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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949(2008)01-0051-07
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健康和谐地向前发展，就必须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普世与民族之间寻找和把握最佳的平衡点，自觉地弘扬中华民族民主政治的优良传统，努力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加速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寻求和把握最佳的平衡点是由我国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所决定，是由我们党和政府所处的历史方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其中也蕴涵着国内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一、把握普世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把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走实
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就不再是一种封闭的状态。中国的政治家改革派开始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些进步成果，从观念到制度再到实践，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探索，取得了惊世的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民主政治发展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国际政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网络时代。不仅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向世界各地的渗透力空前加强，各种各样的非国家和超国家的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和正在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全球化。可以肯定地说，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内部政治发展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会越来越高，责任也会越来越明确，如果把中国的民主政治放到整个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上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种种国际因素。
第一，西方代议制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影响。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以西方代议制民主，实行多党竞争选举为仿效模式的民主化浪潮。这股民主化浪潮首先出现在南欧，然后移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后导致东欧和苏联的解体。在这股浪潮的打击下，按西方人的民主标准，世界民主国家数1974年为39个，占世界国家数的27.5％；2001年上升为121个，占世界国家数的63％，[1]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高形式，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是历史发展的终结。无论持何种民主立场，人们都会认同，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民主一元化的强力冲击确实改变着世界民主政治的格局，这种强势的西方民主政治的世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对我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将产生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第二，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国际效能的影响。联合国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组织，针对目前人类发生的一些共同问题，经常开会讨论、发表评论、做出决定甚至采取行动。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决定和行为势必会对国际政治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作为联合国的五个常务理事国之一，在其中发挥作用是责无旁贷的，受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性组织也会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世界经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庭等。如国际卫生组织对中国“非典”事件的干预和指责，就直接冲击了一些政府部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权力运行模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机关的政治观念和行政习惯，增强了执政为民的自觉性和依法办事的透明度。联合国关于民主与人权问题的各种协议和公约，世界贸易组织协调和处理国际经济活动中各种矛盾和纠纷的一些规则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制定的一些共同规则，对中国的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都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要把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走实，就要把国际因素与中国的民族特色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努力寻找和把握普世性与民族性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首先，不能忽略世界政治文明的成果。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更为全面的民主政治，我们要走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层次的政治文明。要把这条道路走扎实、走长远，一刻也不能忽略对他国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其次，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政治制度都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是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任何一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确立都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只能借鉴别人的经验，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对来自西方的政治图谋既要抵制又不能隔绝；对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既要吸收，又不能照搬；对国际一体化、全球化的浪潮既要融入，又不能合污。
二、把握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把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走活
寻求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最佳平衡点，除了认清我们的时代背景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外部条件以外，还必须把握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脉搏和内在根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把握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动力基础出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一个内在根据是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也是最根本的依据。人们的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行为方式，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正如列宁指出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发展状况和水平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按照国际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公共权力要真正实现规范地运作，大多数国民必须具备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条件和自觉；大多数国民要具备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条件和自觉，人均年GDP必须达到3000美元以上。基尼系数最好控制在0.35以内。人均年GDP达不到3000美元，社会公共资源就会相对不足，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就缺乏共同的兴奋点，国民的政治自觉性就生长不起来。同样，基尼系数太高，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仅社会公共资源缺乏，而且富人具有天生的反民主倾向。目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水平还不高，公共权力还难以实现规范化运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而且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根据预测，我国人均年GDP要达到3000美元，至少还要5年时间，而基尼系数要调整到0.35以内恐怕还需要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告诉我们，就民主政治建设讲民主政治建设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努力缩小贫富差别，大力开发公共关注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个内在根据是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的生产方式。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恰恰根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指各种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经济类型，如自然型的小农经济，制造型的亚经济，传播型的信息经济同时并存。今天的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不仅仍然靠天吃饭，而且还渴望依附于强权；不仅生产着传统的农产品，而且生产着传统的农民和农民意识。制造业的工业经济造就了现代的工业产品，同时也造就了现代的产业工人和民主政治的先进主体；传播型的信息经济不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神话，也将民主政治推上了一个崭新的网络时代。不同经济类型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与不同类型经济相适应的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认知和参与水平及其价值追求的差距也很大。因此，把握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必须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分析与不同经济类型相适应的国民的素质及其发展趋势；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必须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使农业的产业化和技术改造升级为基础。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个内在根据是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方式，这是最直接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是人，人的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行为方式直接取决于他们的生存方式。人们的生存方式与他们占有和使用的资源状况又是紧密相关的。都市的人群已经进入一种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小城镇的人群基本上也处于一种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生存方式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却仍是一种可生产的个体农业生存方式。“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种小生产农业生存方式的观念反映。调查分析表明，30岁以下的都市人群对民主法制的认同最高，而广大的农村人群对民主法制的认同最低。历史早就证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很难生长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意识。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相对不足；由于农业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太大，农民仍然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存方式仍然落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水平不可能不落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农业人口的减少，大量农村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才能随之上档次、上水平。我们之所以强调从现实出发，从国情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其初衷就在于不要再犯脱离实际，超越现实的错误。只有看清目标才能明确方向，只有把握好现实才不会眼高手低。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期望过高，不仅提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而且还进行了一些超越国情的设计，如在延安时就设想让每一个人都来监督政府，让所有的人都来负责，解放后一而再再而三搞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也是如此。我们强调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说到底就是要明确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弄清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干些什么，能够干些什么，我们现在所干的那些事情对于我们将来的目标追求有没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
三、寻求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把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走顺
我们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矛盾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并渗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方面面。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立足并反映这种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矛盾。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内，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就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此，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力维护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努力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和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努力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积极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当前，我国社会的多样性突出表现为“矛盾多发期”。一方面，社会的经济成分，社会的组织结构，人们的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均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思想观念的变化都日益深刻；一方面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发展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下出现了“深度依存期”与“摩擦高发期”并存的局面。我国现阶段的民主政治发展既要体现一致性的特点，更要体现多样性的特点。
我国社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特点，要求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候必须坚持并完善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首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根本制度，是中国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突出的强调，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胡锦涛同志也指出：“我们要抓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重要环节，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物。”[4]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要做的事还很多，关键是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两方面，经过努力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权力机关。其次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调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形成的竞争型的政党制度，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一党制。它的最大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政党相互之间不存在政治基础的不同和围绕执政而展开竞争，它们之间是一种风雨同舟、紧密合作、友好协调、相互监督的亲密友党关系。加速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挥多政党的作用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践证明这样做既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又能更好地实现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既能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又能推进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设，增进党和国家的活力。
我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特点要求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关系与矛盾。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始终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及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团结和引导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激发创造活力，注重公平正义，鼓励先富帮后富，形成社会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互相关爱、和谐相处的局面。要正确处理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总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环境中，社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加突出，既有工农、城乡和地区的差别，又有民族、宗教和党派的差别，还有新出现的建设者与劳动者、爱国者的差别，还有“一国两制”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利益和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寻找有效的途径实现我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达到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
四、寻求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把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走宽
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精英与大众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民主政治离开精英的引导，大众的行为只能是盲目的，离开人民大众的拥戴和参与，社会精英又可能犯历史性的错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行为方式是造成民主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缩短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是政治家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责任。要分析知识精英的民主政治理论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科学，要考虑大众对知识精英政治理论观点的反映，还要顾及大众对现行政策和制度的认可程度。执政党及其政府要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提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政治理念，制定反映这些政治理念的法规和政策，以便整合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诉求，这是对知识精英政治理论的回应。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家在对知识精英的政治理论观点做出回应的同时，往往会寻求多数人的支持。问题在于知识精英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而大众的政治认知却往往滞后于知识精英的政治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知识精英与大众的政治认知水平存在差距的情况下，政治风险直接取决于政治家的执政能力，取决于他们在知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政治平衡能力。由于种种原因，传统体制下的执政主体不是维护自身统治，就是倒向大众一边，从而导致知识精英的政治诉求得不到支持甚至可能招致政治家的打击。社会政治变革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滞后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新兴的政治主体则相反，他们往往倒向知识精英一边，并用知识精英的政治观念去引导大众的政治行为，试图以推动政治发展的名义改变现有的政治格局。结果，不是制度虚设，就是大众适应不了新制度的要求。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一些知识精英对党和政府在解决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方面很不满意，持批评立场的较多。在他们看来，邓小平1980年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根本没有改变，在某些方面，政治改革的目标不仅没有前进，而且有所后退；另外，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心腹之患和最大的社会污染。在他们眼里，与经济发展相比，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与对外开放相比，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尚未在党内、政府、人大等权力机构引入或建立起来。总之，现行的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经济转轨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担心政策变。对此，作为党和政府就应在理论与实践，精英和大众之间找出平衡点，协调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诉求，为民主政治的稳步发展寻找政策和制度的合理定位。
协调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诉求关系，关键在于摆正上层民主政治与基层民主政治的位置。过去在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往往受精英治国论的影响，奉行了一种上层政府主导的模式，基层公民的民主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尊重和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成为世人瞩目的一个亮点。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凡是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都要提交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按多数的意见作出决定。全体村民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村规民约、村民会议的议事规则及财务管理制度。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日趋完善，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普遍得到了保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的基层民主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居民委员会候选人由组织提名到多种方法、多种途径产生；外来务工人员也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中，实行秘密投票，选民的意愿得到充分实现；由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范围逐渐扩大，比例不断提高。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通过居民代表大会等形式由居民民主决策，通过居务公开形式实行民主监督，有效地维护了广大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度的问题，不能走极端。如果凡事都诉诸群众，处处做群众的尾巴，势必会滑入“大民主”的泥潭，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失序。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也当永远牢记。
协调好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诉求关系还必须摆正富人和穷人政治诉求的关系。我们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努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努力做到相对公平，切实让富人规规矩矩交税，大力解决下岗职工、贫困农民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温饱问题。这两方面的事我们目前都还做得不到位，我们的理论与实践也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必须通过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来缩小这种差距。一是严格税收征管，尽快开征遗产税，健全个人消费税，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调节一部分人的过高收入；二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考虑把增加的税收部分用于解决低收入者的温饱问题，还可以引导社会发展公共福利和慈善事业，引导和鼓励富人救助穷人，鼓励富裕地区支援贫困地区。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千方百计把过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当然我们要追求的是有差别的公平，并不是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年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光发牢骚，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积极主动、尽职尽责地为社会公平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五、寻求民主政治建设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把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走稳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统一起来，是我们党和政府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证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是党和政府的庄严使命和历史责任，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们的国家乱不得，也乱不起，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当前，我们党和政府极力主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究其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社会结构不是那么和谐的。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甚至是失衡的。就全国而言表现为城乡之间的不和谐、贫富之间的不和谐、劳资之间的不和谐、干群之间的不和谐。现实社会生活中好像人人都有意见，都有不满情绪。据对国内顶级富豪的调查显示，多数富豪表示，财富给自己带来的是“不安全感”；知识分子感到压力大，据调查，七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的边缘”；公务员感到“很烦恼”，杭州市的调查显示，被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达17％；青年人心理问题严重，据调查，大学生有心理行为障碍的达16％-25.4％，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自杀的事时有发生。至于下岗职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靠天吃饭的农民，其心中的不平衡就可想而知了。更有甚者，一桩桩买官卖官的丑闻，一件件行贿受贿的大案，一个个倒在金钱美女上的腐败官员，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老百姓的仇官心态；屡屡发生的奔驰、宝马车撞人，时有曝光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罪恶，一些黑心老板获取财富的不择手段和为富不仁，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富人成为一个被仇视的群体；大学生和知识精英长期面对就业、职场、前途、科研等种种沉重的压力，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清高和淡定。总之，社会的快速运转，给人带来的焦虑感，就像置身于一台滚滚向前的庞大的机器中，每个人都像穿着红舞鞋的演员，不停地随着机器的滚动而旋转。党、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给人们一个平衡点，包括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财富增长与公平分配，利益之争与权利均衡的平衡点，使人能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心安理得。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把维护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一再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掉。一再要求各级领导要有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面对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于活跃的积极因素，消极因素和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所构成的较多的不稳定因素，面对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尚未成熟的民主化条件，我们只能而且必须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去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性的民主化进程。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不顾保持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一味去追求和推进激进的民主化改革，就会因此而招致灾难性的社会震荡，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会被打乱，进而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变革就会因此而中断，那样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是向前发展，只能是向后倒退。
渐进式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从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开始。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这种法制经济，除了要建立法制秩序的权威以外，另一个含义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并加以保护，包括公民在投资、择业、迁徙、消费、贸易等方面的自由权，还包括劳动就业、教育就医、最低生活保障、侵权救济和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把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基本人权，着力解决十三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尤其是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党和政府为此可谓殚心竭虑。到2005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的2.5亿人减少到2356万人。城镇实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的生活得到有效保证。对人权的保护也是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亮点，国家通过行政立法和执法，建立起比较好地贯彻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行政处罚听证，无罪推定，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法律援助、审判公开等多项制度，不仅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也大大地缓解了由于侵权和公共权力的滥用造成的对市场经济建设的干扰和社会稳定的危害。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无论是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还是市场经济的建立都是必不可少的。仅从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看，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5]要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实践证明，搞自由化势必造成思想政治上的混乱、动摇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仰，不利于安定团结。党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动摇，决不手软，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犯了错误也要严肃处理；为了维护稳定，即使流血牺牲也一定要坚持。这就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划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总之，能否寻求和把握最佳平衡点是对我们党和政府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强弱的实际检验，也是衡量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能否走得通、走得远、走得好的试金石。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和政府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又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既要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又要有很强的识别能力；既要有科学的判断标准，又要有高超的协调艺术和方式方法。这样才能坚定不移而又脚踏实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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