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中国共产党50年执政的历程和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历程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在经过近3年的解放战争后，蒋家王朝气数将尽， 全国革命胜利大局已定。3月，毛泽东率党中央离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驱车前往北京。临行，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会考个好成绩。”“考试”考什么？那就是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能不能掌握好权力，能不能用好权力。在5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总结其经验，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入新的世纪，具有重要的意义。
50年赶考：两个严峻时期
在建国后的50年内，权力的考验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比较严峻的考验，相对集中在两个特殊时期。
第一个严峻考验期是在建国初。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高屋建瓴，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党即将面临的考验，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其目的只有一个：做彻底的革命者，决不做李自成。然而此后不久，随着一座座大中城市被接管，一些人面对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或被资产阶级以各种手段拉下水，或自发滑入腐败的深渊，毛泽东进京前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七届二中全会仅仅开过5个月，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就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知法犯法，罪在不赦”、“玷污军誉，破坏纪律，欧震被判处死刑。”被处决的欧震是担任接管工作的军代表，他利用参加公安部查处蒋帮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私藏武器案件之机，勒索毕家钱财，迫使毕妻朱氏与他同居。欧震事件的发生，再次向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敲响了经受权力考验的警钟。
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参加革命的人都抱着纯洁的动机，他们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也不能否认，当革命以风起云涌之势向前发展时，参加革命的人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混入一些动机不纯的人。有些人加入革命队伍，或是迫于形势，或是为了投机，或是想从执政地位中捞到一些好处。还有一些人，曾为革命出生入死，资格也有，功劳也有，但因为缺乏认真的思想改造，导致在他们的意识里，打天下不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而是为了自己享受。加上建国初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接管全国政权，整顿社会秩序，无法将精力专注于防止欧震式事件发生，这就决定了在这一时期，欧震事件不会是一个偶然事件。事实上，共产党刚刚执政，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权力变质行为就在一部分人中蔓延、滋长了起来。刘青山、张子善是其中罪行昭著的突出代表。建国才仅仅两三年，即有一大批干部乃至高级干部腐化犯罪，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第二个严峻考验期是改革开放以来。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一个社会转型期。它带来的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转变，人们价值观念的再度定位，社会心理的重大调适。同时，它又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方面不配套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是旧的体制已经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健全的特殊时期，是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并存在着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特殊时期。从历史上看，腐败虽然始终与公共权力的存在相伴随，但在一个政权运行的不同时期，腐败发生面却大不相同，大政方针调整期一般要高于其他时期，使权力考验比其他时期更为突出。正因如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用“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来表述反腐败形势的严重性。这一切，就把能否经受住权力考验的问题再一次非常尖锐地提到了共产党人面前。应该说，这是比建国初期更为严峻的一次考验。
50年应试：两种治国方略
建国50年来，在战胜权力考验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两种治国方略。这两种治国方略的共同之处，是都以民主建设贯穿始终。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时就曾明确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实现高度社会民主的奋斗史。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最伟大创造，就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踏上了经受权力考验的征程。而且在这些制度实行以后，中国确实一度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党风纯正、干部廉洁、民心向上、党群联系密切、人际关系和谐，呈现出如毛泽东所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但民主既有实体民主，也有程序民主；有制度民主，也有作风民主；可以表现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法律规范。作为实体民主，规定着程序民主，但又需要有程序民主作保证；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规定着法的制定和执行，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保证。真正的民主，必须实现国体与政体的统一，理论与原则的统一，实体与程序的统一，制度与法律的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完整的、科学的民主；破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破坏民主的统一，甚至会窒息它的生命。因此民主的实践结果，不仅取决于作出了哪些制度规定，而且取决于它的执行程序，和它有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民主作为上层建筑，不仅要求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也有它自己内在的运行规律，有它自己的质量限度，超越它的质量限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毛泽东在晚年推行的“大民主”即是这方面的例子。
毛泽东曾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过“大民主”这个概念。第一种涵义，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第二种涵义，是指群众运动；第三种涵义，是指阶级敌人以民主作掩护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进攻。在“大民主”以上三种涵义中，毛泽东肯定的是第二种。这里，我们应当肯定毛泽东推行“大民主”的初衷是好的，试图用“大民主”这种方式防止权力被滥用、遏制腐败，但这种方式脱离了法治轨道，特别是运用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它产生的消极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从“大民主”的实践效果看，假如遏制腐败、保证政权不变颜色都必须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大民主”这种社会成本我们党和国家是支付不起的。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了建国后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国体、政体民主成为程序民主和具体可操作的民主方面，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探索。比如，为了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避免个人专断、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实行了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发挥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完善了代表选举制，保证了代表大会的定期召开；为扩大民主政治的基础，恢复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证干部队伍的优胜劣汰、新老交替，避免任人唯亲现象的发生，在干部制度方面，废除了终身制，实行了退休制，改革了任命制，健全了选举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干部选拔、任用、监督、考核的条令条例；为实现从非程序民主向程序民主的根本转变，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强调“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等。这些探索对毛泽东的治国方略有继承，有发展，对其失误也有纠正，更重要的是它对共产党解决好如何正确使用权力、防止滥用权力并最终战胜权力的考验，扩大并巩固了制度和法律基础，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绘制了一幅走依法治国之路的发展蓝图。
50年经验总结：四个基本观点
从过去50年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走民主之路，是共产党战胜权力考验的必然选择。正如毛泽东同黄炎培的谈话中所讲的那样：“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保证官员选拔的优胜劣汰，才能使官员的权力得到规范和制约，才能使贪赃枉法的官员及时被发现并受到惩处。在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方面，民主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制度模式；而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也正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发展民主与坚持党的领导，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第二，毛泽东领导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是正确的选择、伟大的创造，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性、真实性的集中体现，是民主向更高程度发展的制度基础，今后必须坚持并不断完善。这是共产党最终战胜权力考验的根本制度基础。
第三，既要积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又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事实证明，民主并不单单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文化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并不单单是制度问题，也有法律、体制问题；作为制度，不单单是建立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运作它的问题。建立制度不可能一次完成，尽善尽美，正确运作制度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应当承认，如何才能科学有效地运作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作为最根本的内因，党能否经受住权力的考验，取决于党能否始终保持它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取决于它的党员有没有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只要它能始终保持这个性质，它就应该能够战胜权力的考验。至于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则是党员干部战胜权力考验的思想基石。当前进行的“三讲”教育强调党员要自觉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培养和改造，就在于科学改造世界观在经受权力考验方面起着扶正固本的作用。如果每一个党员都能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真正解决权力是谁给的、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共产党就没有理由会改变性质，也决没有在权力考验面前打败仗的道理。因此，50年的经验，如果汇集到一点就是：共产党要战胜权力的考验，最重要的还是搞好自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