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伦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6)02-0106-05 “共产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崩溃使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当今世界或作为一种理想存在，但我将证明它能够存在，不过，这要求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有些观点进行一些修正。如果某人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那么，我将旗帜鲜明地捍卫一种市场社会主义。”[1](P7)这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罗默(John E.Roemer)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说的一段话。当时正值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遭遇巨大挫折的关键时期。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罗默保持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并旗帜鲜明地倡导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都是值得我们高度肯定的。事实上，罗默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代表的是一种鲜明的伦理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将其概括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伦理观。 一、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伦理批判 众所周知，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也是前苏联推行的经济体制。受前苏联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普遍实行这种经济体制。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上个世纪末遭遇了重大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均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取代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取得了巨大成效，用事实证明了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合理性。 罗默对计划经济体制深有研究。他认为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三个方面的原因而失败，即(1)绝大多数商品是在行政机构的绝对支配下生产出来的，它们的生产者没有竞争对手；(2)企业直接受到政治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控制，缺乏必要的自主性；(3)非竞争性的和非民主的政治对经济有深刻影响[1](P14)。这三个原因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共同导致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 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们拥有迥然不同的经济主体。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经济活动的唯一主体，它既是经济计划的制定者，也是经济计划的执行者；因此，它所建构的经济关系也非常简单——它是一种从计划到计划的直线关系。经济管理者的职责是要求工人完成他们的经济计划，但他们本身并不是经济计划的制定者。经济计划的制定者是政府。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上强调的是中央经济计划的落实和完成，在经济道德上不切实际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企业和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利益诉求都没有受到充分尊重。这种经济体制难有生命力，因为生产商品的工人缺乏推进生产的实际动力。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工人没有积极生产的动机。他们拥有“铁饭碗”，没有失业的风险。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增加收入的动机。即使有更多的钱，他们也购买不到他们想要的商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有不同的构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管理者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他们的职责是制定经济计划，但他们所制定的经济计划是以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股东是企业的资本投资者。这些股东不仅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和实际运作，而且由于掌握着资本力量，他们是企业的实际控制者。资本主义企业是围绕着股东的利益运转的。如果股东的利益不能实现最大化；或者说，如果股东的利益受到某种侵害，企业管理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来运作的：股东是企业的真正拥有者，他们的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但他们往往会以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名义来组织生产，并强调市场规律的支配作用，以使整个社会经济看上去好像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实际操控下运作。 由于实行不同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显著差异。虽然前苏联的经济在上个世纪中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在那个历史时期受到了广泛称赞，但是它在上个世纪末出现的失败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有些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为人们提供很好的福利，但他们将其主要归因于政治上的不民主。在罗默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根本没有为人们充分提供福利的能力。“到80年代、甚至更早，经济福利的增长更多地取决于经济革新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苏联式的经济很失败。”[1](P17) 计划经济体制还是一种不利于科技革新的经济体制。在僵化的计划支配下，企业和个人均缺少推进科技革新的内在动力。虽然科技革新并不总是在经济收入或福利的刺激下得以产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收入或福利状况是推动科技革新的必要动力。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吗?如果人们拼命地工作，但他们的生活却不能因此而得到任何改善，他们还会有不断强化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诉求的满足，而且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模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工作积极性。 二、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构成 罗默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相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比较优势，但它也有自身的弊端。例如，它所带来的利润其实都落到了资本家的手里，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工人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成果中得到微乎其微的回报。他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怀有坚定的信念，但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用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他倡导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罗默设想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四个要素： 一是成年公民。每一个成年公民都可以从国家财政中获得一份等额的配给劵，此卷仅仅用于购买互助基金。制度规定他们只能用配给劵购买互助基金的股份，不允许任何人用现金购买。同样，他们只能用互助基金购买公共公司的股份。 二是公共公司。公司都是公共的。公司股份和互助基金的价格只能用配给劵来标价，它们的周期性摆动取决于股份的供需情况。公民能够自由出售他们的互助基金来换取配给劵，也可以将他们的配给劵用于购买其他的互助基金。公司可以用配给劵换取国家财政的投资资助，并可以用现金购买国家财政设立的配给劵。这是可以用现金换取配给劵的唯一地方。这些投资基金在公司中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作用。 三是互助基金。持有互助基金的人有权分享公司赢利。购买互助基金的人也有权分享互助基金的收益。如果某个公民死了，他的互助基金必须出售，相关的配给劵也应该返还给国家财政；然后，国家财政根据相关规定，将配给劵发放给其他成年的公民。互助基金作为公民和公司之间的中介而存在，其主要用途有两个方面，即(1)实行家长式管理，以防止公民将他们的配给劵用于糟糕的投资；(2)防止公民从公司套取现金。 四是国家财政。国家设立专门的财政部，主管财政收支、配给劵发放、公司贷款等工作。国家财政基金由公民纳税提供。 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公司的投资基金有两个来源，即(1)银行贷款或由银行资助的公司债券；(2)国家财政。公民往银行储蓄。贷款的利率由贷款的收支情况决定。配给劵的供给和国家投资金的需求决定用配给卷兑换财政部投资金的比率。配给制旨在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一生之中都能够拥有稳定的收入，并能够在国家的公共公司里拥有一份过渡性财产。一个公民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有权享受公司的利润。在整个社会，配给卷的总量与配给卷的值是相等的。银行在经济中扮演着监管公司的重要角色。另外，银行也是一种公共公司。它们的股份也可以通过互助基金来购买。 市场社会主义实行的配给劵制度旨在将公司的利润在成年公民中进行平等分配。它是一种以配给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其独特之处在于：人们不能用商品来购买股票，只能用配给劵来购买基金。每个公民都可以被分配一定数量的商品，如一千张配给卷的商品。公司的股票仅仅用配给劵来计算价格。制度规定用配给劵来交换商品是非法的，只有用配给劵来兑换配给劵才是合法的。制度禁止富人购买任何公司的控制性股份。公司股份只能用配给劵购买，所有公民用配给劵购买股份的权利都是平等的。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公司控制在中产阶级和穷人手里；公司是为了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利益才进行投资。在公司投资和公司分红方面，富人没有任何特权和优势。通过实行这种配给劵制度，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能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且能够使整个社会的公共恶最小化。 “总而言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阻止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因为让中产阶级和穷人受苦而导致的搭便车问题。”[1](P29)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中产阶级和穷人将他们在公司中占有的许多股份出售给富人才被认为是最好的事情，它造就的是一个由富人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即资产阶级。这些人控制着公司的一切，他们的收入完全来源于公司利润。他们还是国家政治进程的实际控制者。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中，中产阶级和穷人被禁止对他们的股份进行清仓大甩卖。他们自始至终是在公司里占据支配地位的股东。他们的存在是降低社会公共恶的一股强大力量。 三、市场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取向 “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计算方法的争论。当时，美国学者奥斯卡·朗基和弗里德利克·哈耶克是主要代表人物。朗基认为，经济学家所谓的新古典主义价格理论证明了将中央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哈耶克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认为中央计划会从根本上消解资本主义活力的来源，即市场机制。朗基倡导市场社会主义，但他的立场遭到了哈耶克的猛烈批评。 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让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的利益和代价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上个世纪30年代，当朗基大力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前苏联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因此，当时的前苏联能够保证充分就业；而相比较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当时整体上显得相当懒散。朗基大概就是受到当时的那种社会现实的启发才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构想的。而哈耶克则在当时为资本主义进行了辩护。在上个世纪30年代，亲社会主义者和亲资本主义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野是很清楚的。 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的是，如果所有市场经济主体很少干预市场，并且不能单独影响市场价格；或者说，如果不存在任何外部效应；或者说，如果拥有足够多的保险和金融市场；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在资源分配方面出现帕累托效应。也就是说，不会出现让所有人同时变得更富裕的其他资源分配形式。不过，这只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效应，它与动力学意义上的效应相比较而言显得不那么重要。动力学把科技革新和商品更新视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认为建立在科技革新和商品更新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达到的高销量是任何其他经济体制无法相提并论的。这种动力学理论似乎是合理的，但由于缺乏理论论证，其理论说服力显得不够。 市场经济体制是不是一种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这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西方思想家往往会大肆赞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效率，但这很容易遭到人们的驳斥。在罗默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虽然它能够造就很高的经济效率，但是它也是导致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根源所在；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取代市场资本主义是大势所趋。 要理解市场社会主义的涵义，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社会主义者追求什么。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者追求三种东西，即：(1)体现自我实现和福利的机会平等；(2)体现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平等；(3)体现社会地位的平等[1](P10)。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人的才能的发展和运用能够使一个人的生活有意义或有价值；或者说，它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人能够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状态。以保证自我实现和福利为目的的机会平等是社会主义者的首要追求。在社会主义者看来，保证自我实现和福利上的机会平等只是一种手段，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我实现和福利上的平等。他们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自我实现和福利承担相关的责任，但同时主张对那些无力做到这一点的人提供补偿。“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在家庭中成长但没有机会获得特殊照顾的小孩提供特殊的补偿或津贴。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机会平等要求对残疾人或受到不可控因素伤害的人进行补偿。”[1](P11)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基于机会平等而体现的自我实现和福利最大化。 平等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我实现和享受正当福利的平等机会，但它同时也承认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并认为分配正义的天平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具有道德合理性。在社会主义社会，“提高穷人的收入是提高他们追求自我实现和福利的机会的最重要一环”[1](P12)。 四、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民主 “几乎所有当今的西方社会主义者都是民主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之所以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带来民主。”[1](P32)在罗默看来，平等和民主都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但相比较而言，民主更加重要，因为它是平等，尤其是机会平等的前提条件。 作为一种可以期待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必定重视“民主”这一社会价值的维护和实现。在最一般的理解中，社会主义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政党来代表，如果它是由多个政党来代表，这就意味着各政党之间可以展开权力竞争。在很多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前苏联代表的是另外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共产党上台执政，但若干年之后，该政党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失去了政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过，罗默认为共产党若干年之后再次成为俄罗斯的执政党也是完全可能的。 市场社会主义应该有能够体现其特征和本质的宪法。该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将私有财产的积累限制在一个许可的限度内，同时它必须对所有受宪法保护的财产进行明确的规定。修改宪法的理由只有两个，即(1)压倒性的多数人认为宪法规定的财产关系不利于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特别是长期的投资规划，而对宪法作出相关的修改又很容易做到；(2)财产关系的变化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拥有一部合适的宪法是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重要象征。 罗默认为，要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平等诉求，关键是要让穷人和工人的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大众化教育。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良好的大众化教育，这些人的小孩和富人的小孩在机会方面的差异才能够被消除。教育能够缩小人与人之间在技能上的差别。通过教育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技能差别是缩小收入差别的必要途径。为了将足够的资源投入教育之中，人们需要树立正确的公民观，其关键是必须破除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绝大多数人不应该固守种族主义观念不放。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成为社会的成员。不过，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因此，建构一个真正基于民主的彻底社会主义模式任重而道远。 资本主义民主是存在的，但它仅仅属于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决策都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而制定的。资本主义民主实质上是少数人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现往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恶滋生蔓延的根源。社会主义民主要求有一种机制能够对经济利润进行再分配，或者能够将公司转变成由劳动者管理的公司。它只能出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共同体内。它是多数人的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财产关系具有市场社会主义性质，收入能够得到合理分配和再分配，整个社会的公共恶也能够得到很好地限制。社会主义民主主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安排来实现，而不是主要依靠个人的偏好来实现。 罗默否认存在那种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人”。在他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建构和发展都必须依靠社会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安排，因为只有好的社会制度才能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好处。市场社会主义有利于推动更多的人支持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公共教育模式。扩大工人阶级的受教育机会是扩大公共善的一种做法。工人受到的教育越好，他们的生产能力就越强，人与人之间在技能上的差别也就越小。 “民主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政治体制，因为它使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体。”[1](P36)民主有很多种形式，但只有市场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将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它能够很好地限制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中，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必要的，工资差异也在所难免，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加以解决。市场社会主义是取代市场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案，但这一方案的贯彻落实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我们不能奢望这种“取代”很容易变成现实。罗默说：“正如马克思所说，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真正的人类历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消除了物质稀缺性对自我实现的阻碍——还没有开始。”[2](P131)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以取代市场资本主义的方案，它的未来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显而易见，罗默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突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基础的事实，同时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维度，但正因为它是一种设想，其中还包含很多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内容，它在提出之后遭到了很多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对此，我们也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 五、余论 当今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并存和激烈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要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彰显其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这是需要社会主义者高度重视、深刻反思和认真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是通过它存在的道德合理性来体现的。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存在契合人类的普遍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道德价值定位和道德价值选择，而且意味着它经得起人类道德价值观念的严格检验。 约翰·E.罗默是美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认为导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根本区别的根源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不同，两种社会制度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具有质的区别。他试图强调，社会主义也会倡导资本主义提倡的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并且将它们作为社会发展的伦理价值目标来看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应该、也能够从更高的水平上实现这些伦理价值目标。在罗默的眼里，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公正、更平等、更民主，因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或比较优势所在。虽然他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用公正、平等、民主等社会价值来标示社会主义的做法无疑能够为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标签：市场经济体制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互助基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