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体育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共产党论文,理念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中国的体育体制改革仍处在艰巨的攻坚阶段。为了改革的成功，为了在新的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体育思想进行大跨度、全程性的理性反思，以期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指导我们当前的体育改革实践。就目前而言，这方面较有影响的系统性研究还不多，仍属于一块尚待着力开垦的领域。拙文旨在从中国共产党体育理念——体育目标思想——的向度入手，理出一个统摄全局、举纲张目的头绪来。
1 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向度的多样性
什么叫“向度”？向，方向。度，按一定计量标准划分的单位，如温度、湿度、浓度、弧度、角度、经纬度（参见《高级汉语大词典》）。所谓向度，就是以坐标轴正方向（一般是正北方向）为衡量基准的指向，它与坐标轴正方向之间的夹角可用度、分、秒等单位进行标示和计量。
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向度呈现出多样性。打开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表述和评说五光十色，但综观这些表述和评说，不外乎三大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笔者据此将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归类为三大向度：
一是以“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向度，如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1]、“反封建”[2]、“夺取体育权利”[3]、“抗日救国”[4]、“完成政治任务”[5]、“执行革命体育路线”、“占领文化阵地”[6]等等。
二是以“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向度，如“动员群众为生产服务”、“加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经济基础服务”[7]、“经济效益”[8]等等。
三是以“文明”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向度，如为了“移风易俗”[9]、“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风格”、“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体育精神”[7]、“人的全面发展[7]、“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光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8]等等。
2 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根本向度的唯一性
既然前面我们说，向度是以坐标轴正方向（一般是正北方向）为衡量基准的指向，那么，根本向度就是坐标轴正方向。上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向度都是与“根本向度”之间形成夹角的度数不等的“指向”。从对“向度”和“根本向度”的诠释中可以看出：不管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向度有多少，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根本向度都应该只有一个，即唯一性。
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的根本向度是什么，学术界几乎形成共识的观点是：“增强人民体质”。这固然有所依据。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8]”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都很重视人民体质。1941年秋，毛主席曾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10]。1952年又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8]。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增强人民体质”的问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邓小平很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广泛的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要搞好。”[7]江泽民总书记对体育工作也提出了“必须要把12亿人口的体质搞上去”的要求。1996年，李鹏总理在接见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代表的时候，说得很明白：“我们的体育工作，应该以增强人民的体质，增强12亿人民的体质，作为最根本的宗旨”。[11]
党的领导人都很重视“增强人民体质”，这说明它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体育运动”的基本标的物，但不宜因此而断言它就是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根本向度。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体育目标思想内容宏富，向度多样，它们中有的以“增强人民体质”为取向，有的则游离于这一取向之外，或处于“体质”这一层面之上。例如，冯文彬同志在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新中国应当“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12]。显然，体育在这里有以“增强人民体质”为取向的成分，但三个目标并列，而不是“为人民的健康”这一个目标，也不能用它统率另外两个。再如，贺龙同志在第一届全运会筹委会上的讲话中说：“体育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国防建设服务。[9]”这里，从字面意义上看，“增强人民体质”不仅不是目的，反而成了“为劳动生产、国防建设”的手段。
其二，“增强人民体质”同样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体育目标思想的唯一取向，例如他们对提高竞技水平也很重视。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号召运动员超过在国际比赛中夺得游泳金牌的吴传玉。七十年代，邓小平同志针对足球运动水平差的问题提出“从娃娃搞起”。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在上海接见群众体育先进代表时指出：“广泛开展群众参与的体育活动，是我们体育工作的重点。同时要努力发展竞技体育”。[8]
其三，把“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根本向度，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不相吻合。马克思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办法。[13]”发展体育运动，旨在“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这是共产主义的要求。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教育、训练和培养一种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实现人的最后解放。”只有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自觉主人。[14]”列宁也指出：“为了实现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应该培养青年一代具有坚强的健康的身体，钢一般的意志和铁一般的肌肉，去迎接这些战斗。[15]”马克思对体育价值的终极期望是帮助人实现自身解放，把体育与共产主义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列宁则把体育与“实现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直接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体育目标思想都远远超出了“体质”的范畴。
其四，把“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根本向度，有悖于当今时代人们对体育的文化内涵的科学认知。众所周知，体育运动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人类以人体本身这种物质形态为作用对象，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重要物质形式，也是一种精神文化——体育运动不仅作用于生物的人，也同时作用于精神的人和社会的人。“增强人民体质”则仅仅停留在体育运动的物质文化属性层面上。
总之，之所以说“增强人民体质”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根本向度，是因为它不能整合和涵盖中国共产党的整个体育目标思想。
党和国家领导人还经常提到“为国争光”，如1983年邓小平为第五届全运会题词“提高水平，为国争光。[8]”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发展体育 振兴中华”[7]。半个世纪以来，“为国争光”已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号角。但它同样不是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根本向度，因为它除了存在着与上述“增强人民体质”的同样问题外，还有两个明显特点。首先，从时效上看，它只能作为阶段性目标。万里同志说过：“有国家存在，就有为国争光的问题。[7]”国家消亡了，则“为国争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其次，对体育而言，它的适用范围主要是竞技体育，因为竞技运动“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声誉”，所以“作为体育比赛，都得为国家争光。”[7]
根本向度与向度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应该是唯一与多样的关系，而且应该是抽象与具体、永恒与多变、无限与有限、超时空与限时空的关系。根本向度是向度的内在规律，向度是根本向度的表现形式。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根本向度是——实现人的解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6]”人类自身的生产，不仅包括人的生物性孕育，而且包括人的社会性培养——包括体育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以及伴随终身的补充和提高。一切为了人。以人本身作为载体的文明成果，学术界称之为人本文明。社会成员要普遍成为文明的人，首先要获得最基本的尊严——本民族的独立，其次是基本经济生活有保障，最后，包括体育在内的以人为对象的塑造工程才能得到大力发展，人本文明的硕果才能纷至沓来。中国共产党的体育目标思想正是围绕“实现人的解放”这一主线而在实践中逐次展开的。
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80年奋斗史，就是为“实现人的解放”而奋斗的历史，也是为实现体育目标而奋斗的历史。在旧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平等，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致使“工农群众被剥夺了真正的体育训练的一切可能和权利，而且伴随着生活水平的低落，造成广大劳动青年中惊人的体质退化”[17]。要“增强人民体质”，首先要实现体育物质对象——人的身体的解放。所以，普及体育的首要任务是革命，即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抗日救亡，“推翻三座大山”，把享受体育的权利还给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体育事业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必须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因此，曾在闽浙赣根据地从事过革命斗争的老人回忆说：那时学习“跑、跳、投……为的是打仗需要”，“当时搞一些体育活动多是出于工作的需要，与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分不开的”[2]。中国共产党早就确定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工农业群众争得必要的卫生生活、开展体育活动，享受积极健康的休息的权利[3]，“使人民成为体育的主人”[18]。毛泽东同志为1942年首届体育节题词：“锻炼体魄 好打日本”[19]朱德同志说：“今天的中国青年”，“要培养成健全强盛的体魄”，“来担负抗战建国的艰巨事业。[20]”吴玉章同志说：“我们即有整风运动以健全我们的思想，尤须要有体育运动以锻炼我们的身躯，才能打破黑暗的世界，创造光明的世界。[21]”……“体育”带有凡此种种的“革命”色彩，是因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人民体育事业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换言之，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先决条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从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这个角度看，在经济上还没有真正解放，缺乏开展体育运动的物质条件。因此贺龙同志讲：体育运动“必须成为动员广大群众为生产服务的重要手段[7]”。体育应“为经济基础服务[7]”。……“体育”担负着凡此种种的经济使命，是因为“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人民体育事业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易言之，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中国人民不仅需要政治上的解放、经济上的翻身，还需要自身素质的提高。李富春同志说过：“一个革命者不要作萎靡不振的病夫，”而“要有钢筋铁骨武装身体！要使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平衡。[22]”1954年中共中央体委党组指示：“体育运动是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7]”。因此推行《劳卫制》，旨在“使每一个国民通过劳卫制的训练获得全面发展，以培养成为健壮、勇敢、坚毅、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建设者”[8]。中央认为，通过体育比赛，通过运动员在赛场的表现，能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友爱、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传达给观众、辐射到社会[8]……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得以自我超越、实现自身彻底解放所指明的人文路径。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一切向度都可隶属于“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向度。
3 目标思想的向度与根本向度探源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3]”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三大向度的内容特点，正是由中国近现当代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从直接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人的解放”作为体育目标思想的根本向度，则是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惟一宗旨所决定的。凡与这一宗旨不甚吻合者，都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思想的根本向度。从与党的宗旨吻合这一角度看，“增强人民体质”与“实现人的解放”处于同一向度，即从与坐标轴正方向形成夹角的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量，与“矢量”相对，如时间、长度等物理量）看，二者一样（都为0°）。二者向度相同，但向量（也叫矢量，由大小和方向共同决定的量，如力、速度等物理量。）不等，前者远远小于后者。“实现人的解放”，不仅仅从生物的人的角度解放人，而且还从精神的、社会的人的角度解放人；不仅仅深刻地影响了80年体育的伟大实践，而且还将决定我国体育事业的未来的全部走向，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永恒性。在“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向度的指引下，在我国近现当代复杂纷繁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下，中国共产党的体育目标思想折射出相应的多种向度，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发生具体内容上的结构位移和数量增减。大抵是“以‘革命’为特征的政治向度”由显性和强势逐渐趋于隐性与温和，“以‘建设’为特征的经济向度”由边缘性辅助地位逐渐上升为基础性地位，“以‘文明’为特征的文化向度”则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逐渐成为体育目标思想的核心。
在中国共产党体育思想的三大向度中，文化向度直接体现了体育的“本体性”价值——通过体育运动激励人们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从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促使自己的“个性”得到解放和发展，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生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从以人的身心本身为对象的角度“实现人的解放”。过去往往有一种误解，似乎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其实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资产阶级那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并走向极端的个性解放，而不是个性解放本身。恰恰相反，以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为核心的人文关怀（即“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等等”），正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维度”[24]。“由于东方社会长期以来处在亚细亚式的、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所以独立人格及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人文关怀在东方社会中缺乏相应的土壤[24]”。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哲学这一维度的深刻理解，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出于自己的性质和崇高使命，仍然专注于人文关怀。中国共产党不仅把追求全中国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视为己任，而且十分重视个性的健康发展，克服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负面效应。陈毅同志说：“要在集体协作的基础上发展个人技术，在充分发展个人技术下加强集体协作”[7]，“否认集体作用不对，否认个人作用也不对”，“集体不要限制个人技术发挥，要便于每个人发挥。[7]”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体育与人格养成和能力培养之间依存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1981年中央指示：“要使人民群众在业余时间有可能自愿地参加各种文娱活动，从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才能，增进自己的知识、技能、智慧和健康。”
4 启示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体育理念的考察，我们在理论上已经清楚：我国体育事业的一切举措都应该符合“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向度。但在实际工作中，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却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这虽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无庸讳言，主观上在“一部分同志中间，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中间，将体育工作成绩简单地与竞技体育成绩挂钩，把全运会金牌的多少、排名的先后，作为衡量一个省市体育工作的主要标准，乃至惟一标准，甚至关系到干部的升迁进退”[8]，这样做岂能从为“实现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的解放”的角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牢记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只有使自己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才有一切围绕“实现人的解放”而发展体育运动的内驱力和创造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对体育目标三大向度的具体内容及其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体育目标思想能否始终沿着“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向度前进，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对国情包括国际环境的动态发展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把握，能否形成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在这方面，我们虽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不乏失败的教训。1958年，我们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路线为指针，脱离实际搞“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殃及体育。违背群众意愿的“突击锻炼”、“万人跑步”等等，不仅没有“增强人民体质”，反而挫伤了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根本向度决定向度，而向度又体现根本向度，向度的实现为根本向度的实现开辟道路。就今天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我们必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同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否则好高骛远，希冀体育一马当先，孤军深入，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欲速不达。另一方面，体育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度都要紧紧围绕“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向度，相互间夹角的度数不能太大。要尽可能地使向度的向量成为根本向度的平行向量（或称共线向量，即平行同一直线的向量）或共面向量（即平行同一平面的向量），而不能成为根本向度的相反向量（即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向量）这样，按平行四边形法则运算所得的向量之和才趋于最大值，也就是说，我们的体育事业才能在“实现人的解放”的正确轨道上尽可能快地向前发展。
实践证明，体育目标诸向度中因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向度是必然的，但非此即彼地完全沿着某一个向度发展，是背离体育的根本向度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过于强调“突出”政治，而对经济和文化向度缺乏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体育完全与政治划等号，体育工作完全成为政治附庸的恶果。为了使体育的发展既不过于受制于政治气候，又不过于受制于政府的财政拨款，体育的社会化、法制化、产业化是必由之路。体育在经济上和“人格”上具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忽冷忽热的毛病如何得到根治，“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向度才可望得到的始终不渝的遵循。
中国共产党的体育目标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在吸收和升华世界上一切优秀体育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尤其重视融摄世界体育文明之精华。李铁映同志说过：“东西方体制要兼容，把两者的优点都集中起来。包括奥运体制、全民健身体制，都应把东西方体制的优点集中，根据我国国情，创造适合自己的体制[7]。”并要求我国观众“逐步懂得‘更高、更快、更强’与‘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些奥林匹克格言的真谛”，“不能单纯以胜负论英雄，而要共同创造一种‘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有利于竞技体育发展的宽松环境[7]。”李鹏同志为运动员题词：“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发展中华体育事业”。但过去我们曾一度“在强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的‘优势意识’下，忽视了根本制度之下的次级社会制度和具体社会制度的建设，结果反而造成大批次级社会制度和具体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甚至到了抵消根本制度的优越性的程度。[25]”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不管它的根本制度多么有害，从技术层面看，它的许多操作规则和文化积淀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