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生产与实践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5—0661—06
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对于实践的概念的含义进行了新的开掘和阐释。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李泽厚）认为，实践就是指的物质生产；而新实践美学则认为，实践应该是指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三种类型。新实践美学的这种新的开掘和阐释，并没有完全得到大家的认同。一方面，有人认为新实践美学的实践概念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根据；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新实践美学的实践概念把实践概念泛化了。因此，必须对实践概念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尤其是对于“话语生产”要予以阐述和说明。
简单地说，话语生产是人类运用语言（符号）进行交往的感性现实活动。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写过一本语言学和美学的专著来阐述语言（言语、话语）的问题和语言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但是，他们在建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时候是把语言问题包含在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实践观点的视野之中的。当然，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出“话语生产”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对语言的基本特点、语言与人的生成和生存的本质关系、语言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等等，都作了一些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515 从以上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语言的二重性是有非常明确的认识的。一方面，他们看到，语言是实践的、交往的、现实的意识，也就是说语言具有实践的性质、交往的功能、现实的品格，不过语言是与意识相连的，所以，语言是实践的、交往的、现实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语言与思想、意识又是不同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以，语言是感性的、物质的、现实的存在。因此，语言具有意识性和现实性这二重性。或者说，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语言是思想、意识的交际工具。列宁就曾经对语言作过这样的界定：语言是思想的交际工具；然而，从本体论（存在论）角度来看，语言是思想、意识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后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就是这样界定语言的：语言是意识到的存在。因此，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交流意识（认识、感情、意志）的感性的、物质的现实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也就是一种社会实践。那么，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系统的构架，语言也可以称为一种生产“实践”。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又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2]376—377 这些论述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语言在人类的自我生成的实践过程中的关键性意义，也就是指明了语言的实践性和意识性的二重性、存在论意义和本体论发生学意义及其交往性质。也就是说，离开了语言，人类就不可能生成为超越动物的人类，是劳动和语言一起推动了人脑的形成从而实现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社会交往，最终脱离动物界成为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改造了黑格尔的“人通过劳动自我生成”的观点，语言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劳动”的一个方面，也可以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劳动。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的思想（精神）和现实（物质）的二重性和中介性，语言作为人类生成和生存的根据，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和手段，语言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实践性标志等论述，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以语言为手段（运用语言以及一切其他符号）的话语实践，同样也具有现实（物质）和思想（精神）的二重性和中介性，同样也是人类自我生成和生存的实践根据，同样也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和手段，同样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实践性标志，因而也同样具有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存在论的意义，并表现为语言符号中介性、物质（感性）和精神（理性）二重性、人类社会交往实践性。所以，现在许多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已经认可了“话语实践”、“话语生产”的概念。在英国人类学家拉波特和奥弗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中，专门列出了“话语”条目，其中有这样的论述：“话语造就了我们成为人的资格。”[3]101“话语为个体提供了经验，并构成了个体生活所必需的现实和真理。”“情感是规范的话语实践。”“对我们所认识的法赛拉（一个年轻的贝都因男人——引者按）来说，恰当的情感和正确的话语实践是同一或同样的。”[3]102 在黄晓钟、杨效宏、冯钢主编的《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中“话语理论”条目中引用了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的话：“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4]
根据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分析，首先是劳动（物质生产）生成了人的手，然后是劳动产生了语言，再就是劳动和语言一起推动了人脑的产生，而在这些共同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观念、意识、思维等精神生产才生成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审美活动，就是以物质生产（劳动）和话语实践（语言）为基础才逐步在实践整体中生成出来的。换句话说，从一定意义上说，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话语实践也就是审美活动的直接基础，即，没有话语实践（包括一切类似分节语言的符号活动）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审美活动。远古的原始人类的口耳相传的话语实践，我们已经无从稽考了，但是远古时代的神话、岩画、洞穴壁画、陶器上的刻痕纹饰等都昭示着话语实践在原始人群中的重要地位。英国著名民俗学家查·索·博尔尼说过：“还没有学会写字的技艺，或是很少运用这种技艺的民族，他们的智力活动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故事、歌曲、寓言和谜语。对这些东西千万不可视为等闲。它们体现了早期人类运用推理、记忆和想象的成果。心理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者决不会轻视它们。”[5] 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利普斯也指出：“传说在原始人环境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文明世界的发言。夜晚在小屋中，在营火边和在公房里的聚会，已成为强烈的精神交流的中心，超过了娱乐的范围，因为这里讲给后代的是有关古代的传统，后代将要一代一代地记住并传给自己的子孙。”[6]353 “今天非洲布须曼人和澳洲的土著居民，在狩猎之前要集会举行巫术性舞蹈和仪式，以保证狩猎取得成功。他们在巫师带头下唱歌和表演，要把猎的动物（不论是袋鼠还是羚羊）的像，画在沙上或用赭石画在崖壁之上，猎人们然后群集在其周围，用矛来刺这些动物的像。这些部落坚信若无此仪式，次日将不能获得动物。在原始人心目中，物体和其形象之间没有区别；对他来说，画的动物和动物本身是一致的。因此，被画下来和刺击过的动物，已经完全杀死，次日的狩猎仅不过是履行手续而已。”[6]37 这些都说明，话语实践（符号活动）曾经与审美活动（艺术活动）是浑整一体的，它首先在原始人群之中交流着现实的观念，同时也孕育着审美的信息。俄国著名语言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经过了大量实验并分析了20世纪前30年代西方各种心理学对于思想和语言的研究成果后作出这样的结论：“言语不仅在思维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在整个意识的历史成长中也起着主要的作用。言语是人类意识的缩影。”[7] 因此，进一步把言语（话语实践）当作审美活动的必要前提和载体，似乎也并不为过分。另一方面，审美活动又可以话语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审美化的话语实践或者诗意的语言才是最本真的话语实践（言说）。这大概就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或后哲学文化要用文学（审美的话语实践，诗意的语言）来消解哲学的原因吧。由于海德格尔是从基本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待话语实践（语言、言说），把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所以，他特别看重话语实践的诗意（诗性）和审美性。他说：“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首次命名，第一次将存在物带入语词和显象。这一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到达其存在。这种言说即澄明的投射。”“投射的言说是诗：世界和大地的言说，它们的抗争的游戏之地并因而是诸神的所有亲近和遥远之地的言说。诗意是所是敞开的言说。”“语言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是诗。因为现在语言是那种发生。在此之中，存在物作为存在物才完全向人们显露出来，所以诗——或者在狭义上的诗意——在其基本意义上是诗意最本源的形式。语言不是诗，因为语言是原诗；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产生，因为语言保存了诗意的原初本性。另外，建筑和造形艺术，总是已经产生，而且只是产生于言说和命名的敞开之中。”[8]69 “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却是真理的建立。”[8]70 “真理是作为所是之物的敞开。真理是存在的真理。美不是伴随真理和真理之外的发生。当真理自身设入作品，美便出现，属于其位置的真理设置。”[8]75 海德格尔就是这样在存在和此在的根基之上把认知活动、话语实践、审美活动统一起来了。其实，人的现实存在只能是实践，在实践的整体之中，物质生产、话语实践、精神生产是内在地统一的，组成了以物质生产为核心，话语实践为中介，精神生产为显象的交互作用的立体网络系统，而其最具有显象的敞亮的光辉的，则是审美活动及其价值显现——美。
因此，话语实践（话语生产）与物质生产一起使人成为“语言的人”，并且通过语言一言语一话语的实践过程，一方面话语实践（话语生产）的自由生成了比兴、象征等思维方式，使得话语实践扩展到广义的“语言”——符号，使人成为“符号的人”和“文化的人”；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和话语生产的物质和精神的二重性以及中介性，话语实践（话语生产）的自由又使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活动从物质生产扩展到精神生产，使人成为从物质到精神上全面的“审美的人”，从而建构起“审美的家园”。
一般说来，我们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应该说是正确的，不过，“语言艺术”中的语言必须作广义的理解，不然就不那么精确。根据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广义的语言可以有三个层面：语言（langue），言语（parole），话语（discour）。索绪尔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语言是语言系统，是作为一种形式系统的语言，而言语是实际的说话（或写作），是说话的行为，它是由语言赋予其可能性的。”也就是说：狭义的语言指，包括语言系统的各种一般规则和信码，这是其所有使用者都必须共享的，只要它被作为传播手段而使用。那些规则就是我们学一种语言时所学会的各种原则，它们使我们得以用语言说出我们想说的。言语则是指，包括说、写或描绘的各种行为，它们——使用语言的结构和各种规则——是由实际的说者和作者生产出来的。[9]33 不过，索绪尔把言语和话语看作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后来的语用学家让·杜布瓦等人主编的《语言学辞典》在区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的基础上，主张言语是语言的个人变种，相对于表示已完成的陈述文（陈述句、陈述段）的“话语”而言，术语“言语”则侧重“个人的意愿和智慧行为”，突出表现该行为的自由性、创造性和选择性特征[10]。（《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引者在“言语”和“话语”的译法上与原译文是颠倒的）而对“话语”概念作了最鲜明突出强调的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福柯的关注点从“语言”转向了“话语”。他研究的不是语言，而是作为表征体系的话语。通常，“话语”一词是个语言学概念。它的含义是简单的，即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但米歇尔·福柯赋予它不同的含义。使他感兴趣的是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有意义的陈述和合规范的话语的各种规则和实践。福柯用“话语”表示“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话语涉及的是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产。但是，……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操行，所以所有的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一点：话语的概念在此种用法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它涉及语言和实践。[9]44 因此，话语是运用语言和言语的生产意义的社会实践。不仅福柯比较早地使用了“话语实践”的概念，而且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也明确地指出：“在使用‘话语’一词时，我的意图是把语言使用当做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11] 正因为如此，话语实践的口头或书面的产品就是“文本”（text），文本是话语实践的表征形式，是建构人对现实的各种关系及其意义的社会实践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精确地说：文学是话语实践的艺术，文学是在话语实践之中建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及其审美价值的艺术。
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艺术，它与其他的艺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文学使用的表现符号是语言（广义的），语言用以显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及其意义、价值的形象是间接的，必须通过人的心理表象来转换的，换句话说，文学形象是意象性的，质而言之，文学的形象创造就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创造。
一般而言，任何艺术的创造都是一个从生活形态的“物象”，经过艺术家的审美意识所创造的“意象”，最终形成艺术媒介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完整过程。艺术所创造的表达某种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形象”组成一个形象世界，这个形象世界由某种艺术的媒介，如绘画的线条、色彩，音乐的乐音，舞蹈的人体动作，雕塑的金、木、土、石等造型，文学的言语、话语，戏剧的话语、行动的表演，电影电视的电子技术的活动映像，建筑的金、木、土、石的空间构筑等等，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都可以叫做“文本”。但是，由于形成审美形象世界的媒介不同，建构艺术文本的符号不同，艺术家在创造的时候和欣赏者在接受的时候就有着直接和间接的两种途径；像绘画、雕塑、建筑、舞蹈、电影、电视等所用媒介和符号比较直接、具体、直观的艺术门类，艺术家和欣赏者就可以把“物象——意象——形象”的过程直接融合为“物象——意象＋形象”的过程，然而，像音乐、文学等所用媒介和符号比较间接、抽象、概括的艺术门类，艺术家和欣赏者就必须有一个明显的“意象转换”的过程才可以完成审美形象世界和艺术符号文本的创造，否则，这些艺术的审美创造就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的“意象性”，音符和语言的特殊性使得音乐和文学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象性。而且文学比起音乐，这种“意象性”又更加鲜明，因为音乐，无论在创造和欣赏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二度创造”的过程，这个“二度创造”就使得音乐的创造和欣赏有了比较多的直接、具体、直观的感受，而文学的创造和欣赏却完全是在艺术家和接受者的审美意识世界之中运用审美“意象”来把物象转换为形象或者把形象转换为物象，从而实现社会生活与艺术世界，现实世界与形象世界的转化，以致完成自己的审美创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学的话语实践就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创造实践。
所谓审美意象是指，在审美活动中所形成的内心形象（意中之象），它是由感知所留下的表象与情感反复相互作用并且经过联想、想象的形象思维而形成的，既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的内心形象（意中之象）。审美意象在艺术家的创造过程中最终将以一定的媒介和符号表现出来，从而生成出艺术形象；审美意象在接受者的欣赏活动中则是通过艺术作品（文本）的媒介和符号形式所组成的形象世界在接受者的审美意识之中生成的，并且引导他们回到现实世界之中。一般来说，在叙事性艺术作品之中，审美意象显现为“典型”；在抒情性艺术作品之中，审美意象显现为“意境”；前者主要是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它以人物为中心组成“以一当十”的审美世界；后者主要是情与景高度统一的“象外之象”，它以情感体验为中心组成“境生象外”的审美世界。但是，不论是“典型”还是“意境”，都是审美的创造，那么，审美意象就必定是一种美的意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审美意象也就是，显现实践自由的意象的肯定价值。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审美创造，它的审美意象就应该是显现话语实践的自由的肯定价值。
关于文学（诗）的美，文学（诗）的审美意象，德国伟大的诗人和美学家席勒曾经在《论美书简》中作过极其富有创作实践经验而又蕴涵深刻理论意义的分析。从总体上看，席勒认为，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而艺术的美则是形式表现的自由。从此出发，席勒分析了文学（诗）的美，同时也就论述了文学的审美意象。他说：“如果诗的表现必须是自由的，那么诗人就应该‘用自己的艺术的伟大克服语言通向一般的倾向，并且以形式（即对质料的运用）克服质料（词语和词形变化与句子结构的规则）’。语言的自然本性（即它的这种通向一般的倾向）应该完全消失在赋予它的形式之中，物体应该消失在观念（意象）之中，符号应该消失在被标志的事物之中，现实应该消失在形象显现之中。从表现者中显现出来的被表现者，应该是自由的和胜利的，而且应该不顾语言的一切束缚，以自己的全部真实性、生动性和独特性出现在想象力面前。总之，诗的表现的美是‘自然（本性）处在语言枷锁中自由的自动’。”[12]
席勒在这里分析了诗（文学）的表现的美的本质和生成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创造诗的美的过程就是一个话语实践逐步达到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克服一系列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要运用语言的规律来达到观察诗的美的目的，亦即达到诗的话语实践的自由。首先，诗人必须克服语言通向一般的倾向；这就是要用一般性的语言来创造具体可感的意象和形象，利用词语的具象性来扬弃词语的概括性（抽象性）。其次，诗人必须以语言形式来克服语言质料；这就是要以话语实践来扬弃语言系统和个体言语，在运用语言的语法规则的基础上实现话语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再次，诗人必须克服被表现者（社会生活，物象）与表现者（语言，话语）之间的矛盾；那就是要运用话语实践之中所唤起的审美意象来实现从社会生活的物象转换为文学文本所建构的形象世界，让文学文本所建构的艺术形象世界成为具体可感的审美对象。总之，文学（诗）的美和审美意象是话语实践的一定自由的产物，诗的美必须通过审美意象的转换才可能成为审美的现实，这就是“物象”消失在话语实践的审美“意象”之中，审美意象显现为话语实践的艺术“形象”世界。因此，在文学（诗）的创造过程之中，从社会生活现实到艺术形象世界的转化过程，就是一个话语实践的自由创造过程，也是一个话语实践的审美意象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所唤起的审美意象以及审美意象所显现的符号文本及其艺术形象世界，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而文学的审美意象创造则是文学话语实践的轴心。也可以说，话语实践的审美意象性就是文学性的核心，即它是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主要内在规定性。
最后，从实践的基本含义来看，话语活动也应该是一种社会实践的活动。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解释，“实践（practice）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的物质活动。相当于中国哲学史上‘行’的概念。英语practice词来源于希腊文”。“实践是人的社会的、历史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物质感性活动，是客观过程的高级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基础和动力。全部人类历史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的。人自身和人的认识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13]。根据这个比较权威的“实践”定义和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语言（言语、话语）就是一种“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的物质活动”。虽然我们不能说，动动口、说说话就可以“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但是，人们的任何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行为都离不开语言（言语、话语），人们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的物质活动都首先以语言（语言、言语、话语）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就把这种先在的思想蓝图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改变，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4] 无论是从人的劳动的本质特征来看，还是从劳动的简单要素来看，语言（广义的语言，包括一切符号）都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以符号的形式进行的生产，它是社会的、历史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物质感性活动，也就是“话语实践”或者“话语生产”。
此外，当代语言哲学家也有人已经看到了语言作为实践活动的意义。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率先注意到说话作为人际交往的一部分所起到的多重功能，尤其是他指出，很多话并不传递信息，但是相当于行动。当有人说I apologize……（很抱歉……），I promise……（我保证……），I will……（我愿意……）（在婚礼上）或者I name this ship……（我给这艘船取名为……）的时候，所说的话当即表达出一种新的心理现实或社会现实。道歉发生在有人致歉之时而不是在此之前。船只的命名发生在行为完成之后。在这种情况下，说话即是行动。因此，奥斯汀把这种说话方式称为“行为性的说话方式”。认为它们完全不同于传递信息的陈述语（完全陈述的）。特别是，行为性的说话方式无所谓正确或错误。如果A说“我把这艘船命名为……”，那么，B并不能说“这是不正确的”[15]。奥斯汀把这种话语方式叫做“完成行为式”（performative）的表述，他说：“我们马上会看到这类表述大概不可能为真或为假。此外，如果一个人作出了一个这样的表述我们应该说他做了些什么，而不仅仅是说了些什么。”（《完成行为式表述》）[16]211 后来，J·R·塞尔把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就直接称为“言语行为”，他说：“言语行为（speeche acts）有时也被称为语言行为（language acts）或语言性行为（linguistic acts），通过这个引言，我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我认为研究言语行为在语言哲学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须包含有一个语言行为。语言交际的单位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符号、语词或语句，甚至也不是符号、语词或语句的标记（token），构成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是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记。更确切地说，在一定条件下给出语句标记就是以言行事的行为，以言行事的行为是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16] 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言哲学家，如Z·文德乐对“以言行事”的话语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我们认为，奥斯汀、塞尔等人的发现和研究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之中充分认识到语言的交际功能的实践意义和存在论意义，从而打破了以往语言哲学在认识论框架中谈论语言命题的真假的局限，使语言回归到人的实践本体和存在本体的意义之上，把语言（语言、言语、话语）植根于人类的实践和存在的根本之上。把语言的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统一在语言实践之中，使得语言真正归于本根。当然，这种归根结蒂的事业，前面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意义在于运用”的日常语言研究的开启思路，后面还有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语用学研究作为后继。因此，从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来看，把语言（言语、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或生产，也是水到渠成的。总而言之，新实践美学把话语生产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类型，并不是任意妄为，也不是削足适履，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既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文本的基础，也有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的最新论断作为根据，也有文学艺术的实践作为支柱。只有这样的创新才可能比较完满地解释美和审美以及艺术如何从社会实践的整体之中产生出来，如何先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通过话语生产的二重性、中介性不断完善发展，最后能够在精神生产之中产生出纯粹的美和审美以及艺术。否则单纯的物质生产是无法阐释复杂的美和审美以及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
收稿日期：2007—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