一个严 重问题。
7.代议政体。代议制是西方各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形式。这种制度和各种代 议政体的存在和发展，促进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有利于调和各种政治利益和政治分 歧，保证了西方各国政治的稳定。代议制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种集团和公众参政的 愿望和要求，促进各种意见的表达。代议制也是对政府、对权力相对有效的监督和更换 机制，有利于防止腐败现象的发展。代议制也保证了公众参与政治、选择政府的权利。 代议政体的不足是各党派、政体各部分之间的相争，在一定时期影响政府的效率，也为 广大公众所不满。
8.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积极和消极影响都是明显的。积极的方面是对个人、个人权 利、尊严、个性的尊重，有利于个人和个性的发展；个人主义尊重个人之间的不同，鼓 励个人奋斗和追求个人幸福快乐，这对鼓励人们的创造性、促进经济发展、科学进步、 技术创新、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消极方面是它不利于社会之间的团结与 合作，不利于家庭、集体等社会细胞的维持。它对生产力和社会都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而且即使对个人，极端个人主义也是造成家庭、集体及社会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简要地分析了西方文化对西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后，让我们再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 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1.忠孝伦理。忠孝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社会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的君 臣、个人与国家、家庭之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忠孝伦理几千年来在确定中国人的道德规 范、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与社会稳定等方面是起了积极的作 用。消极的方面是它用权力和血缘关系代替法制，使中国长期不能形成依法治国的制度 。盲目的忠孝也限制了人们思想的发展与创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积极意义是有利于防止极端 主义和极端倾向，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团结和统一，因而有利于家庭、集体和社会的稳 定。它的消极之处是抹杀人的个性，限制人的创造性，不利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 展，因而也不利于生产的创新与发展。
3.秩序纪律。强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固有模式和规范，有利于政治、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适于维持政府的权威与治理。同时，强调秩序和纪律的文 化造成了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了权力的权威，阻碍了民主法制的建立与发展 。它也限制个性和创造性发展，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能力，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缺乏对个 人人格、权利、尊严应有的尊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4.重视家庭。重视家庭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国的家庭提供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 的准则，传播了传统文化，提供了各种困难情况下的生老病死等社会保障，是维系中国 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家庭促进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稳定。消极之处是导致裙带关系的 发展，形成以血缘、地缘等各种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用关系代替法律、规则、是非 ，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腐败。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观念和生产方 式也妨碍了中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大生产、大企业的发展，制约了生产力的提高。
5.崇尚勤俭。在科学技术、经济、金融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崇尚勤俭的风尚促进了 劳动生产的发展，为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保障提供了资金积累。但是，崇尚勤俭的观念和 传统又使中国的教育和经济活动重视“勤劳”，重视量的投入，而对科学方法、对技术 手段重视与开发不够，使中国的学生会背书、会考试，不善于创造，不善于动脑，实际 与实践能力较弱。过分节俭的风气和传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它造成消费和有效需 求的不足，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6.尊师重教。尊师重教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它在经济相对不发达 的情况下，使国家、家庭和个人把较多的资源用于教育事业，使中国人(包括劳动力)的 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
从国内外各种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影响集中在少数几个方 面。无论是忠孝伦理、中庸之道、秩序纪律，还是重视家庭等文化基本内容，积极的影 响就是有利于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有利于人们之间的和谐、团结与一致。除此之外，较 难从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看到中国文化的很多主要方面的其他积极影响和作用。而文化中 主要要素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法制、民主、人权、 个性的缺乏，创造力、创新、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生产、经营活动的限制，思想、观 念、文化的守旧与腐朽等。总之，几千年前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在长期封建社会 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与人的发展。
文明、文化与国际关系
自17世纪资本主义诞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近 代几百年来，力量、权力、安全和经济利益争夺和意识形态纷争一直是世界的主要矛盾 和基本矛盾，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20世纪又被人们称为意识形态的世纪。自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 识形态斗争同国家安全和地缘战略利益矛盾结合在一起，使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 态和国家利益的纷争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斗争。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依赖的增强，也包括核武器的出现 ，制约了世界各国在国家安全与和平方面的行为。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 墙倒塌、苏联的解体、东西方对抗结束，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因 此，人们开始观察、探讨什么是冷战后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冷战后世界各地不同宗教、民族、种族纷争的加剧，国内和地区动乱的增多，使不少 人认为冷战后世界的主要和基本矛盾是不同文明、文化间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论”对此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而前南斯拉夫内各种民族间的冲突、持续不断的阿以矛盾 以及“9·11”事件，又被很多人认为是“文明冲突”的实证。
意识形态因素的退化、文化因素的上升，使很多人研究探讨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相 互间的关系，探讨文化、文明对当今和未来国际关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 文化与国际关系成为世界性热潮，一大批书籍、文章在世界各地出版和发表。美国《华 盛顿季刊》主编麦克·摩查(Michael J.Mazarr)在该刊1996年春季号上发表文章，回顾 和总结了90年代对文化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探讨，并且归纳了迄今在文化与国际关系这一 问题上的5个模式。(注：Michael J.Mazarr,“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ew Essa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ing 1996,pp.177—195.)
模式一：“文化是生活的武装”。
近十几年来很多探讨是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包括东亚文化对东 亚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模式认为，文化在决定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经济命运方面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因素使一些国家、民族和个人比其他国家、民族和个人更为成功。 这一点也是长期以来人们接受的一个理论，即像日本、德国、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经济 和技术的成功，除其他因素外，这些国家的特有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有把中国近20 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于中国文化的作用。
模式二：“文化是认识的过滤器”。
文化上的认识和信仰体系强有力地影响国家领导人看待政策问题，无论是个人和集体 都是如此，并且经常决定他们对待问题的选择方案。这是人们认识的规律。人们认识事 物，认识问题，包括理解事实，都是从自己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出发去认识、去解读。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政府和公众，都是从自己的观念、思维方式、模式去认识、理解其 他国家的。
模式三：“文化是社会经济的构架”。
文化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结构方面起了设计者的作用。因此，在国际社会中， 文化对民族国家的行为和期望具有强烈的影响。我们看到，世界近200个国家，为什么 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不尽相同，包括同一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其具体运 作、行为和政策也千差万别，不能不说文化是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模式四：“文明冲突论”。
这是亨廷顿的观点。他在1993年《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把世界分为7至8个大“文 明区”，即：西方文明区、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区、儒家文明区、日本文明区、印度文明 区、伊斯兰教文明区、拉美文明区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区”。亨廷顿认为，现在和未 来世界的矛盾就是这些各种不同文明的冲突，特别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 冲突。在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冲突中，尤以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最 为激烈。他还提出，儒家文明正和伊斯兰文明联手，共同对付西方文明。证据就是“中 国向一些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出售导弹等武器”。(注：Samuel P.Huntington,“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pp.22—49.)
模式五：“文化退化”。
在关于文化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与国际关系的作用影响的探讨中，也有一些 人认为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在下降。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世 界各国、各地的相互交流、相互依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各国文化出现了交融的 趋势，不同文化间的壁垒在被打破，特殊文化对所在地区的独特影响在下降。二是随着 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的共同文化在逐步形成和发展。使用同样技术的不同 文化地区的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在逐步一致化，各自独特的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共同 标准、共同文化所取代。
以上是近年来关于文化与国际关系探讨的归纳和总结。各种模式都有它的道理，都符 合部分事实，究竟哪种更符合事实，更有说服力，更代表着世界发展的潮流，需要人们 去观察和思考。
文明、文化冲突是否是冷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
在探讨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文化、文明观的不同是否 是当今和今后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同文明之间是否是冲突的?
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回顾几千年的历史和考察今天的现实时，得到的回答应当是否定 的。
第一，历史上和今天尽管各种文化、文明之间存在一些不同，有时不同文化、文明的 国家或民族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出现不同文化 、文明之间长期对立的情形。因此，“文明冲突论”是不符合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 的。
第二，在今天，事实上也没有出现不同文明之间全面或必然对立的情形。以人们看到 、感到矛盾较多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来看，阿以矛盾、一些阿拉伯国家同美国及西 方国家的矛盾并不表明文明之间的全面对立。因为同时我们看到，不少甚至多数同一文 化、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同美国及西方国家长期保持较和谐与良好的关系，如沙特阿拉伯 、约旦、科威特、阿曼、阿联酋以及近几十年来的埃及等国家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 关系是较为良好的，有的甚至是盟国式的紧密关系。因此，在国家关系的层次上，多数 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文明冲突论”是不 符合多数国家关系的现实的。至于奉行儒家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更不存 在长期和必然的对立。
第三，在民族和个人层次上，任何到过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的人们都可以看到和感 到，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人们不是对立的。因为有非常多的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国 家的人民移民、生活在美国、西欧、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如果不同文明之间注定是对立 、敌对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阿拉伯人愿意到西方国家?为什么他们觉得西方是适于他 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什么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不是对立、敌对的?即使在广大的阿 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反美、反西方的也是少数，多数阿拉伯人并没有反美、反西方的 情绪和态度。因此，“文明冲突论”在民族和个人的层次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不符合事 实的。
第四，人类社会几千年和今天的事实是：人们无论对待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文明间的 不同，还是对国内范围内民族、地区文化间的不同，人们基本的态度是对不同的文化、 文明具有浓厚的兴趣，愿意了解和欣赏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这也是人们的基本心理。人 们到达一个与自己所在文化、风俗不同的地方，总是对不同的文化、风俗等具有浓厚的 兴趣，愿意了解、欣赏这些不同之处，这也是人们愿意到不同的地方观光旅游的心理基 础。没有多少人一看见不同的文化、文明就产生恶感，把不同的文化、文明看做是敌对 、对立的东西。因此，“文明冲突论”不符合人们的心理规律。文化、文明的发展史本 来就是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的历史。现在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或文明没有借 鉴和吸收其他文化、文明的东西，包括语言文字。
第五，真正造成部分不同文化、文明国家和地区间冲突、对立和敌对的原因，事实上 不是文化、文明本身，而是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是某些利害的冲突。而这类冲突、矛 盾甚至战争，在同一种文化、文明国家和地区之间也经常发生。阿以、巴以之间的冲突 和战争，是有宗教、文明之间不同的背景和历史根源，但也有具体的地域之争。而阿以 、巴以冲突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人士中演变为同美国和西方的矛盾，是因为美国 和西方长期奉行支持、同情甚至纵容以色列的政策，使一些阿拉伯国家或人士认为美国 及西方是一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因而把矛头对准美国和西方。这样的矛盾和对立不是由 不同文化、文明造成的，而是由具体的政策和历史事件形成的。
纵观世界发展大势，我们看到的是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国家和人民越来 越相互交流、相互交往、相互交融的潮流和趋势，人类共同文化的要素正在增多，“文 明冲突”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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