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文明和谐观的辩证形象_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论马克思文明和谐观的辩证形象_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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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理论,其优越性体现在它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能以严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和谐理念的科学阐释,必然会贯彻到其历史观上,从而描绘出人类文明演进的辩证图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科学地论证了文明的完全和谐不是某个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实现,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阶段。它集中火力批判了工业文明的不和谐弊端,又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预言了人类历史的未来对于文明时代的超越,指出了新文明的曙光。从古到今,呼唤文明的和谐共存与鲜活发展已经汇流成了一股强大的现实诉求。但在众多以“和谐理想”为旗号或者以“和谐缺失”为靶子的文明理论当中,可以说,惟有马克思主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将文明理论建立在文明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之上,以开阔的视野为人们追求文明和谐发展的美好理想提供了最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文明本质的深刻阐释

在颇具权威的工具书,或是颇有影响的哲学教科书里,文明一般被解释为“开化的行为和状态”或“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并从广义上被界定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和财富的总和。[1][p.68] 但这样去解释文明,只关注到文明的积极一面或是浮于文明的感性表层,并不能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文明的辩证含义和本质所在。追根溯源,在西方社会历史哲学当中,“文明”(civilization)是由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始启用的。在他们那里,“文明”是一把双刃剑。[2][p.26—27] 一方面,启蒙学者把文明看做是与蒙昧、宗法、野蛮相对立的社会状态而加以颂扬。而要把握这“文明”,就必须理解在学说上与之有着非比寻常的亲缘关系的“理性”(rationality)、“进步”(progress)等概念的涵义。他们认为,文明的基础是理性,文明演进本身就是理性进步的历史结果。伏尔泰就将人类历史当作“以正压邪”的积极能动过程,即把整部人类历史看成是理性与迷信、知识与愚昧斗争的历史,而他的旨趣就在于“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的内在关系”。[3][p.210]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文明看做是“人的自然状态”的对立物而对文明进步大加批判。从词源的角度看,“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的civilis(城市的居民)和civatas(一个人所居住的社会)以及civilis(公民的或国家的)。这就足以提供论据证明,文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人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受束缚的社会生活”。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关于科学与艺术进步引起道德堕落的论文中,就表现出对自然状态的追怀留恋和对文明进步的抨击唾弃。他认为,人类的种种“文明化”的结果,反过来成了自己的枷锁,“文明社会的发展史”成为“人类的疾病史”。[4][p.111] 对文明持消极看法的启蒙学者认为,“文明时代”与私有制和不平等的社会历史阶段对应,并猛烈批判其本质具有虚伪性。总体而言,启蒙学者们对文明所抱的乐观或悲观的看法都过于偏执,对文明的总体意义只是蠡测管窥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前人对文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明的本质作出了科学解释。他们认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和财富的总和都凝聚着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与确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出来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5][p.127] 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见,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人们的现实物质实践活动之上的。恩格斯曾给文明作出了初步的规定,他提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6][p.536] 这无疑概括了文明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文明建立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之上而具有实践性,一是文明受社会形态制约而具有社会性。首先,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成果,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劳动创造的结果。人类的文明不是上帝的赐予,也不是其他神秘原因的结果,实践活动不是康德所说的伦理活动,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实践活动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7][p.55] 即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环境)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作用过程。“一方面,主体认识、遵循客体的本性与内在规律,并使客体的属性、规律内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从而不断地改变主体自身,创造出新的主体世界,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目的等内在世界的要求作用于客体,把自己的目的、意志和力量对象化,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1][p.69] 其次,文明是社会的品质,文明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标志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人的本质在于人们在一定时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60] 现实的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不能离开社会的文明而存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文明应该是社会的文明,单个的社会成员凭借社会的文明才成为文明人。文明也因受社会形态的制约而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劳动的进步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文明是相对于蒙昧、野蛮而言的阶段。

可以说,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文明的本质是社会实践。实践活动推动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与程度,但它同时也包含着诸如劳动异化等等的历史局限性。文明诞生于人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物质实践,并穿行于其中种种的不和谐矛盾之中,兼具和谐与不和谐交织的辩证内涵。

二、文明规律的科学揭示

在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索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路。一种是文化史观,另一种是唯物史观。斯宾格勒可谓是文化史观肇始的代表,他认为不论哪一种文化都要经历儿童、青年、成年与老年阶段,即所谓春、夏、秋、冬四季。到了最后的阶段,整个世界开始衰落,文明作为文化的终结突然僵化。但是他无法解释每一种文化兴起和衰落的原因,文明发展的规律在他那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被誉为20世纪文明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文明经历着起源、发展、衰落、解体的演化过程而发生周期性变迁,每一次的循环都在内容上更新着,形成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应付“挑战”与“应战”的精神力量的变化消长,当这种力量激活、解放、高涨的时候,文明就产生和生长;当这种力量削弱、丧失、终结的时候,文明就衰落和解体。尽管他的论断的确含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由于他的目光只停留在文化变迁的表层而没有触及到社会深层矛盾运动去探讨文明发展的规律,最终还是落入了英雄史观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窠臼之中。

与文化史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应该从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视角来考察文明发展的规律及其模式。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8][p.32] 这一段经典性论述道出了唯物史观采用的是经济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文明发展的规律。文明发展的奥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不是其它任何虚幻莫测的文化因素或宗教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的文明发展遵循两条规律:一是在阶级社会中,文明只能在阶级矛盾和对抗中向前发展;二是文明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9][p.11] 首先,阶级对抗是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相继出现了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文明时代是私有制的时代,要探讨文明发展规律的问题就不能离开阶级对抗这一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在《贫困的哲学》中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就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10][p.104] 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1][p.201]列宁在谈到社会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时说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2][p.60] 其次,文明的演进遵循由低到高的方向向前发展。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决定性力量是物质生产,文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推动其自身由低向高运动的。当两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发生对抗时,只依靠马刀与铁骑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统治的,处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往往会取得最终的胜利。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分析:“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7][p.768] 历史上曾出现的不同文明的交锋中较高级文明总是在最终取得胜利的事实,一再印证了这一规律的正确性。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到列强欺辱的遭遇也不例外地印证了历史的发展不是以道德为尺度的,落后就要挨打。

显而易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由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来推动其自身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的前进上升的辩证发展运动。文明演进历程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交替的最终原因,归根到底是要看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力之间是否适应。

三、文明轨迹的客观描绘

人们普遍相信,文明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文明的本身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文明的进步是人类所有活动趋向和谐的终极目标。尽管如此,文明发展的轨迹并非是平滑上升的曲线。思想家们也早已深刻地洞察到文明的获取伴随着付出代价的不和谐现象,“数千年文明制度的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13][p.179] 但是持唯心史观的文明思想家们无法找到文明起源与生长的真正动力和文明衰落与解体的根本原因,因而无法完整地描绘文明和谐发展的全貌,只能是机械孤立地看待现代文明发展中不和谐的弊病。在西方学术史上,学者们都以揭露现代文明的不和谐现象为研究起点来发展他们的文明理论。启蒙学者将文明视为人类本性的对立面,奠定了西方文明理论的悲观基调。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家为他们所预言的文明衰败和解体埋下了伏笔。工业文明的批判家们矛头直指单向度人、文化分裂,对现代文明危机进行了猛烈抨击。后现代哲学家们则承其余绪大加解构,争相预测文明转型的趋势。但是,这些西方学者所处的立场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无法触及人类文明危机的真正根源,更无法给现代文明的不和谐之病正确地对症下药。

马克思不一样,他将道德批判和人文精神诉求最终落实到对现实关系的改造上,因而与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形成泾渭分明的区别。这也是唯物史观将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历史辩证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得出的客观结论。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缘起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不满而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一种超越私有制局限性和克服资本缺陷的文明——共产主义新文明,从而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客观地论证了人类文明由不和谐向和谐发展的远大前景。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工业文明时代的劳动异化等负面现象集中反映了文明的不和谐发展状况。因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和缺陷都是他为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而进行详细剖析的重点。首先,马克思肯定了资本文明的历史合理性。他曾以极高的热情来论述资本的文明作用之伟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7][p.277] 马克思具体论述资本的文明作用主要是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人类的世界性发展”两方面来讲的。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是以对自然力的支配为前提的。人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人类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对自然的征服。文明发展初期,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周围自然界采取一种直观、适应和敬畏的态度,不能对其进行能动地大幅度地改变和利用,生产力自然难以快速提高。资本主义文明则不一样,它的产生虽然同样离不开自然环境,但是它克服了之前人类对自然顶礼膜拜的状态,达到了对自然力的支配。人类对外界自然条件的利用更为广泛,不仅直接利用自然界提供的天然生活资料而且大量利用自然界提供的自然资源作为劳动资料。“它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4][p.393] 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文明程度有了巨大提高。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文明促使历史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由于资本的不断超越出发点、克服一切阶段限制和无止境地致富的欲望,必然促使它向世界各个角落挺进。“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地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4][p.391] 它的在较少必要劳动时间内制造的廉价产品,就是它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有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7][p.276] 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人类的存在成为世界性的存在,也使人类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结束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其次,马克思也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中的野蛮。他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虽然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但它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和运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自然环境污染、社会两极分化、人的畸形发展和异化等文明发展的不和谐弊病,都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片面的畸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劳动分析来揭露资本的非人的不文明的一面。他认为,资本主义使人的劳动能力发挥到极致,创造了文明的奇迹,但那是使劳动者变成野蛮人甚至动物的残酷的劳动,是一种与人的本性和劳动的本性相异化的劳动。“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5][p.92—93] 随着资产阶级文明走向世界,它的野蛮本性再也不需要伪善来掩盖,完全真相毕露。然而,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认为,任何社会都有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任何现实都终将被更高的现实所代替,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也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阶级社会文明的批判者,还是新的和谐文明的预言者。他们关于共产主义文明的设想充分展现了对未来文明和谐状态的构想。第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是共产主义和谐文明的实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不和谐现象是社会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因而资本主义文明是以往文明时代最高的但也是最后的阶段。资本主义的社会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代旧文明的将是新的共产主义文明阶段,只有在共产主义文明阶段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二,实现和谐文明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由于共产主义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第三,未来和谐文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共产主义社会不仅生产力高度发展,而且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因此,生产不再是一种异己的统治人的盲目力量,劳动则成为符合人本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人的成长和发展的第一需要,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消灭,社会关系和谐。第四,和谐文明的最高境界是“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融洽。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变换,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社会矛盾的不断解决。对比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只有唯物史观找到了实现人类和谐理想的基本动力、依靠力量和正确途径,从而客观论证和描绘了文明进步由不和谐向和谐发展的现实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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