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制度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方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1）04－0059－02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双重使命。可以说，经济学中尚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直接用以指导和解决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历史性重合进程中的特殊问题。
就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过去研究的主要是在市场制度既定、市场机制作用条件下，经济如何增长、经济增长源泉、经济增长诸因素以及经济增长中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互补性整合等问题，并在数学求解、实证分析、经验描述、量化规定等方面卓有成效，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和颇具科学价值的思想材料。然而，对于体制选择、体制转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问题则并未涉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存的知识库里还没有可用的理论。因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显然就不能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解释和指导。
就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言，50年代以来，原苏东经济学家从战争对人口的影响、可支配资源的减少，特别是具有一定惯性的突进增长模式愈益缺乏其支持要素的实践中，看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并在技术进步、提高资本存量的利用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生产力因素的改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的研究上，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涌现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及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的探讨，起到了一定的历史推动作用。从实践来看，短期内也出现过一些生产要素改善的迹象，对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产生了一定的功效。然而，受传统经济学教义的严重束缚，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及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中，却长期存在着一种竭力回避制度因素或体制问题的倾向。
随着实践中传统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东欧国家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后，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正是改革，将体制问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实地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中国，改革不仅成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而且成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里程碑。正是改革的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变迁（体制改革和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开始把体制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之中。但是，严格地说，这一研究目前尚处于起始阶段，二者的关系还未得到认真地梳理和深刻地论析，有时它们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了，有时它们之间接关系又被片面化了。由于对二者的关系分析不多、深入不够、研究不足，因而，影响和导致了实践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陷于“长期阵痛”困境。
有鉴于此，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从制度变迁（体制改革和转变）作为内生于经济增长及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动态的、客观的需求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的相关性，或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转变的内在关联和质变互动进行理性思考，既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质增长和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迄今的学术界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制度创新或体制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否的至关重要性了。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体制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化市场经济本制，并非简单地以市场代替计划，而是一个用利益趋动的自主经济替代命令趋动的统制经济、用经济性市场信号引导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代替行政性计划指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要素植入经济社会肌体之中的长期而复杂、且充满曲折的过程。现实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切旧体制的痕迹荡然无存，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某些旧体制因素实际上还会在一段时期内历史地延续，这些残存的旧体制因素与处在成长中的新体因素相对峙，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可能出现旧体制的“强回拉力”。然而，毋容置疑，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现实的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性和相容性，决定了其发育、完善并取代旧体制的必然发展趋势。在这一发展趋势中，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因其获得了体制和机制上的保证而得以顺利展开。
由此笔者联想到，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体制转变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特别是转变实绩如何，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制度变迁是有效的，或者说，体制转变本身具有“制度适应性”特征。
考虑体制转变本身的“制度适应性”状况，即体制转变本身是否与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科技成果的吸收和扩散能力相适应，是否与一国的文化、教育、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相适应，也就是要考虑体制转变与其它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诸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状况。否则，即使是体制转变了，也未必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两者间并不总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尽管体制可能转变了，但由于体制改革和转变方式的选择不当等原因，则可能断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换言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将决定能否实现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
从我国的情况看，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或创新在旧体制边缘或薄弱环节的非国有经济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私营、个体、三资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的。进入90年代以来，整个国民经济也表现出这一趋势，非国有经济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业已超过60％。我们以非国有经济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为例。1990～1997年分别为62.2％、56.3％、67.5％、58.7％、85.6％、76.9％、61.7％、87.1％。另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改革以来，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总和要素生产率年增长为4～5％，是国有部门的2倍以上。根据“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非国经济方面，迄今为止的改革或制度变迁是有效的。当然，客观地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尚处于从发育走向成熟的成长过程，因而，为把非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效推向高效，当务之急是对非国经济进行规范性和合法性的制度创新，使其在新世纪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继续充当重要的策略军有着取之不竭的“制度动力源”。
相比而言，国有经济的改革虽历经20多个年头，也始终作为改革的重头戏或中心环节，付出了极大的经济成本和时间精力，但其现状却全现出其制度变迁的相对低效，道理很简单，旧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有经济不仅植根深、范围广，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而且具有比较坚固的内部结构，国有经济的改革必然更艰巨、更困难、更具有攻坚性。针对此，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改革“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方略，就是总结前期国企改革经验，积极寻求更为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客观环境、兼具激励与约束的国企产权制度、竞争制度、组织管理制度、企业经营者市场选择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实质性体制转变的途径，以突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作用。
其次，体制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保障和前提，它意味着一种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形成、启动和运转，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转入市场“制度诱导和推动”的路径依赖轨道；而经济增长方式的初步转变，又为经济体制转变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支持条件。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来看，竞争性市场对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制约，形成了体制约束取向下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发展的趋势。但不能把体制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简单的线性对应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单纯的体制转变在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后的“后离”过程，也不是体制变量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其因变量立即也就改变了的“同时”过程。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依存关系，是一个彼此渐变、并行不悖、交织累积及至总体上根本转变的互动互适、相辅相成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的推进，为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提供了一个诱导和驱动的机制，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又进一步要求加速体制改革和根本转变的进程。因此，在实践中，只抓体制的改革和转变，或坐等完成体制改革之后，才着手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由于改革的市场取向，初步形成了市场“制度诱导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经济生活中新的竞争性市场制度对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制约、对要素资源的配置，对技术创新、扩散及其应用的政策，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激励，以及对适度规模经济的促进，等等，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产品，并提高了财富增长的质量和能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的初步转变，又为经济体制转变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支持条件。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改革以来，最先采用新体制和引进新机制的经济领域（主要是非国有经济部分）经济增量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在国民经济增量部分中推进改革和采用新体制的阻力也最小。由于采用新体制的国民经济增量部分的迅速扩张，不断地增强新体制的基础，形成和积累了为最终对原有的体制存量部分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的支持条件，从而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大趋势。
最后，体制转变的制度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难度大、涉及面广，其中，市场机制的和完善可以说是基点。
从体制转变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看，它包括对原有经济系统模式的转变、系统内在结构的调整和运行机制的转换、系统基本元素的再造，以及系统的环境改变等相互关联、互为影响的内容，涉及到微观、宏观、企业、市场、政府等方方面面。之所以说，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完善是其基点，是因为市场机制的运转、发育和完善，意味着价格信息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力量不断增强，逐步削弱并替代原有经济系统内的行政指令性力量，它将微观与宏观、企业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等相互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运作系统。
整个市场经济系统，由于有了市场机制的利益杠杆以及与此相关的保护各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制度安排，也就为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有效的动力保障。基于这一前提，整个市场经济系统的运作表现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考察这种开放过程，市场经济系统地运行表现为经常处于非均衡状态之中，而非均衡常态又为人们不断提出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且激起人们的竞争欲、积累欲、创新欲……。当引起原来非均衡状态的问题解决了，更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如此循环复往复，推动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发展。考察这种动态过程，则体现为“创新”和“扩散”相互交替的过程。最初，是个别企业逐利的内趋力和竞争的外制力下，根据“成本——收益比较”原则，率先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获得超额收益，随之而来的是众多企业的效仿，使新技术、新制度得以迅速扩散和普及，并使一些习俗和非正式规则为国家或政府所认可，且上升为社会强制执行的正式的社会行为规则。创新和扩散连续不断的过程，就是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自然的、历史的演进和转变过程。这表明，市场机制的培育之于体制的转变、进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抓住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完善这一关键环节，也就可以攻其一点而惠及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