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主义论文,知识界论文,帝国主义论文,乡村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077-09
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局势较前相对承平，国内建设问题开始逐渐成为朝野上下广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乡村建设运动随之兴起。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对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并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这场社会运动发展历程与兴衰成败的论著①。但应注意的是，在这一场运动进行的同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伴随而来。然而，学界至今对于这场论争的研讨似乎尚少得见，相关的研究也多将注意力停留在几方言论的概念层面和观念的对立冲突点上，而对于论争的史实重建和时代语境中各方观念的异同与互渗，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关怀所指，则鲜有述及②。
19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这场论争贯穿了整个运动的始终，且余绪不断。纵观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状况，可以发现，从事该项工作的团体众多，内容也庞杂各异，民间社会团体和政府机关均有参与。时论一般认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以民间知识分子晏阳初和梁漱溟所分别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从事的“定县实验”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含菏泽)从事的“邹平实验”最有影响，他们的工作内容和成绩也较具代表性③。与此同时，梁漱溟和晏阳初及其领导的乡建团体与具体工作，也成为了批判者之众矢之的。
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有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此二者的批判立论大异其趣，但在某些“细微”之处又略有所同④。左派知识分子与乡建运动者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农村破坏的根源问题，前者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认为此为造成农村崩溃的根本造因；乡建运动合道性的根本前提是深刻认识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在被批判者一方，若姑且将从事乡村建设各团体视为同一阵营，则该“阵营”内部乃至同一团体中又往往存有颇多歧见，而且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明显对立。
一 从“乡村崩溃”到“乡村建设”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外力的进入和中西冲撞的加剧，中国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直处于新旧更替、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国内政局的持续激荡，直接导致了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凸显。
更严重的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时人眼中的农村危机和农民痛苦已是日甚一日。梁漱溟曾说，“乡村一天一天破坏，在农工生产者虽感痛苦，因无知识，不能说话。知识份子虽有说话资格，而未易感觉若何切肤痛苦”，所以“乡村尽管破坏，却从来不闻人呼痛，亦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到最近年农村经济大崩溃，实达于此破坏史的最后阶段；好比利刃直刺到命根上，到底不能不痛，这才呼声四起”[1](p359)。
梁漱溟的这一观察大致不错。农村的经济衰败和社会失序，确已成为当时知识界极为关注的共同话题。1933～1935年，《独立评论》上刊载了许多反映农村危机相关问题的文章，农村破产“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呼声”[2]。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赵人儁在1933年就看到：“沿江海的省份，近城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年年缩减，生活年年困苦。内地的省份，偏远的乡村……数十户的村落，或至人烟绝灭，数百户的农村，或只余十数……目今日农民的忍耐性，已迫近最终点，将有爆发之虞。”[3]不仅如此，在一些返乡知识分子的眼里，如今家乡农村的衰败景象与昔年的美好回忆往往大相径庭。一位署名董浩的知识分子，回到家乡河北省大城县住了一个多月，“所见到的是贫穷，紊乱，人民生活的颓废，知识的浅陋；所听到的破，分家，土匪等等，不一而足，到处都象征着中国前途的黯淡”[4]⑤。这些已经城居的知识分子，回乡的观察或不免带着“都市眼光”或“现代眼光”来审视农村的境况，所定之论可能略有偏见。因与原先的印象差距过大，而对家乡的恶感大大加深。例如，有一位连着几个夏季都在乡间居住的农村社会研究者，与乡农们一样，“亲身感受同样的恐怖”，而且自己的感受“甚至比他们更要利害”[5]。这正如梁漱溟所论，知识分子对于农村的苦痛一开始很难感到是“切肤痛苦”，但如若去主动感知乡村疾苦和乡村经济的衰败，他们又往往能代替感受乡村生活最为真切而又处于“失语”状态下的农民群体，把握住“农村崩溃”这一话语权。
张太原指出，随着30年代社会主义潮流的深入及苏俄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提升，人们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角度和重心发生了变化。即使一向被认为脱离下层人民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时也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劳动阶级和农村。他们观察到了中国农村的痛苦及危机，农村破产的现实是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语境[6]。若从总体而言，不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而是当政者和整个知识界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对于“乡村崩溃”，国民党中央也不无认识。1924年，尚在广东一隅的国民党，在联共改组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以民生主义原则，对农民告称，“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将采取各种措施，使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7](p18)。到二全大会时，国民党更是明确表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农民革命”，故“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8](p133)国民党对于农村和农民的“同情”和运用农民运动进行国民革命的方式，为其北伐事业树立了“合道性”，也使三民主义具有更强的普适作用。“以农立国”和农民实际所受的痛苦间的落差，说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时人认知中的农村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已经关系到“政治正确”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有些人眼中，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统一中国后的施政，对于农村没有丝毫的益处，反而使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糟。《大公报》曾发表社论，对此进行抨击：“中国政治，虐农特甚，今日则更不可闻。政府政策，完全与农民利益违背，且直接威胁其生存。”因此，“数千年来维持国民经济基础之良农，今在形式的三民主义之下，渐至求零度以下之生活而不可得矣”。论者不禁“质问”那些“一切号称革命的政治家”：“奈何自毁长城哉？”[9]
而此时，当政者亦从问题的另一面诠释农村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临时全体会议上，就有议案提出：“今日乡村两大痛苦，一为秩序不宁，二为经济枯竭……连年天灾人祸交相为害，乡村生计窘迫万分，稍有力者咸皆迁居城市，因之乡村日益空虚，各种设施皆无从进行。”[10](p256)到1933年时，国民政府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认识更为急迫。4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第96次院会上提出“救济农村案”说：“我国以农立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故农村之荣枯，农业之盛衰，关系国家之治乱，至为重大。而近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加速崩溃。农业产物，日见衰落。若不设法救济，国家前途，危险将不堪设想。”⑥同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直属于行政院的农村复兴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农复会委员长，主管全国农村复兴事业。
可以说，朝野各方对于农村危机造因的理解虽有颇多歧异⑦，但对于农村“衰败”或“崩溃”现实的认识却大致相同。而且，这种大体一致的见解，与中共在革命时代所秉持的农村问题的表达方式也并不相悖，甚至是出乎同辙。
正是“乡村崩溃”才引发了“乡村建设”。梁漱溟观察到：“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于崩溃，这是很显明的事实；我们如果稍一留心，就可以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坏的……救济农村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声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好多乡村运动是从这里来的。”[1](p4)“乡村建设”的口号和实践伴随着“乡村崩溃”应运而生，从“崩溃”到“复兴”成为人们认识和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思路。
“乡村建设”这四个字最早是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时才标出来的。以前也有人从事乡村工作，但没有明确标出这四个字。[11](p602)1929年，晏阳初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部迁往定县和1931年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始，带动了全国范围内乡村建设运动的展开，各色农村工作也开始多以“乡村建设”为标榜。可以说，“农村复兴”和“乡村建设”的口号弥漫全国时，许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也同时开始从事具体的乡村建设工作，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场社会运动。
二 “帝国主义”：共同的思想资源与歧异的“解决”道路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在“农村崩溃”的声浪中发展壮大，邹平、定县、无锡等乡建运动的中心，成为了中外各界人士直观感知乡建成效的主要参观地。一些人在参观之后，留下了一些考察记，往往对各地实验工作或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评价。如此多人眼中的乡村建设运动，其观感自然也是言人人殊，毁誉各异。
1934年6月，有国民党地方党部背景的北平“众志学社”阎振熙等七人参观考察了定县的乡村建设工作。参观结束后，众志学社诸人对定县实验工作进行了“介绍与批评”。他们清楚，对于定县实验工作的评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或立场)：“如果是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则定县现有的成绩的表现，不能不令人敬佩”；但是，“如以进步的，或革命的观点来批判，则对于定县实验区，‘这一套’理论到实践的整个体系，我们发现了若干根干的，与其枝节上的必然错误”[12](p14～16)。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千头万绪，但有四种基本问题，即“所谓愚、贫、弱、私”[13](p274)。而众志学社同人则对此有极大的异议。他们指出：平教会“对于中国问题的观察，未能把握住根本问题的所在”。因为“愚”、“穷”、“弱”、“私”四大病象不能“等量齐观”，“穷”是其他三病象较基本的原因，而“穷”的根本原因是“外来的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与内在的封建残余势力的存在”。因此，“不从根本上着想，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现有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穷”，“终于是无法挽救”。[12](p16～17)
在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这场论争中，众志学社的同调，是更倾向革命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其周围的左派知识分子⑧。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与乡村建设工作者的最大分歧就在于是否承认中国农村破坏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在乡建工作中是否先做到反帝和反封建。如孙冶方就认定：“我们不能把批判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看做是同行嫉妒式的‘相互倾轧’”，而应看成是“一种原则上的论争”和“改造中国农村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他觉得“在改良主义者看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都不是他们斗争的对象；而他们所努力的是：怎样来恢复并巩固这个破坏的社会秩序，——即引入帝国主义侵略；产生半封建剥削，造成今日农村破产的那个社会秩序！”[14](p245～247)孙冶方之所见虽不免多少带有些“悬虚”的成分，或有进一步讨论之处，但表明至少在批判者一方确实很着力与其批判对象划出明显的分野。
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人的口头禅之一即“世界眼光”，在一些人的思考中，中国的改造或革命也是“世界改造”或“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⑨。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问题或中国农村问题也成为世界问题中的一环，其解决之道亦应是“世界”的。关于乡村建设运动论争的各方也多少分享着这一思想资源。
梁漱溟首先就承认：“事实昭示，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15](p388)同样，在农村问题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完全是受外国影响的”[11](p606)。可见，中国问题非常复杂，“是方方面面勾锁连环的，所以无法作片面的解决”；因为“整个的中国问题已是连锁在世界问题的一环”，所以“无法逃避中国问题、世界问题，而为一乡一邑想办法”[16]。
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者吴半农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与梁相似的观点。他发现“目前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会”，而是一个“奇怪的社会”：一方面，“生产虽停滞于中古的形态”；但在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村却已卷入世界市场之林”，中国农产品的产销差不多都要受世界市场的操纵和影响[17](p118～119)。当下对于“南京十年”间世界市场和经济对中国农业经济影响程度的研究尚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时人对于中国农业经济所受世界的“压迫”之感却较为普遍⑩。
乡建运动的另一位批判者张志敏感到，梁漱溟与“我们”在某些观念上其实非常接近。“我们”认为农村问题与“民族问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梁先生也看到中国农村问题“之所由致，主要在国际竞争所引发之内部的矛盾冲突”[18](p51)。同时，一般看来较为亲西方的晏阳初提出的观念同样与上引的观念有相近之处：“中国今日之所有问题，可以说完全由外来势力所激起”，自“外力闯入以后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使中国整个的国家日陷入不宁和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19](p560)。
上述各方“一致”的观点恰恰为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破产问题间关系的论争提供了思想背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场论争的语境与文本的理解。
从华盛顿会议后的中外关系发展看，外国在华势力已经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入侵的帝国主义既是中国秩序紊乱的造因之一，又是中国既存权势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内外因素的特殊结合使中国问题不时呈现出“国际化”意味(11)。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和在华权势的逐渐加强，使中国人的“帝国主义”观念日益凸现。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认知的进程其实相当复杂，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人曾视帝国主义为民族主义的“最高阶段”，怀有一种既憎恨又向往的态度(12)。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列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中国的渗透与侵略日益加深，国内的反帝呼声越来越强烈。特别在经历“五四”和“五卅”之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完全负面的名词。同时，国共两党相继高举反帝大旗，并联合发动了以反帝为目标之一的国民革命。就连当时一向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视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把其“反赤俄”的原因也归于苏俄是“采用帝国主义的手段”的“新式帝国主义国家”，而把中共和国民党内一些人联俄的行为说成是“卖身投靠”，是“军阀反革命的举动”(13)。
可见，在国民革命时期，“反帝”至少在口号宣传上是国民党各派和中共的一致认同。“新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的提出也表明，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帝国主义”的概念已被泛化，并成为一个整体负面化的名词，反帝成为革命的应有之意。此影响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非常长的时段中。
在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胡汉民致开幕词说，“我们国民革命的对象原是帝国主义，而民族主义最大的敌人，格外明显地是帝国主义”，中国“达到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和“民族精神的充分表现”未曾做到，就是因帝国主义“作梗”，所以全党同志应“付民族主义的责任，以应付一切新旧帝国主义者”[20](p617～618)。
除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宣传和行为外，在当时有些知识分子看来，“已经掌握一国政权”的国民党仍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叶作舟就指出：国民党以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已成为老生常谈。但我们相信，其意义至今犹新，比无论什么重要的决议来得更为重要”[21]。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般人都能很清晰地看到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中国政局和社会秩序的激变，农村和农民问题也概莫能外。特别在“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大部分中国人都更直接和深刻地感触到国难日亟，反帝开始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语境(14)。“九一八”的爆发以及所引发的抗战御侮的声浪和行动，构成了乡村建设运动和这场论争的现实背景。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观照这场论争，可以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其周围在左派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触及了这场论争的焦点。与前引北平众志学社的论争表述和结论相类，千家驹也批判晏阳初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只看到“愚”、“穷”、“弱”、“私”这四种“表面病象”，还“必须进一步去追究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会‘愚’，会‘穷’，会‘弱’，会‘私’？它的真实的原因在哪里？”他认为，促使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第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但是，这个问题“正是平教会的人们所不敢提出，不愿提出，而且有意识地避免提出的”。[22](p101～104)
平教会方面应该注意到了千家驹的这篇文章或其他与之立论相似的文章，遂由瞿菊农发表文章进行反驳。瞿氏针对“有些朋友认为农村建设工作并不是主要的工作”指出：“中国的大问题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封建势力的遗存，这种情形谁也看得到”，但关键是要有“办法”。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力量，建立一新的‘人’的基础，我们并不会有方法能解脱这些压迫与束缚的”。故“必须中国国民能培养成一种力量，然后才能因时因事不断的而又是自动的共同解决自身问题”。[23]
千家驹随后不久又对瞿文进行反驳。他认为，瞿菊农所说的“拿办法来”这话很对，但“有没有别的‘办法’与乡村建设之路本身是否走得通，完全是两个问题，而且除乡村建设之路外，是否真没有人走其他的路(这另一条路也许更难，但走的人也更多)也还是一个问题”[24](p127～128)。在千家驹和瞿菊农的论战文章中，“帝国主义”的现实存在及其负面影响是双方的共识，歧见是走什么“路”(这里还牵涉到工农业道路之争，详另文探讨)。
对乡村建设运动认识不到帝国主义是农村破坏根源的批判，同样涉及到梁漱溟。但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梁氏也承认：“破坏乡村最有力的，一是国际帝国主义……这是无待烦言的事实。”而且，他还力驳胡适“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封建势力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之说，陈言“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15](p383～386)(15)
正是因为批判者看到了梁漱溟认为帝国主义是“促使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所以他们指出梁的认识比平教会“进步得多”；而且梁“能认清了必须农民们有组织才会发生力量，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比起平教会要“前进到一万步”[25](p91～92)。尽管如此，但事后当梁漱溟进行“反批判”时，却刻意在对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上与批判者有所区分。在他看来，“批判者所看到的问题，我们同样地看到，没有忽视，但彼此走的路线不同耳”。
梁漱溟认定自己所要走的是“调整协和之路”，因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崩溃，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所以反对帝国主义，“须要自家政治上有办法才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才是“治本”；而对帝国主义，他“不主张用急进的强硬手段对付它，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大声疾呼，标榜着打倒帝国主义，其实并不能实行；果要实行，却不必标出口号”[26](p634～638)。与梁漱溟的观点相似，晏阳初也觉得“一切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或帝国资本主义曾经狂热一时的目标，都变成了胰子泡样的空虚口号，在民族自己没有力量以前，一切的一切都是废话”[19](p559)。
从以上不难看出，被批判一方也很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的现实存在和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度介入，而他们与批判者的差别则在于是否将反帝作为乡村建设进行的先决条件。相比之下，梁漱溟、晏阳初等更倾向于“反求诸己，觉得非在自己身上想办法”或“自家政治上有办法才行”。不过，双方对于乡村建设问题均持“根本”解决的观念。无论是前引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解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还是梁漱溟的“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以及瞿菊农要解决“人”的基础问题，均超出了对于中国乡村问题本身的关怀。(16)
1934年12月15日，《申报月刊》刊登了一篇署名喻任声的文章，作为对千家驹两个月前载于该刊上文章的回应，颇耐人寻味。作者称：
一谈到促成农村崩溃的原因，大家的意见似乎不甚一致，甚至于彼此所标榜的还有些冲突的性质。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今日从事于农村运动的人眼看见农村崩溃的严重，大家手忙足乱的在想挽救这个危机，所以看见什么就做什么，无暇深思远虑。方法见解之不同或许是由于此……他们(乡村建设工作者——引者注)虽没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但他们的努力，足以消灭帝国主义，一切社会上的恶势力。[27]
该文作者的身份与地位待考。不管他是否为乡村建设运动做辩护抑或有意调和论争双方中，论争双方关于对待帝国主义问题的分歧并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以当时很多人具有的“反帝眼光”来看，无论是否提及反帝口号，毋庸置疑，乡建运动自然要以打倒帝国主义为指归。
三 “封建主义”：外来思想范式的引入与现实条件的限制
在这场论争过程中，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与“帝国主义”并举的另一个焦点是“封建主义”。千家驹在指责平教会“不敢提出、不愿提出”农村破坏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封建剥削关系之存在”，因为“无限止苛捐杂税，高率租佃，高利贷资本等等正是驱使农民于穷困之渊的魔手，他们以税捐、兵差、地租、利息以及其他种种形态来榨取农民最后的一滴血”[22](p102)。
“封建”一词，本是先秦时就产生的一个政治制度概念，原指西周“封土建国”的世袭分封制。1903年，严复在甄克思《社会通诠》的译著中首次将欧洲的“feudalism”一词意译为“封建制度”。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史学界和思想界长期存有争议。在1929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封建”一词被泛化，并赋予学术形态。同时，“封建话语”在此刻从历史语言的边缘走向中心，从一个学理话语转变为一个社会政治话语(17)。特别在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均将北方的对手定位为“封建军阀”，“反封建”在这一时期开始广泛渗入社会思想领域，成为中小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共同认可的政治话语。在“封建主义”语义负面化的历程中，其内涵也大致化约为“军阀”、“土豪劣绅”、“地主土地所有制”、“苛捐杂税”和“农村阶级剥削”等一连串“落后”、“腐朽”且能为人所直观感知的政治经济现象。北伐以后，仍以革命政党自居的国民党一直努力把握住“反封建”的话语权。
比起平教会在“封建主义”问题上应对时的沉默，梁漱溟对批判者的反驳则较为有力。首先他“根本不同意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类公式范畴，加于中国社会史上”。他认为，“封建残余”四字，“最容易使人误会它是旧有的，而其实它是新有的东西”。至于土地问题，“哪个不承认？要紧的是在有办法”，而且“办法亦不难想，要紧的是谁来实行”，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非用国家权力不能解决”。但是，梁漱溟的论证马上又陷入了一个困境：一是“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皆能负责解决土地问题”，惟有“国家权力”建立，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二是“我们为代表大社会的痛痒，原当为土地问题而呼吁”，但是又不得不“顾及他方面的不安和受人猜忌，说话又不得不慎重”[23](p600～601，638～639)。
梁漱溟“要走调整协和之路”而面临的困境正是乡建运动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国民党在中国内地执政期间，作为民生主义重要内容的“耕者有其田”虽从未真正实行过，但在党国体制的政治宣传中一直是重要的革命目标。而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反资本主义的世风下，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深入，“土地公有”又成为各界对于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广泛共识(18)。
在河南辉县从事乡村建设的毛起鵕，在土地问题的认识上就显然比身处同一“阵营”的梁漱溟等人激进得多。他发现“年来时贤对于土地问题的论争，大有一致同情于‘耕者有其田’的意味”，而自己“殊不敢苟同”，“与其高谈耕者有其田，不如提倡集团农场”，以实现“土地之公有公营之理想”[28]。
此外，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因应关于土地分配、苛捐杂税和租佃制度等问题的批判时，之所以陷入论证言说的困境，实则与当时乡建运动的现实社会条件有关。1932年11月，内政部在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决定改革县政，在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县政建设实验区。1933年，河北和山东两省均设立了县政研究院，并分别选定定县和邹平、菏泽为实验县。在定县，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员为主组成县政研究院和实验县县政府。而邹平和菏泽两县更是由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直接进行行政管理。县政改革后，定县和邹平、菏泽的乡村建设实现了“学术与政治合流”的“政教合一”模式(19)。虽然“政教合一”在乡建运动过程中的实现，为民间社会团体从事一县范围内的建设工作扫除了许多障碍，但国家政治与社会学术间的隐性颉颃却阻滞了乡建派对于农村深层政治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革。因此，梁漱溟才会有谈及土地问题时便要“说话不得不慎重”这一现实考量。
对于平教会从事的定县实验工作而言，主持定县乡村社会调查的李景汉对土地分配和租税体制有更直接的感受。他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上想解决的办法，则其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29]对此晏阳初也有同感，他承认“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但在现行体制下，他只能希冀“这桩根本工作，似应由政府出毅力解决”[19](p567)。
其实，梁漱溟对于政府与乡建运动的关系看得颇为真切。1935年，他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一次演讲便很能体现出自身的某些观念在特定政治条件下转移的趋向。虽然在世人眼中，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建运动“政教合一”程度最高，但他却认为“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他接下来进一步申论：“你现在既作社会改造运动，则明明是你看他(现政权)改造不了。他既改造不了，你就应当否认他，你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你既不否认他，而又顺随他在底下活动；那么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你不但在他底下活动，而且依附于他，你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在梁氏看来，上述趋势“像是要加重的样子”，因而连“政教合一”这个名词，都觉得“不大妥当”(实则梁漱溟平素很喜欢讲“政教合一”，他在许多篇文章中都曾论证过这个问题)。不仅如此，梁漱溟还注意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还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例如“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要从政治解决，而我们在开头上下工作时，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力量”。[30](p1～10)
这些正反映了游走于“政治”与“学术”间的乡建领袖，因其社会角色与思想观念的现实错位，造成了在关于“封建主义”(或更直接的土地、租税问题等)论述过程中，其理论表述的本身就有许多圆凿方枘之处。
综上，这场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同认识和态度，确实是论争各方的重要分野，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颇具诡论意味的是，被批判者一方的“阵营内部”一直都不稳固。如同为乡村建设工作者的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就强调，农村崩溃的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榨”，乡建工作只有“随时随处”在“反帝”和“反封建”原则下去努力进行才是“正道”[31]。即使在同一乡建团体中，不同人对于“帝”、“封”问题的认识也有不同，而且个人自身的观念在不同的时段和社会环境中亦有差别(20)。
在这场论争中，各方往往大都“思出其位”，内心的关怀超越了乡村建设这一具体事项，体现出在时代社会的外在语境中时人对于“国家”与“社会”更为深切的思虑所在。北伐后，知识界开始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到本土问题上。同时，在社会史论战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的普及以及对西方看法的变化，使得知识界的“社会经济”式的思考倾向也愈发明显。从这场论争来看，各方所持的“根本解决”和“具体道路”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逻辑困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此后知识界(特别是中小知识分子)的“革命”取向。
(附识：本文的撰写和修改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张生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董国强教授和宁波大学文学院王瑞成教授指教。论文初稿在2006年9月召开的“第七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宣读时，评论人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加岛润博士亦提供重要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注释：
①郑大华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还有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金铮：《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等。海外中国学界对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如Hayford Charles，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Y.C.James Yen and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3。
②美国学者艾恺对左派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的批判有过概略性的论述。参见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5页。但许多既存研究往往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少研究者虽未直接以这场论争为研究对象，却在研究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间介入了昔年的这场论争，先有价值预设，或援引论争某一方的言说以“当下眼光”反观乡建运动，以发现这场运动的缺漏与失败的根源。因此，许多研究者往往在事实上既成为论争中的一方，又兼“裁判”之职。
③陈序经曾注意到：“近来有好多人，一谈起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往往就会联想到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而一谈到这个运动的实验工作，又会联想到晏阳初先生所指导之下的定县工作。”见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88页。
④陈序经出于“全盘西化”目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进行了猛烈抨击，引发了一场持续时间一年有余的思想论争。陈与其对手关于乡建道路的言论歧异，是1930年代“本位”与“西化”的观念在特定情境中相混杂的一种体现。详另文。
⑤在《独立评论》上刊发的与此论题和立意相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例如王伏雄：《乡音》，《独立评论》第115号，1934年8月26日；吴辰仲：《苦旱的故乡》，《独立评论》第117号，1934年9月9日；等。
⑥见《本会设立之经过》，《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号，1933年6月，第1页。
⑦在关于乡村崩溃的原因问题上，左派知识分子、一些态度较为“温和”的知识分子和乡村建设工作者存在许多“原则性”的分歧。这通常也成为乡村建设论争的重要论题。而当政者(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与民间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较大差距。如汪精卫认为，“我国农村凋敝的原因”。在政治方面就有“共产党的扰乱和日本的侵略”，还有各地方“不肖的官吏”和“不良的军队”。(汪兆铭：《第一次大会记录·<一>农村》)复兴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汪委员长开会词》，《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号，1933年6月，第4页)
⑧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于1933年12月，主要成员是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陈翰笙、薛暮桥、张锡昌、钱端俊，以及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冯和法、孙晓村、李紫翔、吴觉农、孙冶方等左派知识分子。1934年10月，该研究会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薛暮桥为专职主持者，对外以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孙晓村和经济学家冯和法为代表。批驳乡建运动较有力者，还有先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供职的千家驹，他长期为《中国农村》撰文，并在抗战爆发后主编过该杂志。参见薛暮桥：《序言》，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钱端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6～9页；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62～73、92～100页。
⑨参见罗志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3页。
⑩当时就有人觉察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多端”，“军事和政治的侵略是正面的，明显的”，而“经济侵略是侧面的，较不刺眼的”。但是，侵略者避重就轻，“经济侵略就变为今日灭国的一个妙策”。参见陈岱孙：《经济侵略》，《独立评论》第227号，1936年11月15日，第6页。
(11)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203～204页。
(12)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92页。也应注意到，当时也有人径直将帝国主义视为“强盗主义”。参见无政府党一人：《帝国主义之结果》，1908年9月5日，《新世纪》号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2辑第320号，(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影印本，第375页。
(13)《(伪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通电否认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十六次之三项决议案》，1926年1月4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页。而且，在西山会议派党人看来，“中国之外，任何国家，不问他由于因袭的或新生的，对于我们中国有不平等的行为，或发现对我有侵略污蔑的主张，都认为帝国主义”，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见《(伪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告国民书》，1925年12月14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88页。
(14)蒋廷黻就发现：“自国民党出师北伐到九一八，全国布满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标语。当时我们把一切国计民生的困难都归罪于帝国主义者，把外人的一言一动都看为帝国主义的。”(蒋廷黻：《帝国主义与常识》，《独立评论》第71号，1933年10月8日，第7页)按蒋廷黻的这篇文章虽有特定的立意，但他对当时全国范围内强烈的反帝情绪的观察却大致可以说明问题。
(15)同时应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向有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的取向，在中外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凡是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是对中国人说的；而他对外国人或教会人员讲话时，却常常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外国利益自身的危害(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这同时也更说明反帝在当时的思想言说中占有相当主流的位置。
(16)梁漱溟在解决问题上最讲求“根本”。他说：“我是先对大的根本问题有认识，有解决的办法，才来讲乡村建设。在大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以前，不能枝枝节节的提出主张。”参见梁漱溟：《研究“乡村建设”的途径——二十三年七月对本院学生的讲演》，《乡村建设》第4卷第15期，1934年12月21日，第3页。
(17)参见薛恒：《中国近代“封建”话语的兴起及其指义处境化》，《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冯天瑜：《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辩》，《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
(18)左派经济学家孙冶方注意到，在1935年后知识界对阎锡山“土地村有制度”批评的44篇文章中，“无条件地赞成‘土地村公有制’办法的固然很少，但公然反对土地公有原则的文字也是很少”，有许多人对于公有制原则“是赞成的”，只是认为“村公有”还不够，应采取“更彻底”的办法。孙冶方的观察颇能说明当时人对于土地问题的一般态度。参见孙冶方：《私有？村有？国有？——“土地村有制”批评底批评》(时间不详，约1936年)，《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第262页。
(19)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政教合一”模式的探讨及本段相关引文可详见蒋宝麟：《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政教合一”及其悖论——基于对晏阳初“定县实验”的考察》，《二十一世纪》(香港)第53期，2006年8月(网络版)。
(20)如在看似较不“激进”的平教会内部，主持生计教育的姚石庵就声称：“穷”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势力压迫的结果，“此两种因素，又尝循环影响，相互成果，促使农村经济渐濒于流产，今欲复兴我国农村生产，必须针对病根，从打倒帝国主义与铲除封建势力着手。”但他在两年前曾认为，中国农村破产的原因“多而复杂”，但“基本问题似乎仍多在农民本身”。参见姚石庵：《非常时期之农村生计教育》，《民间》第3卷第17期，1937年1月10日，第4页；《农村经济建设必由之路》，《民间》第1卷第19期，1935年2月10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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