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代领导人与中非关系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人与论文,三代论文,中国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强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战线的基本立足点和重要依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群体。50多年来，中国三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从新中国建立至1979年的30年里，为中非关系的发展确定了基本原则，并与非洲国家老一代领导人共同努力，建立了中非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不仅继承了第一代领导人所确立的中非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不断创新，给中非关系增加了新的活力。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形成了患难与共，真诚友好的新型国家关系。
一、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亚非拉三大洲
新中国建立时，非洲大多数国家还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外交工作面临着许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把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放在了重要地位，并作为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此，“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基于上述思想，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为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当毛泽东主席听说要召开亚非会议，就明确地对前来访华的缅甸总理吴努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亚非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发言以及会内会外的外交活动，增加了亚非国家对新中国的了解。
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已有34个国先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到1965年中国已同19个非洲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进一步发展中非友谊和与非洲各国的友好关系，从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三次访问了非洲10国，把中非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访问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时，周总理提出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为发展中非友好关系，第二代领导人适时调整了对非政策，将中非政治关系的重点，由以往支持非洲国家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转变为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外国干涉非洲内部事务。在经济关系上，继续开展互利合作。为此，加强了对非工作的力度。根据邓小平“全方位开放”的方针，非洲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之一。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前辈的对非政策，并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1996年5月8-22日，江泽民主席亲自访问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6国，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了题为《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演讲。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宣布：“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为此，他提出了五点建议。这五点建议揭开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自江泽民主席访非以来，中国高层领导人相继访非。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中国访非的领导人约有130人次，足迹遍布非洲40多个国家。钱其琛副总理在担任和兼任外长的10年间，11次访问非洲。在此期间，42个非洲国家的43位总统、14位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频频访华。
在世纪之交，1999年10月30日，江泽民主席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再次阐述了中国对非洲的政策，他说：“加强和发展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支持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和促进相互间的团结，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争端；主张所有的国家一律平等，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并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同非洲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贸合作，谋求共同发展。”这是中国21世纪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非友好关系的原则和方针。
二、“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
中国和非洲各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是穷国。中国领导人在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时，深感力不从心，认为“中国对第三世界朋友尽的力量还不多，这是因为中国地方虽大，但很穷，还有许多困难。”邓小平曾对来访的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不无抱歉地说：“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的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多年来，中国三代领导人一直在用这种方式，向非洲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种特殊的帮助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出现高潮。这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来访的非洲朋友，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对他们的革命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主要讲到以下一些问题。
1、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毛泽东说，破除迷信就是，一要不怕帝国主义，二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就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对待它们。”
2、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对非洲朋友讲，“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
3、要两条腿走路，即既用和平谈判方法，也用武装斗争方法。
4、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非洲的革命，并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他还对非洲朋友们说，“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人民”。
当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之后，毛泽东说，“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因而，也吸引了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前来中国参观访问。从1982-1989年，邓小平同志多次会见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都是在他向非洲朋友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公之于众的。1985年6月，邓小平对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如果我们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这些经验教训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邓小平向非洲朋友介绍的经验教训主要是：
1、立足于自己的实际。“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1988年6月邓小平对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说，“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抓紧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是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曾对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4、不要搞封闭政策，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要利用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邓小平对非洲朋友说，“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流，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5、国际和平和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经济建设的两个条件。邓小平对非洲客人说，中国实现两个阶段的奋斗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6、不能照搬外国经验。在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中，邓小平诚恳地说：“我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继续对非洲各国提供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在访非和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不断地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介绍中国当前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三代领导人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帮助，而且这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坦诚交流与探讨，是对建立平等、民主的国家间关系的积极贡献，也是对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发号施令、强加于人等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行径的最有力的回击。
三、“只要我们的能力所及，一定帮助”
1956年5月30日，中国与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这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完全支持埃及政府的正义行动。9月1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他高兴地说：“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10月，英法伙同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为，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随即，向纳赛尔政府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的无偿援助。
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地区已有34个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但是由于长期的殖民压迫和剥削，畸形的经济结构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严重地束缚着它们的经济发展。新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把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扩大反帝、反殖、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和遏制政策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963年8月，周恩来总理向来访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阐明了中国向亚非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四点基本政策。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在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时，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是对四点援外政策的完善和充实。
在这八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与已建交的43个非洲国家签订了援助协定，向它们提供了无私的援助。1956-1966年，中国向12个非洲国家提供了4.2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70-1977年，中国向4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18.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中国向这些国家派遣了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进行水稻、茶叶、甘蔗等农副业生产。中国向一些非洲国家派出了医疗队、打井队。中国还帮助一些国家建设了工厂、大会堂和体育场。特别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拒绝帮助坦、赞两国的铁路建设，而又明知这一项目十分艰巨的情况下，毅然推迟了自己的建设项目，承担了重任；并向它们提供了4亿多美元的无息贷款，派出了专家技术人员。经过5年8个月的艰难奋战，建成了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东南部非洲的交通运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非经济关系也由前一阶段的提供经济援助为主转变为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主。1983年初，中国总理访非期间，提出了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是新形势下，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第一代领导人所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它促进了新形势下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80年代是非洲国家经济极其困难时期，中国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及时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到1987年，中国帮助非洲建成了388个成套项目。经济合作也从单一官方援助向多种形式发展，出现了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管理合作等新形式。
90年代以来，中非经济合作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结构逐步调整，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化。中国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的同时，与非洲的工程项目合作、管理合作以及合资合作等新形式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已同39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中非贸易额1996年增加到49.5亿美元，1997年突破50亿美元，1999年达到65亿美元。中非经济合作的科技含量也在逐年提高。
四、“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侯的朋友’”
非洲国家十分感谢中国对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大力支持和对非洲经济建设的无私援助，在国际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他们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威胁，坚决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联合国投票表决这一议案时，投赞成票的76国中，有26个非洲国家。正是在非洲以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当时毛泽东主席诙谐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在国际舞台上，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
1977-1980年，17位非洲国家元首访问了中国。1980-1989年，应邀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达到了55位。
90年代初，中非关系经历了剧变的国际形势的考验，在中国遭到西方制裁的困难时刻，是非洲国家的外长和国家元首率先访问中国，仅1990年一年，就有埃及、赞比亚等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1990-1997年间，42个非洲国家的43位总统，14位总理以及一些非洲政治活动家纷纷访华。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前来访问过。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如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苏丹总统巴希尔、加纳总统罗林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等均是多次访华。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非洲国家的有力支持下，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先后9次挫败西方国家反华提案。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仗义执言，捍卫和支持非洲国家的合法权益和合理主张，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
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非时，明确提出了“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侯朋友’”关系的五点建议，不仅是对过去中非友好关系的总结，也指明了未来中非关系发展的方向。
中非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存在着诸多的共同利益，长期互有需要，在新世纪里可望结成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中非关系也面临着两大挑战。其一，台湾“弹性务实外交”的挑战。在53个非洲国家中，目前有45个与中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另有8国在台湾的“金钱外交”攻势下，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采取了短视行为。但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其二，发达国家在非洲争夺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美、欧等发达国家重新开始重视非洲国家，它们运用自己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进行争夺，必将使局面更加复杂。然而，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关系是有坚实基础的。中非经济的互补性和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是有吸引力的，今年10月在北京成功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又将推动和促进21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