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整个世界的教育体系都已经扩展或者正在扩展，这也包括高等教育体系。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进入就业市场将对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产生影响，这些影响的涉及面不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也包括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当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存量与增量较小时，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就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自己满意的工作。而当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存量与增量都上升的时候，一般而言，新增的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就不会像高等教育相对缺乏时那样容易取得好工作，比如找到同样的工作起薪却下降，或者许多毕业生不得不向较差的工作岗位流动；或者更严重的是，毕业即面临失业（Fields，1995）。然而，这些情况也不尽然，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间的供需关系。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展，有人预测“未来20年内，大量潜在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将要失业，因为人们所向往的职位远远少于求职的人数”。然而尽管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数显著地增加了，但实际上，在1950-1970的二十年内，对美国大学毕业生需求的增长却快于大学毕业生供给的增长（Bishop，1995）。
有研究者发现，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相应的不同的理论解释模型（Fields，1995）。那么在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程度越来越大的双重背景下，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互动情况如何？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有了哪些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对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带来哪些影响呢？
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存在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中（Carnoy，1995），这两者之间值得关注、考察的问题以及已有的成果，都可谓汗牛充栋。因此，要想梳理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一个人、一篇文章能够完成的。本文将（1）依据一次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对2003年届高校毕业生——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展的第一届毕业生的择业行为与意愿的调查数据结果，从工作找寻、起薪、教育层次的匹配等角度，考察目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现状，从而把握当前劳动力市场到底青睐什么样的毕业生；（2）在现状描述之后，本文将从就业率、过度教育等角度，探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前后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走向；（3）基于这一系列的现状与预测分析，本文最后将尝试预测高等教育自身将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动而做出互动的变革，以达到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一、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现状
（一）工作找寻与起薪的基本情况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在2003年上半年对北京、广东、广西、湖南、陕西、云南和山东等7个省市的47所高校展开了与毕业生择业相关的多项数据调查，并于2003年6月底最终收到了18，722名高校毕业生返回的问卷。以下是对毕业生就业情况与起薪的简单数据统计描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3）。
从表1可以看到，截至到2003年6月底，高校毕业生去向已经落实的比例为61.6％，其中已经签约的毕业生占总体毕业生的31.9％；而去向尚未落实的比例仍然很高，达到38.4％，其中尚未找到接收单位的毕业生占总体毕业生的27.3％。考察样本中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收入情况，发现：平均月起薪为1，550.7元，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1，001-2，000元的占45.5％，2，001-3，000元的占9.5％，3000元以上的占4.1％。
表1 就业状况的基本估计
有效百分比 合计
已经签约31.9％
去向 已确定单位，等待签约
8.8％
已经 准备从事自由职业或自主创业 4％ 61.6％
落实 准备升学或出国 15.1％
申请不就业
1.7％
等待接受单位的最后答复 5.6％
去向 尚未找到接收单位27.3％
尚未 虽有愿意接受的单位，但自己不
2.9％ 38.4％
落实 想去
其它
2.7％
表2列出了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以及不同性别的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以及平均月起薪。就业落实情况与月起薪都随着学历的提高而提高。专科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仅为34.7％，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而研究生的落实率为88.6％，考虑到问卷收回的截至日期为2003年6月底，因此总体而言，研究生工作找寻成功的概率非常大。并且，研究生的平均月起薪为3，005.0元，远远超过本科毕业生1，501.2元与专科毕业生1，299.9元。
表2 不同学历层次、专业以及性别的就业落实与起薪情况
就业落实率 平均月起薪（元）
专科生
34.7％
1，299.9
本科生
77.9％
1，501.2
不同学历 研究生（硕士 88.6％
3，005.0
生与博士生）
哲学
72.9％
1，979.6
经济学
65.6％
1，760.5
法学
60.0％
1，640.5
教育学
28.2％
1，721.3
历史学
72.4％
1，557.4
不同专业
文学
48.7％
1，648.7
理学
50.5％
1，367.1
工学
73.2％
1，552.8
农学
71.9％
1，113.6
医学
54.2％
1，135.9
管理学
61.8％
1，557.4
不同性别
男性
65.9％
1，546.9
女性
56.1％
1，545.2
考察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发现落实率超过60％的专业有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工学、农学与管理学，其中工学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最高，达到73.2％；而教育学、文学就业落实率最低，分别为28.2％与48.7％。
关于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性别歧视”的问题，一直是社会与毕业生个体共同关心的话题。从样本来看，在起薪方面，男女毕业生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平均月起薪分别为1，546.9元与1，545.2元。然而男性的就业落实率为65.9％，略高于女性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56.1％。
（二）影响工作找寻的因素分析
进一步分析具体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毕业生的工作找寻（岳昌君、文东茅、丁小浩，2004），发现：
* 学历层次对求职结果有显著的影响。学历层次越高，工作找寻成功的概率越大。
* 学校类型（声望）对求职结果有显著的影响。211所重点大学和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明显比其它院校高；而公办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明显比民办学校和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高。
* 在工作找寻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优势明显。
* 毕业生学识的“深度”（成绩的好坏，包括是否有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以及是否做过学生干部）与“广度”（知识面的宽窄）对找寻工作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深度”要比“广度”对于工作找寻成功的影响更大。
* 学校若能提供较为充足的就业信息对于毕业生工作找寻有积极作用。
而以下因素，却对毕业生工作找寻没有明显的影响：
* 毕业生的求职费用、求职次数，以及参加过学校的就业指导课和讲座等因素对工作找寻的影响不明显。
* 学生家庭所在地、父、母亲的学历层次以及父、母亲的职业状况等对毕业生是否能够找到工作并无明显的影响。
（三）影响起薪的因素分析
接着分析具体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毕业生起薪的高低（岳昌君、文东茅、丁小浩，2004），发现：
* 学历层次对起薪有显著的影响。本科生的起薪比专科生多大约219～315元，研究生的起薪比专科生多大约1400～1700元。
* 学校类型（声望）对起薪也有一定的影响。尽管211重点大学毕业生与专科和高职院校毕业生之间起薪没有明显的差别，然而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起薪比专科和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起薪低。另外公办学校毕业生的起薪明显高于民办学校和国有民办二级学院毕业生的起薪，前者比后者多大约565～703元。
* 毕业生学识的“深度”（成绩的好坏，包括是否有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以及是否做过学生干部等）对起薪有显著的影响，而“广度”（知识面的宽窄）对起薪的影响不显著。
* 总体而言，专业因素对起薪差异的影响不显著，包括学用结合的状况。
* 在起薪方面，并不存在性别歧视。
* 学校提供的就业信息以及毕业生自身的求职费用对于起薪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学校的就业指导课和讲座却似乎无助于毕业生找到更高起薪的工作。
* 除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毕业生的起薪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其它家庭因素对起薪的影响并不明显。
（四）当前劳动力市场青睐什么样的毕业生
根据以上对毕业生工作找寻成功与否以及起薪高低的因素分析结果，本文尝试探询在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中，什么样的毕业生更具有竞争优势：
* 学历越高意味着工作找寻成功的概率越大，也意味着起薪更高。关于这点，在下文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 学校类型（声望）对求职结果和起薪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毕业生较之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前者优势明显。
* 四、六级英语证书不仅有助于毕业生找到工作，还有助于找到起薪更高的工作，这可能是当前劳动力市场需要英语水平较高的毕业生，也可能是拥有四、六级英语证书代表着拥有较高的能力。
* 用人单位倾向于招聘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毕业生，而且这些毕业生在起薪上也具有优势。这有可能说明劳动力市场更加重视学生通过在校社会工作培养起来的各种素质与技能。
* 那些得到学校提供较多就业信息的毕业生，无论在工作找寻还是在起薪上，优势都比较明显。这可能说明，毕业生与潜在的雇主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而妨碍了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学校的中介与推荐作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毕业生工作找寻成功而且找到更好的职位。
* 学用结合状况对于起薪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或许说明了用人单位并不要求受雇的毕业生一定是专业对口，而更多关注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其它学习途径真正培养起来的能力。也可能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系列教学改革有关：各高等学校普遍重视拓宽专业口径，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大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的训练；同时，由于学分制、主辅修制的推行，大学生中跨学科、跨专业选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获得双学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通过这些改革，提高了不同科类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替代弹性（文东茅，1999）。
* 性别在工作找寻上存在差异，相对而言，用人单位更倾向于招聘男性毕业生。然而，在起薪上性别差异却不明显，也即用人单位并不因新员工的性别，而给予不同的薪金待遇。
（五）教育层次的比较优势问题
通过2003届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分析，发现专科毕业生在工作找寻成功的概率以及职位的起薪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专科与本科是纯粹的学历层次差异，那么关于这一现象，应该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解释。然而，国际上有学者研究（Heijke和Koeslag，1999）认为，与高等教育对应的劳动力市场的岗位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大学毕业生岗位域；（2）高职毕业生岗位域。并且对不同类型的高校毕业生在各自的岗位域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国内有学者（丁小浩，2004）在研究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时，对于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位置和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总体而言不同层次的毕业生更容易在自己相应的岗位域中找到工作；但是在本科岗位域中本科生比专科生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在专科岗位域中专科生并没有显现其明显优势。
该研究进一步引述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关于了本科和专科的培养目标和学业标准：“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
因此该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主要体现在层次的差异上，而不是类型的差异上。并进一步指出“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中日益繁多的利益主体对高等教育提出的价值期待和消费需求，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专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如何摆脱‘压缩型本科教育’的模式，使得其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性，并且不能被高层教育毕业生轻易替代，这将是未来中国高等专科教育健康、合理发展的关键。”
二、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走向
上文提及，就调查数据发现，截至到2003年6月底，2003届的高校毕业生中去向尚未落实的比例仍然高达38.4％，其中尚未找到接收单位的比例为27.3％。那么是否整体而言，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毕业生的就业将会越来越难？专科毕业生在工作找寻成功的概率以及职位的起薪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劣势，这是否存在过度教育问题，过度教育问题是否会从此愈演愈烈？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
关于近年来是否是由于“扩招”造成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结论。有的研究认为，大幅度扩招极大地增加了当前高校毕业生的供给量，而相应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对于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的需求无法赶上扩招的步伐，因此是扩招导致并且加剧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然而，有的研究指出目前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整个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仍然急待提高，应该是其它因素，诸如制度性因素，导致了目前高校毕业生暂时就业难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对中国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的统计，2000年，男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77.2％，女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73.9％；2001年，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2000年，然而男性毕业生与女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为87.9％与86.4％。2002年的就业率有所下降，总体毕业生的就业率为70％左右。但是，截至2003年9月初，200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已达70％，与2002年持平。
所以本文作者认为，现在还缺乏更多的证据以支持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环境下毕业生就业形势将趋于严峻的论断。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本身也要慎下定论，因为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平衡，国际上许多学者与政府机构都曾经出现过预言错误。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美国劳动力统计局在1980年预言1980年代美国将出现大学毕业生过剩的现象，可是接下来发生的却是大学毕业生短缺以及工资增幅的显著上升（Bishop和Carter，1991）。
关于高校毕业生的工资收入问题，本文作者依然持乐观的态度，认为未来的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未必下降。因为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数据表明，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工资下降或者上升，并不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相对应。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大学毕业生相对于非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增幅一直在下降，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工资增幅又开始回稳或者上升。而在1950-1970期间美国大学生工资较之高中毕业生工资增幅从45％上升到76％，在1970年代工资增幅下降后，1980年代工资增幅又转向显著上升（Bishop，1995）。而一项关于收益率的研究发现，从1990-2002年的12年时间内国际平均的教育明瑟收益率仅降低了0.6个百分点，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研究者认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供给的提高导致了教育收益率的轻微下降（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2002）。
以上证据可以表明，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并不必然导致高等教育收益率的下降。而中国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现象。有研究发现，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教育规模扩大相伴随的是各级教育收益率水平的显著提高，其中高等教育的明瑟收益率从4％左右提高到13％（陈晓宇、陈良焜、夏晨，2003）。
况且有研究也说明，目前中国各地区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实际值均低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国际平均水平，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差别比内陆地区更大，沿海地区对高校毕业生有着更大的吸纳能力。这表明，中国各地区对高等教育人口的潜在需求空间仍较大，特别是京津沪地区和东部地区对高等教育人口的潜在需求空间更大（岳昌君，2004）。
（二）过度教育越来越严重？
全世界范围内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供给一直在快速增长，因此过度教育也从197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范围内学者、政治家、普通民众普遍关心的议题。尽管关于过度教育的现象本身以及测量方法，不同学者有着很大的争议，然而从许多实证研究中得到了一个相似的规律，即在不少国家，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在时间序列上是增函数。
那么中国的过度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又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根据2003届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发现，总体毕业生过度教育发生率为20.3％，其中随着学历的增加，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也急剧增加（测算方法采用自我评估法，下同）。较之1998年所做的一次同样性质的调查数据发现高校毕业生过度教育发生率为16.1％的测算结果（文东茅，1999），表明2003年较之1998年，有更多的毕业生认为自己是过度教育的对象。最近的一项实证研究也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过度教育发生率明显呈上升趋势（武向荣，2004）。这项研究的数据源有两个，一个是1995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一个是2003年中国某地区三家企业工人教育和工作配置状况的调查数据。
而在此之前，另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过度教育现象就十分严重；而单从过度教育的发生率本身来看，1998届中国毕业生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不仅低于欧美等国1990年代毕业生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也大大低于1980年代中国大学毕业生过度教育的发生率（文东茅，1999）。
也即，就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过度教育并不纯粹是时间序列的增函数。因为与就业相似，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并不仅仅由高等教育的规模决定。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过度教育仅是劳动力市场调整时期所发生的短暂现象，而且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这个调整时期越短，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也就越小。这也支持了，为什么1990年代较之1980年代，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很多，然而，毕业生过度教育的现象不升反降。
而研究发现，近年来，尽管中国过度教育率提高，然而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与所在行业、部门的竞争程度呈负相关，也表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纵深发展，将会缓解目前存在的过度教育问题（武向荣，2004）
基于上述的证据，关于过度教育问题，本文作者依然是乐观其成。这不仅是对中国市场改革的自信，也是对过度教育本身的置疑。因为，世界各国的经验相似，即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相伴随的是教育质量的一定下降，因此，有学者指出过度教育可能仅仅是由某些大学毕业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低下引起的。“在美国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中，有17％的人阅读水平低于普通的11年级学生。如果一个阅读水平仅相当于11年级学生的大学毕业生承担了文秘工作，这难道不是一种教育不足现象而是教育过度现象么？”（Bishop，1995）可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将会减少高等教育毕业生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另外，通过教学改革，将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各自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使得本科毕业生不能也不必要去挤占专科毕业生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极大地降低高等教育毕业生过度教育的现象。
因此，本文作者尝试预测随着中国改革的进程，如果高等教育系统能够通过自身的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那么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过度教育现象将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三、高等教育系统的互动变革
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高校自身的自主权也越来越大。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将会针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做一定的调整。针对本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预见，高等教育系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互动变革：
（1）对教育质量要求更高。
因为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毕业生提高自身专业学习的知识水平，有利于工作找寻成功并且能够提高起薪水平。这将给予学生和学校以信号，刺激学生和学校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过度教育的现象，也使得政府有动力督促学校去提高教育质量。
（2）通识教育以及学分制、主辅修制会持续受欢迎。
学用结合对于毕业生的起薪没有显著影响，以及毕业生学识的“广度”对找寻工作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些证据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自1990年代以来以通识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同时高等教育系统也将继续完善学分制、主辅修制，为在校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以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与喜好，主动去习得今后自己中意职业的专业技能，而可不必拘泥于初始所选专业。
（3）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必将取得突破。
目前，高等教育系统中就业形势最严重的群体是来自高职、高专以及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其中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在专科岗位域并没有显现出比较优势，而受到本科毕业生的职位挤占，这也引发了过度教育问题。而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要继续健康发展，这个问题必需得到解决。可以预见，随着目前教育部在政策上对于高职、高专学校的有所倾斜，随着高职、高专学校更多地与劳动力市场进行互动，高职、高专学校必将会在类型上与普通本科院校相区分，而非现在的层次差别，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多元化的发展。
（4）就业信息渠道将更加完善。
目前，那些能够得到学校提供充分就业信息的毕业生，无论在工作找寻还是起薪方面，都有竞争优势。这说明，高校的就业信息，有助于减少毕业生与潜在顾主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促进毕业生的自我选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这样，学生、顾主还有学校都将有动力一同去构造通畅的就业信息渠道。
（5）各种关于学校和专业的质量和声誉的评价机构将会崛起。
高等教育规模还将持续扩展，以满足旺盛的社会需求。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高等教育系统学历的信号功能将有所减弱，然而劳动力市场依然需要高等教育系统提供的人才筛选功能，因为劳动力市场可能根本无法像教育系统那样完成有效的人才分类与配置（Groot和Hartog，1995）。因此取代学历这个信号的将是高校的质量与声誉。可想而知，中国也会如同美国一样，关于高校、专业、学术刊物等排名的一系列中介组织将迅速崛起，以给个人以及社会提供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与声誉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