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的流通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5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1)06-0013-07
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容极其广泛、丰富，难以全面综述。笔者在这里只是就流通方面的思想，进行一些简略的引述，并说明其在当代的意义，以供探讨。
一、中国古代流通思想的主要内容
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讲文明，当然包括商业文明在内。我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出现得很早。据说在原始社会，炎帝神农氏就创造了最早的市场，出现了“日中为市”的情况：“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其得所。”①自此以后，商品流通就不断繁荣昌盛。下面对其主要思想略作说明。
第一，在发展工农业的同时，还要发展商业。据说，在黄帝、尧、舜时代，就修治道路，以利流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②大禹治水，也就促进了交通、流通。到了夏、商、周时代，商品流通就更加发达了。“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丞民乃粒。”③这说明，人民有交易才能得到粮食。《尚书·酒诰》中还提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记载了周公号召商民牵牛驾车到远方进行贸易，赚钱养活父母的情况，反映了周公对经商的重视。特别是到了周朝，农、工、商都开始发展，强调发展商业。正如《周书》中所说的那样：“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周文王还在《程典》中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以成治……业分而专，然后可以成治。”周武王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④大力发展商业。
姜太公(吕尚)在辅佐周武王治理齐国的过程中，强调农、工、商“三宝”，如《周书》中所说的“商不出则三宝绝”。《诗经》中涉及商品流通方面的诗也有不少，例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以尔车来，以我贿迁。”⑤反映了民间经营商业，是很正常的，很有必要的。
春秋战国时期，也非常重视发展商业。如司马迁曾经说过：“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上则富国，下则富家。”⑥他还引证《周书》(周朝的文诰)进行说明，“农、工、商、虞”是人民“衣食之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⑦这也说明了发展商业的重大作用，强调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管子很重视发展商品流通，发展市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治乱。”“市者……可以知多少，而不能为多少。”⑧“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⑨“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⑩发展商品流通，可“治乱”，可“起本”，还可致富，可见其作用之大。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不断扩大，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产品不断出现，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昌盛，出现了“劝”、“和”、“利”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1]
管仲还提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言哤，其事乱。……处商必就市井。”(11)提出四民定居，不要“杂处”。他还提出了商人聚居一起的好处：“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价……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是故商之常为商。”(12)这说明，商人聚居在一起，就可以研究市场的情况，了解市场的价格，并去外地买卖商品，以物易物。同时，这也会影响自己的子弟，使之学到经商的知识，所以商人的后代也就成为商人了。他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一直强调“通货积财，富国强兵”，(13)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就实现了他的愿望：“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4)
荀子提出：“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流，使相归移也。”(15)主张各地大搞商品流通。还提出：“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16)这样就使“四海之内若一家”。因为农、工、商各业相互配合，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美好的社会景象。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搞商品流通，对农产品来说，就要考虑农业季节，要按照农业季节来安排农产品的交换，要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生产和贩卖商品。例如，西汉时期，白圭善于观察市场变化，收购和贩卖商品。他这样说：“我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就像伊尹、吕商等策划谋略，孙武、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执法那样严谨、小心。”后人称他为研究市场经营的祖师。(17)他还提出：“欲长钱，取下谷。”“长斗石，取上种。”(18)贩卖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小，容易获取利润。选用优良品种是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些见解是很可取的。后人称他为经商的祖师。西汉理财家桑弘羊还提出了“工商富国论”：“农商交易，以利为本。”“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这样就使“农工商师各得所欲”，(19)工商业发展了，国家就富强了。
东汉时期的班固提出食货二者是民生之本，也很重视商品流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商以足用，懋迁有无。”(20)商业发展了，还可以实现“国实民富”。
总之，我国古代强调发展商业，并通过商品流通实现富国裕民的相关论述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第二，有的还论述了发展商业的具体内容和措施。早在西周时代，就提出了管理市场商品交换的一些基本原则：“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21)这就是说，对于市场商品，没有的要使它有，有利的要不断增产，有害的要加以排除，奢侈品要尽量减少，这样商品市场运行就合理了。《礼记》中还提出，有些商品要禁止在市场上流通，“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木不中伐，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讯，禁异服，识异言。”(22)奢侈品、不合格的商品、不应该在市场上买卖的产品，都要严格禁止进入市场，这就规定得很具体了。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要强调诚信经营。孔子一直强调诚实守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23)讲诚信，当然也包括商品流通的诚信，包括商业道德，要诚实守信。
孔子的弟子子贡自愿作商人，并强调根据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关系去定价：“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石之美者)何也？为玉之少而珉之多耶。”(24)据《史记》记载，子产(公孙侨)提出：“市不豫价”。(25)要根据市场上商品供求的情况决定价格，不要事先规定。这些都说明，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要合理定价，要诚信经营。
孟子不仅主张发展商业，而且强调要对商人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关币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这样就使“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市。”(26)但是，他反对垄断：“……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7)反对垄断，也就是讲商品流通要合理、合法经营，要诚实守信。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轻重论”，反映商品供求与价格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有余则轻，不足则重”，“多则贱，寡则贵”，(28)“轻则见泄，重则见射”。(29)强调从流通方面抓好经营管理，“以轻重衡天下”，这说明了加强商品流通与经营管理的重要性。
西汉时期，桑弘羊还提出了“平准”、“均输”等思想，用以调节商品供求，平抑物价。主要方法是：在郡县设置由中央统管的均输机构，根据各地需要调节商品的流通，决定合理的价格，保证市场供求平衡。他还提出发展对外贸易，主张“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衡轻重而役诸侯，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30)
上面这些都说明，我国古代的一些名人、学者提出的发展商品流通的一些重要原则和具体措施，是很有远见的，是很可贵的。这对于发展商品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发展商品流通过程中，除了发展工商业外，还要发展其他产业。发展商品流通，不只是商业内部问题，还牵涉到其他很多产业的发展。扩大商品流通，就要扩大其他多种产业，扩大多种多样产品的流通。我国古代，就有不少人在这方面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例如，早在西周时代，周文王就曾在《程典》中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以成治……业分而专，然后可以成治。”在发展商品流通的同时，还要发展工业、农业，工要“巧”，农要“力”，各行各业要“专”，这就要求很高了。周公(姬旦)介绍夏禹王的“禹之禁”时说：“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31)周文王也提出：“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麂(不捕小兽)不卵(不取鸟卵)，以成鸟兽之长。”(32)禁止一些砍伐山林和捉捕鱼鸟、小兽等的行为，目的就在于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以利于发展商业，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
在古代农业社会，要发展商品经济，首先强调发展农业，发展农业内部各种产业，包括畜牧业、渔业等。例如，西汉时期，畜牧业大发展，“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种计。”(33)畜牧业发展了，进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畜牧商品经营有“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34)有的还养鱼致富：“言陂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35)
在古代农业社会，发展了农业以及农业内部的畜牧业、渔业等产业，扩大了商品的来源，丰富了商品的品种，这就大大有利于扩大商品流通和发展商品经济。
第四，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要反对奢侈消费。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容易出现两种不良现象：一是出现一些奢侈品在市场上流通；二是有些人富裕起来以后，就大搞奢侈消费，甚至骄奢淫逸。我国古代，早就有些有识之士及名人反对并极力制止这些不良行为，并提出了一些对市场加强管理的政策和措施。
例如，早在商朝，就大力反对奢侈消费，还颁发诏令，“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36)反对奢侈消费的“淫风”。西周时期，提出了管理市场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我们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靡者使微”，在市场上要尽量减少奢侈品的流通。
春秋战国时期，子产强调公平交易，反对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历史上称他“为相二年，市不豫价”。(37)他还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惩治腐败：“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38)这就要求很严格了，惩罚也就很厉害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些学者反对奢侈消费，强调节俭，如晏子就曾经提出：“今欲法圣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节俭也。”“穹民财力以供嗜饮，谓之暴；崇现好威亚，拟于君，谓之逆，刑杀不幸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39)把奢侈消费称之为“暴”、“逆”、“贼”，称之为“大殃”，要坚决排除，这就要求很高了。
荀子主张“节用裕民”，“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它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40)不节用裕民，使人民贫困，就会造成很多不良的后果，可见这个问题之重要了。
管子认为，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对社会危害很大。“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女以美衣锦绣纂组相稚也，谓之逆。”(41)“文巧不禁，则民乃淫。”(42)奢侈品流行会败坏社会风气，所以要禁止。
他还强调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特别是政府官员要节约利民。“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43)政府官员搞奢侈消费，掠取人民的收入，结果会危害国家，后果是很坏的。
西汉时期的贾谊，强调重本抑末，强调积贮，要求“粟多而财有余”。他还反对奢侈与浪费，反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认为“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缺？”(44)他特别反对商人暴富以后搞奢侈消费：“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还强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风，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45)搞奢侈消费，成为“天下之大贼”，这就会造成很坏的结果，后果要自负了！
我国古代有关这些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二、中国古代流通思想的当代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流通思想极为丰富，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其中有不少思想即使在当代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最需要的商品，调节供求关系。商业是联系士、农、工的纽带，是联系各个方面的桥梁。商品流通发展了，就会实现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情形：“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2]商品的出卖“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3]商品出卖了，实现了“惊险的跳跃”，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就大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即发展商品流通，就要发展人们最需要的商品，不需要的特别是一些奢侈品，就不要在市场上流通。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在前面已经引用了古代很多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周礼》中提出的“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人们最需要的商品不断在市场上流通，就大大有利于提高消费质量，扩大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总体内部的差别……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扩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4]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消费品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使二者形成良性循环，就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种良好美景，早在古代就有不少人预言了，可见古代流通思想的重大意义。
就我国当前来看，产业结构还不完善，特别是农业还很滞后，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还不完善，流通渠道还不完善，影响市场发展。前两年，笔者在一篇短文中曾经提出：“当前，我国流通渠道还不够丰富和顺畅，影响生产和消费。这就要加强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通信、电网等，拓宽流通渠道，建立产、供、销协调发展的完整体系，搞活流通……流通渠道的完善，有利于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培育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5]当前，我国应该在完善流通渠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内部新兴产业，大搞农产品加工增值，这不仅大大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而且可以发展城乡人民最需要的商品，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第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商品流通，并提高商品质量。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古代早就有了不少的理论和实践。例如，本文前面曾引用过的《礼记·王制》中就明确规定，质量不好的商品以及奢侈品禁止进入市场，规定很严格。
我国古代有些人在实际经营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策略和实用方法。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计然提出了“计然之策”，即根据生产规律来决定经营方式，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他提出：“智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掌握了这两点，“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46)
春秋战国末期，出现了被誉为“商人祖师”的范蠡，他主张在经营商业时重视对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利用。当时是农业社会，农产品是主要商品，他的经商主要是为农业服务，为了满足农业的需要。他生财有道，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但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为人民谋幸福，因而人们称赞他是“富而行其德”，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领域的楷模，人们称之为“陶朱公”。
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所谓“积著之理”。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47)强调所经营的商品必须质量完好，不要保留容易变坏的物品，不要贪图高价。
他还以致富之术教人，如猗顿原为鲁国“穹士”，受了陶朱公的指点，经营畜牧业致富，“赀拟王公，驰名天下”。(48)范蠡还认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必须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能做到这样，“万物之情可得而观矣”。(49)他还提出：“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本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50)他强调“本末俱利”，也就是农商俱利，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还要兼顾农民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利益，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6]
第三，强调诚信为本，反对价格欺诈。古代《周礼》就采取峻法严刑，反对价格欺诈：“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51)强调按质论价，对于伪劣假冒商品及奢侈品，严禁在市场出现，对违法的就要处以刑罚。还提出：“胥师……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察其诈伪、饰行、儥慝者而诛罚之。”(52)并强调，如果发现以劣质商品卖给顾客、搞价格欺诈的现象，就要严加处罚。
中国古代还有不少学者强调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要追求质量。如《礼记·王制》中就提出：“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些名人提出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强调要以诚信为本。如管子就强调“诚贾”，“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53)把“诚贾”列为四民之首，可见其对商业经营中诚信的重视程度。他特别强调，要反对商人的“豪夺”，“大商贾家不得豪夺吾民”。(54)
孔子强调诚信，强调“富而有德”。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5)“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56)
在汉武帝时代，桑弘羊在经营商业方面强调“平准”、“均输”的思想。“均输”是用商业的办法改变过去通过行政办法分派各地上缴贡物的方式，建立官营的商业网络。“平准”是平抑物价，防止商人非法牟利：“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滕涌，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57)这就大大有利于打击不法商人的非法牟利活动，保护民众利益。他还强调农商兼顾，以利本末：“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从而使“农商工师各得所欲”(58)。
东汉的班固反对奸商，“掘家博掩，犯奸成富”，认为这类商人是“伤风败俗，大乱之首”(59)。
上面这些都说明，在经营商业的过程中，要强调诚信经营，要强调商业道德，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第四，要加强商业道德的教育。商品经济发展了，商品流通扩展了，人们消费的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日益繁荣了，就必须加强商业道德教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7]这就必须对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加强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些名人在这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述。
孔子主张发展商业，但强调商业道德。下面是他在回答弟子由有提出问题时的一段对话：“由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60)他强调富了之后，要加强道德教育，做到富而有德，防止“为富不仁”。他还把礼、义和诚实守信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61)他要求学生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比较全面的素质教育的内容。《礼记》中很多论述都强调礼乐教化，如《礼记·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62)这就要求很高了。
总之，中国古代的流通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有很多即使放在当代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面提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些方面，还有些对当代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这里受篇幅和笔者认识水平的限制，无法一一论述，就此从略了。
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使其走向世界
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必须大加发扬，并使其走向世界。
江泽民同志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曾强调：“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市场在空间上相应扩大，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越来越大。”[8]还提出，在商品经济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9]马克思还认为，商品不断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我们在发展商品流通方面，自古以来就有大量高瞻远瞩的精辟论述(如前所述)，有不少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应弘扬这方面的精华，并使其走向世界。事实上，我国古代不少名人早就有过这方面的论述。
例如，《尚书·尧典》中就曾指出：“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中提出：“首出庶务，万国咸宁。”这些都描述了中华优秀文化在外国的巨大影响。
在商品流通方面，我国早在西汉时代就曾经提出，商品流通要流向全国，甚至国外，“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63)
管仲辅佐齐桓公，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搞“关市饥而不征”，把水产(鱼)、盐和手工业品输往国外，实行“关市饥而不征”，让商品出口，不征收关税，“以为诸侯利”。结果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64)这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孔子也称赞他：“……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65)
荀子也强调发展对外贸易：“通流财物粟米，无使滞留。”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使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急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66)
对外贸易发展了，就会在商品流通及其实现过程中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之传播于世界各地。而且随着流通渠道的扩大，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扩展文化流传，扩展文化理论和精神文化产品，扩展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传统和美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走向世界，实现本文前面引述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目标：“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正是我们当前应该着力追求的目标，也是需要我们逐步实现的良好美景。这是可以预期的。
四、结束语
综上可知，商业是社会经济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流通，对于优化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于人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文明与社会全面进步，作用很大。
《礼记》中早就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67)孔子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8)发展了高层次的商品经济，发展了高质量的商品流通，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昌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了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实现了“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实现了“致中和”，促进了消费和谐、社会和谐，就大大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前，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着力追求，促使社会更加繁荣昌盛，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照大地。这里笔者想起了宋儒张横渠的几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应该进一步“为万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崇高的精神，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也正是我们研究古代流通思想的最终目的。
注释：
①参见《周易·系辞下传》。
②参见《易·系辞》。
③参见《尚书·益稷》。
④参见《逸周书·文传》。
⑤参见《卫风·氓》。
⑥⑦(17)(18)(33)(35)(46)(47)(49)(50)(63)详情见《史记·货殖列传》。
⑧⑨参见《管子·乘马》。
⑩参见《管子·侈靡》。
(11)(12)参见《管子·小匡》。
(13)(14)参见《史记·管晏列传》。
(15)(16)(66)参见《荀子·王制》。
(19)引自《盐铁论》。
(20)参见《汉书·食货志》。
(21)参见《周礼·地官·司市》。
(22)参见《礼记·王制》。
(23)参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24)参见《荀子·行法》。
(25)参见《史记·本传》。
(26)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27)参见《孟子·公孙丑下》。
(28)(54)参见《管子·国蓄》。
(29)参见《管子·山权数》。
(30)引自《盐铁论》。
(31)参见《逸周书·大聚》。
(32)参见《逸周书·文传》。
(34)(57)参见《史记·平准书》。
(36)参见《尚书·伊训》。
(37)参见《史记·循史列传》。
(38)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39)参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
(40)参见《荀子·富国论》。
(41)参见《管子·重令》。
(42)参见《管子·牧民》。
(43)参见《管子·权修》。
(44)参见《汉书·食货志上》。
(45)参见《汉书·贾谊传》。
(48)参见《史记集解》，引自《孔丛子》。
(51)参见《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司市》。
(52)参见《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胥师》。
(53)参见《管子·乘马》。
(55)参见《论语·为政第二》。
(56)参见《中庸·右第二十二章》。
(58)参见《盐铁论·轻重》。
(59)参见《汉书·食货志》。
(60)参见《论语·子路》。
(61)参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62)参见《礼记·中庸》第二十章。
(64)参见司马迁《史记》。
(65)参见《论语·宪问》。
(67)参见《礼记·中庸第三十一》。
(68)参见《中庸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