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统一及其对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人文主义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其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20世纪相互对立的两大社会思潮。当代高等教育领域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人们对于大学进行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发展方向的选择相关。因此，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而言有着特殊意义：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人们检验各种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想合理性的一把客观尺度；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现实要求对于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相互统一的发展趋势又有着积极的宣示意义。
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对立和冲突现象的背后，实质上又存在着相互借鉴和相互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相比之下，当代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现象。在高等教育理论层面，某些带有极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色彩的理论居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对此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在实践层面，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协调和统一是人们最基本的历史经验，人们认识到任何极端的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想对于高等教育事业来说都是有害的。从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不可能长期分裂下去，二者迟早会重新走向统一。
一、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及其实现统一的现实可能性
当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并不分别是铁板一块的思想阵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当代科学主义思潮先后出现过“独断论”和“革命论”两种表现形式，当代人文主义思潮也相继出现过“独断论”和“多元论”两种理论流派。一般说来，科学主义独断论与人文主义独断论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二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论科学主义和多元论人文主义之间则拥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它们之间存在着实现历史对接和统一的现实可能性。
（一）“独断论”和“革命论”科学主义思潮
所谓“独断论”或“革命论”科学主义思想，主要是依据该理论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来划分的：“独断论”的科学主义（又称科学主义独断）一般对社会科学持完全排斥的态度；“革命论”的科学主义（又称科学主义革命论）一般对社会科学持相对包容的态度。
1.“独断论”科学主义思想
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形见绌。正如波普(K.R.Popper）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某门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非常关心方法问题；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盯着那些日益繁荣的学科，尤其是物理学。”[1]于是，把自然科学方法，尤其是物理学方法，引进社会科学研究，成了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的任务。
孔德(A.Comte)是试图把物理学方法引进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人。他的实证主义原则，无非是把物理学中的经验证实原则运用到社会学领域而已；所谓“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明显地带有经典物理学规律的痕迹。然而，历史很快就证明，正如经典物理学并不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一样，所谓“实证主义”哲学亦远远不是人类思想的顶峰。
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成了科学主义思潮的一面旗帜。其中，罗素(B.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等逻辑原子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发展遇到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活语言或哲学语言具体含义的混乱，其发展出路则在于借鉴物理学原则创立一套标准的“人工语言”。卡尔纳普(G.Carnap)等逻辑实证主义者则进一步指出，只有那些能够用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有真正意义的命题，否则就是无意义的命题——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正好属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必须予以排斥。
在分析哲学家看来，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霸权是件非常自然和非常合理的事情。他们共同认为：(1)科学的理论是可以被公共地检验的，而哲学语盲不能被大家都检验；(2)科学的语言是可以交流的，而哲学的语言不能被大家都理解；(3)科学的方法是确实可靠的，而哲学的方法必然带来玄虚和混乱。这种极端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被称为“独断论”科学主义思想。
科学主义独断论实质上是一种将自然科学的经验分析方法推向极端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很快便暴露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正如奎因(W.V.Quine)指出：“现代经验主义者一般地说是受到两个教条所制约。一个教条是相信分析真理（以意义为根据的真理）跟综合真理（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以指出经验的词为基础的逻辑构成。这两个教条都是站不住脚的。”[2]就是说：(1)分析和综合总是相互依赖和相互结合的逻辑推理过程，单纯的经验分析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2)经验意义的单位是一个科学的整体，任何单个的命题是永远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一句话，分析哲学所使用的经验和分析的方法在科学的逻辑上却是站不住脚的东西。
为了使分析哲学摆脱逻辑上的困境，奎因为科学发展制定了一条新的标准，即所谓“本体论承诺的标准”。他主张，科学是以约定为基础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承诺”某种超出经验的东西存在。然而，这样一来，分析哲学坚决反对的那些“共性”、“价值”、“形而上学”等人文主义的东西又重新被请了回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什么科学主义的霸权，而仿佛是康德式的哲学为自然科学提供形而上学基础努力的回归。
2.“革命论”科学主义思想
真正的科学主义是以真理为皈依的，它既敢于批判外部世界也勇于批判自身。“革命论”科学主义出现，实际上就是科学主义本身对“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夏皮尔等人是科学主义革命论的代表人物。
波普的“科学发现逻辑”标志着科学主义独断论的破产。波普指出：(1)理论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因为单称的结论是不能传递到全称前提上的；(2)可证实性原则不能将科学与非科学划清界限，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根本不可能靠个人经验检验的；(3)形而上学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科学。不过，波普在反对科学独断论的同时，也反对社会科学中任何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企图。他说：“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来规定的……所有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3]
库恩(T.S.Kuhn)正式宣告了“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库恩指出，科学的发展模式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他认为，科学的每一次发展，其实不在于新经验对传统科学理论的否定，而在于传统科学范式的放弃与新的科学范式的出现。科学的“范式”(Paradigm)，也不仅仅是科学概念的逻辑堆积，更重要的是某种新的科学信念的形成与传播。库恩强调，科学范式并不是纯“科学”的东西，其出现与传播深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这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发展逻辑上终于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对接。“科学革命”理论的缺陷是，它过分强调了新旧范式之间的差别，以至于认为它们基本上无甚联系。
费耶阿本德(P.Feyeraband)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法，科学发展本身也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科学研究惟一要捍卫的原则就是自由，因此必须反对科学沙文主义和提倡多元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当然，他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则显得过于极端，因为它一味地反对科学研究中任何共同的方法论原则。
夏皮尔(D.Shapen)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标志着“科学革命”的终结。他以“信息域”(Information System)取代“范式”概念。他认为，信息域作为共同的科学研究纲领与科学事实无关，而同科学信念的内容密切相关。不过，他又认为：“不同时期的科学信念和标准之间的差别，并不排除联系、比较和进步的可能性。”[4]新历史主义既反对狭隘经验论又坚持科学历史进步的观点，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发展观。
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当代科学的批判主义精神与实用主义原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以至于在科学主义思想已经发生过剧烈的“革命”之后，“独断论”的科学方法仍然在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成为人文主义者继续批判的对象。
（二）“独断论”和“多元论”人文主义思想
20世纪初，狄尔泰、李凯尔特、韦伯等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奠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石。狄尔泰和李凯尔特对自然科学方法持完全的排斥态度，他们自称为“独断论”的人文主义者。韦伯则对自然科学方法持较多的包容态度，自称是“多元论”的人文主义者。
1.“独断论”人文主义思想
“独断论”人文主义者承认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屈从于自然科学发展这一历史事实，但是又坚决反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必然合理性。他们都把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且让社会科学方法重登知识王位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狄尔泰(W.Dilthey)指出，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的特殊性质。这是因为：(1)自然科学中，人们只是自然现象的旁观者，而在社会科学中，人们“神入”到他人的内心状态去理解人类生活；(2)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对自然现象普遍规律的概括，而社会科学的对象则是个体性与特殊性，其任务是揭示蕴藏在这些个体性与特殊性当中的生活意义。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无疑具有比自然科学更加优越的地位，因为惟有社会科学才能承担“历史理性批判”的任务，并赋予世界以生命和生活的意义。
李凯尔特(H.Rickert)则认为，价值才是区分自然和文化、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标准。他指出：“自然是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对立，文化或者是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现成，但至少是由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5]他还说：“只有借助价值理论，历史学才能与自然研究对立起来。”[6]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实质上就是康德哲学的“形式”与“内容”的区别：自然科学只追求形式即追求普遍的自然规律，而人文学科只追求“内容”，即关心个别化的东西；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决定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立的不可调和性。
狄尔泰和李凯尔特虽然从方法上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了区分，但是由于他们完全无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因此又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差别绝对化了。因为离开了科学标准，他们的社会科学方法最终都难免陷入到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困境。
2.“多元论”人文主义思想
作为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的批判继承者，韦伯(M.Weber)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科学的对象既具有某种“文化”属性又具有某种“实在”属性：从其文化属性来说，社会科学显然应该拥有某些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其实在属性来说，社会科学又并非不能引入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继承了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等人的“理解”和“意义”理论，又不完全排斥经验主义的实证研究，因此，他称之为“多元主义”的文化理论。
韦伯首先承认，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社会科学方法因此不同于仅仅研究“实在”的自然科学方法。他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与一定的实在发生联系的，这便是所谓“价值关联”。在这种关系中，实在便成为文化现象，获得了“文化意义”。社会科学所作的理解，主要就是“神入”的理解，即对他人心境的重新体验。不过，理解成功与否又有赖于人们价值观的异同：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在价值信仰上的差距愈大，理解就愈困难。因此，社会科学进行的“理解”完全是一种主观性的活动。他说：“对认识来说，它表现为能由解释的方式所理解的东西的世界，以及可重新体验的东西的世界，我们对于它有体验到的了解，而此种了解却无法运用客观化的手段得到深化。”[7]因此，社会文化生活的实在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自然科学规律中推论出来的，凭借这些规律我们永远也无法达到对社会文化个体的认识。
然而，他又指出，不管人们的价值观是如何不同，他们认识的对象总是某个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实在”，因此，人们在对于社会文化事件进行了价值论分析之后，仍然有必要对之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因果性分析和经验性分析。反之，离开了实在，社会科学中的价值和意义无不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人的行动和行为决不像一切个别事件本身那样，是高度无理性的——在无法预测或使因果归源杂乱无序的意义上——在合理的解释中止的地方尤其如此。相反，一般在合理的解释能够进行范围，它已远远地超出了‘自在之物’的非理性。”[8]这样，韦伯又不完全反对社会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有时甚至主张在事实研究中坚持某种客观主义的态度。
当然，韦伯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合理性限度的。他认为，社会科学中运用逻辑和抽象方法得来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是某种“理想图像”，它们与自然科学规律有着天渊之别。他说：“这种理想图像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系组成的，这种构想在内容上具有乌托邦的特征，这种乌托邦是通过在思想中强化实在的某些因素而获得的。”[9]只管如此，“理想图像”还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找到一个立足点、确定了知识的范围，并且为人们选择材料和寻求对象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图式。他主张，“理想的图像”本身尽管难免掺杂着价值的因素，但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应该尽量做到“价值无涉”，并且该图像本身也应该随着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地获得更新。
不过，在韦伯这里，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历史鸿沟与其说是被填平了，还不如说是被人为拉近了。因为在韦伯眼里，自然科学还完全是“价值无涉”的（库恩等人后来证明，自然科学中同样存在价值因素的作用），与社会科学方法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现对接的现实可能性
对于科学主义独断论和人文主义独断论来说，它们各自所持的极端主义态度使得双方几乎不存在任何妥协的可能性。然而，对于科学主义革命论和人文主义多元论来说，它们各自的宽容态度表明，双方的确存在相互接近和相互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当然这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需要我们在批判的基础上积极促成的。本文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现历史对接的现实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服务对象上的一致性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都是服务于人类思想解放运动的。近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同时发轫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们同时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并且在与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自觉地结成了同盟。启蒙主义思想家相信：一方面，自然科学的任何重大发现都意味着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人文主义发扬光大的重要标志，另一反面，惟有人文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自然科学才能摆脱社会羁绊，获得自由的发展。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和冲突那时还几乎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欲横流而又精神空虚，有些人视科学技术为掠夺自然的工具，于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想被异化为科学霸权主义思想，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则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当人们不满足于自己严重的精神空虚状态的时候，又对于科学主义霸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甚至不切实际地对科学及物质文明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思想领域的一种表现而已。人们却经常对此因果倒置。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应该是相互统一的，并且这种统一应该建立在揭露和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迷信的基础上。当代科学主义革命论和人文主义多元论的出现说明，一些思想家们已经不满足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割裂的现状，而开始促使双方自觉地向对方靠拢。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最终还是要走到一起来的，共同为人类思想超越资本主义羁绊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2.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基本逻辑上的一致性
无论是韦伯的“理想图像”，还是库恩的“科学范式”，二者无不承认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中同时存在“价值”和“实在”二重因素的作用。这就是说，“多元论”的人文主义与“革命论”的科学主义，在基本逻辑上并无实质上的差异。
不过，对韦伯而言，“理想图像”仍然未能真正掩盖住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历史鸿沟。在他那里，人文主义的价值分析与科学主义的经验分析之间尚无实质上的相关性，以至于愈是科学合理性的行动，虽然愈容易理解，但是却愈缺乏文化意义的独立性；愈是富有文化意义的行动，其实际意义倒反愈难令人理解。对于库恩而言，科学发展所涉及的人文价值因素纯粹是抽象的外部因素，尚无法与其“范式”更替真正结合起来。
其实，价值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不过是现实社会中个人与实在的某种关系罢了。韦伯等人发现的人们价值观的对立状况，不过是不同社会利益对抗现象的客观反映而已；至于社会利益本身则是一个可以作实在论分析的客观对象。不论何种价值观，站在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总是能够与社会物质再生产这一最“实在”的活动客观地联系起来。从这方面看，价值合理性的东西未必与目标合理性的东西背道而驰，社会科学中“理解”活动完全可以与“意义”发掘融为一体。
另外，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价值因素的影响也是内在的和不可替代的。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不是纯经验式的，而经常要求科学家从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中发掘自己新的理念。现代核能和克隆等技术更是事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类似的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就带有了道德论和价值观性质，其研究者无论如何不能脱身于人文主义影响之外。可以这么说，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健康地结合在一起，已经超越了所谓科学范式更替的意义，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迫切任务。
3.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论在检验标准上的一致性
韦伯指出：“方法论始终只能是对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手段的反思。”[10]库恩也认为，新的“常规科学”之所以取代“前科学”，无非是因为新的理论范式对科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更具解释力罢了。仅从实践检验手段来看，韦伯的“理想图像”理论与库恩的“科学范式”其实并无二致的。
当然，人文主义者所说的实践一般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与主观世界直接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而科学主义者所说的实践基本上是指科学实验活动，二者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不过，对于人类而言，既没有绝对客观化的自然，也没有纯粹的主观世界。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对象无不是被人类自己改造过的“人化”自然，因此自然科学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与人文主义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人文学科本质上并不拒斥自然科学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经常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而改变自己的面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统一的现实基础，就在于人类社会实践对象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其中也就包括社会生活实践与科学实验在检验各自理论方面的一致性。
二、现代高等教育理论：科学主义独断论与人文主义独断论的话语领域
现代高等教育理论有四种基本范式：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批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们都与当代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潮有着某种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其中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是科学主义独断论的表现形式，而批判主义范式和后现代主义范式则均属于人文主义独断论的表现形式。由于种种原因，“革命论”的科学主义和“多元论”的人文主义在高等教育理论领域尚缺乏成熟的表现形式。
（一）高等教育理论中的系统论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
在高等教育理论领域，“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等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高教理论工作者相信，正是“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出现才使高等教育研究具备了“科学”的性质。然而，这样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本文试作如下分析：
1.系统论范式的合理性分析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同时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学科分化趋势，表现为一系列分支学科相继获得独立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学科综合发展趋势，表现为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始趋同——系统科学应运而生。系统科学一般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老三论”，以及“突变论”、“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新三论”。由于系统科学本身就具备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所以很快就被借鉴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社会科学所应用的“系统论”主要是指“一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老三论的某些方法。它们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系统由众多子系统组成；(2)子系统之间发生非线性相关关系；(3)系统与环境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从而维持着某种动态平衡；(4)系统可以通过信息反馈方式控制着自身稳定状态。
在高等教育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技术学”和“心理学”等分支学科中，到处充斥着关于高等教育的“社会系统分析”、“经济系统分析”、“组织系统分析”、“技术系统分析”和“心理系统分析”等“科学”的研究范式。可以这么说，离开了系统论范式，高等教育的一切分支学科几乎都无从谈起。
如果说分析哲学总是试图将科学命题“还原”为纯经验的基本命题，那么，系统论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试图把经验的事实上升到“系统”的高度来认识。然而，系统、元素和环境等层次的划分，实际上又是以实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人们对于系统科学的崇拜，与他们先前对物理学实验方法的崇拜，从本质上说并无二致，都属于科学主义独断论的做法。
因此，社会科学中对系统论范式的应用是需要加以限制的。正如菲利普(H.Philip)指出：(1)社会科学中的系统论方法是与分析方法截然分离的，例如，自然科学的系统方法是与某些传统科学概念和分析技巧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科学的系统论则看不到这种联系；(2)在社会科学中，关于“系统”、“元素”、“环境”等系统论概念的定义几乎全是人为的和含糊不清的；(3)社会科学中的系统观实质上只涉及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与其他一系列系统科学并无实质上的相关性；(4)一般系统论也未能成为科学，因为它始终缺乏科学预见的功能。[11]
系统论范式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科学应有的理论预测能力。菲利普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作为系统论在缺乏预测能力方面的例子，不妨考虑昆布的著作《世界性教育危机：一个系统的分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昆布对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作了研究，他的目的是要弄清各个部分中的变化对这些系统的影响。他集中于诸如师资短缺、开支膨胀、学生人数增加这样一些问题。昆布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未能作出准确的预测。例如，从一个给定教育系统在极短时间内学生人数成三倍地增加这样一个事实出发，他没有预测出该系统将如何针对这个剧烈变动的输入进行调节……[12]
系统论范式虽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对高等教育多重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型模型，不过我们应该切记，关于高等教育的一般性系统分析尚不能替代高等教育某些基本矛盾的分析，否则，就很容易使这一“科学”的理论沦为毫无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泛泛之谈。
2.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合理性分析
在高等教育理论领域，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理论范式。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早期结构功能主义者指出：(1)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它由一些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社会子系统构成；(2)社会子系统具有维持社会大系统平衡的功能，社会系统与其子系统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功能上的联系；(3)社会子系统之间亦发生功能上的联系，它们互为基础、和谐一致，共同为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服务。
20世纪60年代以来，帕森斯(T.Parsons)、特纳(V.Turner)等新结构功能主义者开始进行社会“变迁”的研究。他们的基本观点是：(1)社会系统存在着分化的趋势，随着社会系统的高度分化，社会子系统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使社会结构和功能专门化，并且提高了社会系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2)社会系统的高度分化也可能导致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功能非一致性或功能紊乱，促使社会系统变迁，最终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其实，结构功能主义不过是系统论的某种变体而已。新老结构功能主义对系统论作了如下的发挥：(1)它们将系统论中“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简约成一种在功能上相互维持的线性关系；(2)它们无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是平均地看待各社会子系统的作用，以至于把社会系统的功能性紊乱当作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因；(3)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把现代西方社会设定为传统社会变迁的终极目标。
在一些信奉结构功能主义的高等教育学者看来，高等教育系统不过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缩影，它是为维护社会系统稳定而提供功能性服务的，同样高等教育的分支系统同样也不过是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提供功能性服务的。高等教育社会学因此有两个基本研究向度：其一是研究高等教育系统与其子系统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其二是研究高等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功能性联系。
由于结构性与功能性的解释实质上包含了对社会系统某种目的论的预设，所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必然具有保守主义的性质。菲利普指出：“功能主义在20世纪的反对者们通常提出的一个非难，就是功能主义使用目的论解释。科学家历来就是根据以前发生作用的原因去解释现在和预测未来；而目的论者则用存在于未来的原因、目的、结果或终极原因来解释现在和过去的事件。”[13]因此，我们在借鉴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该范式也至多只能起到一个理论参照的作用——正如韦伯所说：“这样建立起来的规律的确能够发挥某种类似词典的作用，但也仅此而已。”[14]
（二）高等教育理论中的批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范式
批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出现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之后，都与高等教育问题本质相关，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教育现状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相比之下，批判主义理论一般还带有科学主义的痕迹，而后现代主义不仅批判了现代社会，还批判了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
1.批判主义范式合理性分析
如果说结构功能主义是为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服务的，那么，批判主义则完全否定了这一合法性。批判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布迪厄(P.Bourdieu)、葛兰西(A.Gramsci)、鲍尔斯(H.Bowles)、金蒂斯(S.Gintis)等人。他们的批判教育理论主要包括各种“再生产理论”（例如“文化再生产”、“经济再生产”、“霸权国家再生产”等理论）和各种“抵制理论”（例如“文化霸权”、“文化压制”和“文化抵制”等理论）。
批判主义者通常带有明显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遗迹。例如，他们关于教育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服务的批判，不过是发挥了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功能性联系理论而已。又如，他们经常批判教育执行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的功能，而分层理论本身就属结构功能主义的经典理论。因此，批判主义者经常被人们划归结构功能主义者的行列。
不过，批判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姿态出现的，因此与结构功能主义在价值观上完全对立。批判主义者认为，现代高等教育既然是直接为资本主义社会分层和再生产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法性也就决定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非法性。他们主要指出，现代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假象，掩盖不住受教育者在出身、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等方面受到严重不公平对待的事实。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感，他们号召人们利用大学等文化阵地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全面的“抵制”和“反抗”。
批判主义的出现意味着“科学”社会理论的破产。它们证明，凡社会科学理论都必然会涉及价值论问题，而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对某一客观社会现象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形成完全对立的看法。批判主义困境在于，它们并没有把握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至于将现代教育制度当作一切社会弊病的替罪羊；它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是“结构性”批判，而不是“分析性”批判。另外批判主义理论固有的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特征，也经常遭到人文主义阵营中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指责。
2.后现代主义范式合理性分析
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反动。作为是一种时髦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广泛地吸取了现象学(Phenomenology)、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解释学(Hermeneutics)、交往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等哲学理论为自己服务。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为包括贝尔(D.Bell)、利奥塔(J.F.Lyotard)、雷格里芬(D.R.Griffin)等人。
后现代主义超越批判主义的地方是：后现代主义不仅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批判了结构功能主义等“科学”的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它们否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是通过掠夺自然的方式获得的，其结果是使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使社会丧失了持续发展能力使人类患上了经济增长癖，即人们仅仅关心经济增长，而对人类自身精神的提升漠不关心。
(2)它们对“科学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等持批判态度。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通过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而取得了文化中的霸权地位，其结果是科学主义文化完全压制了追求自由、个性和世界终极意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导致人类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和空虚；结构功能主义关于科学的“现代社会结构”理论完全是杜撰出来的，现代社会结构本质上具有官僚化、科层化和等级化特征，它们不仅使社会丧失了无限的发展可能性，而且成为束缚人们自由与个性的牢笼。
(3)它们鼓吹文化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义是以理性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分离为基础的，而现代性的重建必须以理性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复归为前提；由于生活世界具有无限的文化多样性，因此文化霸权与文化一元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世界各种文化应该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共建。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高等教育的西方标准，以及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市场化趋势。他们主张高等教育应该成为文化共建的场所，提倡在科学与生活、教师与学生，以及各种文化之间展开的平等对话。他们号召人们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抛弃权威主义和本质主义方法，在通过解释和互动来分享真理的同时，保持住个人的个性和社会的文化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领域是后现代主义关心的核心领域，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企图通过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造来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改造目标。
后现代主义的上述主张愈来愈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认可，它们的流行绝对不是偶然的。不过，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态度不仅不值得完全称道，我们还必须在实践中予以纠正。这是因为：首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历史和现实中并不必然对立。其次，反科学主义态度必然导致文化冲突。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看法，高等教育理应成为多元文化交流和共建的场所。然而，人们倘若完全背离追求真理的科学主义精神，谁又能保证高等教育不会因此而沦落成为多元文化对立和冲突的场所呢？最后，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和“反绝对主义”姿态，使得他们在剥夺科学霸权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行使起了学术霸权，这实质上不过是在重蹈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历史覆辙。
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统一对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分析
在现实层面上，高等教育工作者一般不会采取极端的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态度，而是极力促使科学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健康和谐地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任何违背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原则的做法，都必然会给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挫折。高等教育实践总结下来的丰富历史经验，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将来重新携手并进无疑起着重要的宣示作用。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是高等教育实践的认识论基础
高等教育历来就是一个追求高深知识的场所。布鲁贝克(J.S.Brubacher)把高等教育对知识本身的追求，当作高等教育在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基础。[15]鉴于人类知识被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所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能否获得统一，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分裂和动摇的，还是连贯和稳定的。
按照科学独断论的逻辑，高等教育只需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就行了，传统的人文主义知识应该完排除在外。然而，背离了人文主义传统的高等教育，很容易失去批判社会的独立精神和历史责任感，以至于沦落为市场需求的供应商或现实政治的辩护士。从另一方面说，科学主义独断论实质上也是科学发展的障碍。这是因为，它醉心于把某些实证科学的标准绝对化，无形中给科学发展人为地划定了许多限制，以至于使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遭受到扼杀。贝塔朗菲曾经指责说，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等教育机构中以科学名义出现的思想管制和思想检查制度，甚至在希特勒的德国都不曾见过；这样过于“科学”的高等教育制度其实完全是学术自由的衰颓。”[16]
后现代主义绝对反对科学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离开了科学追求，高等教育本身就丧失了现实合法性，充其量也只能产生一些庸俗、媚俗、堕落和反文明的东西。哈贝马斯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陈腐不堪的内容与不真实的图像结合为一，板滞的习俗与高科技相拼凑融合，通俗文化的废墟跟高度个人化的、以消费主义方式装饰起来的荒诞之物掺杂结合。文明的垃圾堆用塑胶掩饰起来，普遍的实质溶化成自恋，一种完全失去个性、变成陈词滥调的自恋。”[17]当今的高等教育领域，文化媚俗和文化低格调现象并不鲜见，负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文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该对此起再起什么推波助澜的作用。科学精神的重建是摆在人文主义教育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质上是相互贯通和相互促进的精神力量，它们的统一才是高等教育最为牢靠的认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大力推行的“通识主义”教育方针，实质上就是我们对高等教育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统一性认识论基础的重新认可。
（二）高等教育实践经验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的宣示意义
高等教育在引领人类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或因于此，一些著名大学甚至比许多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时间都长得多。在现代世界中，资本化和市场化浪潮对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冲击，造成了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全面危机。相比之下，高等教育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依旧保留为知识创新和文化批判的场所，依旧是喧嚣社会中人们赖以寄托理想的精神家园。尽管各种极端的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想可以在高等教育理论领域获得话语霸权，但是高等教育积累下来的丰富历史经验又经常在对之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实践纠偏作用。
当代高等教育实践经验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重新走向统一，显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宣示作用。
首先，高等教育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提供了理想的批判场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是伴随着学术自由和自治理念而出现的。高等教育事业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时还遭遇过曲折和摧残，但是始终以学术自由和自治作为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在高等教育领域，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主张，原则上既可以批判别人的观点，也必须接受别人的批判，否则学术自由便无从谈起。高等教育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其中既可以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军对垒，也可以看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高等教育领域作为一个学者自治的场所，还能够保护学术研究免受权力和市场的直接影响，惟其如此，才能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提供健康发展的空间。可以这么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要想重新走到一起，是离不开现代高等教育提供的理论阵地的。
其次，高等教育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提供了客观的学术评价标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高等教育愈来愈起着社会中心的作用，其学术实践活动也逐步摆脱了对政治实践、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社会实践的依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所谓高等教育的学术标准，实质上就是某一时期学者们学术实践的历史总结。当然，任何一种学术实践都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以至于我们不能对现行的各种学术标准持形而上学的态度。不过，学术标准的存在对于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发展和成熟而言还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来说，其发展理应属于社会理论活动的一个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批判，必须拥有一个客观的学术标准，否则就很容易沦为毫无意义的相互敌视和攻讦。这样的标准既不能够来自政治权力，亦不能够来自资本或市场，只能来自高等教育自身的学术标准。当然，任何一种学术标准的确立，又必须是以高等教育自由和自治权利的落实为前提的。
再次，高等教育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原动力。高等教育虽然与社会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又总是与各种社会欲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只追求知识和真理的事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当政府、企业、教会等传统社会机构都相继失去了统领人类精神进步的感召力的时候，惟独大学还经常被人们视为精神慰藉的家园。
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来说，它们目前的共同危险性就在于无法摆脱社会上各种欲望的纠缠，以至于陷入了社会偏见和个人偏见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科学主义独断论与人文主义独断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表面上相互对立，实质上则共同引领着人类精神生活走向享乐主义、虚无主义、颓废主义等等文化深渊。高等教育因此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它应该是继续提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发展的精神原动力，使人们在混乱和迷茫中看到理想和希望。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仍然存在重新结合可能性的话，那么，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就是使之成为现实的一股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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