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显现的“滞涨”现象分析及其矫治方略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当前我国论文,现象论文,滞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3—0005—11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当我国学术界正在争论中国是否还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滞涨”已在悄悄地毫不客气地向我们走来。人们看到，持续上涨的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速下滑以至局部经济出现衰退，使人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滞涨”这个词。
所谓“滞涨”，是“停滞通胀”(stagflation)的简称，指国民经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交织并存的状态。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或萧条阶段，失业增加，物价下跌；经济繁荣阶段，失业减少，物价上涨。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及由此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特别是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生产大量缩减、失业猛增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仍普遍高于10％。(用国际上的标准来看，超过10％即属于恶性通胀)。这两方面的状况同时并存，使国家在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时顾此失彼，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当时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目前，我国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防止经济过热、控制基建规模，一下又转回到用4万亿投资来保持经济升温，重新上马大规模基建，使本已过剩的差能再度增加。在乘数效应很小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效应是短期的，而造成的产能却又要加剧生产过剩。国家应当着重于用适当投资创造长期就业机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职工工资，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用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生活需求，从而尽快启动内需的拉动作用。
一、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7％，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06年为11.6％，2007年更是达到了11.9％，经济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是，在看到经济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否则将会给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
(一)宏观经济失衡严重
经济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经济结构失衡则更为突出，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总需求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偏弱、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偏高。众所周知，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对GDP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分别带动GDP增长1.05、0.51和0.4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长期GDP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积累、高投资和高出口来支撑。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总量失衡，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2.产品结构失衡。高端产品、适销对路产品的产量不足，低端产品严重过剩；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和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仍占很高的比例；产品种类单一，产业链条短。以房地产业为例，中小户型、经济适用型的住房比例太低，豪华型、大户型供应量却严重过剩，普通老百姓买不起豪华型、大户型的房子，而买得起的中低档房市场供应又不足，使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购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不合理的产品供求结构会直接导致房地产业的不健康发展。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关。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会造成投资增长快、消费启动难的格局，带来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意味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相悖。
(二)“滞胀”现象日益凸现
“滞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及失业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失业增加，但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国经济中，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必然伴随着经济过热、过快。通货紧缩必然伴随着经济萧条，在运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等手段对这两种经济现象进行调控时，目标很容易确定，政策组合选择非常明确。经济中最为可怕的现象是出现“滞胀”，它是相互反向的经济现象交织在一起的不正常情况，无论货币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的决策都非常难，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目前中国滞胀现象正逐步显现。
1.已由结构性通胀上升到全面通胀
目前，通货膨胀局面已经形成。我国2008年的实际通胀率应是10％左右，也就是说，已出现严重的通胀局面。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不断地上涨。所谓物价总水平上涨，不是看个别或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而是指工业品和农产品，消费品和服务费用全面上涨；所谓持续不断地上涨，不是短时间上涨，或偶尔上涨又很快下跌了，而是指较长时间上涨。经济学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标来判断通货膨胀状况。从2007年1月到2008年5月，CPI已持续上升了16个月(各月的CPI是：2.2，2.7，3.3，3.0，3.4，4.4，5.6，6.5，6.2，6.5，6.9，6.5，7.1，8.1，8.3，8.5％)；虽然2008年6、7月份有所回落，但仍分别在7.7％和7.1％的高位上。上涨的幅度，从2007年8月至年底已连续11个月在6％以上。2008年一季度达到8％。而物价已由年初的结构性上涨逐步蔓延到全面通货膨胀。
一方面是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高涨，同比涨幅趋高不下。从2007年10月份的3.2％持续攀升到2008年7月份的10％，涨幅达到了两位数，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并且从2008年3月份开始连续5个月都在8％的高位平台上递增。
PPI反映的是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最初价格，是制定工业品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基础。CPI反映的是居民购买消费品的价格。一般认为，PPI是CPI的先行指标，PPI对CPI存在一定的影响，两者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PPI对CPI的价格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但如果PPI上涨，经过一定的滞后期之后，CPI也会出现上涨。PPI可以通过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和其他消费品价格向CPI传导。但由于PPI与CPI的构成不同，其传导路径并不总是有效，PPI与CPI在短期内出现背离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PPI出现越来越大的剪刀差的原因。但从长期看，二者的走势应该是一致的。所以，PPI会通过传导机制缩短与CPI的剪刀差，拉高CPI，加速通货膨胀，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PPI不会向CPI传导。
实际上，当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胀。不但CPI上去了，PPI也上去了。PPI从2007年10月份开始上扬，比2007年9月份上涨了3.2％，到2008年4月份已上涨到8.1％。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已传导下去，必将加剧下游商品涨价，加大通胀的预期。2008年以来通胀率已超过了8％，而目前的银行存款利率为4.17％，出现了约4％的负利率，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根据历史经验，当银行存款利率变为负数之后，不久将出现通胀率的加速上升。负利率的出现意味着人为地刺激通胀率上升。加息是稳定居民通胀预期的有力手段。负利率对社会强势集团有利，而对广大居民有害。因为通过负利率会使广大普通居民的存款贬值，贬值部分的货币流入了强势集团的手中去了，从而加剧贫富差距。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央行多次降低贷款利率以救楼市，但对广大工薪阶层的存款则一次也不加息，是居民存款负利率愈来愈大。金融当局对存款拒不加息，放任负利率猛增，客观上为通胀以至滞涨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是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涨幅屡创新高：从2007年全年的5.2％上升到2008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这意味着通胀已不仅仅局限于CPI中的猪肉等食品领域，而是逐渐向非食品领域蔓延。
2.经济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
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威胁已经超过通胀威胁。2007年GDP增长率为11.9％，而2008年上半年为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笔者认为，这一态势会继续延续下去，且还会进一步地向下滑行。不可否认，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手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也是经济出现下滑的信号。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主要受益于出口和投资增长，但是，我们目前转而出现了有效投资降低、消费长劲不足和出口增长明显下降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长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9％，增长0.6个百分点。从宏观数据上看，这种投资增长还算平稳。如果扣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季度高达8.6％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速度则只有16％，说明有效投资是下降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每当投资增长速度低于20％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比较慢——明显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因为我们的投资拉动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利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能源、资源拉动经济的力量必然减弱，投资也将会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样，经济增长的希望落到了居民消费上。但纵观历年的消费率：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为63.4％，“八五”期间为58.7％，“九五”期间为59.4％。2000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和52.1％、36.4％。国家统计局尚未发表2007年数据，据专家估计可能小于36％，说明了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来出口商品成本上升。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已经开始明显减弱，导致出口增速放缓，并已使我国一些出口企业不堪重负，有些已经转产或者关门大吉。中国实际出口量的增速已由去年的24％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3％；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前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前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的最低点。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经济增长下滑会引发诸多问题，如企业破产，银行坏账，失业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失业问题。2008年失业率同比增加幅度不小，出现了大学生、硕士博士生就业难，为历史之最。
3.失业愈来愈严重
200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但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我国真正的失业率。因为这仅是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登记的“在岗职工”，没有正式登记的就没算入失业率之内，并且1.5亿多农村富裕劳动力也不在此统计数字之内。还存在一些隐蔽性失业，一些企业效益低下而轮岗的失业人员，下岗职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失业群体都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总失业率将远不止4.0％。另外，由于资金短缺、需求减缓、成本上升等原因，全国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浙江省2008年上半年有上万家企业出现亏损，还有少数企业“变脸”转产，有的甚至转向另一行业，很多大型企业也都面临升级转型的压力。而这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的进一步延伸，也都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进一步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2009年我国将新增就业人口2400万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用于出口的大批产品出口受阻，导致企业大批量倒闭、停产，由此将带来大约2500万人失业。据有关专家估计，2009年我国失业率可能达14％，这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数千万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其流动性大、群体规模大，将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居民消费动力不足
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劲是否长足。本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我国目前的消费动力存在严重不足。
1.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居民消费率走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才合理，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不是缩小而是呈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5年的49.55％。另外，2006、2007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1.7％、24％，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则与同期GDP增速大体接近。由此推断，最近两年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仍然严重不合理。
2.劳动力工资低下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尽管工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合适的制度，但仅就工资制度而言，目前却也不能在我们的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完全贯彻执行。很多企业都未能实行最低工资制，且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1980年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为17.1％，2002年下降为12.5％，到2006年的时候下降到11.7％。这一占比别说与美国的50％难以相比，就连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也以30％遥遥领先于我们。就是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最低国家之列。
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再加上我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工资涨幅不及物价上升水平，导致大多数劳动者在强大压力下超负荷工作，脑力和体力透支并处于亚健康状态，最终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萎缩。
3.未来预期导致人们消费意向低下。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再加上物价水平上涨严重以及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合理提升。
(四)必须要以全新思路解决“滞涨”问题
上述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纷繁复杂，却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往往一个失衡与另一个失衡互为因果。滞胀会引起消费动力不足，而为解决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又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而且不排除中国未来会出现高通胀长期化趋势，不能不引起必须高度重视矫治“滞涨”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慧和更强的调节手段，既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各种现象之间的矛盾联系，按照以人为本、利益分享的原则，用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分享经济机制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微观组织的内生机制
微观经济组织运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和动力源。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最终要依托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运作。中国特色分享微观经济组织内生有多种机制，宏观经济的各种问题最终要通过这些内生机制的综合作用来解决。企业摆脱政府的工资制，转而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并切实实施，便会自动产生下列机制。
(一)动力机制
1.收入增长动力。按照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公式w=c+n；n=n1+n2+n3，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舟共济、水涨船高、同向增减。国家和企业收入多了，个人收入也多；个人收入多了，国家、企业收入更多，没有矛盾。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不会成为减少国家收入的威胁，反而成为国家收入和企业集体收入增长的原因。由此所形成的企业动力机制可以描述为下述良性循环：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企业动力不断增加、生产不断发展，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不断增加，又造成个人收入增长……，并由此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增长量。个人收入不断增长，不仅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而且由于提高个人生活消费水平，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提高工作质量。从长远看，个人收入增长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2.技术进步动力。企业的技术进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技术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企业职工技术素质的提高。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就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投入资金，更新设备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随着生产的运行而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职工的个人劳动收入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紧密相关，技术水平主要决定职工的劳动收入，以“价值系数”来体现。职工的技术水平高，则价值系数就大，按劳动实绩考核后应得的劳动收入乘以价值系数最后所得的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就多，反之则相反。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就使每个职工从主观上意识到技术素质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促使职工整体提高技术水平的强大动力，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3.激励动力。企业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共同的目标是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净收入，则国家以税收的形式多得一部分，企业多留一部分，职工个人多拿一部分，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因此，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的职工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热情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可见，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激励动力。
4.增量积累动力。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本身可以按一定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获得企业收入，企业再从企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追加企业的资金投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由于企业收入是按一定的比例在企业净收入中分成所得，因而是一种固定的硬约束，使企业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可以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自行地增长，达到增量积累的目的。从而可有效地克服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破除了企业经营资金不足，发展困难的瓶颈。
(二)调整机制
1.市场调节机制。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销售收入作为第一级经营目标，废除了以前的产值、产量指标，从而形成了自主经营企业的市场导向机制。具体地说，现在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销售收入，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变化安排产品生产，以需定产，事先必须做好市场预测和市场决策；二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以及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三是要使产品尽量卖出去，变成货币，最低限度地减少产成品的积压；四是企业要学会市场定价，以有利的市场价格销售；五是要减少未收的应收货款，尽量避免呆帐的发生，及时回笼周转资金，加速企业的资金循环。企业只有做好了以上五个方面，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不废除以前追求的“产值”、“产量”等指标，更加明确了只有被市场承认的劳动才是有效的劳动这一概念，使企业的职工更加关心市场，关心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只有通过市场交换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实现为企业的销售收入，才达到了企业的第一级经营目标。企业的销售收入(货币)扣除物耗成本(C)，就得到企业的净收入，达到企业第二级经营目标。净收入取代利润，成为企业经营的中心指标。
2.结构自我调整。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由于以追求更多的销售收入为第一级经营目标，产品必须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以后，企业就会主动地调整产品结构。在技术自我进步机制形成的条件下，企业就会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那些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当企业的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时，就会自我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在自我积累机制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有实力“脱胎换骨”，全面更换装备，或与其他企业联营，或收购其他企业，达到以新的企业结构自立于市场的目的，在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三)约束机制
1.生产资料费用约束。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则以净收入作为第二级经营目标。以净收入取代了以往的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目的与动机，成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和经营活动的中心。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公式w=c+n中分析得出：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从而增加净收入；二是降低物耗成本从而节约生产资料费用。净收入在量上与w成正比，与c成反比，可以从源头上制约生产资料的浪费，从而形成一种使企业增产与节约相互推进的经济运行机制。
2.形成消费约束。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企业职工的个人消费基金是通过净收入的二次分配取得。第一，职工个人的收入只占净收入的一个事先确定的比率，这个比率远远小于1；第二，职工个人获得的收入是在净收入扣除国家和企业的收入之后才取得的；第三，个人劳动收入与个人劳动支出和企业的劳动效益直接挂钩。从这三点可以看出个人收入的获得和增长：一、不会超过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二、不会挤占国家收入和企业收入，防止了所谓“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的出现。由此可以得出：实行净收入分成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合理地控制住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消除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增长呈同步变化，从而为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提供了良好的微观基础。
3.通过分享比率的事先确定，有效地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分配行为。可以彻底摆脱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向政府自身倾斜)，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四)协调机制
企业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将企业的净收入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协调了三者的利益关系，克服了原来旧体制下的利益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原有的分配体制下，工资和利润始终是对立的，若提高职工的工资，则增加了人工费用，从而增加了成本，进而在同等产量下则减少了利润，从而少交了国家。通过实行净收入分成制，按照事先确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理的分成比例，三方各得其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范了三者的经济行为，减少了三者之间互相争利益的“内耗”，协调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发展生产更大的合力。
(五)冗员排斥机制
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废除了传统的工资制，职工的个人收入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净收入分配形成的。企业的净收入先通过一次分配形成了职工收入的总额，然后再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绩效的考核将整个总额分解到个人。因此，个人劳动收入的大小，与个人劳动实绩成正比，与参加净收入二次分配的人数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一期间企业全部职工劳动收入总额是既定的，参加分配的人数愈多，个人分到的净收入则愈少；反之，情况则相反。因此，净收入分成制具有自动排除冗员的机制。它可以优化劳动组合，消除隐蔽性失业。
(六)竞争力提升机制
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一般都行使产品质量否决权。职工生产的产品，如果出现质量不合格，有次品就降低实绩得分，有废品非但不计得分，而且要倒扣原材料费用。这样，使质量与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产品质量取决于各方面工作质量的保证程度。质量否决权通过经济责任制施行，与个人收入挂钩，奖优罚劣，有力地增强了职工的质量意识，保证了产品等级率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自动调整机制使得企业按市场导向以需定产，使产品适销对路，减少了无谓的产品积压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较低的销售价格出售产品，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可见，净收入分成制是一种竞争力自动提升的机制。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这六种内生机制是自发形成的，是内在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一种机制发挥作用并不会影响另一种机制的正常运行，相反还会放大另一种机制的作用效果。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比如：一方面，通过动力提升机制，企业更新了技术装备，提升了职工技术素质，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减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了，则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净收入。通过二次分配，企业获得更多的自有积累资金，职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则可以再次更新技术装备，加强职工技术素质培训，提升职工技术素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增强，又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大的动力，从而放大了动力机制的效应。
三、通过利益分享机制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失衡
(一)我国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首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简单疏理。
我国是在经济低速运行、改革徘徊不前的状态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为了抑制当时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效率不高、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而采取的财政、信贷双紧措施，使通胀率从1988年的18.5％，降至1990年的2.1％，相应地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降至1990年的3.8％，可以说这次治理整顿是以降低经济增长和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虽然特别注意了总体协调，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不协调问题。如在调控实施上，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部门之间的行为的不一致性，影响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确立及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1993年上半年经济再度出现过热。国家在实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分阶段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持续三年的高通货膨胀涨幅终于回落。但其政策的影响力作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一种直接代价和惯性作用对新一轮宏观调控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产生了一个经济增长迟缓和失业超过正常范围的过渡时期。更为严重的是，当通货紧缩迹象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由于存在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调控的目标和措施仍然是针对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未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这种滞后性反应，使通货紧缩不仅未能制止，反而明显加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关系开始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化，经济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原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到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并配套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中长期累积的深层次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表现出的总需求不足、失业问题趋于严重、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物价持续走低等新的特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自2001年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为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又先后启动了两轮宏观调控。一是2003-2004年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偏紧。另一是2006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观调控，仍然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紧缩调控，只不过紧缩力度要远远大于前一轮，以实现“双防”，即：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而近期调控目标又转变为“一保一防”，即保增长、防通胀。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左右摇摆的，效果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只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而没有认识到应当从微观经济组织行为入手，深入到国民经济细胞内生机制，去寻找反“滞涨”的治本之策。而分享经济机制正是“滞涨”的克星。
根据以上我国历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看出：单纯依靠这些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是不能完美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克服通货膨胀不能一味地“紧”，那样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不能一味地“放”，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要改弦更张，从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在机制入手，从源头上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
(二)运用分享经济机制抵御“滞胀”的机理分析
“滞涨”是我国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可以通过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内生机制的相互促进、互相制约作用有效抵御滞胀，从而达到宏观矫治的目的。
首先，分享经济机制的天然功能，便是治理通货膨胀。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是复合型的通货膨胀，兼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形式的特点，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为主。而分享机制则有消除或减弱这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功能。一是通过侧重于调动人力资源的潜能，不增加资金投入而能增加有效供给，同时控制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需求增长，从而克服需求拉动型膨胀；二是实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以后，由于成本只是c，工资不再计入成本，工资和奖金等的增长不会推动成本价格的上升而导致价格上升。物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并下降，从而可有效地削弱成本推进型膨胀；三是弱化了工资的刚性，抑制收入攀比机制，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四是分享经济机制将涨价的好处分解给国家、企业与职工，削弱了企业竞相提价的渴望，有利于稳定出厂价格；五是净收入分成制强化了财务约束关系，有利于克服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倾向，从而遏制通货膨胀。
其次，分享经济机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抑制经济滑坡，抵御失业。传统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均衡的条件下，工资制度是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这时候不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如果经济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制度可以发挥自动调节劳动力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自然发生和自动完成的，不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但是，如果整个经济出现衰退，当总需求萎缩时，工资制度作为刺激劳动力自动有效流动的手段就会发生故障。刚性工资的直接后果就会迫使厂商在维持规定价格的情况下解雇工人，引起失业率增加，产量下降，职工生活水平恶化；另一方面，工资制还会加深衰退，放大负效应，直至经济衰退陷入主要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恶性循环。例如，经济衰退和经济收缩的首要原因是投资减少，投资减少造成低就业，失业率增大。低就业引起低消费，低消费又造成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促使厂商的生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又反过来加剧了低就业，造成了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分享经济机制会通过利益刺激促进经济效率提高。按比例分享企业净收入，使职工可以从其生产的每一个产品上看到自己的应得收益，极大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职工收入不仅与其劳动贡献挂钩，而且与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来，就促进职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发展，这就会增强职工的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增强职工的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于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彻底克服企业的低效率、高浪费现象都会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另外，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理顺了分配关系，实现了二次按劳分配。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因为是自主经营企业，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经济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可以创造更高的净收入。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而个人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劳动收入而提高了生活水平，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统一。再加上分享经济的消费约束机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一突出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可以有效地抵御“滞胀”，并且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分享经济其实是在通过有效抵御“滞胀”而矫治宏观经济失衡。分享经济的这种内生机制可以避免单独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组合所带来的各种效果的相互抵消或削弱作用，是缓解以至消除我们经常面临的宏观失衡难题的有效武器。
为了应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长期性“滞涨”，建议改变矫治“滞涨”的思路：第一，不应只靠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实施，更应着重立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机制效应；第二，对于微观经济组织，不是侧重于产权制度变革的效应，而是着重于初次分配领域将工资制改为净收入分享制，用分享经济机制的综合效应对付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和经济下滑三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矫治“滞涨”的治本之策。为此，我们建议在深化体制改革近期计划中列入一项新的计划——全社会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经济模式，以取代原有的工资制经济模式，方可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
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推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便会停止。而且，作为扩大再生产源的积累基金，其数量也是由消费状况决定的，因为积累属于剩余劳动范畴，人们首先满足消费的最低需求(生存资料)才可能积累；同时消费也是不断扩大的，积累所支持的扩大再生产要以不断扩大的消费为目的和市场根基。如果从正决定关系上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那么从反决定关系上也可以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尤其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经常是消费需求决定生产供给。而积累一般又取决于消费的满足程度。如果以压低消费去扩大积累，在短期能维持低级循环的正常运动，长此以往则会比例失调，造成市场萎缩、产品积压、经济萧条，酿成经济危机。所以说有了消费需求，生产就有动力，经济才能发展。
(一)有效消费需求是较其他需求更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推进器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有三：
1.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消费是经济的原动力，消费通过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增加人民的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引起生产热情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它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2.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本应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的消费需求，显得动力不足，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这两大主要因素。一般地说，在一国经济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占2/3左右，在部分国家占70％以上。在我国，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为50％多一点，有些年份低于50％。如前所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使人民消费率走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资低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萎缩，有着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无法增加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则不断增加投资，进而导致消费率一再走低，投资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导致我国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3.从扩大内需这一角度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重中之重。因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与此对应，扩大内需的手段就有激发社会投资和启动消费需求可供选择。但扩大消费需求是重点。理由有两个：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采取增加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却出现了一种经济总量增长大、效益增长小的怪圈。这是因为过度增加投资会加大供求矛盾，导致效益增长滞后。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是平衡总需求、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它是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实现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最后和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都只要进入消费，才能最终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以说，只有保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经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进一步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调整了发展思路。我们一再强调，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看到，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开始出现扩大的趋势，这是个很好的苗头。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与弱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着力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仍然是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消费者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了诸如减税、降息、增加转移支付等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刺激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这个顽症仍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穴位”，即没有找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1.作为经济原动力的消费者未被摆到正确的位置。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是经济的原动力，但从本质上讲，在整个大循环经济链条中，消费者，即劳动者，才是经济的原动力。因为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一切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目的都是为了劳动者的消费。劳动者是真正的投资者，最终的投资者，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虽然我们一直进行着企业自主权改革，要放权让利，一直喊着要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但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工资制、利润制仍然未实现工人支配生产资料，并未真正把消费者摆到应有的主人翁地位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现阶段我国消费者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境地。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GDP的快速增长，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和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状况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劳动和社会保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消费预期降低，消费动力不足现象日益严重。一些人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即将达到小康水平，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新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没有货币支付能力，没时间消费，没精力消费。经济收入过低困扰着他们，从而导致消费者的积极性不高，最终引致有效消费需求动力不足。还有一些农民工和工人的工资太低，根本没能力消费。他们的工资绝大部分用来供子女上学、补贴家用，而自己整天是馒头咸菜，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研究证明，北欧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应归功于其人群的体格发育改善。体格的良好发育使脑发育增加，免疫功能增强，疾病减少和寿命延长，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而对亚洲几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由于营养不良造成了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因此，使国民收入分配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充分调动消费者，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的积极性才是刺激和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三)分享经济机制调动消费者积极性、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内在机理分析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以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基于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原则指导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策及措施或学术界公认的解决思路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即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过企业家捐款给穷人，或者通过“三农”政策倾斜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但从我们目前对此问题的解决程度及效果来看，这种方法是不理想的。只有另辟捷径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这种严重失衡局面，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刺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才会有后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说明了我国已经开始关注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并着手解决。
中国特色分享经济在初次分配中实行以净收入分成制为主的分配形式，达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者各得其所；企业是自主企业，拥有了自主权，树立了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自主联合劳动制度使得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收入。个人收入持续增长，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刺激和扩大了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利益分享经济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合理分配。根据分享经济的利益协调机制，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把企业的净收入(n)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n1)、企业收入(n2)和个人收入(n3)三个部分，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克服了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的弊端，能够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同时也能够实现投资、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
其次，利益分享经济可以树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和扩大有效消费需求。一方面，从分享经济的动力、调整及约束等机制可以看出，自主企业通过所获得的积累基金放大收入效应，更新技术装备，调整产品结构，从而为消费者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市场对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自主企业实行的是自主联合劳动，劳动者是主人，通过产权分享，对生产要素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不仅现实地占有生产资料，参加生产，而且管理生产。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获得更多的净收入。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样，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更高的收入，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保证了更长期的发展，而个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分得了更多的个人收入而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多了，才有了消费的动力与能力，才会有更高的消费追求，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才能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
标签：cpi论文; 净收入论文; 经济论文; 工资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经济学论文; cpi指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