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与高密派：乾隆时期诗学流派的交融与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乾隆论文,分野论文,诗学论文,高密论文,流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约从宋代起，尤其从明代“前七子”起，人们的诗歌创作往往与自觉的理论主张一路同行，清代仍然承袭此风，几乎每一种诗的形成都有其相应的理论支持。袁枚是清中叶诗坛领袖，其“性灵”诗说曾风靡一时；高密诗派追步中晚唐之张籍和贾岛，影响亦越出山左。在乾隆时期同一片文化天空之下，两者的诗学主张小同大异，各具有不同的特征。
一
袁枚与高密诗派核心人物“三李”所生活的时代很接近，“三李”虽晚出生二三十年，但他们都在袁枚之前去世。
“高密三李”指的是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三兄弟，雍正间御史李元直的三个儿子，因是高密人而得名，其中以怀民、宪乔的影响为大。
李怀民(1738-1793)，名宪噩，字怀民，号石桐，因所居之处有十桐，故又自称十桐或十桐主人，乾隆间诸生。他起初并非专意于诗，后因科举考试屡次不第，遂弃举子业而专于诗。他宗法中晚唐之张籍、贾岛，专攻五言，尤喜五律。著有《石桐先生诗钞》、《中晚唐诗主客图》等。李宪暠(1739-1782)，字叔白，号莲塘，诸生。他涉猎较广，自负其经世之学，于诗无其专主。著有《叔白诗钞》、《莲塘遗文》、《定性斋集》等。李宪乔(1747-1796)，字子乔、义堂，号少鹤，乾隆四十一年(1776)举人，官至归顺知州。著有《少鹤内集》、《鹤再南飞集》、《龙城集》、《宾山续集》等。
高密诗派由李怀民开创，李宪乔扩大影响，蒙同邑单书田、单青侅、单绍伯等人奖掖提携，有胶州王薪亭、王颖叔，高密王蜀子、王希江、王子和人称“王氏五子”响应，此外还有福山鹿松林、邱县刘大观等，数十年蔚为极盛。宪乔曾官于粤西，其影响远及广西。
作为乾隆时期一个地方性诗歌流派，高密诗派进入了袁枚的视野，有《随园诗话》的记载为证：
李怀民与弟宪乔选唐人主客图，以张水部、贾长江两派为主，余人为客，遂号所咏为《二客吟》。怀民《赠人盆桂》云：“送花如嫁女，相看出门时。手为拂朝露，心愁摇远枝。”《送张明府》云：“在县常无事，还家只有身。随行一舟月，出送满城人。”宪乔《咏鹤》云：“纵教就平立，总有欲高心。”“不辞临水久，只觉近人难。”《历下厅》云：“马餐侵皂雪，吏扫过阶风。”《送流人》云：“再逢归梦是，数语此生分。”二人果有贾、张风味。（注：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由此看来，袁枚不仅了解李氏兄弟的诗学主张，而且还读到了他们的诗作，给予他们“果有贾张风味”这样中性偏褒的评价。
“三李”中与袁枚有过密切交往的是李宪乔。乾隆四十九年(1784)，袁枚重游广西时与李宪乔有过接触。《随园诗话》记录这段交往云：“余在粤，自东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东一人。’山西者，普宁令折君遇兰，字霁山；山东者，岑溪令李君宪乔，字义堂。二人诗有风格，学有根柢：皆风尘中之麟凤也。”（注：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给予李宪乔“风尘中之麟凤”的好评。李宪乔《凝寒斋诗话》中的《与袁子才论诗教》也曾提到这段交往。查阅《小仓山房诗集》，得《岑溪令李君义堂猥蒙佳赠兼索和章，舟中却寄》一诗，诗云：
李侯示我诗百首，古人已亡今忽有。裁骇杜陵闯入座，旋惊退之笑窥牖。健斗员俶兵五千，富夺东阿才八斗。笔所到处铁可洞，彩欲飞时霞满口。欧冶剑铸吴钩双，项籍力扛周鼎九。自言追古如追敌，誓不生擒不放手！自从作吏少知音，一卷《离骚》空系肘。昨宵筮客得袁羊，如铁遇磁牝遇牡。急乞官假录旧作，排比琳琅卯至酉。辇卷来呈刘彦和，焚香细读香山叟。感君溺爱似齐桓，其脰肩肩忘我丑。我亦低头学东野，愿作云龙逐此友。桂林喜有旧骚坛，十月同倾八仙酒。南熏亭前把臂行，开元寺里看碑走。获一奇字辄咨询，考一纪元必分剖。叹息宦海人如麻，似此奇才宁有耦！要知孝穆本麒麟，此外董龙半鸡狗。我年七十行万里，钦挹心常记某某。辱将咳唾赠珠玑，勉寄糠秕答琼玖。诗成烛跋梦见君，未识岑溪月落否。（注：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14页。）
看来，李宪乔对袁枚深怀敬仰之情，颇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意味。同时袁枚对宪乔也很赏识，李怀民《论袁子才诗》云：“癸卯（应为甲辰，笔者注）秋，子才六十九，南游两粤至桂林……子才见子乔诗大惊，叹谓两粤一人耳……后又寄来《赠子乔诗》及游桂林近稿一本。”（注：见《高密三李诗话底稿》，山东省博物馆藏清钞本。）“两粤一人”当然是溢美之词，但对子乔的赞赏还是可以想见的。袁枚的《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李公墓志铭》也提到他和宪乔的这段交往：“乾隆甲辰，余游广西，公第四子宪乔为岑溪令。读余文曰：‘班、马俦也。愿以先人之状私于执事。’余重宪乔学行，而于公由为同馆后辈，贞石之文，所不敢辞。”（注：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贰，第441-442页。）正是他们在广西的会晤，促成了这篇墓志铭的写作。
李怀民只是读过袁枚的一些诗作，其《高密三李诗话底稿·论袁子才诗》认为，“子才诗体似袁宏道兄弟一派。”对袁枚的评价不高：“吾乡渔洋先生使诗驰名海内，特兴风韵一派。然其流弊遂成涂饰柔腻，故身后声名日减。南人沈确士力矫渔洋习气，今袁子才亦痛诋渔洋，所恶于渔洋者为其涂饰柔腻也。若子才之诗格未必高于渔洋，而粗鄙村率不值渔洋一笑云。”他以一个讲究风雅传统的山左诗人的眼光看去，王士禛的诗歌固然有“涂饰柔腻”的毛病，但袁枚的诗歌更是“粗鄙村率”。
二
“三李”诗学主张主要见于《高密三李诗话》、李怀民《中晚唐诗主客图》和《重订中晚唐主客图说》等处，其中以山东省博物馆藏清钞本《高密三李诗话底稿》收入的内容为最多，有李怀民《李石桐诗话》、李宪暠《定性斋诗话》、李宪乔《凝寒斋诗话》、李怀民《主客图诗论》、《批众家诗话》、《论选唐诗》、《书单子受诗后》、《与某论诗》、《评弟叔白诗三首》、《评弟子乔诗》（摘录）、《北归日记》（摘录）、《日记诗话》（摘录）、《杂记》、《论袁子才诗》等内容，基本囊括了“三李”的诗学言论。李怀民的《中晚唐诗主客图》、《重订中晚唐主客图说》，则依张为《主客图》形式，以张籍、贾岛为清真雅正主和清真僻苦主，勾勒中晚唐诗人主客图。
概言之，“三李”诗学主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以中晚唐张籍和贾岛为宗；二是力驳玄阔雕饰的诗论，大多针对王士禛及其追随者的诗论而发。
“三李”为什么独钟情于张籍、贾岛呢？应该说，这是他们对当时诗坛风气不满而采取的对策。对此，汪辟疆先生曾作过精辟的分析：
先是，清初诗学，以虞山渔洋为主盟，天下承风，百年未替。然末流之弊，宗虞山者，则入于饾饤肤廓；宗渔洋者，则流于婉弱空洞。李怀民生于乾隆国势隆盛之时，亲见举世皆阿谀取容，庸音日广，慨然有忧之。乃与少鹤精研中晚唐人格律，而救以寒瘦清真，一洗百年以来藻缋甜熟之习，虽当时排斥者实繁有徒，然数十年中清才拔俗之士，多有闻而信之者。（注：汪辟疆：《汪辟疆文集·论高密诗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
面对当时诗坛风气，李怀民既不满于钱谦益追随者的饾饤肤廓，更不满于宗法王士禛者的婉弱空洞。于是推出中晚唐写实主义诗人张籍和贾岛。他曾经这样解释尊崇张籍、贾岛的动机和用意：
余读贞元以后近体诗，称量其体格，窃得两派焉：一派张水部，天然明丽，不事雕镂而气味近道，学之可以除躁妄，祛矫饰，出入风雅；一派为贾长江，力求险奥，不吝心思而气骨凌霄，学之可以屏浮靡却熟俗，振兴顽懦。（注：李怀民：《重订中晚唐主客图说》，载《重订中晚唐主客图》，清咸丰四年赵氏补刊本。）
他还在《高密三李诗话底稿·主客图诗论》进一步阐明以张、贾为宗的理由：“故明以来非盛唐不言诗，于是乎袭为浑论宏阔之貌”，对明代以来“非盛唐不言诗”、追求“浑论宏阔”的气象非常不满。他之所以以中晚唐为宗法对象，是因为在他看来，“学诗者诚莫如中晚唐人得盛唐之精髓”，同时“又恐晚唐风趋日下而取晚之近于中者”，于是选中了张籍和贾岛：“吾订主客图，窃见张贾门下诸贤，微论其才识高远，要之气骨棱棱，俱有不可一世壁立万仞之概。”“愿世之观吾主客图者，先求为古之豪杰，举凡世俗逢迎谄佞悭吝鄙啬龌龊种种之见一洗而空之，然后博为风诗以变浇风。”
由此看来，李怀民所欣赏的是张籍的“天然明丽，不事雕镂”，以此可以戒除躁妄与矫饰；贾岛的“力求险奥，不吝心思”，学之可以屏除浮靡与熟俗，而根本的目的在于“出入风雅”，最终起到扭转风气的作用。
李怀民的诗学主张是针对当时诗坛开出的药方，在他看来，当时诗坛的流弊就在于躁妄、矫饰、靡弱、熟俗，而这些表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风雅”、“气骨”的阙如。他对中晚唐张籍、贾岛的推崇是有自觉的用心和接受的心理基础的。于张籍，其用意显然在于张扬“风雅”传统，其“不事雕镂”可以“祛矫饰”，正可以矫正渔洋及其追随者的“涂饰柔腻”，因而达到“出入风雅”的目的。
中唐诗坛的元白诗派以重写实、尚通俗为主要特色，它上承“国风”传统和汉魏乐府民歌，并继承了杜甫的写实精神，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使用朴实真切的语言，一时蔚成风气。张籍便是这种诗歌思潮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之一。他的诗歌朴实、平易而不假雕饰，正像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诗中所说的那样，“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继承了风雅传统；另一方面，张籍的诗，于平易之中又渗透着诗人布局用语上的斑斑心血，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浑化无迹的功夫。这正是李怀民倾心于他的原因。
于贾岛，则更多是出于个人心境的契合。贾岛诗具有与张籍诗不同的风格。他一生不得志，早年出家为僧，后应科试终生未获一第。他的诗歌内容较为狭窄，多描写一己的失意、不平、困窘，清寂冷落中带有几分自我欣赏的傲骨，诗境冷僻瘦硬。
李怀民算得上盛世中的贫寒之士。他也屡应科考而不第，仅以布衣终了一生。其《石桐草堂诗集》中有不少表现寒士生存状况的诗作，如《子乔自县中来，言单书田先生贫至食木叶，邀叔白各赋一篇为赠》：
食尽门前树，先生空忍饥。只应到死日，始是不贫时。古性原无怨，高情独有诗。即今三日雪，坚卧又谁知？
李宪乔的诗同样也带有寒士之气，如《读贾长江诗》：
险僻时皆诧，孤清帝遣哦。全身生肉少，一卷说僧多。壁隙风潜入，衣棱冻可呵。每欣当此际，持用砭沉疴。
不难看出，“三李”于张籍和贾岛各有所取，其主观动机是为了回归风雅的传统，虽然步入了“窘”途，但他们对诗坛形式主义倾向的反拨还是有意义的。
三
“三李”与袁枚在诗歌的具体问题上存有一些相近之处。首先，他们都对诗坛流行风气不满，具体体现在对王士禛的批评上。
王士禛主盟康熙诗坛，追求意境的清远冲淡和艺术表现的含蓄蕴藉，以神韵诗盛极一时，在其身后则受到人们的批评，“三李”的许多论诗主张就是直接针对王士禛而发的。在他们看来，蹈空顽艳的诗风已经偏离了风雅的传统，就像李宪乔《再赠》诗中所言，“大雅久衰歇，顽艳日袭盗。”
李怀民《主客图诗论》驳斥《渔洋诗话》中“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一则道：“阮亭谈龙贻讥秋谷。诚若言，使学者蹈空捉摹，岂不误尽天下！”他的《批众家诗话》还针对严羽“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之说进行反驳：“悟不可少，加妙字太玄虚”；他批评“王士禛客气多”，驳斥渔洋“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曰：“总是蹈空无着浮论，自误误人。”不仅如此，他对王士禛所推崇的司空图、严羽的诗说也颇有微词（王士禛曾明确说过，在古人论诗著作中，他最服膺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以及徐禛卿《谈艺录》）。
早在神韵诗风靡天下之时，生性傲岸的赵执信就曾越佚山左门庭而宗法晚唐。他在《谈龙录》中批评王士禛“诗中无人”。李怀民的诗学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前辈诗人赵执信的理论，他对赵执信是高度认同的：对赵氏“始学为诗期于达意”的说法，以“饴山快论可为浮三大白”表示激赏，称其“唐人诗诗学类有师承，非如后人第凭意见”的说法为“巨眼”等（注：见《高密三李诗话底稿》，山东省博物馆藏清钞本。），都是有力的说明。
袁枚对王士禛也是不满的，他批评王士禛“不主性情”、“一味修容饰貌”（注：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伍《小仓山房尺牍》，第206页。），认为他于“气魄、性情，俱有所短”：
或问：“明七子摹仿唐人，王阮亭亦摹仿唐人，何以人爱阮亭者多，爱七子者少？”余告之曰：“七子击鼓鸣钲，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阮亭善为角徵之声，吹竹弹丝，易入人耳。然七子如李崆峒，虽无性情，尚有气魄。阮亭于气魄、性情，俱有所短：此其所以能取悦中人，而不能牢笼上智也。”（注：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但袁枚对王士禛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真。须知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余学遗山，论诗一绝云：“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娸。我奉渔洋如帽执，不相菲薄不相师。”（注：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并未否定其神韵诗，而是将其视为“诗中一格”：“严沧浪借禅喻诗，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此说甚是。然不过诗中一格耳。阮亭奉为至论，冯钝吟笑为谬谈：皆非知诗者。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注：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
其次，“三李”与袁枚都对中晚唐诗持肯定的态度。在李怀民看来，中晚唐诗作较为完美并自具面目：“中晚唐善学初唐”，“中晚唐惟知力量不逮初盛，深恐用事则意为所用反成疵累，而或意之必须借事以发者，然后用之，用则其事不必从乎其旧而翻新之，又或其事不必与吾诗相符而巧合之，其中神妙又自难言，若止如后人之用事徒事夸多斗靡，即极切合妥当，岂免为点鬼簿哉！天地间文章只在当前搜得出便成至文。”（注：见《高密三李诗话底稿》，山东省博物馆藏清钞本。）他盛赞张、贾善学“初盛”，“不敢妄袭其貌，于是化平板为流走，变深沉而为浅显”，“实能得初盛人内里”（注：李怀民：《重订中晚唐主客图说》，载《重订中晚唐主客图》，清咸丰四年赵氏补刊本。）。
袁枚也高度评价中晚唐诗人，其《随园诗话》卷七云：“余尝教人：古风，须学李、杜、韩、苏四大家；近体，须学中、晚、宋、元诸名家。或问其故。曰：‘李、杜、韩、苏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细，播入管弦，音节亦多未协。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认为中、晚唐名家于近体在音律体格等方面皆臻于成熟，通常又不以李、杜、韩、苏那样的超常才力见长，更适合一般人学习。当然，袁枚并没有局限于中晚唐的哪一家或哪一派，而“三李”只强调学张籍与贾岛，这又使他们同中有异。
再次，“三李”与袁枚都强调五律这种形式。“三李”因效法张籍、贾岛而极力提倡五律。李怀民的《主客图》搜集元和以后诸家五言律诗，辨别体格，追溯宗师，奉张籍、贾岛为主，朱庆馀、李洞以下为客，极力推崇五律。李怀民本人则专攻五言，尤喜五律。
“三李”为什么独独推崇五律呢？李怀民认为，“半属馆阁应酬”的七律实在是太多太滥了。自明代前后七子始，“非盛唐不言诗”，“帽为高华内实鄙陋”。他对当时“矜尚七言诗”、“迎街遍市无非七律填满”非常不满，采取了有意抵制的态度。同时，他还认为，五律是学诗的第一步：“夫不学短律而为长律，犹不学步而趋也。”七律不容易作，“七言律诗唐人不轻作”（注：李怀民：《重订中晚唐主客图说》，载《重订中晚唐主客图》，清咸丰四年赵氏补刊本。）。
袁枚也曾告诫初学诗者从五律入手，《随园诗话》卷二云：“余教少年学诗者，当从五律入手，上可以攀古风，下可以接七律。”也认为学诗应先学五律。
除却以上在具体问题上的相同或相近，“高密三李”与袁枚的诗论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袁枚批评王士禛“词太文而意转隐”（注：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李怀民激赏赵执信“始学为诗期于达意”之说，两者都强调一个“意”字，然两个“意”字的涵义是不同的。袁枚的“意”注重个人的“性情”，李怀民之“意”似更带有传统的意义。换言之，袁枚的诗说更尊重和强调人的个性，“三李”则更注重儒家传统观念基础上的理想人格，更讲求耿介傲岸的人格及其外化于诗歌的“气骨”。
袁枚“性灵说”的核心是特别强调诗歌表现“人之性情”：“诗者，人之性情”（注：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注：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伍《小仓山房尺牍》，第147页。）这种诗说观念从根本上阐释了诗歌表现的内容与对象问题。朱荣泉在《随园诗说的研究·序》中曾这样评价袁枚的诗歌理论：
在袁枚以前，历来论诗的人，都偏重于诗的外形，而忽视了诗的内质。宋人论诗，多拘于词句；明人论诗，又囿于派别。即在清初极占势力的渔洋“神韵说”，亦不过在诗的音调风格上，加些发明而已。他如“格调”、“肌理”、“声调”诸说，更把诗的形式，研究到牛角尖里去了。直到袁枚“性灵说”出，诗的真生命才被发现。（注：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1页。）
这番话说得并不过分，袁枚诗论摆脱了儒家诗学的伦理主义，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而“三李”的诗学主张虽并未忽视“诗的内质”，但其“内质”仍建构在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思想体系上面，这使他们的诗论最终步入了两途。
四
将袁枚与“三李”的诗学主张加以比较和辨析后发现，地域文化传统起到了影响作用。
诗歌活动的地域影响，在诗人来说往往是不经意、不自觉的。李淦《燕翼篇·气性》谓：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糜。”（注：李淦：《燕翼篇·气性》，见张潮辑《檀几丛书》二集，康熙刊本。）
“三李”属“北人”之列，“性质直”。他们与“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的张籍气味相投，推崇以苦吟见长的贾岛，并以“获一奇字辄咨询，考一纪元必分剖”的执着态度创作诗歌，他们的诗作既是苦吟的产物，又恪守风雅传统的结果。他们推崇朴实、平易不假雕饰的张籍，欣赏清寂冷落中带有几分傲骨的贾岛，与北人的“俗俭朴而近于好义”也不无关系。
常言道：山左多圣人，江南多才子。这道出了两个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差异。山左乃孔子故里，以儒家为基础的传统思想对人们的性格塑造具有一种很强的潜移默化作用。所谓“圣人”，更多追求的是人格上的自律与完善，行为中规中矩，即使一生穷困潦倒如李怀民，也仍怀有“古性原无怨，高情独有诗”的高古情怀。
“才子”则更多注重个人才情的挥洒。袁枚是个典型的才子诗人，其“性灵说”张扬的是自我，追求的是灵动活脱，这与东南“人性敏”是不可分割的。当然那种对自我存在的关注、对个性的张扬，与清中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高密三李”与袁枚虽同处一个时代，但他们的诗学活动却因地域、文化传统、对诗歌认知以及个性的不同而面目殊异。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清中叶诗歌应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