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军[1]2007年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需要各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应对一体化的挑战。而金融资产的质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其焦点在于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它不仅影响着银行体系的稳定,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不良资产的困扰,中国也不例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强烈地认识到银行不良资产的危害,意识到银行的稳健运行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紧密的联系。实践证明,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乃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基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99年4月到10月期间相继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于2000年完成了对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首批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工作,开始进入不良资产管理与处置的实质性运作阶段。随着中国AMC资产处置工作的深入开展,不良资产规模逐渐减少,不良资产处置结束后,AMC是解散关闭,还是转型?中国AMC未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成为理论界和业界一个热点话题。2004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上报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请示》,明确了AMC建立不良资产处置目标考核责任制,确定了AMC向商业化转型的发展方向。2006年3月,中共十六届叁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机制”,为AMC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底,中国AMC虽然已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然而中国AMC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处置手段、监管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未来AMC的发展运行与道路的选择对我国不良资产的市场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笔者正是因为看到了AMC运行与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所以就结合自己在AMC多年的工作经验,试图通过对我国AMC在七年间的运行绩效评价,并在分析影响AMC发展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AMC的运行与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本文主要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金融创新理论,首先从中国AMC成立的背景出发,对中国AMC发展的历程和运作实践进行分析,总结中国AMC运行发展的实践及成就,并运用DEA法对其运行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次对中国AMC运行发展中所面临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转轨型国家资产管理公司运行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整体发展方向和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本论文研究的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分析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提出论文研究的主要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理论本章首先运用金融中介理论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产生的必然性,阐述并研究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收购及管理的原则和方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与欠款企业间的博弈关系,并从资产管理公司介入前后的演变模型进一步分析指出在转轨经济中资产管理公司的存在必要性。结合金融创新理论指出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开拓出适合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发展道路。第叁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及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本章立足国外资产管理公司(AMC)发展实践,区分在不同经济环境下AMC的运行和发展模式,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匈牙利、波兰等经济转轨型国家AMC成立的背景、运作的模式、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和成效,并对其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概括。通过比较分析,本章对国外AMC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得出结论认为:AMC的设立与成功运行需要特别的政策与法律支持;AMC的发展需要明确的经营目标、合理的激励机制、健全的治理结构;AMC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符合本国国情的不良资产处置对策。此外,AMC退出或转型与机构的定位、资产特征、市场需要等因素紧密相关。第四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历程及运行评价本章重点对专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成立的背景、特点及功能定位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AMC的产生及业务发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中国AMC业务发展进行了比较,总结了中国AMC发展中已取得的成就。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中国AMC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进行了度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良资产总体处置效率不是很高;从不良资产处置速度来看,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速度最快;从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来看,信达的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最高。在综合分析各家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和收回率后,认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最高,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较低。这固然反映了各AMC处置资产的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所收购不良资产质量的巨大差别和国家相关政策的一些变化。研究结论是中国AMC处置效率主要是受不良资产贷款但保方式、贷款本金、AMC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处置环境因素及债务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第五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发展中问题及制约因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正确把握不良资产管理处置中的困难和矛盾,对于进一步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以及确定中国AMC的适时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章重点分析了中国AMC运行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AMC在发展中面临资本市场、社会保障机制及法律环境不完善的外部因素制约;在其经营和发展的内部因素方面也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业务发展受限、专业人才缺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障碍。第六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趋势本章在对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方向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和中国AMC自身两个层面,对中国AMC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AMC应当存续并转型。并提出了中国AMC应当在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上进行深化,以适应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趋势。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路径分析中,针对理论界所提出的六种思路,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未来将现有AMC转型为现代投资银行在中国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第七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模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发展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前一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本章的研究,提出中国AMC商业化转型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建立具有投资银行功能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股份制、综合性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中国AMC要继续坚持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依托长期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在条件成熟时,有选择地开展证券、金融租赁、信托、担保、财务顾问、基金等业务,在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和融资市场发挥中介作用。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加快中国AMC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进集团公司的股份制改革。论文指出现阶段,与母体银行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是AMC转轨的最佳路径选择。第八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发展的保障措施本章在前面章节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AMC的内部机制及外部条件两个视角,研究探讨如何结合内外部的各种因素,促进和推动AMC在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并提出保障措施是:加快AMC内部机制改革,构建并完善AMC管理体制,确立AMC功能与目标,确定AMC合理的核心业务并扩大经营范围,促进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全面化,建立有效的人员聘用和激励机制;完善AMC外部环境建设,加强对公司转型、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的立法,加快培育不良资产交易和处置的市场体系,积极利用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佟铁成[2]2005年在《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管理》文中研究说明20 世纪8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国际金融领域的创新和深化以及一些国家的转制,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轨国家,都出现了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威胁。因此,化解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已成为各国和国际金融社会共同面临的新课题。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原因十分复杂,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金融创新等经济学理论对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综合论述。由于各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形成的不良资产情况不同,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也有差异。本文区分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和亚洲国家叁种类型,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各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各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本文在借鉴若干国家银行业不良资产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现状及特殊性,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分析,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出了对策,提出了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符飞[3]2006年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组建与监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演进有了明显变化,最显着的趋势在于各种金融业间的区别及差异日渐模糊化,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界限已逐渐消除,金融机构跨行业进行综合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并朝大型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发展。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国际金融经营体制的重要创新,已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和采用。目前,我国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根据WTO协议,到2006年末,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金融机构均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业务。国外大型金融集团大量涌入,他们不但在资金实力、管理水平、创新能力等方面技高一筹,还可以利用其综合经营的优势,谋取分业经营条件下难以获取的综合效益。而我国的金融机构在改革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银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不足等。面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国金融机构要想获得生存,就必须扩大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提高综合竞争能力,通过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改制、重组、并购等途径发展为金融控股公司,是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实力的一种现实选择。虽然我国目前仍实行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但作为金融综合经营重要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已在我国金融分业经营环境下孕育,它代表了我国金融经营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论文选择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与监管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金融创新理论和监管理论,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策略、组建方案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和治理,从宏观和中观层面探讨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制度环境和战略规划,以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论文研究对规范和促进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直接的现实指导作用。论文的研究主题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与监管,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首先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产生与发展的背景,即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潮流。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是金融一体化和金融制度创新的结果,是金融业应对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和外在整体金融环境改变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与政府的推动作用分不开。在分析影响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的因素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了政府管理水平与金融业管制及金融综合经营的关系,指出政府纪律与管理能力较差的国家,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愈多,造成的利润损失愈大。论文随后分别阐述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四种模式及其优缺点,认为在我国目前体制
钟露[4]2001年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组建、运作与发展前景》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针对我国当前金融热点问题之一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系统地对这一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进行审视和研究。全文主要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在提出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后,分析了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成因以及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并对世界各国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措施进行总结和评价。 第二部分在论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模式国际实践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我国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设计思路及组织框架。 第叁部分比较分析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适用的不良资产处置方法,分析了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情况,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别的不良资产选用不同处置方法的策略。 第四、五部分主要是结合工作实践,总结分析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进行对策研究,并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
张耀平[5]2007年在《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设计和前景》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金融风险是与农村金融的经营行为相伴而行的,它具有与一般行业经营风险不同的特点。一般行业的经营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一般不会构成对整个农村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而农村金融一旦出现较大的经营风险,如出现较大范围存款挤兑,就会迅速酿成金融风波,其结果将会使农村金融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陷于瘫痪。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不仅在于将大大削弱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损害广大存款人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业的良好信誉,而且将严重激化财政收支矛盾,迫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危及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农村金融领域,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迫切和重要。目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大多数研究一方面偏重于个体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偏重于静态化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WTO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则突破了这一束缚,从管理学、金融风险、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探寻中国农村金融风险产生的理论根源及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本研究共九章,按照“问题—设计—前景”的逻辑关系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至叁章,属总论部分,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论述本项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以及农村金融风险的理论涵义、经济分析及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和成因。在这一部分除了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进行现状评估以外,还有大量篇幅是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国际比较的研究。主要通过从体制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印度、巴西、埃及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分析,寻求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启示。第二部分为第四章至第八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设计战略规划。作者在第一部分分析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围绕“十一五”计划和2010年农业发展远景目标,重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加强农村金融监管为依托,以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优化外部环境,构建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贸、工、农综合经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第二部分基本按照这一逻辑展开研究,分别从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及优化外部环境等角度论述防范与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论文的第九章是第叁部分——前景部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和分析在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及风险防范问题。关于农村金融风险相关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一方面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但同时又使研究较难突破传统研究范式而有所创新。本论文试图从内容体系及方法论两个角度突破这一范式,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于:第一,分析和探讨了农村金融风险的理论涵义及成因。农村金融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活动中客观存在的货币资金损失的不确定性。其中不确定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内在属性,无法将其完全消除,它与市场经济系统的运行密切相关,对农村稀缺资源在竞争目标中的配置有着重要影响。农村金融风险是与农村金融的经营行为相伴而行的,它具有与一般行业经营风险不同的成因。从外部环境看,市场机制不健全、宏观调控负面效应和法制不健全、难落实是形成农村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从内部分析,农村金融风险主要是由于经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内控机制不健全、员工队伍整体素质低下等原因所造成。第二,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本研究从总体上力求全面系统地把握和研究整个农村金融风险问题,提出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围绕“十一五”计划和2010年农业发展远景目标,重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加强农村金融监管为依托,以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优化外部环境,构建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贸、工、农综合经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第叁,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设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借助经济学、金融学、农村经济管理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设想,即建立农村金融宏观风险预警机制,完善事前预警功能;建立农村金融中观风险预警机制,发挥事中监测作用;建立农村微观风险预警机制,降低风险程度。从而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监管,保护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第四,探讨和分析了在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及风险防范。本研究将农村金融置于WTO框架下,探讨了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宏观前景——国际化趋势、本土化趋势和竞争化趋势,分析了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前景——混业式趋势、多元化趋势和电子化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国农村金融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和一套完整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吕耀明[6]2002年在《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高潮都是由创新发动的,每一次飞跃也都是创新推动实现的,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原动力。文章以创新理论为基点,将交易费用、博弈论、制度变迁,以及进化论等经济和自然科学理论引入商业银行创新的理论分析研究之中,并以优化资源配置为角度,论证了商业银行发展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维系和推动的,而引起商业银行质的飞跃的主导因素是创新。通过归纳演绎、逻辑推理,以及创建模型等方式,概括描述了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性,其中阐明了商业银行渐进式、结构式和突变式叁种基本创新模式的不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即在渐进基础上的突变和在突变引导下的渐进。这种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系统理论研究使深奥的商业银行创新理论更加易于为读者接受,也是对商业银行创新一个完整和科学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次创新的过程。文章剖析了国内外经济和法律界对于商业银行的不同定义及其职能作用与业务功能的演变过程。由此定义:现代商业银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以工商企业或个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为其提供信贷、存款与结算以及各种金融商品的综合性、多功能的金融机构。这一表述突破了商业银行原有定义的局限性,丰富和发展了商业银行的基本内涵。以此为基础,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商业银行创新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系统、科学地概括了商业银行创新的基本内涵,提出商业银行创新是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对各种金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从而在商业银行领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以满足社会和自身需求的一系列活动。其内容包括创造或引进新的金融产品、交易方式、组织形式、经营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以及新的金融监管制度等。这一界定既涵盖了商业银行创新的基本内容,又使其超越时空的限制,因而更具普遍性和指导性,为深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商业银行创新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其中最直接、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业务创新。文章全面剖析与阐述了现代商业银行广泛采用新技术,不断创造各种新的金融商品和新的交易手段的实践过程。在新技术的强大支持下,商业银行突破了传统的产业壁垒,走向业务交叉和功能多样化。这种趋势模糊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大大拓宽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尤其是丰富多彩的中间业务创新使商业银行生机勃勃,更添无穷魅力。 卜 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 文章运用大量的实证和演绎分析,考察了西方商业银行蓬勃发展的业务创新活动以及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成就与不足,以客观事实阐明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及其发展趋势,并恰如其分地提出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与发展的急迫性和现实性。文章以大量的篇幅深入探讨西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的理论根源,并借鉴其实践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中间业务的基本思路和设想,意在填补我国在此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并为其实际操作提供许多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文章采用比较分析法,论述了西方商业银行组织创新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与主要特征;在考察与分析了中外商业银行组织创新的实践过程后,归纳总结出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独特表现形式,即发端于体制创新、深化于业务创新。这与西方商业银行创新主要是由业务创新推动,进而促进商业银行组织体制、经营管理、监管制度向更高层次创新与发展的客观现实存在明显的差异。文章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创新的特殊表现形式还将持续一定的时期,但是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组织创新及其体制转换因素所产生的特殊推动力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作用力将逐渐减弱,商业银行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自身各种要素重新组合或创造性变革等创新活动,其间业务创新将逐渐成为商业银行创新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文章以发展的眼光,第一次较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创新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并在分析中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提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和精髓是发现和挖掘客户潜在的金融需求,创造和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金融商品,创新和实践金融商品的交换。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剖析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提出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重在实现五个方面的突破:从侧重于银行内部的管理改良转变为外部适应性的变革;从强调内部的权力制衡到追求智能化和人性化管理;从注重质的规定性分析发展到质、量并重的规定性分析;从仅注重宏观层面的纯理论性研究,发展为更强调微观层面的可操作性研究;从集中于金融领域的研究转变为以金融领域为基础,逐步向科技、信息工程领域,以及其它与商业银行创新发展相关联的研究领域迈进。这预示着商业银行的内涵和外延都将发生重大变革,其业务功能含于金融又不局限于余融的客观实际,将使商业银行逐步成为经营智慧的特殊企业。亦?
王学人[7]2007年在《政策性金融论》文中认为本文旨在探讨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以期加深人们对政策性金融运行与改革规律性的认识,并为促进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为此,本文在详细回顾考察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重点围绕政策性金融制度形成的原因、运行的机理、演变的逻辑及其在我国的实践与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首先,本文提出,满足政策性金融需求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多样化的,建立以专业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核心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并不是政府的唯一选择,相反,政府的制度供给形式可以包括组建国有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展合作、运用公共财政手段以及组建专业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多个选项。而以政策性金融机构出现为标志的政策性金融制度的最终形成,正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较其它制度供给形式而言,它所带来的预期净收益更大。在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制度形成的一般原因的基础之上,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政策性金融作用边界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比如:一国国有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数量多少以及素质高低,一国政府对该国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调控力的大小强弱,一国财政实力强弱及其功能定位,以及该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素质高低等。并指出,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一国政策性金融的运行边界也将相应呈现或(?)张或收缩的动态调整,从而更加清楚地阐明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和公共财政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运行方面,本文探讨了政策性金融体系中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服务使用者等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由于各行为主体在目的、动机和利益取向上并非完全一致,因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实际运行也就因受到不同主体的自利行为的干扰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政策设计者所安排的理想轨道,并呈现出一种相对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反观国外的一些政策性金融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则是因为它们引入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使之在社会公众与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等建立起了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有效地抑制了政策性金融体系内各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式自利行为,使政策性金融运行实现良性循环。为此,笔者得出了“不同参与者的目标和行为模式所存在的内在冲突是导致政策性金融运行出现失序的根源所在,因而要使政策性金融体系实现良性循环,就必须引入一套较为系统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以对各主要行为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的结论。面对国外政策性金融近年来发生的各种变化,本文归纳总结了其演变的模式和路径特点,并借鉴现有的金融创新理论,分析了其变迁原因及主要的影响因素,指出许多国家政策性金融体系之所以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和转折(如实施私有化、合并或取消原有机构等),正是由于原有的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或者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使制度需求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不得不开始新一轮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追求效率的共同动机驱使,以及各国环境因素的千差万别,才使得各国政策性金融的演变呈现出多样性与规律性有机统一的新局面。此外,本文还指出了影响各国政策性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些主要因素,具体包括:生产力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影响、政策性金融原有运作模式的内在矛盾及其与日俱增的负面影响以及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模式及其变迁态势等。最后,本文分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新挑战,同时依据前述分析所取得的一些理论成果,探讨并回答了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一重大问题,指出我国当前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改革现有政策性银行,而不是取消它或将其业务通过委托代理方式分流给商业性金融机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各种政策性金融需求。此外,本文还就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政策性金融的管理、运行制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戚积松[8]2009年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1999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问题,我国先后组建了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和处置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成立至今,资产管理公司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政策和手段,加快对不良资产的有效处置和回收,为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减轻包袱、转换机制、加快发展,为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改善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发展和公司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践证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和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有益探索,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及金融行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剥离、管理和处置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定位不明确、激励与约束机制不足、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不完善、相关立法与其发展需要不符等,反映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适应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不适应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竞争要求。截至到目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方案在国务院已经数易其稿,至今未有定论。本文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入手,分析了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并结合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经验与教训,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统计数据分析法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等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发展、资产处置、经营机制、运作效率、转型策略和思路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首先,本文紧紧围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设立、运营、发展和转型的实际,阐明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为设立功能定位不明确所造成的在运营、发展和转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并在策略和思路上,有针对性地从宏观和微观、从可能性与可行性方面着手,研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重点从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未来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各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处置情况、经济周期决定不良资产的必然产生以及借鉴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与转型经验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并对比了韩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模式,指出其中差异,结合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客观地提出保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客观依据。其次,在研究各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时,与我国整体金融体系建设统筹考虑,即结合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现在,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和存款保险制度是世界公认的金融体系安全的叁大保证要素。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在多数国家,存款保险机构不仅具有赔付存款人的功能,而且还参与倒闭银行接管、重组,以及其后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和设计中,应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存款保险制度应不仅具有赔付功能,而且具有部分监督检查、处置问题金融机构和存款保险基金风险控制等功能。在存款保险制度多重功能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需求背景下,新成立的存款保险机构必然需要一大批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经验和专业技术的专门人才,与政策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其最好的相结合选择。再次是对各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状况的研究上。各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年年底都会笼统地见诸报端,但是并没有人认真整理并确实地加以论述,多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本文通过对各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资产数据的收集、整理以及经营状况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各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思路,详细论述了各家资产管理公司可行性与可能性。最后是以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为依托,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为例详细论述了集团化改革模式,即以资产管理公司服务于国家金融改革为宗旨,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同农业银行的改革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农行不良资产上的先天优势,全面承担农业银行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并适当接收农行一部分信贷资产清收盘活专业化队伍,分别对农业银行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这种模式重点考虑了农业银行成立的时间最长、承担的政策性业务最多,巨额的政策性亏损包袱没有得到及时消化;加之长期面向“叁农”,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弱势”产业,而且又以“剪刀差”的方式承担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成本,导致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占比非常之高、质量非常之差、分布非常之散,以及自我消化不良资产能力非常之弱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在国家财政为支持其他叁家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造,已经付出了巨大的财政资源的情况下,农业银行农行的改革就更为复杂,难度非常之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叁家国有大型银行的改革模式,把农业银行的改革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国家、农行、长城“叁者”共担农业银行的改革成本,切实加快推进农业银行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发展步伐。但是,由于有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信息资料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政府机构难以系统取得,公开信息只是只言片语的经济信息报道,使得研究未能取得全部所需资料。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本文提到的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及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如2008年金融危机,都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未来发展重要影响,论文中难以展开面面俱到。
蔡则祥[9]200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总量迅猛增加,地位作用显着提升,金融真正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然而,在中国金融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却没有得到同步优化,积累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地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金融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必须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使其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 要调整金融结构,就要对金融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之路。而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金融结构,实现金融结构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分析和对策研究的层面上,而要从理论上构建金融结构优化的理论模型,深入研究金融结构的决定机制、调节机制和优化机制,提出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和评价指标,探索优化金融结构的根本措施和途径,从而为主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加强对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企图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对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做出较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和理论探讨。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对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提出和分析,促进我国金融理论界对金融结构问题的系统研究,推动金融理论发展;二是把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通过对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的考察,分析金融结构存在的缺陷,为促进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出理论依据和操作思路。 本文以金融结构优化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主要是指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为现实依据,以“经济结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为分析主线,以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结构层次,提高金融效率和金融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构建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探索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概述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寻求研究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切入点;其次,从金融与经济关系分析入手,探讨金融结构决定机制、调节机制和优化机制,构建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的理论模型;第叁,建立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指标,为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通过对中国金融结构的现实考察,以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为依据,对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状况进行深
陈云川[10]2001年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是关于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运作问题的研究。研究目的在于辨明资产管理公司的理论特征,以及资产管理公司模式在处置大规模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上的适用价值和应用条件,为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实际运作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的产生及发展作了必要的历史回顾,继而着重探讨了资产管理公司几个重要方面的理论特征。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叁个有代表性的国别案例展开比较案例研究,以期从既往的国际经验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随后,对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现状作了客观的实证分析,指出其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可能的影响,并结合这些问题深入剖析了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1.从资产管理公司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轨迹看,它具有的基本理论特征是:(1)必不可少的政府财政信用支持;(2)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3)有限的存继期;(4)对人力资源的素质有相当高的要求;(5)充分多样化的投资银行市场化手段的运用。公司的目标设定一般包括净现金流量现值最大化和/或其他次要目标。公司的职能主要是,托管或收购困难银行的不良资产并负责资产的管理和最终的处置回收。公司的作用表现在:(1)帮助银行迅速摆脱不良资产危机;(2)提高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率,减少资产损失;(3)避免了银行介入企业经营的法律障碍。公司的理论渊源,从本质上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的市场退出机制与具有重大外部性效应的银行业间特殊矛盾的产物。一般而言,市场机制要求贯彻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然而,银行业特殊的重大外部性使得自发的市场退出机制失灵。尤其是当一国陷入系统性银行危机时,政府的救助行动事实上面临两难的境地。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由于其更多地借助于市场化的操作和多样化投资银行手段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宽容性政策的弊端。因而,自其产生以来迅速成为极具生命力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 2.通过国别案例比较研究,我们认为资产管理公司成功运作的关键因素在于:(1)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必须依托于对债权人保护更为全面充分的法律框架。尤其是对于转轨经济国家而言,其市场法律基础设施建设原本比较薄弱,更需要注重加强市场法律框架的完善和更新;(2)公司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注重加强对道德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道德风险是直接影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绩效的首要因素,公司必须构造出切实有效的运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弱化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3)公司的经营运作必须尽可能遵通市场化原则。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同时也是对市场关系和原则的重新确立和强调。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价值就是体现在它能够凭籍其专业优势推动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恢复和促进市场功能的发挥和完善。 3.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4家)在1999年相继宣告成立。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帐面价值分别对口剥离收购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后又加上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总计14,000多亿元)。并负责其后对不良资产的管理、处置和回收。到目前为止,资产公司的资产剥离、接收和债转股的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已开始尝试运用多样化的市场化手段进行债务清收、追偿和重组。尽管如此,公司的运作还将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公司多重目标协调和实现难度较大。公司既要降低和化 西南农业人学2()()II(灿1。学位论文 解宏观久融风险,义要最大化不良资产沽偿价值,还要帮助国有企业改革脱困。显然,这 儿方面的目标要求并非并行不悻,甚至还会产牛千盾和冲突。如何统一和协调诸目标之问 的关系,是公司必须解决的酋要问题;(2)公门川山临包括债务企业、原债权银行、公司自 身等多方面的道德风险。能否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迢德风险问题直接决定了公司不良资产处 胃1作的成败:(3)公川经竹实力和能力均个允分。除了公司运营资金来源缺乏保障外, 公。J门身的产‘权治理结构框架和人力资源条什山个X备明显的优势:(4)资产处置变现困 难。B重。事实h,仕统的资产处置重组人人和厂段计不能有效提高资产的清偿价值。这就 要求资产管理公山L做吏多J!’拓性的工什,队托俞触旬1新活动实现资产处登变现价值的最 人化。 4.进 步的 4)卜[表明,资产管理公 j if n作小 lfll临的问题有其,“生的特定背景和原因。 概要地说主要包括如下八个方面:()对公;I时叮质存在片面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人为 地放大了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资产管理公;仆共人水纣还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 段;加.友找问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的复杂竹和山内八产处胃经验的缺乏,更容易使人陷人 理论和实践的从卜;(2)公司的产权治理纪构个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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