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的“价格—产出”悖论及其理论解释——以俄罗斯为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悖论论文,为例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3-0037-(07)
一、转型初期的“价格—产出”悖论：理论回顾与经验观察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纷纷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转型之路。虽然各个转型国家转型的具体方案和转型绩效不尽相同，但却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共同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在转型初期苏东各国的总产出水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沼；第二个显著特征是由于实行价格自由化，苏东各国在转型初期都经受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严峻考验。虽然多数从事转型研究的学者都肯定了这两个特征的存在性，但现有的文献多数都是对产出下降的解释，很少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如Calvo和Coricelli提出了信用危机假说来解释产量下降问题[1](p176-226)。 Blanchard[2](p51-92)和Rosati[3](p419-441)等关注了稳定性与总需求过度下降的关系。Atkeson和Kehoe运用部门转移引起的劳动力市场摩擦模型研究了产量下降问题[4](p377-402)。Macours和Swinnen分析了影响产出的各种因素，认为农业退化解释了大部分(40%-45%)的产出变化[5](p1149-1155)。Dolinskaya则用新古典模型分析，认为缺乏技术进步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耗尽了经济增长潜力[6]。从现有文献考察，只有Gomulka[7](p71-89)和Kornai[8](p181-227)给出了价格自由化与产出下降的一个非正式解释，但却缺乏正式的模型。我们认为，如果单独对这两个特征进行分析，虽然也能揭示一些问题，但却难以发现两个变量关系中蕴含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两个特征之间的关系实际蕴含了标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转型实践中失败的逻辑必然性。由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主体部分，同时也是这两种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在不失一般性的条件下，为保持分析的简洁性，本文仅以俄罗斯为例展开论述。
众所周知，由于受到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影响，俄罗斯开始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激进式转型。①在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指导下，以盖达尔、丘拜斯为代表的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激进青年改革派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一步到位地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华盛顿共识蕴含着这样的逻辑：通过全面私有化创造出能够独立决策的和自利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通过价格自由化使得行为主体能够在“看不见的手”指挥下自动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发展。这种逻辑在有一定市场制度构建基础或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对于类似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不假思索地套用这种方法处理市场化问题就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按照一些支持休克疗法学者的设想，价格放开后，俄罗斯的产出水平自然会大幅度上升。然而转型实践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俄罗斯非但没有出现西方学者所鼓吹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了大衰退的泥沼，普通百姓的积蓄在飞涨的价格中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如图1所示，从1991年开始，俄罗斯的价格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之价格指数）呈现指数型的上升趋势，而同期的总产出水平却经历了持续6年之久的负增长。可见这两种重要的宏观经济解释变量间呈现出的是一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价格自由化并没有对产出形成应有的正向激励。
图1 俄罗斯转型初期的价格—产出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库(EIU)年度数据绘制。
显然，理论的演绎结果与现实的发展完全是相悖的。一方面，对俄罗斯转型初期经济发展变量的经验观察清晰地表明了价格自由化与产出之间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另一方面，指导俄罗斯休克转型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也确凿地指出价格自由化必然会对总产出形成正向激励。这种相悖现象的产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们对现实的观察有误，另一种可能则是理论本身有缺陷或被错误地应用。而俄罗斯官方经济数据以及大量专家学者的研究都有力的支持了我们的经验观察②，因此本文认为解决这一“悖论”必须从后一种可能入手，即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指导俄罗斯转型实践的经济理论。通过分析理论的适用条件以及其传导机制，我们可以解析出这种“悖论”出现的深层原因。
二、“价格—产出”悖论的理论分析框架
转型进程启动后，俄罗斯东欧等国成了各种经济理论的天然实验室，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分析方法的确是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我们也不是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逻辑自治性，而是认为任何理论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新古典分析范式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基础上的，并没有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并且其假设条件过于简化和苛刻，因此其在处理类似转型这种超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上含有天然的缺陷，这种缺陷使得该理论对转型问题的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出现的这种“价格—产出”悖论的出现实际上源于一些俄罗斯和西方的学者对新古典理论的错误理解和运用。正如评论的“如果新古典模型对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问题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则应该已经大功告成了”[9](p15)。如果把“价格—产出”悖论置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现实背景中考察，不难看出，标准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对于俄罗斯极其复杂的转型背景来说过于苛刻，因而其理论推论也难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俄罗斯的价格自由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它实际上面临着一系列条件的约束，正是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使得价格自由化与总产出中间传导路径发生了断裂或扭曲，从而最终导致价格自由化与总产出之间出现反常关系。我们把这种综合关系用图2表示。
图2 价格自由化与总产出的关系及其约束
从图2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解释：
首先，俄罗斯的价格自由化政策是在制度基础缺失的条件下执行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制度“或者被认为对经济事件没有影响而被忽视，或者被视为是外生给定的、被以一种草率的方式描述而使制度影响显得无关紧要。”可见新古典分析框架显然不能对制度的创生、演进和融合的过程做出合理的解释。这种范式的缺陷在一个制度基础已经成型的社会也许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在转型经济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面前就暴露无遗了。要解释“价格—产出”悖论就必须在分析中重新引入被忽视的制度因素。虽然休克疗法失败后，制度因素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并形成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但把制度引入经济分析取得的成就依然有限，本文认为可以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关系角度分析制度缺失条件下实行价格自由化的结果。正式制度主要包括统治者颁布的正式的明文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则包括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习俗、习惯、传统等。俄罗斯在短期内能够创立“正式”制度，但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一种复杂的演化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③。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必须以内在的演化的非正式制度作为基础，这一思想早已为Hayek所洞见并详细论述[11]。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制约并决定了正式制度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正如罗兰所说“转型实践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没有合适制度作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是难以成功的”[12](p319)。更进一步说，虽然俄罗斯已经模仿西方建立了基本的法律制度，但在激进改革方式下，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非正式制度无法实现平滑转型，这使得已制定的正式法律也不能正常运行。在缺乏可靠的法律保护和道德信用约束条件下，腐败与地下经济盛行，价格与厂商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扭曲，从而不能形成正常的供给反应。
第二，俄罗斯的价格自由化是在极度扭曲的生产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做出的。受前苏联的影响，俄罗斯的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整体上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由于过于重视工业化导致在整个产业结构里工业所占的比重过高，而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所占的比例又过高。农业和服务业、轻工业等很不发达。这种产业结构特点被认为是转型经济特有的共同初始条件之一[12](p12)，生产结构的扭曲伴随的是要素配置的低效率。价格自由化后，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个自然的推断是要素配置必然会向帕累托最优方向改进，即从工业到服务业，从重工业到轻工业的重新配置，而资源配置的优化最终会促进产出的增长。但这种分析忽略了几个重要初始条件。首先，忽略的因素是俄罗斯的要素禀赋，俄罗斯劳动力资源稀缺并且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1989-2002年人口自然减少了740万④，一些学者预计到21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4%-49%[13](p289-306)，这导致俄罗斯无法像中国那样通过边际上的增量改革来影响产业结构。其次，工业、农业以及工业内部对价格自由化以及同时执行的紧缩性稳定化措施敏感程度不同，一次性地放开价格有可能会导致产业链条的紊乱甚至崩溃。如表1所示，1996年俄罗斯工业产值比1989年下降了57.7%，其中轻工业下降最为剧烈，达到了86.5%。可见，虽然重工业与轻工业都在下降，但“重重轻轻”现象却更加严重了，新古典经济学所预期的部门内再配置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第三，俄罗斯的价格自由化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指的是一种资本、劳务、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和流动的过程，是世界各国经济上联系和依赖加强的表现。冷战过后，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研究俄罗斯的转型经济就必须考虑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干预。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进程深受IMF影响，除了“休克疗法”的建议，IMF在向俄罗斯提供援助贷款的同时还提出了“紧缩＋开放”的附加条件[14]，使得俄罗斯难以自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在价格自由化的同时实行财政和货币双紧缩的政策有两方面后果：一方面是政府不但没有实现控制财政预算赤字的目标，相反，高税率和对企业的投资的减少对生产产生了很强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是企业通过借贷获取资金的成本加大，价格自由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使企业负担进一步加重，很多企业的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停滞。在基本制度尚不完备的基础上匆忙实行对外开放虽然能够解决部分国内需求，但却对民族资本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得国内生产能力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在东欧一些国家（如匈牙利）表现得更加明显，以至于一些学者惊呼“当地人民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15](p7)。此外，经互会的解散对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总产出也有程度不等的影响，以匈牙利为最[16]。经互会曾经是苏东各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20世纪80年代，集团内贸易占48%-52%，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占27% -33%，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占14%-17%[17](p316)。可见经互会是成员国内部形成的是一种比较封闭的分工贸易体系，这种联系的突然中断也对俄罗斯东欧各国的生产形成了巨大冲击。
第四，俄罗斯的价格自由化是与产权改革同步进行的。对公有产权进行私有化是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这既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创造转型的“不可逆”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迅速创造出市场经济的主体的必然要求。应该承认，小私有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产生了大量具有经营自主权的独立所有者，这些所有者由于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其积极性主动性都能够充分发挥，能够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小私有化进行很顺利，但从总体上看小私有化企业无论产值还是数量都不占优。而从1992年7月开始启动的“大私有化”（证券私有化、现金私有化和个案私有化）虽然使得俄罗斯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但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并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俄罗斯的国有资产要么被“红色经理”这种“内部人”把持，要么被新兴的“寡头”阶层廉价获取。但无论谁掌控资产并无根本差别，都没有形成真正关心企业生产绩效、有市场经济理念的战略投资者。按照科勒德克的话说就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然而却没带来相应的资本家”[18](p136-137)。事实上，俄罗斯的寡头们根本不是把已经分给大众的资产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运用权力径自把没有分下去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19](p20)。与产权改革初衷相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软预算约束问题继续存在，转型期间的软预算约束现象甚至比计划经济下的软预算约束对经济影响更坏，因为计划经济下还有行政管制来约束经理的败德行为[20](p238)，在激进转轨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还不能马上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企业的生产功能被弱化，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独立行为主体，价格自由化对企业的产出自然难以产生正面影响。
三、结论和启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兰格位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曾经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辩论，哈耶克指责中央计划的设计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这个观点常常为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所津津乐道。但时至今日这种致命的自负我们却在西方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专家所提出的建议里再一次看到了。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就匆忙地开出“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必然是有休克而无治疗[17](p39)。
本文从被新古典分析所剔除或忽视的外生因素入手，通过对价格自由化约束条件的分析揭示了俄罗斯的价格自由化没有带来标准经济学所预言的产出增长的深层原因，对“价格—产出”悖论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和论证。本文的分析表明，转型理论对于转型实践是极为重要的，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我们能够得到以下几启示：
第一，制度是决定转型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可以信赖的平台，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信用体系，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而能够大大节约交易费用并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其次，制度存在关联性和互补性，这就决定了必须根据信息丰富程度来对转型方式做出不同的取舍，当满足富有信息的条件时渐进主义比大爆炸更可接受[12](p48)；此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的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忽视非正式制度必然会对阻碍转型的进展，甚至使正式制度难以正常发挥作用。
第二，外部环境与初始条件对经济转型进程具有重要影响。从外部环境上看，俄罗斯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如果忽略了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就难以从整体上宏观地把握经济转型发展的脉络，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俄罗斯具有很多独特的初始条件，其经济结构、文化宗教传统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的独特性使得俄罗斯并不具备直接移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条件。
第三，产权改革并不是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特定条件下盲目地推进产权改革甚至可能使转型陷入困境，这正是我们在俄罗斯所看到的。对比中国的改革经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洞见的，尽管中国南方一些省市没有清晰界定产权关系，但仍以两位数的增长率迅猛发展[10](p14)。从长期看，产权明晰虽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化改革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不能把产权改革目标与手段相混淆。此外，要抛弃认为要达到产权明晰目标就必须实行彻底私有化的狭隘认识，相比私有化的弊端，混合所有制结构能够克服单纯经济形式缺点，是未来经济结构发展的方向。
从实践的发展上来看，与新古典理论的预期相反，中国、匈牙利和越南等没有真正经历激进转型的国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反观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在转型初期则经历了远甚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被称为大萧条的危机洗礼。虽然Sachs等极力为“休克疗法”辩护，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不过是转型的一个阶段，最终必须要实现宪政才算完成转型，而且预言由于俄罗斯实行了宪政，从长期看会发展更好[21](p435-491)。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是有很大问题的。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俄罗斯的经济的确有了很大改观，暂且不论这一改观有多少是靠石油价格上涨获得的⑤，单是俄罗斯是否实行了民主就很值得讨论。从1993年的炮轰议会到现在的“可控民主”无一不说明了俄罗斯队民主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俄罗斯的目前暂时的经济发展实际是在民主缺失的情况下获得的。我们认为，宪政既不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从充分条件上考虑，南美和北美的宪政体制相似，但二者的发展差异却有目共睹。从必要条件上考虑，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实行宪政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等的经济也一样能够快速发展。我们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出激进转型与渐进转型不能简单判断孰优孰劣，俄罗斯在转型初期所面临的困境并不单纯由于实行休克疗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没有根据本国的国情，而盲目全盘照搬了外国的制度，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制度构建上也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事实上，技术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因素，利益因素，政治偏好因素等很多因素都能够使采用两种不同方式所造成的成本有很大差别，这是对一国总体情况而言。更进一步地说，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同，制度构建的方法也应不同，有的领域适合采取激进方式，有的领域则适合采取渐进方式。只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改革成本最小，从而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22]。
注释：
①休克疗法，一般认为，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放开物价，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私有化等，借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措施。
②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产量下降源于统计上的夸大，即私有部门的报告数字偏低[9](p117-174)。
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描绘出前苏联体制下的非正式制度，这些现象包括：通过关系网往往比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更加有效，对官僚作风与短缺现象的麻木，官方浮夸宣传和无知所带来的自大等。
④Об итогах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2года，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http://www.gks.ru/perepis/report.htm.
⑤实际上石油价格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按俄罗斯2004年4.6亿吨的产量计算，石油价格每桶涨1美元，就能多获得3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国际市场的石油期货价格已经从1999年的不到10美元／桶飙升至73美元／桶（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4月25日的每桶石油期货价格，数据来自中国石油期货网，网址是http://www.oilprice.cn/），这样高的价格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石油输出大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俄从石油价格上涨中获取的直接受益就达上千亿美元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