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儒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契丹族在公元960年建立辽朝以前，大致还处于原始的部落联盟时代。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随着其势力逐渐扩展到长城南北汉民居住区，契丹人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了汉族文明。此后又随其汉化加深，汉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学在辽境内传播日广，辽朝的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等制度也随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发展完善，构成辽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特色。由此，辽朝的教育发展，根据辽代儒学在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大致可划分为初始（辽初-983年）、发展（983-1055年）和兴盛（1055-辽亡）三个时期。
一
辽朝教育发展的初始期，根据儒学在其境内传播的特点，大略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辽代建国之初到辽太宗天显十二年（937年）止，是契丹人开始接触和了解儒学阶段。自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到辽景宗乾亨五年（983年）止，是儒学从燕云汉民居住地区逐渐向辽境内其他地区传播和辽代教育制度渐次建立阶段。
辽太祖在建国前的对外作战中，俘掠了大量汉族人。最初，契丹人掳得汉人，即使其为奴隶，用契丹旧法管理，加上草原地区生活条件恶劣，汉人逃亡关内者众多。同时，中原地区正处于五代诸侯混战时期，不少汉人士大夫为逃避战火，北投契丹，成为辽太祖的重要谋士。辽太祖接受汉人谋士韩延徽的意见，“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注：《辽史》卷74《韩延徽传》。）在辽初的政治生活中，汉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力地帮助了辽太祖稳固其统治，使辽太祖对来自中原的政治制度、统治经验以及汉文化、儒家学说等都大感兴趣，加以采纳接受。如辽太祖令人仿汉字偏旁而制契丹大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等。（注：《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
神册三年（918年）五月，辽于上京“建孔子庙”，（注：《辽史》卷1《太祖纪》上。）此为儒学得到契丹统治者正式承认之始。当时，辽太祖“问诸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于是“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注：《辽史》卷72《义宗倍传》。）次年八月，辽太祖亲“谒孔子庙”，（注：《辽史》卷2《太祖纪》下。）由此奠定了儒学在辽国的政治地位。
不过，此时辽太祖对儒学的了解甚是浅薄，把孔子等同于神佛加以祭祀，故在上京建孔子庙的同时，还诏建佛寺道观；在其亲“谒孔子庙”时，并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以祈多福。（注：《辽史》卷2《太祖纪》下。）此外，还太祖虽然依据汉法册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此为契丹历史上第一次，但辽太祖死后，述律太后仍然按草原习惯法立次子辽太宗为帝，主张汉化的耶律倍不得不离境南投后唐。可见此时辽代儒学影响之微小，在辽境内也未有传授儒学等的社会需要，因而也就未能建立起相应的教育机构和制度。
今人有据《辽史·百官志三》中“上京国子监，太祖置”这一条记载，认为辽上京国子监在神策三年建孔庙时同时兴建。（注：参见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辽金史论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其实《辽史》的这条史料是有疑问的。其一，如上所述，当时辽代社会中还未有设国子监以传授儒学之需要，因为此时境内汉人大多身为奴仆，无求学之资格，而契丹人尚未有传习儒学之愿望。其二，辽代官职分南面、北面，以南面官治理汉人，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南面官制初步形成于辽太宗时期。会同元年，太宗“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此为辽代设置南面官之始；而在辽太祖时，因境内汉人事务不多，故仅设一“汉儿司”加以总管。（注：《辽史》卷47《百官志三》。）因此，辽太祖时不可能设立以传授儒学为专职的教育机构国子监，国子监的设立当在辽太宗以后。
会同元年，后晋石敬瑭为感谢契丹人帮助自己登上“儿皇帝”的宝座，就把今属北京市和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因燕云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远高于契丹本部地区，故其入辽，成为汉文化，尤其是儒学被契丹人进一步了解、接受，和在辽境内广为传播之契机，从而对辽朝文化教育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以游牧为生的契丹人初得燕云地区，既缺官吏，又乏统治农耕民族之经验，而当地汉人士大夫不欲异族统治，抱有贰心。辽太宗为“抚辑新附”，稳定其在燕云地区的统治，就一方面参用汉制，设置汉官，“以汉制待汉人”，“因其俗而治”；另一方面又“因其（汉士）素所习之业取士”，设学校，开科举选拔人才，以笼络汉族士大夫参加政权，扩充辽代统治集团，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会同初年，辽在燕云地区设科举，据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载：“契丹既有幽、蓟、雁门以北，亦开举选，以收士人。”《宋史·宋琪传》也曰：“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岁开贡部，（宋）琪举进士中第，……时天福六年也。”五代后晋天福六年，为辽会同四年。又室昉于“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注：《辽史》卷79《室昉传》。）因此那种认为辽代当时的贡举“试无定期”的说法是值得商讨的，只是因辽初文献散佚严重，今日所能知的辽太宗时期的进士仅此二人而已。此后，辽太宗因南进中原失败，死于归途，嗣位的辽世宗、辽穆宗忙于应付契丹贵族内部的叛乱，政局不稳，吏治腐败，朝廷无暇顾及贡举，于是科举之事也就时置旋废，试无定期了。直至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年）十二月，又“诏南京（即幽州，今北京市）复礼部贡院”，（注：《辽史》卷8《景宗纪上》。）以主持贡举之事。不过此时科举取士之范围，依然限于燕云地区。
辽太宗还在南京设“太学”，（注：《辽史》卷48《百官志四》。）为南京士子提供就学之所。由此幽州入辽后，文化教育事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不断的发展，“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者习骑射”，（注：（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使幽州成为辽境内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
会同元年后，随着契丹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增多，儒学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以儒学思想为基本内核的中原统治经验也受到契丹贵族更多的重视：如以古为鉴，总结前代统治经验，“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诏求直言”等。又如举贤惩贪，巩固统治，如“以南王府二刺史贪蠹，各杖一百，仍系虞候帐，备射鬼箭，选群臣为民所爱者带之”；因“渤海相大素质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等事也不断见诸史书。（注：《辽史》卷4《太宗纪下》。）会同元年，辽太宗在受后晋使者所上尊号时，特“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注：《辽史》卷37《地理志一》。）并一改契丹建筑物东向的旧俗，依汉制将承天门为正门，自己仿中原汉族皇帝南向而坐，以表示其同样也是汉族人的皇帝。到其灭后晋，“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礼仪）制度渐以修举”。（注：《辽史》卷103《文学传序》。）儒学渐次为契丹贵族所接受，据《辽史》、《契丹国志》等记载，当时通晓汉文化的契丹贵族为数不少，如耶律倍、辽太宗均通晓汉文，耶律倍并“工辽、汉文章”；辽世宗倾向汉化，钦慕“中华风俗”；贵族耶律敌刺颇好礼文，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通晓汉文和儒家经典，耶律质屋“博学、知天文”，萧思温“通书史”等。此为儒学向燕云以外地区的进一步传播、辽代学校教育的建立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
辽代前期，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利用多于接受，即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民而不得不宣扬儒学，《旧五代史·契丹传》中所载“阿保机善汉语”，但却对人说：“我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在这一态度影响下，辽代境内儒学的传播，教育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局限于燕云汉民居住地区，不过这种情况到辽代中期就有了极大的改变。
辽圣宗于统和元年（983年）即位，随即通过整治官吏，改革劣政，宽赋减税，稳定了政局，基本消除了辽世宗、穆宗和景宗时期契丹贵族篡位叛乱不绝的局面；同时在境内进行封建化改革，使其更为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底，辽、宋间订立了“澶渊和盟”，结束了辽、宋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使辽代社会经济大为发展，加快了辽代封建化的进程。在和平环境中，随着辽、宋双方外交使节往来和民间交往的增加，辽代朝野逐渐形成一种“学唐比宋”（学习唐朝、比美宋朝）的风气。学唐的目的在于比宋、超宋，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原文化思想等，如辽圣宗曾“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注：《契丹国志》卷7《圣宗纪》。）以促进契丹社会的向更高阶段发展。其结果是契丹社会在进行封建化的同时，全面接受汉文化，并在契丹社会上形成尚文崇儒的一代风尚，由此使辽圣宗、兴宗时期成为辽代儒学广为传播、学校教育制度全面建立发展时期。
史载辽圣宗的汉文化修养颇高，“道释二教，皆洞其旨；缕缕音声，特所精彻。……又喜吟诗，出题诏宰相已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注：《契丹国志》卷7《圣宗纪》。）对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导思想、总结唐初及其前代封建统治经验的《贞观政要》一书尤为重视，常让臣下摘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呈。（注：《辽史》卷80《马得臣传》。）并“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即契丹大臣）等读之”。（注：《契丹国志》卷7《圣宗纪》。）辽圣宗之子兴宗也“好儒术”，诏令“译诸书”，大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为契丹文，供辽兴宗与契丹贵族习读。（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于是，“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的儒家传统治术，（注：《契丹国志》卷19《马保忠传》。）成为辽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如统和元年，诏“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注：《辽史》卷10《圣宗纪一》。）以劝民孝悌。儒学的忠孝等道德观念，逐渐为契丹人所接受，成为其道德规范。
为进一步扩大儒学之影响，稳固统治，辽代在统和年间，颁行《五经》，兴建学校，开设贡举，选举官吏。统和十三年，“诏归化等处守臣修山泽祠宇、先帝庙貌，以时祀之。于是诸州孔子庙，及奉圣黄帝祠、儒州舜祠、大翮山王次仲祠，俱为一新”。（注：（清）厉鹗《辽史拾遗》卷7引《宣府镇志》。）京城与各地学校也渐次建立完善。如南京太学，因太学生数量增多，于统和十三年“特赐水硙庄一区”以增经费。（注：《辽史》卷48《百官志四》。）据清《畿辅通志》、《山西通志》记载，辽圣宗时，涿州设立州学；归州因州人“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许之；翰林学士邢抱朴还于应州创设龙首书院等。求学者已不再限于汉人，“藩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注：（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如萧蒲奴幼时由人“教以读书，聪敏嗜学，不数年，涉猎经史。”（注：《辽史》卷87《萧蒲奴传》。）耶律蒲鲁“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注：《辽史》卷89《耶律蒲鲁传》。）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字。”（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受教育面大为扩大。
随着封建化的深入，辽代社会对治国人才的需求大增，为此，以儒学思想为内容的科举考试来选举官吏的方法，就成为辽廷的必然选择。统和六年，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此为辽廷于全境内开科取士之始。（注：《辽史》卷12《圣宗纪三》。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版）附录二《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初每年放进士，但名额不过二、三人。到辽、宋澶渊之盟后，双方使节来往增多，辽代为避免在外交活动中鄙陋无文，“岁选人材尤异，聪明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注：（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加上封建化的深入，各方面都需用文化人才，由此扩大了科举范围，使进士及第人数激增，至每年数十人，多者达百余人。
辽代科举“以登汉民之俊秀者，榜贴授官，一效中国之制”。（注：（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对辽代科举制度，宋人叶隆礼在《契丹国志·试士科制》中有较详细的介绍：科举“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时有秀才未愿起者，州县必根刷遣之。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三岁一试进士，……殿试，临期取旨。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并以甲、乙、丙三等取士；此外还有明经茂才等科。（注：《辽史》卷13《圣宗纪四》、卷41《杨暂传》，《金史》卷128《范承吉传》，陈述《全辽文》卷9《郑属墓志铭》。）重熙五年（1036年），辽兴宗亲临“礼部贡院试进士”，“御试进士自此始”。（注：《辽史》卷19《兴宗纪二》、卷80《张俭传》。）优礼进士，给其以很高的政治地位，使社会应举人数日益增多。为此，辽廷逐渐完善科举制度，于太平十年（1030年）诏“来岁行贡举法”；（注：《辽史》卷17《圣宗纪八》。）辽兴宗时，更规定“医卜、屠贩、奴隶及倍（背）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注：《辽史》卷20《兴宗纪三》。）对应试者的身份加以限制。
辽代为了保持契丹人尚武旧俗，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初不准契丹人应试贡举，辽兴宗时，宗室耶律庶箴就因让其儿子应举而被“鞭之二百”。（注：《辽史》卷89《耶律蒲鲁传》。）可见此时辽代应试科举者，还仅限于汉民。但随着汉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此限制至辽道宗后便被冲破，不再执行。
科举取士扩大了辽代统治集团，促进了辽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为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至若营井邑以易部落，造馆舍以变穹庐，服冠带以却毡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国之义也。”（注：（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贵族子弟“乐慕儒宗”，“趋庭就傅，学诗礼以检身”成为一时风尚，（注：《全辽文》卷7《耶律宗政墓志铭》、卷5《韩瑜墓志铭》。）从而给予辽代社会风俗习尚和文化礼仪制度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三
始于辽圣宗的“学唐比宋”，大大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缩小了北方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契丹人并以中华正统自居，辽圣宗曾作《传国宝》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鹿，此宝归北方。”辽道宗更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注：《契丹国志》卷9《道宗纪》。）当“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注：《辽史》卷26《道宗纪六》。）常召儒臣“讲《五经》大义”，为诸王府设教授、伴读，命儒学之臣“辅导燕国王延禧（即辽天祚帝》”，（注：《辽史》卷24《道宗纪四》。）以儒学教诲嗣君；并通过大兴儒学，遍设学校，使辽代教育发展到其最兴盛期。辽道宗统治后期，尤其是辽天祚帝即位后，政治腐败，政局动荡，国势不振，辽代教育发展也随之停滞不前。
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注：《辽史》卷21《道宗纪一》。）于是各地大兴学校，各京府，于清宁六年在“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注：《辽史》卷21《道宗纪一》。）国子监内设有祭酒、司业、丞、主簿等职官，至此，在南京之外，上京、中京、东京和西京也都设立了国子学，设博士、助教等教职，成为诸道之最高学府（注：《辽史》卷48《百官志四》。）。据载西京国子学“宠敞静深冠他所”。（注：《辽史拾遗》卷15引张起岩《崇文堂记》。）因文献阙如，未见有关辽代国子监、国子学教学活动的记载，故无从知晓起详情。辽代在各地州县大多设有学校，州县学中设置博士、助教等教官。（注：《辽史》卷48《百官志四》。）如西京境内“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注：《辽史拾遗》卷6引《宣镇府志》。）辽道宗时，县学也普遍设立，如南京道良乡县令大公鼎曾“建孔子庙学”。（注：《辽史》卷105《大公鼎传》。）又据清《畿辅通志》记载，新城县学、永清县学建于辽道宗时，玉田县学设立于辽天祚帝初。这些学校“阐扬儒教，辅助国风”，（注：《全辽文》卷10《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既满足了辽廷对培养后备官吏的需要，也反映了社会上对文化教育的要求。
学校的普及，提高了契丹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也使科举的影响日益扩大，不但使一般汉人以此为目标，自小“习进士第”，以求登第入仕，就是享有世选荫补特权的显宦子弟，也以获取科场之命为荣耀。（注：《全辽文》卷10《王师儒墓志铭》，《金史》卷78。）故至辽圣宗以后，尤其到辽道宗、天祚帝时，辽廷中的汉人重要官僚，如南枢密院、中书省的长官及其属员，大都为进士出身者。《金史·选举志序》所言辽代“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是就有辽一代而言的，与辽代后期的情况不大吻合。到辽道宗后，有关契丹人不能参加科举的禁令也被冲破，如辽末率众西迁中西、建立西辽政权的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就曾于天庆五年（1115年）登进士第。（注：《辽史》卷30《天祚皇帝纪四》。）
科举制度在辽道宗、天祚帝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科取士常达百数十人，人们趋之若鹜，为此辽廷于乾统五年（1105年）“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注：《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对应举资格再加限制。但到辽末，因政治腐败，财政困难，科举制度也遭破坏，出现了通过“献钱”“纳粟”以“特补进士出身”的捐科现象。（注：《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纪中》。）学校教育也盛极而衰，在辽末金初的战祸中，遭到严重的破坏。
随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安习教化，民趋礼义”，（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儒学在辽境内的传播更为扩展和深化，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汉族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也逐渐为契丹人所认同，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如皇子贵族被教导以君父忠孝之大义，认为皇族所在的“三父房为天下风化所自出”，（注：《辽史》卷45《百官志一》。）使其“佩诗书之教”；同时制定法律，修订礼数，“明上下贵贱之分”，加强了皇权专制统治。在辽初，上下等级观念不严，如大将麻答随辽太宗入汴京，为安国节度使、中京留守，“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又以宰相员不足，乃牍冯道判史馆、李崧判弘文馆、和凝判集贤、刘煦判中书，其僭妄如此”。（注：《契丹国志》卷17《麻答传》。）由此使辽代前期的政局动荡，叛乱谋篡者不绝，辽世宗、穆宗都死于非命。但随着儒学所倡导的忠孝等道德伦理观念为辽代社会所普遍接受，辽代专制统治也因此得到不断的强化，辽道宗时还“定吏民衣服之制”，规定“除护卫士，余不得佩刀入宫，非勋戚后及夷离堇、副使、承应诸职事人不得冠巾”，（注：《辽史》卷21《道宗纪一》。）严格上下等级制度，于是辽初较为普遍的僭妄现象，在辽中期后不再重视，皇权较前大为稳固。
辽人自承“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注：《全辽文》卷11《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辽代教育的发展和兴盛，为其“守天下以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崇儒尚文，也使原先尚武的契丹贵族趋于文弱，而这一负面影响，又因辽代晚期帝王昏庸，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原因而扩大。因此，至辽末，由文弱的契丹人组成的辽军，其战斗力大不如辽代前期，其“兵虽众，脆弱骄惰，应敌者鲜”，（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0。）而难以抵御彪悍的女真骑兵的进攻。于是，处于兴盛期的辽代教育，也因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而日趋哀落，直至辽代灭亡。
四
“辽以用武立国”，本不重视“礼文之事”，但随着崇尚中原文明的风气形成和兴盛，儒学在辽境内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影响日深，使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在辽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儒学的发达，不但提高了契丹社会的文化素质，促进其进步，也使辽朝成为当时中国北方、东北地区的思想文化中心，如开泰元年（1012年），“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注：《辽史》卷15《圣宗纪六》。）加速了汉文化向四周地区的传播。同时辽代教育的发展和兴盛，也给此后北方边疆各族政权的教育制度建立、发展予以很大的影响。如金代初期的学校制度、科举取士制度等，便是受辽之影响而建立并逐渐完善的。
由于儒学在辽境内的传播，有着自汉人逐渐向契丹等游牧民族、自燕云汉民居住地区逐渐向境内其他地区扩散深入的特点，使辽代教育的发展有着类似的特色。辽代前期，学校教育、科举应试还主要局限于燕云汉人居住地区，到辽代中期圣宗、兴宗时期，燕云以外地区的也先后设立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受教育者和参加科举者的范围大为扩大，至辽道宗以后，各地普遍设置学校，教育发展达到其兴盛期。儒学的传播，学校的设立，教育的开展，使汉文化的影响达到契丹社会的各层面，缩小了契丹等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使东北大部分地区，自“辽金崛起，遂为内地”，（注：（元）许有壬《至正集》卷36《先施堂记》。）自金朝以后，契丹人融入了汉族社会，其名不再在历史上出现，为元朝以后的祖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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