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与培养策略_文化安全论文

中国教育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与培养策略_文化安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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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底蕴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文化?概念按学术界的通行解释,可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阐释“文化”概念。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狭义文化则指生活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套文化系统,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而价值观念系统则是其核心。要探析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无疑当取后者。什么是语文教育的文化底蕴?主要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文化传统和当代人文精神,是一种人类精神、情感、心灵意识,包括狭义文化所指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就教育的本义来说,也是教育的终极意义,语文教育是民族语言文化中人文主义情怀、智慧和创新品格的教育,自然担当着传递汉民族文化底蕴的重任。没有文化底蕴的语文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注重语文教育中文化底蕴的教学。

二、语文教育文化底蕴的价值取向

1.创新教育的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全体教育工作者提出的重要任务,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创新是有条件的。创新教育的前提是传承文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通过对科学史的深入考察,主张在以认同、继承为特征的“收敛式思维”与以批判、超越传统为特征的“发散式思维”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这一见解影响很大,它启发我们要整体地理解教育功能,不论何种教育,都须达到传承与创造之间的“生态平衡”。传统不仅包括人类在教育史上积累的丰富经验,而且可以扩充至整个社会文化的不断积淀的成果。传承是创造的基础,传承是创造的前提。如果抛弃传承,只求创造,就会滋生文化激进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从教育的起源看,教育的产生最初就是为了满足人类传递自身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需要。没有人类社会发展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教育就没有其存在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基础。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使前人创造的文化传统得到后人的认同和继承。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乃至其教育理论、教育观念等,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当然,在继承文化中精华的同时,语文教育也应激励学生质疑、批判乃至超越这一传统,从而进行新的创造。在语文教育活动中必须把握好传承与创造之间的张力关系和平衡关系,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学生生活在汉语言文化的环境中,不能不受它的浸染,即我国古籍中所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抛开民族的文化精神去奢谈创新,那只能是空中楼阁。19世纪中叶,大批传教士怀着“为基督征服世界”的雄心,向东方扩张,一些传教士在大炮和刺刀的庇护下来中国办学以后,即开始了“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教会教育事业。早期传教士急功近利,试图在短期内用基督精神征服中国人民,所办的学校充斥了宗教内容。有趣的是,这一行为招致了冷遇,没有产生传教士所预想的效果。传教士遂改行“耶稣+孔子”的传教方式,即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民主的内容交织在宗教的内容之中,结果吸引来了中国众多青少年儿童,甚至中国士大夫,教会教育这一事业在中国的生命得以持续了近一百年之久。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是难以达到成功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一定要在传承文明基础上培养。

2.主体性自身建构的需要。语文教育的文化底蕴的培养,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有利于学生个体全面和谐的发展。现代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人的认知结构不是纯先天的、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学习的过程不断地形成、发展,不断地进行自身建构的。学习是主动地根据先前的认知结构有选择地知觉外在信息,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信息,学习是在先前的认知结构基础上建构当前事物意义。

建构主义者认为,一切新的学习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以前的学习或建立在以前学习的基础上。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学习活动的展开也正是学习者对原来拥有的信息模式作出必要的调整以至不同程度的改变过程。由此看来,语文教育中学生主体的学习,是一种建构学习,这种建构总要有一个原有知识的激活阶段,然后通过同化或顺应的过程重建新知识与原有知识之间的联系。这种同化或顺应的过程实际上已包含了认知结构的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因此,建构与解构是学习过程的基本特征。这就启示我们,教育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教育必须以本土为前提。即,语文教育必须始终以继承本民族文化,发扬本民族文化精神内涵为创新文化的前提。语文教育中主体建构学习,必须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学生主体建构的需要,才能使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具有能抵御外来腐朽文化侵蚀的精神底蕴。只有通过建构,才能重建新知识与原有知识之间的联系,才能使心智结构的发展从一个平衡状态进入另一个更高的发展平衡状态。当然,教育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受教育者建构自身的认知结构、意志结构、情感结构等心智结构的过程。

3.语文教育生态学化的需要。中国的古老文明与生态化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几乎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就是一种生态化的文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持久的农业社会,使中国的文化传统含有一种生态化的社会与生态化的教育。当今社会、科技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科技对自然也有种灾难性破坏。在渐渐丢失物质家园的过程中,人类也深切地感到迷失了精神家园。人类开始意识到敬畏生命、拯救地球的重要性。于是,上个世纪70年代,人类文化就开始呈现最新动态:由科技文化转向生态文化。这种走向,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化意识趋于一致。环境伦理学的先驱史怀泽认为,他的“敬畏生命”思想在古代中国就有文化基础,孟子、列子、杨朱等人均对他产生过影响。不少西方学者也都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后发表的宣言中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两千年前的孔子的道德智慧。198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后发表了一项《学会关心》的宣言,列举了当代道德的危机,提出“恢复具有早期时代特征的关心价值观已势在必行”,并发出“关心家庭、朋友、同行、社会、国家、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的号召,这些正好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内核和精神。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追求的是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对于21世纪完善人的性格,增强人与宇宙的沟通与统一,增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都有重大意义。所以,为促进人类、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我们要学习祖先的生态化文明的思想。这是语文教育生态学化的需要。

4.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国家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于遭到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石中英《学校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为一个国家提供国内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的精神动力,为人民生活提供深厚的道德基础。当今世界,知识和信息借助于高科技手段,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教育系统以及新兴的国际互联网进行的迅速而频繁的全球传播,地球村,似乎不再是设想,而近乎现实。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今天的文化商品的倾销及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与历史上直接依赖于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的文化侵略不同,萨义德、塔斯脱等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将这种文化现象定义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要别国的人们放弃自己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转而信奉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就是要在新的时代以新方式继承和强化霸权主义对整个世界的控制过程中控制别国的文化。我们知道,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标志,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任何一个隶属文化的文学文本的产生,都会受到某种文化传统和文化思潮的影响,我们都能指认出它的身份,“文化基因分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文化人的关注热点。所以,许多国家面对霸权话语,逐渐增强了“文化安全”的忧患意识,都在考虑着文化主导权或领导权的问题。

将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深深地植根于学生心中,使他们熟悉、理解、欣赏、热爱、尊重、信仰它们,随时随地地实践,这是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确保文化安全的最好的办法。20世纪前期,美国经济突起,文化优势却未建立。二战时,罗斯福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时强调,要把“我们文化中的那些经过烈火考验的菁华传给青年一代”,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命得以延续”的问题。二战后,美国从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诸层面,阐释他们的“熔炉文化”和“清教—杨基YanKee精神”,全力投入他们的“美国学”研究和构建,建立了处于强势的美国人文价值系统。日本文部省规定,日本中小学的国语学科强调,国语学科的教材要选取使学生热爱日本的语言文化、丰富观点与见解的题材。日本的国语学科向来突出“尊重日本的文化与传统”的宗旨,着力培养学生爱好古典的态度以及实用的写作能力。我们从美日两国的文化策略中不难看出,发达国家总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情有独钟。假若我们的学校教育做到了这些,那么我们就有了抵抗文化帝国主义最牢固的防线。那些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学生,具有充分的养分来源,才能极具生命力,才有可能生长成参天大树。这就要求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教育,应当自觉承担起向学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

三、文化底蕴培养的策略

1.承传策略。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而文学自身是文化结构中的子系统。就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而言,文化与文学原本合二为一,文学自身一直散发着文化审美的气息。古代的文学,例如《史记》,既是文学,又是文化。缘此,承传策略主要指深入挖掘课文的文化内涵,把握文本,发掘与探讨蕴聚在教材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精神、情感、心灵意识,弘扬优秀的、时代的民族文化。以高中人教社新教材所选的《史记》作品为例,试加以说明。《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救赵》,把它提升到文化领域来进行学习,可以看到民族的精神文化、审美情感。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写出屈原的个人遭遇同祖国命运的休戚相关;写出屈原的“眷顾楚国”同“系心怀王”紧密结合(因古代君主是国家的象征),通过他的“存君兴国”的思想集中表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受谗被疏后,“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楚国破灭后,自投汨罗而死。作《离骚》,显示了屈原的才华;投汨罗而死,显示了屈原的洁身自好,坚持操守,决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也显示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在“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中,其勇气、智慧、忍让,皆源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境界,体现着永恒的文化审美价值。《鸿门宴》剑拔弩张,项羽有三次绝好的机会可以杀刘邦,他都放弃了,这就是他命运的转折。之所以失败,败在他的性格上。司马迁写出性格悲剧,展示了作者的一种文化观。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天下为公”“先忧后乐”的集体情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修身养性”“慎独律己”的修养态度等,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先人在实践中依据自己的认识和领悟,揭示出宇宙、世界、人生、社会的内在奥秘和发展规律,使后来人从中汲取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的养分、勇气和智慧。注重对蕴聚在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精神文化与审美意蕴的发掘,可使文学成为可持续、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2.当代化策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化底蕴既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实意义尤为重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文化底蕴是历史的传统的,也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其中的“知”,是以当代的眼光为基准的,目的是服务于当代。但同时正由于它是客观的“鉴”(镜子),就须让学生从中感受到变迁的规律而不是主观臆想。在生生不息的文化长河中,文化既发展,又一脉相承,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文学作品能在当代被理解和产生共鸣,而作品也需进入到当代的理解中。当代的理解使过去的作品得以传承,并具有新的生命活力。美国学者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说:“历史学家所需要揭示的,并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领悟的,读者对这样的过去没有兴趣。”因此,文化底蕴培养本身反映了现实的要求,需体现出当代性。所以,语文教育中文化底蕴的培养应该自觉体现出当代性。

当代化是文化底蕴培养的策略之一,包括感受能力和思辨能力。我们应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体验能力,应体现出当代人对文化体验的激情和看待文化的独特而卓越的视角。当代人有权利透过当代意识,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合乎时代要求地对作品进行鉴赏、阐释和评价,以新的体验去进行具有时代感的文化底蕴培养。这要求语文教育的文化底蕴培养,一要具有时代感,二要具有当代人的文化观念,三要借鉴外来理论,体现出语文教育对当代所需的经验教训的理解和把握,借古鉴今,顾及时代特征与要求,兼顾到作品的历史地位。陶渊明在当时只是二流诗人,杜甫在当时也不受重视。而后人却凭借自己的当代意识重新认识他们及其作品。同一问题的多视角看法,有利于我们对其立体地、多元地透视。新视角的建立不仅使得用该视角的文化底蕴培养具有当代性,而且使得它们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欧阳修的《伶官传序》对后唐庄宗亡国的教训总结为:“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对此的理解一般局限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或者“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有的教师解读时却认为亡在没有了对手,“敌存灭祸,敌去召过”。《项链》曾在泛政治化的时代被界定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在当代,人们则有了若干不同的解读。钱理群先生认为,“作者正是为人的命运的变化莫测,人太容易为生命中的‘偶然’所左右,而感到不可理解”。《项链》作者自己也说:“人生是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对有些作品,语文教育可以根据时代性、接受者的人生体验,进行独到的自我解读、自我阐释。“道”是文化之灵魂,是人的精神的最高境界,也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文学之“道”、文化之“道”,均要求以“道”来体悟世界、体悟宇宙、体悟人生,这种体悟中的“道”,其当代性与历史性是统一的。当代性在强调特定背景下对作品的独特领悟时,绝不否定作品的共时性。

3.比较策略。指既要努力传承、改造自己本民族的文明,又要尊重、学习其他文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进步的东西,融会到民族文化之中。也就是要“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学贯中西。东西方文化既是相融相同的,又有其独特性与差异性。内在的贯通性要求我们必须学贯中西,差异性标明一种文明存在的价值,它要求我们既要努力传承、改造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尊重、学习其他文化,因此同样需要学贯中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中华传统美德,诸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几乎无不出自儒家的倡导。儒家思想文化含有孔子所倡导的“损益”精神(接近于今天所说的“扬弃”精神),从而使儒家思想始终保持着一种融会百川的博大胸怀,能在借鉴或融合别家思想中不断发展自己。我们今天要继承发展几千年积淀的民族文化,同样要倡导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进步的东西,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学贯中西。对学生个人而言,这种比较策略也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需要,是事业发展的基础。西方文化在价值观念上重视个人的价值而忽视群体的价值,在思维方式上重视对自然现象的理性分析,重视知识的价值和理性精神,富有批判性。其特点主要是外向型,在取向上注意向外开拓。西方的创造性是一种单刀直入式的进取式的创造性。中国文化价值观方面重视群体、人伦和秩序,思维方式方面重视天人合一、整体直觉思维。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内开拓、不外侵的内向性文化。与此相应,中国人的创造性是种中庸式的整体的创造性,是柔性的。因此我们的教育有重视继承、统一,轻个性与过程,轻质疑问难的问题。既然每种文化都有不足,我们今天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就不应当是简单照搬西方人的文化底蕴,而应当是一种融合的文化底蕴。文化的本性就在于传播,包括历史性的流传与横向的交流,并在这种传播中吸收别种文化以丰富发展自己。《祝福》中祥林嫂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后向人们询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又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在极其痛苦中死去。《圣经》中谈到复活问题时,认为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他们不能死,和天使一样,人在天堂里都是活的,为神的儿子。基督教文化中,相信人能复活,绝无两个丈夫争夺的问题。精神信仰不同,产生的人生哲学也有所不同。初中第二册有关生命意识的几篇课文,也反映出文化的差异。经历了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文化中有非常强烈的生命意识。教学蒙田的《热爱生命》时,我们必须看到课文的尊重生命的特点。台湾作家张晓风,由于基督教信仰的精神文化背景,她在《敬畏生命》中才那么关注生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受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想的影响,生命意识是很淡薄的。结合这几篇课文的教学,可作一些文化上的比较,以达到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的目的。人类文化中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而丰富、发展,我们的比较策略正是为了在冲突这样的动态过程中达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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