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心灵的故乡——重读陈映真近年作品并论其新作《归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作论文,故乡论文,近年论文,心灵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1月我应邀到台湾参加一个会议，在一个酒席上，有位台湾朋友笑着对我说：应该对陈映真进行认真的批判了。我当时想也没想，也笑着对他说：台湾因为了有了陈映真而免于耻辱。那位朋友一时无语，场面似乎也颇尴尬。在台湾，我更常听到一些年轻的朋友说，“我们都是读陈映真的书长大的”，然而，在台湾的当前条件下，能认同他的观点的却也不多。我知道人们都喜欢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辩护，有时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便变得近乎情绪化。但我为陈映真所作的辩护，恰恰是相当理性的。在我看来，陈映真的价值在于他的远见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老实说，我因为在大陆习惯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于各种“左派”观点，并不觉得特别的新鲜。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接触陈映真的文字时，我对他甚至有拒斥感。当时更喜欢“纯文学”或“现代主义”那些讲究个性的、唯美的东西。觉得陈映真与尉天骢一派的文字，不外是用社会学的理论作为自己观察和分析文学的模式，在我看来，缺乏“新意”，而大陆当时的风气，恰是以“求新”作为衡量某种思潮或理论是否有价值的标准的。然而，一旦细读陈映真的作品，就被他那执着于“乌托邦”的心灵所吸引了。在陈映真的写作里，你找不到媚俗的东西，然而，他所给予读者的，却并非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的印象。相反，正是他那坚定的弱小者立场，和非常平民化的热诚的文字，清洗着被“精英”意识所污染的心灵。阅读陈映真，就是一种反省和清洗自己的傲慢的灵魂的过程。随着陈映真的叙述，我也在试图寻找重返“心灵”故乡的道路。在这里，阅读不仅仅是为了“乐趣”，而且具有思想的、实践的意义。在陈映真的感性小说里，人们找到的仍然是心灵的温暖和感动。
陈映真被看作台湾“左派”的代表，而他也并不讳言“左”。在他那里，“左”意味着对当代全球化消费社会的各种思想的、文化的、文学的现象进行“彻底”（radical）的批评， 意味着在几十年来以“右”为主流的语境（context）里，冒着“犯法”、 “坐牢”的危险去探求历史的真相，寻求一条通住人的真正解放的道路，而不是背诵几个僵化的教条。把陈映真看作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与文化批评家，也许更加确切。因为假如我们还是不能超脱“左右”的框框来思考“问题”，凡事总要先看他是左派还是右派，再根据自己对这些“派别”的片面理解来做“站队”的判断，而不愿去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究竟是否值得认真对待，那么很可能会失掉了解真正的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映真八十年代以后的写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台湾的特殊语境当中，率先用作品和强有力的文化论述来提出和思考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问题。他深入思考了当代台湾的社会性质以及这个社会体制、文化、思想对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的深刻影响。从“华盛顿大楼系列”到“山路”系列（包括《山路》、《铃铛花》和《赵南栋》以及九十年代的纪实文学作品《当红星沉落在七古林山区》和《春祭》）和最近发表的《归乡》以及几乎所有的政论随笔、文化批评，都围绕着日益重要而迫切的现实问题来写作。我想，他的思想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一、当代台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如何？二、当代台湾的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个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三、当代台湾的文化问题以及精神重建等等。假如在大陆的读者能虚心了解这些问题，那么，他关于历史的深入反省，关于大众消费社会的深刻分析，关于泛商业化条件下“民众传播”问题的思考，关于统独问题的思考等等，都是研究当代中国之社会、文化、思想诸方面的问题所不可忽视的。
八十年代末以后到整个九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巨变，陈映真的论述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譬如他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非常尖锐的社会文化批评，似乎减少了不少的锋芒，他自己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仿佛并未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更加“富有建设性”的“积极”的意见，但我毋宁认为，他的一些正面主张是“隐藏”在所有的政论当中的。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激情，另一方面是对更加具体真实的“民主”、“自由”、“社会公正”与“博爱”的追求，这些东西显然和谐地存在陈映真的理想当中，但它们能否和谐地存在现实的体制和结构当中，却依然是一个问题。
从1978年3月的《夜行货车》开始，到同年9月的《上班族的一日》，到1980年8月的《云》，1982年12月的《万商帝君》， 陈映真开始用很明朗的风格来写小说，而且用小说来深刻反省台湾当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对人性的异化作用。这些他称为“华盛顿大楼”的系列小说，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以“跨国企业”为题材、而且最深入地反省了“跨国企业”或者“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人的困境”问题的作品。在大陆，对诸如“现代企业下的异化”这样一个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问题，反而不如它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时那样得到更深入的关注。而象我这样的读者，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除了更关心这些小说的“人性内容”外，对陈映真小说所暗含的对“台湾经验”的批判——这其实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第三世界边缘地区“依赖的”、“殖民地经济”的批判——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因为大陆正在改革开放，正在引进外资，正在摸索着“适合国情”的路子。因此，象《夜行货车》这样在大陆影响深远的作品（它被拍成电影广泛传播），便更容易被解读为只是一个充满男人自尊的爱情故事，而《上班族的一日》可能仅仅被看作反映外资企业中“上班族的生活”这样一个“通俗的”文本，《云》也很容易被剥离掉其普遍的意义，正如《万商帝君》成为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的现代版本，在它的文学价值得到很高评估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忘掉它的社会学的、世界政治经济学的甚至“哲学”的或“宗教”的意义一样。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读者可能会渐渐悟出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在文学的讽刺、隐喻、忧患之外，所包含着的宏大视野：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支配的边缘国家和地区（第三世界）如何在市场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观念、精神上、语言上、甚至人格上被“殖民地化”，把追逐利润的资本扩张的欲求当成了“人类”的“普遍”的“原则”。——通过来自华盛顿的跨国公司的代表人物关于现代行销（marketing）的“雄辩”，以及怀着发财和升迁的梦幻， 不断地背诵这些雄辩的“催眠术”而或升迁，或堕落，或者终于疯掉的“本土”（native）的大小人物们，陈映真塑造了一个充满了嘲讽意味而引人深思的思想·艺术世界。
然而，以“跨国公司”为象征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对人性的影响的反省还没有形成一个日渐阔大的创作领域，陈映真很快又开辟了另外一个天地。那就是以1983年4月的《铃铛花》、同年8月的《山路》，以及1987年6 月问世的《赵南栋》为标志的反省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创伤的小说。这一创作路向，一直延续到1993年9月写作的报告文学《当红星沉落在七古林山区》和1994年3月的历史报告剧《春祭》。也就是说，陈映真用了连续十一年的时间来清理这段痛史，这是对历史的清理，也是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理想与现实之深刻矛盾的痛苦反省。如果说，《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用的还是“春秋笔法”——虽然它相对于早期小说已相当明朗——是由于当时台湾的语境还没有彻底“开放”，他还必须冒着违反“戒严法”之危险来触及这块当局忌讳的伤疤，那么，写作后面两种纪实文学时，他已经彻底抛开了所有的顾忌，为还原被权力扭曲的史实而秉笔直书了。
我感兴趣的是，陈映真为什么十几年来都在思考着同一的问题？为什么清理白色恐怖时代的历史，占据着他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这当然也可以从他个人的经历得到解释（注：陈映真在自传性质的散文《后街》（1993）和《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1996）里都谈到了他在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因为偷偷阅读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而“完全改变我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视野”的往事，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坐了七年的监牢。），但更重要的，是陈映真试图找到造成战后海峡两岸的民族分裂之悲剧的主要原因。事实上，陈映真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文化评论，都在分析和批判战后台湾朝野（亦即国民党和在野的民进党）如何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纳入了国际的“冷战·反共”体系，而日益形成其一种新的殖民性格，丧失祖国的民族的视野。除了对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代的清理，陈映真还进一步清理了另一个造成重要心灵创伤的历史：日据时期。从他关于三十年代台湾社会性质的论争的论文，到他翻译的《叶盛吉传》，到编辑出版“人间政治经济学丛刊”，出版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和战后台湾社会、经济等社会科学著作，都可以看到陈映真为清理台湾历史，为寻找“台独”意识滋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孤独而坚强地跋涉在思想的荆棘途中。
自1987年6月发表《赵南栋》之后， 陈映真几乎停止了小说的创作。这期间，陈映真的主要文化活动是创办《人间》杂志（1985年11月创刊）。这份“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致力于“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陈映真《人间杂志发刊辞》），它站在弱小者的立场看台湾的人、生命、生活、自然和世界，对台湾几十年来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或者富裕化提出反省的思考和批评，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其极具震撼力的图片报道和文字力量造成深刻、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然而在1989年6月发行了第44期之后， 竟无疾而终，与陈映真突然停止了其意味深长的小说写作一样，《人间》的终刊也令人产生无限的悬念。进入九十年代，陈映真的写作转向思想、理论性较强的政治、思想、文化批评。除了一些散文随笔，作为“文学作品”问世的， 就只有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当红星沉落在七古林山区》（1993）和报告剧《春祭》（1994）了。因此，当他的小说新作《归乡》问世于1999年的时候，自然激发了读者的强烈兴趣和很高的期待。
我记得陈映真说过，他写东西是被“逼”出来的。为了办刊物，他至少有两次被逼的经验。第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创办《人间》杂志时，有朋友担心他办杂志太辛劳，劝他请人帮忙，因为编杂志有人代替也能做好，而“小说创作却只有你自己才能写啊！……”他听从了劝告，在高信疆答应作《人间》总编辑之后，许诺一年内交出十万字的小说作为对朋友们的答谢。这就是问世不久即引起强烈反响的《赵南栋》。（注：陈映真：《两鬓开始布霜》（1986），《陈映真作品集·鸢山》，第167～168页。）这一次为了加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在创作方面的力量，他又给自己“逼”出了这篇新作《归乡》。若说陈映真“重出江湖”，“宝刀未老”，未免有些落套，因为除了少写小说，他从来都在“江湖”上疲倦、孤单而坚韧地游走。而他的小说，的确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作品成为探讨“现实问题”的有效方式。若说陈映真“逼迫”自己去创作，似乎也不确切。他曾跟我说过，必须在思想上找到比较清楚的出路，然后开始写作。他自己实际上有比较强的创作的冲动，因为在“台独”的扭曲下面，生活里产生非常多的值得写的东西。从台湾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很好地尽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对于日据下的非理的社会，作出了他们的描写和反应。他认为对目前这种奇怪的台独风潮中的台湾社会，作家有责任去加以揭露，否则真是失职。
我在《归乡》问世之初就有幸先睹为快。一直想对它说点什么，却很久都找不到应有的感觉。确实，看惯了时下各种“新生代”或“新人类”、“新新人类”各种标新立异的小说，再来读陈映真写于花甲之年的小说，真的感到有些“平淡无奇”。且不说洗尽铅华的语言和它并不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非常适合故事中的老人性格的缓慢的叙事风格，即便是它的题材，也早就见诸陈映真自己曾经编过的《人间》杂志：在1988年12月出版的第38期，就曾有过一个关于“70师的台湾兵”的专题报道。陈映真亲自撰文的“望断乡关盼征人”系列之一《解放被朝野歧视的台湾人！》似乎是第一次提到“家族离散”不仅仅是在台湾的“外省老兵”的事情，1950年海峡封断之后，曾被驻防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第70师连蒙带骗弄到大陆打内战的五万台湾人也滞留大陆不得返台。这些台湾人，不只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不负责任的漠视，也未得到当年在野的号称关心“台湾人”的“民进党”和“民进党系”“人权组织”的注目。当滞留大陆的一些台湾老兵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返回台湾之后，他们的“忠贞”却受到了怀疑，成为“列管户”！《人间》的这个专题报道，挖掘出了几乎被“大历史”所淹没的一些小人物，借助那些黑白相片，呈现出两岸中国人在共同的近代历史中的命运。
《归乡》即取材于两岸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在台湾的大陆老兵老朱，以及从大陆返回台湾故乡的台湾老兵杨斌，在彼此回忆起来的中国内战史当中相遇。他们一同进入历史，也共同面对现实的困境。陈映真的笔墨，一方面散淡地铺陈于两个老人的怀旧故事之中，从而把小人物的命运与国家那充满了沧桑感的近代史紧密连接了起来，另一方面更有意叙述归乡的杨斌所面对的已然陌生的环境：父亲和三弟去世后，二弟和侄子共同谋夺他的财产，他所渴望的亲情在物质的利害关系当中消失了。很显然，陈映真的视野已经超越了八十年代围绕着国民党当局单向的“探亲政策”所引发的与内战相关的社会问题，而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九十年代以后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省籍问题”，台湾社会走向“富裕化”之后人性的异化问题，等等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描写，有着陈映真式的反讽的意味，在近乎“平淡”的白描中，暗藏着不露声色中的政治意识的“角斗”。譬如，小说一开始就写卓镇三介宫后面的公园里的“早觉会”来了一个“太极拳打得极好的老头”，这就是甫从大陆返回台湾，打算定居的杨斌。他用娴熟的太极拳镇服了早觉会的领袖张清，也赢得了许多同道的好感。“太极拳”作为一种大家认同的共同文化，在这个政治意识分歧的“早觉会”里起到了一种“团契”、“和谐”的作用。然而，当问题涉及政治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明争暗斗”起来：
“杨师父不知道打什么地方来？”郝先生说。
“远了。”杨斌老头笑了。他说，“不叫师父，叫老杨。”
“能有多远”台湾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郝先生笑着说，“最北，基隆，从咱这儿三个半小时的自强号火车。南到高雄，一个多小时公路局国光号。”
“其实，国家不在大小。”张清的灰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不在乎大小啦，只在于，有没有那个……主体意识，有没有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即使是外地来的杨斌老头，这时也感觉到空气中有极轻微的僵硬感。郝先生没收起脸上的笑意，却没说话。张清的女人素娇抬起带着精细金饰的素白的手，在空中摇了摇，说：“一刻钟不谈政治，男人准会憋死。”
作者在这里刻意写了张清的女人素娇化解了因政治意识分歧造成的僵局。他写素娇“抬起带着精细金饰的素白的手”这一细节，暗示了张清家境的优渥，与靠卖早点维生的外省老兵老朱等人的状况恰成对比。这种“阶级”差别对人的政治意识的影响，实际上远甚于“省籍差别”所造成的分歧，因此，被刻意包装、渲染、突出的所谓“省籍矛盾”，未尝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虚构”。这一暗示与小说渐渐揭示出来的杨斌与他的暴发户兄弟和侄子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相通的：省籍问题的背后，暗藏的其实就是“阶级问题”。从这一点，我们大致可以断定陈映真的小说依然延续着他自《将军族》以来的思想，也依然保持着用小说艺术来探讨、反省“现实问题”的一贯作风。但，《归乡》与陈映真早期小说不同的是，主人公不再走向“死亡”的结局。
小说的最后，作者让主人公杨斌像他八十年代的塑造《夜行货车》的人物那样退出“现场”，为了坚持做人的尊严而终于离开魂牵梦绕的故土，返回大陆，“毕竟，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陈映真从来都不是“逃离”现场的人。相反，他以自己罕见的道德勇气一直参与或见证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历史。八十年代中期创办的《人间》杂志，更是积极投入“现场”，用特有的“民间传播”来揭破被权力掌控的“大众传播”的欺罔，把人间的真实——在台湾的社会底层生活的人们和他们的环境，被侮辱和损害的状况，一一揭示，从不逃避。而他的小说，却一再出现为了可以尊严地活着而离开“现场”的自我选择的倾向。
“乡”或“原乡”的观念，在台湾文学中的确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与台湾的“移民”社会有关，也与它的“遗民”性质有关。因此，“怀乡”，“乡愁”，不只在具体可感的层面上去理解，也可以在“隐喻”或“象征”的意义上解读，把“乡”看作生养着自己的生命，寄托着自己的梦想的“文化”或“理想”。对于陈映真这样思想家型的作家来说，“乡”似乎更带着“精神家园”的意味。陈映真曾表示，他的作品，不仅是写给那些“对语言、文字特别敏锐、有训练的读者”，而且“愿意写给那些基本上受过良好教养、但可能未必受过很好的文学教育的读者，让他们也能够在这个故事里感受和理解我愿意让他感受的东西”。他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不应该只是作者自己的私事，一个好的作品，应该能让迷惑的人得到清醒的认识，让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让绝望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灯火，让受挫折的人有勇气再站起来，让一个受尽侮辱的人得到一些尊严……让人对于生活的本质有清醒的把握。”（注：宇文正访陈映真新作《归乡》，原载1999年9月22～25日《联合报》。 ）这与时下流行的“为我”的文学观相比，似乎是相当“古典”的观念了。然而也因此，陈映真的作品，在其超越的层面上，深深地触动了人的内在的心灵，因为这是属于“心灵”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