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鸿都门学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鸿都门学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2456 （2000）03—0117—08
“鸿都门学”又作“鸿都学”，通常被解释为设在鸿都门内的文艺学校，就该学校的学生而言，则称“鸿都门生”、“鸿都门学生”。这是汉灵帝时期出现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因为有关史料不够翔实，显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或者只提出概略的看法，缺乏具体的论证，或者凭曲解有限的史料，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一研究状况表明：讨论鸿都门学的问题，还必须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证，弄清它的历史真相，进而说明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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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自安顺以后，伴随着朝廷政治的紊乱，整个官僚系统的腐败，以及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逐步走向衰落。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看，桓灵之际的皇位更迭，不具有任何转折意义。灵帝继位时仅12岁，自然无力执掌朝廷，朝廷受制于窦太后，旋即形成以窦武、陈蕃为首的权力体制。窦武、陈蕃“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1]（p2169）。但是，这一政治势头没有延续多久，还不到九个月之后，因中常侍曹节挟持灵帝，矫诏诛杀窦武、陈蕃，强迁窦太后于南宫，就被宦官专权的局面所取代。宦官团伙以曹节、王甫为首，在朝廷上为所欲为，致使“士大夫皆丧其气”[1]（p2244）。
只是窦武、陈蕃遇害后，清流名士如李膺、杜密等人虽被废黜，但在士人中间仍有很高的威望，因而成为宦官团伙的眼中盯，必欲除之而后快。建宁二年九十月间，先是中常侍侯览指使党羽诬告张俭等人共为部党，图谋危害社稷；继而大长秋曹节讽有司奏请灵帝，下令州郡考治钩党，包括李膺、杜密等人。灵帝同意这两个奏请，其实连什么叫“钩党”都没有弄清楚。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凡党人死难者有一百多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清流名士由此大伤元气。但在宦官团伙一面，似乎政治迫害还没有完结，即便是建宁四年十月灵帝加元服而赦天下，仍明示“唯党人不赦”[1]（p332），甚至又过五年， 当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辩解时，灵帝还勃然大怒，诏令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清流名士本意在于反对宦官专权，到头来却被朝廷彻底否定了。
清流名士是太学生的楷模，宦官团伙迫害他们的行为，必然引起太学生的反对。熹平元年六月，窦太后去世后，有人借机在朱雀阙写道：“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注：此语引自《后汉书·宦者传》。原文“幽杀太后”之后，有“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句，《通鉴考异》称当时侯览已死，遂作为衍文删去。今从此说。）这一针对朝廷的猛烈抨击，当即引来恶性的报复。灵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严加查处，因为刘猛查处不力，一个多月竟没有结案，曹节、王甫等人又要灵帝调任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依倚于曹节、王甫等人，在京城迅速展开搜捕，拘捕太学生一千多人。这表明受宦官团伙的操纵，汉朝廷公然把太学给糟践了。正像清流名士与朝廷的关系，从没有那般恶劣一样，太学生与朝廷的关系，也从没有如此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朝廷政治的走向。
当然，这时太学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其中较严重的是学风问题。“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1]（p2533）。造成这一恶劣学风的原因很多，而儒学经典没有一套标准文本，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熹平四年三月，为了给太学和社会提供一套标准的经学文本，议郎蔡邕等人奏求正定《五经》文字，得到灵帝的许可，于是参校古文、篆、隶诸体文本，由蔡邕书写，刻成《易》、《书》、《诗》、《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共46块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当石经正式面世之初，远近前来观瞻和摹写者，每天都有上千车辆，甚至阻塞了周围的街道。这些人除观瞻和摹写石经外，也有向朝廷进献作品者，其中有爱好或擅长书法和辞赋的人，就此同鸿都门学结缘。
从灵帝个人素养来看，他即位前在河间生活，虽有可能受过启蒙教育，但不会有什么学术见解。直到12岁入主朝廷，他才在杨赐、刘宽等人的教导下，开始研习儒家经典，其中以《尚书》为主。蔡邕说灵帝即位之初，就先涉猎经术，每当听政之余，还要阅读经典，应该是实际情形。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设置鸿都门学前后。因为在熹平五年，刘宽出任太尉，史称“灵帝颇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1]（p887 ）。这一研习儒学经典的做法，既是东汉皇帝为学的惯例，也体现出灵帝个人的学业特点，说明他对经学抱有很大的兴趣。
还有现实政治一面，灵帝以列侯之子入主朝廷，在朝廷上原本没有什么势力，加上他即位之初，不能主持朝廷事务，致使朝廷大权旁落。但是，随着个人见识的增长和对朝廷政治的熟悉，灵帝自然会维护已经到手的权力，甚至要扩大自己应有的权力，并且为此招揽可靠的政治势力。就当时的统治集团而言，以三公为首的外朝，不能决定朝廷政治的取向，而主要由宦官团伙构成的内廷，又无法处理各类朝廷事务，灵帝招揽自己的政治势力，只能从侍中、尚书一途入手。实际上在熹平年间，灵帝已经得到了这么一批亲信，乐松、贾护等人均以侍中祭酒的官职，时常陪侍灵帝的左右，成为朝廷政治方面的一股重要势力，鸿都门学正是在他们的具体操持下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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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都门学的设置，直接发端于灵帝编撰《皇羲篇》。《后汉书·蔡邕传》说：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1]（p1991）。
这里说灵帝“好学”，《通鉴》作“好文学”。汉末“文学”即经学，经学包括小学，而小学又以文字为主。所以具体说来，灵帝“好学”，指爱好经学或偏爱小学。这里所谓“诸生”，就是太学生。太学生在西汉称博士弟子，东汉也称诸生。灵帝因为编撰《皇羲篇》，才想招引能为文赋的太学生。这一初衷尽管没有落实，但据此可以认为，灵帝编撰《皇羲篇》之时，正是鸿都门学酝酿之始。那么，《皇羲篇》编撰于何时呢？《御览》卷九十二引《典略》说：
熹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羲》五十章[2]（p440）。
《典略》为三国时魏人鱼豢所撰，主要记述汉魏之际的历史嬗替，所述应有原始的依据，其中所载《皇羲篇》的编撰年月，应符合历史实际，可以予以确认。
至于《皇羲篇》是一部什么书？因为它没有留下一鳞半爪，魏晋以后就很少被人提起，更缺乏一个精确的题解。好在清代学者通过反复论证，对此有着逐步深入的认识。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把《皇羲篇》划归子部，极可能是一个失误。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修正旧说，把《皇羲篇》改在经部小学类，但没有作任何解释。《补后汉书艺文志》也把《皇羲篇》列入经部小学类，并作出详细印证。直到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更进一步把《皇羲篇》划归经部小学类新撰字书门，小学类分为新撰字书等五门，新撰字书门包括五家七部，依次是灵帝《皇羲篇》、崔祋《飞龙篇》、贾鲂《字属篇》、郦炎《郦篇》、《州篇》、蔡邕《圣皇篇》、《劝学篇》。据此可知《皇羲篇》是一部新编字书。
灵帝编撰《皇羲篇》，虽说是属于“自造”，但也需要他人的帮助，因为当时灵帝还未满19岁，难以独自完成一部字书。上述灵帝招引能为文赋的太学生，大概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太学生与朝廷的矛盾并未消解，一则有灵帝左右的人插手其中，结果弄得事与愿违，面目全非。《蔡邕传》接着上引“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句后说：
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1]（p1991—1992）。
这实在是一种不正常的征召行为。灵帝本想“以经学相招”，但由侍中祭酒乐松、贾护操办，征召来的人流品很杂，既有“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还有“喜陈方俗闾里小事”者，可谓形形色色。所谓“待制鸿都门”，即在鸿都门等待灵帝的诏令，表明灵帝对征召来的人，还没有给予正式的任命。这批征召来的人作为鸿都门待制诸生，在乐松、贾护的关照下，深得灵帝的好感，可以说是促动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前提条件。
就在这次征召之前，灵帝还做了另一件事。有“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1]（p1992）宣陵即桓帝陵，市井小民相聚宣陵守孝，就可以得到特诏拜除，进入禁省更值宿卫，这种随意任官的做法，既不符合正常的选举惯例，也没有获得合适的人才，因此很快在朝中引起争议。
恰自熹平四年以来，各种灾异现象不断发生，“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1]（p1992）。这些灾异现象与朝廷政治联系到一起，迫使灵帝在熹平六年七月下诏引咎，让群臣各述当务之急。当时诸朝臣上疏议政，议郎蔡邕谈到需要抓紧施行的七件事，其中第五件事针对鸿都门待制诸生指出：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1]（p1996）。
蔡邕批评鸿都门待制诸生，明显地采用了两个标准：一则取士以经术为本，一则任官以理政为要。从这两个标准来看，鸿都门待制诸生显然不符合选举的要求，何况他们“或窃成文，虚冒名氏”，更属于不正当的行为。有鉴于此，蔡邕一面建议灵帝效法宣帝、章帝，“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犹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1]（p1997）；一面劝告灵帝对待鸿都门待制诸生，可以赐与他们俸禄，但不能授予他们官职。就传统政治实践而言，这种选举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何况蔡邕在文学艺术领域造诣很深，对两汉历史尤其是制度比较熟悉，因而能从治理国家的高度，来评论“书画辞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除对鸿都门待制诸生加以批评外，蔡邕还就所论当务之急，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希望灵帝不要废弃郊祀、辟雍的礼仪；重视选举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士；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活动，以便整顿吏治；将所谓宣陵孝子遣回原籍，重新选配太子官属。这些建议很快得到灵帝的回应，其中既有肯定的一面，如灵帝在当年十月亲自迎气北郊，并且举行辟雍之礼；又有折衷的一面，如诏令所谓宣陵孝子不再充作太子舍人，而全部改派到地方上担任县丞、尉；还有否定的一面，即对鸿都门待制诸生表示特别的关爱，正式为他们大开仕途，因而设置了鸿都门学。
以上叙述鸿都门学的缘起，可以概括指出几点：1.灵帝为编撰《皇羲篇》而征召的人，本来是以经学见长、能为文赋的太学生，而实际征召来的人，有不少“能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和喜欢讲述风俗轶事的“无行趣势之徒”，致使鸿都门待制诸生流品颇杂。2.这种不正常的征召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灵帝仅凭个人兴趣办事，可能没有针对此举的特诏，给主持征召者留有空档；另一方面侍中祭酒乐松、贾护等人，作为灵帝身边的亲信，既不能正视朝廷政治的缺失，也没有知人善任的品质。3.鸿都门学作为灵帝关爱鸿都门待制诸生的产物，并不完全是要同太学相对抗，尽管宦官团伙也会涉足此事，但设置鸿都门学的目的，还在于灵帝为自己招揽政治势力。4.在鸿都门学设置后，鸿都门待制诸生即称鸿都门生，才正式得到朝廷的委任，这可以说是一条特殊的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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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廷正式设置鸿都门学的时间，是光和元年二月初九。《灵帝纪》光和元年说：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己未，地震，始置鸿都门学生[1 ]（p340）。
《后汉纪》卷二十四也说：
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己未，京师地震，初置鸿都门生[3 ]（p674）。
《后汉书》、《后汉纪》所记载相同，而在《续汉书·五行志》，“己未”却作“辛未”。按是月辛亥朔，己未为初九日，辛未为廿一日，两说均有可能成立。但以本纪记载的权威性，《通鉴》卷五十七也作“己未”，今且以“己未”之说为是。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上引两书或说“鸿都门学生”，或说“鸿都门生”，均不作“鸿都门学”。那么，鸿都门学和鸿都门生是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鸿都门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所，鸿都门生则是这个场所的主体；鸿都门生出自鸿都门待制诸生，鸿都门待制诸生的出现又先于鸿都门学，因而设置鸿都门学，就选举制度而言，是对鸿都门待制诸生的正式任命，鸿都门学的性质也就取决于鸿都门生。上引两书强调鸿都门学的主体，所以都直称鸿都门生。
鸿都门学得名于鸿都门，所以在《灵帝纪》“始置鸿都门学生”后，李贤作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1]（p341）。 按鸿都门不在洛阳12座城门之列，只能属于城内皇宫之门。当时皇宫主要由南宫、北宫两大宫殿建筑群组成。北宫包括洛阳殿、宣明殿、承光宫、温明殿、白虎观、长乐宫等。安帝延光三年九月，皇太子刘保被废黜，就居住在洛阳殿。太仆来历为维护刘保的名位，联络光禄勋瓘讽、宗正刘玮等10多人，一起来到鸿都门前，证明刘保没有过错，请求安帝收回成命。但受安帝特诏斥责后，进谏者纷纷退下，只有来历独守宫阙，一连几天不肯离去，终被安帝罢免官职。这是说明鸿都门的一条重要材料，从门外筑有宫阙来看，鸿都门应是北宫的宫门。
灵帝在鸿都门内置学，确切地说是在鸿都门内，为鸿都门待制诸生设置一个交流技艺、展示作品的场所。为使这个场所有一副象样的门面，灵帝曾下令将鸿都门装饰一新，等到鸿都门学设置之后，又挂起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这说明灵帝设置鸿都门学，不但没有背弃传统理念，反而坚持以孔子为宗师，以孔门弟子为楷模，来引导鸿都门生。这可以说是鸿都门学的指导原则。
有关鸿都门生的情况，现今可以看到几段大略相同的记述。《蔡邕传》在上引“本颇以经学相招，……待以不次之位”后，又说：
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1]（p1998）。
《御览》卷九十二引《续汉书》说：
初置鸿都门生，本颇以经学相引，后试能为尺牍辞赋及以工书鸟篆相课试，至千人，皆尺一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典州郡，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2]（p440）。
《后汉纪》卷二十四也说：
初置鸿都门生，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能为尺牍词赋及工书鸟篆者至数千人，或出典州郡，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3]（p674）。
仔细分析这些材料，并以别的有关记述相佐证，大致可以弄清几个问题：1.关于鸿都门生的人数，这里有“千人”、“数千人”两种记载，而《御览》卷七百四十九引张怀柎《书断》又说“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2]（p3323）。从鸿都门待制诸生的聚集过程来看，大概最初只有数十人，后经乐松、贾护的招引，迅速增加到数百人，笼统地称作千人。《后汉纪》说有数千人，可能不够准确，《续汉书》“千人”的记载，应该比较属实。所以，李贤在为《灵帝纪》“鸿都门学生”作注时说：“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1]（p341 ）。这也肯定了《续汉书》“千人”记载的可靠性。
2.关于鸿都门生的特长，各书所记载基本相同，大体分为“能为尺牍辞赋”和“工书鸟篆”两类。“尺牍”又称“尺一”，是汉代通行的一种应用文体。牍即书板，是用以写字的木简，用一尺长的书板作文，故称“尺牍”或“尺一”，汉制以尺牍写诏书，因引申为诏书、诏令的代称。“尺牍辞赋”既可理解为尺牍体辞赋，也可分别作尺牍和辞赋，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鸿都门生中有以尺牍辞赋见长者，如乐松、江览等人，又称“鸿都文学”，为灵帝所特别关爱，甚至要在鸿都门学给他们画像立赞，以劝勉当世学者。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以文学创作为主，大多数作为灵帝的亲信，只在参与朝廷事务时发挥一下他们的特长，因而还不能把他们简单地放在文学层面来认识，认为他们是一批文学家。
所谓“工书鸟篆”，即擅长书法的意思。鸟篆又称“虫篆”、“虫书”，是古文字六体之一。《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类说：“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4]（p1721）近人吕思勉解释说：“鸟篆之形，诸家无说，窃疑其当上丰下锐，如鸟之喙。虫书画圆，鸟书画方，其由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以致画之上半截与下半截，粗细不能一律则一也。”[5]（p736—737）这可以聊备一说。至于鸿都门生中以书法见长者，可选梁鹄、师宜官两人来证明。卫恒《四体书势》说：
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侯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是宜官书也。梁鹄……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6]（p1064）。
从这段记述来看，师宜官显然是以书法的特长投到鸿都门下的，但他在灵帝时似无一官半职，直到后来军阀混战，才在袁术部下入仕，想必为期不久。倒是梁鹄官运亨通，也以书法的特长成为一名鸿都门生，还受过师宜官的启迪，他先被任命为选部尚书，继而出任凉州刺史，堪称鸿都门生中“出典州郡，入为尚书”的典型。
3.关于鸿都门生的出路，各书所记载也基本一致，是由灵帝敕州郡、三公辟用，或者出任刺史、郡守，或者入为尚书、侍中，其中有人还被封侯赐爵，即赐与关内侯以下爵位。稍有不同的是，《御览》卷二百一引华峤《后汉书》说：“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刺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2]（p969—970）。依此到地方任职者是专门监察郡太守，而不是治理州郡。不过就当时的职官制度而言，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出刺太守”为“出为刺史、太守”之脱误。
特别值得说明，侍中作为皇帝近臣，“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1]（p3593），在汉末朝廷愈显重要。当鸿都门学设置后，一些鸿都门生被任用为侍中，以侍中祭酒乐松、贾护为首，组成一个随侍灵帝左右的官署，被称作侍中寺。这个新官署的出现，分明是灵帝招揽政治势力的产物，就它的产生条件和方式来说，显然有悖于正常的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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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都门学的设置，正因为有悖于正常的选举制度，有碍于朝廷政治的进步，所以很快激起一些朝臣的不满，甚至是强烈的反对。光禄大夫杨赐、议郎蔡邕、尚书令阳球等人，借着各种灾异的出现，针对鸿都门学带来的弊端，或提出严厉的批评，或提出合理的建议，表达了他们各自的观点。
在鸿都门学设置前后不到半年间，又连接发生了几次灾异现象。光和元年二月，先有日蚀，而后京师地震；四月，京师再次地震；侍中寺雌鸡变雄，只剩头冠未变；五月，有白衣人闯入德阳门，自称梁伯夏，又说“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六月，温明殿东庭冒出黑气十余丈，形状似龙；七月，青虹出现在南宫玉堂后殿庭中。这一连串灾异现象立刻引起灵帝的警觉，他要弄清天意如何，就诏令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甶、议郎蔡邕、张华、太史令单飏等人到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和朝廷政治的关系，以及消改变故的方法。杨赐、蔡邕除当场对问之外，还进一步上疏陈述己见。针对鸿都门学造成的危害，杨赐明确地指出：
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日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1]（p1780）。
鸿都门生大多出身于寒门，原本没有什么权力基础，仅凭一技之长步入朝廷，很难独自发挥政治作用，因而他们一味地谄媚于灵帝，依从灵帝的意愿，甚至与宦官团伙同流合污，去败坏朝廷政治，则难免引发杨赐之流的抨击。杨赐出身于世家名族，又以《尚书》教导灵帝，历任少府、光禄勋、司空、司徒、光禄大夫，他站在搢绅之徒的立场上，痛斥鸿都门生为小人，固然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但硬要论其长短，还总属于正当的批评。
与杨赐的观点相一致，蔡邕议政也是从朝廷用人入手的。他认为各种灾异现象都是“亡国之怪”，造成此怪的原因“远在门垣，近在寺署”[1]（p1999），与鸿都门学有一定的关系，因而“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1]（p1999）。而实际上，朝廷设置鸿都门学，“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1]（p1999），使朝廷政治蒙上阴影，这就需要灵帝“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1]（p1999）。显而易见，蔡邕对鸿都门学的批评，同以往批评鸿都门待制诸生一样，还是比较有分寸的。
不过蔡邕、杨赐的两份奏疏，所谈并不限于鸿都门学，还涉及其它朝廷事务，甚至主要是抨击宦官专权，因而立即招致曹节等人的陷害。蔡邕被捕入狱，受到“仇怨奉公，议害大臣”的弹劾，依大不敬的罪名处以极刑，幸亏中常侍吕强的恳请，灵帝才将他减死一等，与他的家属一同流放到朔方。杨赐所受到的迫害稍轻，因为他在朝廷上资深望重，又与灵帝有做师傅的恩情，所以得免于惩处。这是蔡邕和杨赐两人上疏议政，观点相似而结局不同的根由。
光和元年十二月，灵帝出自个人的意愿，为了抬高鸿都门生的社会地位，“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1]（p2499）。按所谓“图象立赞”，是汉朝廷奖给功勋卓著者的一份殊荣，而今把这份殊荣授予鸿都文学，实在是一项极不正常的决定。针对灵帝的这种做法，尚书令阳球当即上疏谏说：
按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之谤[1 ]（p2499）。
这是对鸿都门生最严厉的批评，阳球和杨赐、蔡邕一样，以弘扬正气，铲除邪恶为己任，把鸿都文学看作一帮小人，说明他们“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的仕进特点，揭露他们“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的欺诈手段，希望灵帝能认清真相，免黜鸿都文学的官位，让天下士人不再怨嗟。不过，与杨赐、蔡邕有所不同，阳球并非经学出身，而是偏好法家学说，为政以果敢酷烈著称，是东汉一代有名的酷吏。他专门讨论鸿都文学的问题，想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未给灵帝留有余地，自然也不会被采纳。
看来灵帝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时，已经偏袒于鸿都门生一边，而不顾朝中正直的呼声，加上他受宦官团伙的操纵，就只能在败坏朝廷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后汉书·崔骃传》说：
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1]（p1731）。
有关灵帝卖官的情形，还有一些具体的记载，上面说是开鸿都门卖官，而《灵帝纪》则称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1 ]（p342）又同卷注引《山阳公载记》也说：“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1 ]（p342）这场丑陋的卖官活动，显然是灵帝具体授意开展的，一些鸿都门生可能参与其中；这场卖官活动的方式既有公开的榜卖，也有私下的兜售；各级官职和爵位还标出不同的价格，在较大范围内供人们选择。东汉正常的选举制度，经过这般肆意践踏，无论在名实那一方面，都被破坏无余了。
大抵至光和元年，东汉朝廷因整体的败坏，已经变成一台锈死的机器。虽然还有朝臣清廉正派如杨赐者，刚直果敢如阳球者，但这类人在朝廷上属于少数，并不能发挥多大政治作用。倒是以曹节等人为首的宦官团伙肆虐宫廷，权倾内外，朝臣如太尉段颎之流，都要阿附于他们；还有他们的父子兄弟担任卿、校、牧、守者遍布天下，所在贪婪残暴，危害社会。特别是灵帝本人，不仅以公开卖官行径，败坏了整个统治集团，而且因耽于消遣享乐，更败坏了社会风气。《灵帝纪》光和四年说：“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驶周旋，京师转相放效。”[1]（p346 ）灵帝这般生活情趣，在历代帝王中实属少见，如此“弄狗”“驾驴”的行为，又怎能不使统治集团败坏？甚至连狗都要戴上进贤冠，还谈什么教育和人才呢（注：关于“冠狗带绶”之事，《后汉书·五行志》注说：“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于西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这可说明灵帝败坏选举制度的情形。）？
好在历史无情。中平二年二月，正当黄巾大起义酿成之际，南宫云台发生火灾，延及白虎观和兰台等处。《续汉书·五行志》说：“灵帝曾不克己复礼，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驺骑电激，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内嬖鸿都，并受封爵，京师为之语曰：今兹诸侯岁也。”[1]（p3297）这最后一句谶语，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已不再是汉室一统，而将转变为诸侯纷争。伴随这一政治局势的转变，东汉王朝也就要崩溃了。
5
既然鸿都门学的现实意义如此，那它对汉魏之际的文化演变有什么作用呢？它在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地位呢？一些学者谈及这些问题，因为不熟悉鸿都门学的来龙去脉，不清楚它的政治本质，所以，过高估计了它的思想内涵，给予它不应有的学术评价。
譬如说有人认为鸿都门学是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院，是宦官集团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创办的一所与太学相对抗的新大学。世界上的专门大学特别是专门的文学艺术大学，当以鸿都门学为最早。汉灵帝能不顾猛烈的反对，打破以儒家经典为大学唯一的教学内容的旧观念，毅然办起这样一所新大学，不能不说是对教育上的一个贡献。这就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藩篱，把学校的概念从儒家经典式的扩大到非经典式的，为后代各种专门学校开辟了道路（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鸿都门学”一直被视为专门学校；近期出版的论著，如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陶愚川《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等，仍持上述观点。）。
其实，鸿都门学不是现代意义的学校，而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所，后又演变成一座皇室图书藏馆。它发端于灵帝本人的爱好，具体由乐松、贾护等人主持，并非宦官团伙一手创办。设置鸿都门学的目的，主要是灵帝为自己招揽政治势力，而不能说专门培养拥护宦官团伙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些鸿都门生具备书法、辞赋方面的特长，但这不是由鸿都门学培养出来的，而是他们基于个人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练习而得来的。鸿都门学也不像太学那样，有五经博士来指导太学生的学业，而压根就没有正常的教学活动。至于把辞赋、小说、尺牍、书画说成鸿都门学的主要课程，则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纯属个人臆断。
鸿都门生也不是现代意义的学生，而是朝廷选用的官吏。他们本来待制于鸿都门下，在鸿都门学设置之后，大概经过一次简单的测试，就被授予各种官职，或者到地方任刺史、太守，或者入朝廷为侍中、尚书，由此形成一股新生的政治势力。尤其是鸿都文学，堪称鸿都门生的领袖，受到灵帝的大力表彰，在朝廷上起着更大的作用。他们与以往的贤良文学相比较，形式上基本相同，都是一种选举的科目，实质上不相一致，确有各自独特的内涵。总的来看，鸿都门生作为“天子门生”，一度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反映出灵帝时期的政治动向。
又如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在汉代是有一条线贯穿着的，仅从代表思想来说明，第一期是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对立，第二期是《白虎通义》和《论衡》的“两刀相割”，第三期是鸿都门学士和王符、仲长统的斗争。这一思想斗争刻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烙印，反映着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7]（p54—55）。
这种观点出现得较早，明显地带有时代烙印，且不说三个阶段的划分正确与否，单把鸿都门生视为王符、仲长统的对立面，就很缺乏事实根据。一则王符、仲长统作为思想家，以现实社会批判为特色，而鸿都门生因“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得以在朝廷或地方任职，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见树，因而不宜把他们一同放到思想史领域来作比较。二则王符《潜夫论》成书于灵帝即位之前，所论不可能涉及鸿都门生；仲长统生于光和三年，20多岁时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已是建安五年以后的事情，而这时鸿都门学已不存在，自然不会在思想上给仲长统带来多大影响，这还可以从他的政论得到证明。三则王符终生隐居不仕，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1]（p1630）；仲长统早年“博涉书记，赡于文辞”[1]（p1643），后被举荐为尚书郎，继而参丞相军事。这与鸿都门生相比较，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还不好说他们相互对立，甚至作为阶级矛盾来处理。
如果硬要找鸿都门生的对立面，从直接关系来说，那应是杨赐、蔡邕、阳球等人。杨赐把他们称为“群小”、“小人”，比作驩兜、共工；阳球更斥责他们是“斗筲小人”、“竖子小人”。这就从道德人格层面，把鸿都门生说得一无是处。另从间接关系来说，鸿都门生的对立面，还包括所谓“党人”的领袖。灵帝大力表彰乐松、江览等32位鸿都文学，确实是用以对抗党人标榜的32位大名士[8]（p191 ）。这说明鸿都门学的设置，与党锢之祸有一定的联系，而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中，灵帝同鸿都门生是站在一边的。
再如说在东汉中晚之世，伴随社会历史变革的进程，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鸿都门学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心，与太学、东观所代表的儒学文化中心相抗衡。汉魏之际文学艺术日渐突破经学的樊篱，取得独立的地位，实现了所谓“文学的自觉”，鸿都门学是一个显著的标志[9]（p11—17）。
其实，鸿都门学作为一个文化场所，从光和元年设置开始，到中平二年董卓之乱，只存在了10年时间。“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鸿都门学自是荡然无存。在这短短的10年间，鸿都门生的征召和辟用，不可能是经常性的，从现存史料来看，就只限于光和元年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何况鸿都门生是朝廷选拔的官吏，他们出任刺史、太守，入为侍中、尚书，也不会经常到鸿都门学从事创作活动，因此没过多久，鸿都门学就可能成为一座皇室图书藏馆。
即使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由于鸿都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家，也没有特别的文学成就，鸿都门学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文心雕龙·时序篇》就此评论说：
降及灵帝，时好辞赋，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10]（p673）。
刘勰显然同意杨赐、蔡邕对鸿都文学的评价，以为鸿都文学所作辞义浅薄，他们的余风遗文不足称道，这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所以，硬说鸿都门学在汉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还需要再加斟酌。
对于鸿都门学的认识，显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教育问题，也不是一个思想或文学艺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具体一点说是选举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传统史家如马端临、王夫之等人，都作过简要的评论。《文献通考》卷四十说：
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然武帝时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耻与为列，则其人品可知[11]（p387）。
这一论段虽然放在《学校考》里面，但讨论的是选举问题。马端临以待制鸿都门与待诏金马门相比较，认为二者的性质相同，或者说鸿都门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汉武帝对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人，只是以俳优相待，而灵帝却很器重鸿都门待制诸生，不仅专门为他们设立鸿都门学，而且以封侯赐爵的方式，抬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以，鸿都门学在制度层面是对武帝所作所为的继承和发展。
不仅如此，鸿都门生的入仕方式，又与后世的科举取士，颇有一些相通之处，这使鸿都门学与科举制度之间，似存在一定的联系。《读通鉴论》卷八说：
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乐松等以显，而蔡邕露章谓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奕”，甚贱之也。自隋炀帝以迄于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贵重崇高，若天下之贤者，无逾于文赋之一途[12]（p254）。
这段评论系有感而发，王夫之认为汉时对待文学之士不够公允，因为司马相如、扬雄之赋，饱含讽谏的意味，蔡邕也曾有这种偏爱，就不该把他们斥为俳优；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朝廷仅凭辞赋取士，“内遗德行，外略经术”[12]（p254），又必然导致浮华不实的恶果。依照王夫之这种观点，灵帝对鸿都门生的重用，在选举制度层面是有缺陷的。
正是这一选举制度的缺陷，加上鸿都门生自身的弱点，在当时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甚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尤其是经过党锢之祸，灵帝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消除这一事件带来的负作用，反而故意抬高鸿都门生的社会地位，以对抗天下名士，使朝廷进一步丧失统治基础。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后，灵帝才下令解除对党人的禁锢，但这已经为时太晚。所以，仅就灵帝时期的政治动向而言，鸿都门学对正常的选举制度的破坏，以及对朝廷政治的恶劣影响，是东汉王朝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