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鸿强[1]2018年在《初盛唐诗格与诗体研究》文中提出诗格着作具有规范诗学的性质,它既是作诗时的镣铐,又是构思时的指南。诗格着作是创作论与本体论的综合,囊括声律、对属、病犯、体势等各种因素,较为贴近唐人写诗的原生状态。研究唐人的诗体观念,诗格理论、诗歌文本是第一手资料。本文从诗格切入,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考察六朝至初盛唐诗歌的发展演变。主要涉及诗体分类的形成、诗体命名的方式,诗歌体式的衍变等要素。文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论述诗格产生的文化语境,辨析诗格编着的体例特征。初盛唐诗格着作兴起,与当时广修书籍的风气相关。文学馆的设置亦为文人提供了探讨诗艺、交流诗歌观念的场所。诗格着作中抄合现象较为常见。“合本子注”是中古佛经的编撰体例,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时所遇到的难题与合本佛经相似,故采用“合本子注”体例来编撰诗格着作。“合本子注”体例使《文镜秘府论》有着开放式、衍生性的文本结构。第二,探讨唐人诗体分类观念,诗体命名的生成方式。唐人诗体命名的方式有着多样性、模糊性的特征。首先,唐人的诗体观念多延承六朝,故以唐前总集、诗文评为材料来探讨唐前诗体命名、诗体分类的方式。其次,将“长句”“小律”“新体”作为个案考察,探讨唐人诗体的命名方式,以及诗体内涵在长时段的流变中发生概念偏差的原因。最后,从唐人别集编撰的角度探讨唐人的编次观念,其中涉及诗体命名、诗体分类、诗体排序等文体因素。通过唐写本与传世本的比对,可知部分唐人别集仍然保存了唐本旧貌。在初盛唐别集中,以类编次是较为常见的编集方式,尚未区分古律,更毋论理论性、谱系性的诗体分类。中唐元和以来盛行自编文集,“古律分流”的诗体观念在编集中得以体现。第叁,论述诗体分类谱系的生成与唐诗学之间的关系。中唐以来文集编次多以区分古律为主,南宋在此基础上有着进一步细化的趋势。《宋文鉴》区分五言、七言,并在古、律之外另立绝句一体,从而形成具有层次性、逻辑性的诗体分类谱系。这一分类方式对此后的总集、别集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体分类谱系的形成对于元明文人“辨体”起到重要的作用,便于分体诗史的梳理、诗体典范风格的体认,及诗歌体制声调的整体把握,同时这种分类谱系对唐人别集的样态亦进行重塑。今人理解唐诗、赏析唐诗即是建立在这种诗体分类谱系之上。第四,以节奏为主线,考察六朝至初唐五言诗写作中句式节奏问题。首先、分析节奏的基本要素,以及节奏句式与文体区隔之间的关系。其次,梳理五言诗中两种句式节奏的源起及其审美特征。六朝诗人已经意识到两种句式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开始将句式节奏的转换与文义结构的转变相结合。最后,分析初唐文人的节奏意识。元兢提出“长撷腰”“长解镫”之论,改变了五言诗写作中节奏单调的问题,从而使五言诗的声情更为流转。第五,选取诗格着作中的对属理论,来探讨初盛唐偶散观念的流变以及对七绝写作的影响。从六朝到盛唐,文人的对偶观念由工整谨严逐渐转向自由宽泛,由重形式规范走向重表情达意。从七绝这一诗体来看,初唐七绝风调未谐,其发展衍变可以分为叁个阶段,总体上有着不断律化、由偶趋散的特征。盛唐七绝数量大增,体式多为散体,有别于初唐七绝,这与诗坛风尚的转变相关。在七绝的写作中,对偶手法的褪去,有利于抒情、叙事等因素掺入。七绝由偶至散的变化扩大了诗歌的容量,也促进了意脉的流畅贯通,七绝这一诗体的审美范式得以确立,并被后世称为正体。
白朝晖[2]2002年在《初盛唐诗体研究》文中提出诗体是诗歌的具体承载形式,诗体的差异同时也规定了诗歌内容、功用、风格、技巧的差异,诗体的变化和革新往往反映了诗学思想的变化和革新。唐以前五百年,五言诗独领风骚,诗体的概念也无多大意义。随着七言的发展和格律的成熟,诗歌分化形成了五古、歌行、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五言长律、七言长律(四言、六言数量少,佳作少,不详论)等各种诗体。这种分化主要是在初盛唐完成的,所以说初盛唐是诗体研究的重要时期。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作品系年为基础,以诗体的分化、定型为切入点,梳理初盛唐诗歌和诗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共分叁章。第一章第一节先探讨诗体的研究范畴。诗体,一般解释为诗歌的体裁和样式,这是狭义的诗体概念,广义的诗体是指通过体裁折射出的作品风格、作家个性和时代风尚。第二节旨在还原初盛唐时期诗体概念的真实存在状况,纠正后人对初盛唐诗体的一些误解。第二章回顾初唐诗体的变迁。唐初的几十年,诗歌作为文体的一种只能说与文、赋平分秋色,到了初唐后期,文、赋的数量锐减,诗歌成为最强势的文体,所以,初唐对诗体的贡献首先是使诗从其他文体中脱颖而出。唐高宗统治后期(661——684年),宫廷诗人热心研究近体诗的格律规则并使之成熟,宫廷以外的诗人如四杰、乔知之、刘希夷等则在骚体、歌行、乐府、五古等诗体上作出贡献。这是诗体初步分化的阶段。武则天和唐中宗统治时期(684——710年),各种诗体全面成熟,这种成熟不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指艺术表现力的成熟,各种诗体都出现了一些精品。本文对这个时期的作品进行了较为精确的编年,力图理清几种诗体交互发展的过程。第叁章回顾盛唐诗体的变迁。本章选择了叁个诗风转变的关键时期进行研究:景云中、开元十五年前后和开元二十叁年前后。景云年间是唐人自己认为的“颇通远调”的时期,但是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本文考证了景云间作家作品的状况,并对“颇通远调”进行了解释。开元十五年前后,复古成为潮流,这是朝体让位于野体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说明近体诗的表现力还不能完全适应表现生活的需要。开元二十叁年前后,盛唐的重要诗人先后聚集在长安和洛阳,推动了诗歌的交流,诗体方面的特点是律体和七言诗的发展。至此,各种诗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语体上都已成熟。下编是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专题研究。因为历来对这一诗体存在很多的误解。第一章探讨五言乐府在七言歌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形成是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前人已有成相篇、楚辞、民间歌谣、铭文、佛偈等说法,赵昌平先生又发现了歌行与赋的联系。歌行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血缘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同属乐府的五言乐府,本文从诗题、题材、内容、写作技巧和文献考证等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
叶汝骏[3]2018年在《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袁枚《随园诗话》云:“唐人最重五律。”五律在唐诗体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唐诗近体中率先完成定型的一体,也是联结古、近两大体裁系统的枢纽性诗体。同时,五律还是唐人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体,而唐代则可谓五律艺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再者,唐代科举试诗主要采用五言六韵的近体诗,而五律正是其必备的基础,这便决定了五律在唐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故可以说,五律是唐代的第一诗体。本文通过对唐代五律历史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初步还原了唐代五律艺术发展的真实状况,归结出了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提出“唐诗文体学”的概念,并分析了该研究的重要意义、现状及不平衡性,指出今人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与其地位与成就严重不符的情况。绪论还介绍了唐代五律的数量、分期等基本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古今学者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现状及其动向。正文部分,第一至五章从纵向的史的角度对唐代五律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与以往学者多从时限角度进行机械划分不同,本文以诗歌艺术性的总和一一“体”一一为视角,将唐代五律划分为齐梁体、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杜甫体及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若干发展阶段。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唐体五律初步剙构的首个阶段,即从齐梁体到初唐体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初唐体五律存在“以律行律派”和“以古行律派”二元分野的格局。第二章论述形成唐体五律正宗、经典作品的主要阶段一一盛唐体,指出盛唐诗人的一些审美选择对后世五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叁章论述登峰造极、轨范千古的杜甫体五律,杜甫以一人之力,掀起了唐代五律的二次美学变革。第四章论述大历体五律的艺术特征与发展状况,在这一堪称五律首次独盛的阶段,五律的若干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转变。第五章论述贞元以后的五律,此际的五律受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多种美学范式的共同影响,尤以贾岛体的影响最为深刻。第六章进一步从横向对比的角度归结出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一是通过唐体五律与齐梁体五言新体诗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的艺术进步;二是通过初盛唐五律与中晚唐五律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美学追求的转变;叁是通过梳理唐代五律“以古行律派”与“以律行律派”的消长演变,揭示出“以古行律”的五律成为唐代五律高格的原因;四是通过五律与七律在表现原理、主导风格等方面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唐人五、七言律的艺术分工问题。余论部分还就与唐代五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延伸探讨。
赵耀锋[4]2014年在《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是唐诗学史上的一个关捩点,此期古典唐诗学走向终结,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处于开启阶段,随着陈寅恪、闻一多、杨启高等学者对唐诗的深入研究,“唐诗学”学科得以形成。此期唐诗学思想丰厚,当时的诗话、唐代诗歌史、唐诗选本、唐诗研究专着及研究论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唐诗学思想。对这些唐诗学思想进行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诗学的研究。本论文拟在从唐至清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唐诗学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唐诗学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及论文的创新、价值与不足。第一章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背景。本章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思潮与外来文化思潮叁个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方法。论文从把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方法分为社会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和文艺学研究法叁种,分别对这叁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理论总结。第叁章民国时期唐诗学的发展历程。论文把民国时期分为叁段,对每一段的唐诗学成果进行了详细统计,在此基础上,对每一阶段唐诗学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第四章唐诗史论。在回溯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学术史的基础上,首先,论文对民国时期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其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历史地位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再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兴盛原因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五章唐诗艺术论。在回溯唐诗艺术论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艺术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六章唐诗体派论。在回溯唐诗体派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唐诗体论和流派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七章,唐代诗人个案研究。对民国时期对唐代五位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白居易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梳理。第八章唐诗学思想分论。论文以民国第一期、民国第二期、民国第叁期主要学者的唐诗学思想为线索,分别对每一时期的唐诗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其中论文重点对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黄节、钱钟书、胡云翼、杨启高七位学者在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思想及其唐诗学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总之,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的学术方法被运用于唐诗学研究之中,现代唐诗学研究学术规范逐渐形成,唐诗学的理论体系得到确立,出现了一批唐诗学专家,唐诗学研究走向了自觉。此期历史学、文艺学、文献学、社会学研究的融通拓展了唐诗学研究的理论境界。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建树方面对当代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白朝晖[5]2004年在《初盛唐诗体概念考辨》文中指出诗体是诗歌的具体承载形式,诗体的差异同时也规定了诗歌内容、功用、风格、技巧的差异,诗体的变化和革新往往反映了诗学思想的变化和革新。初盛唐是各种诗体最终分化、定型的时期,所以受到较多的关注。但在研究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用后世的诗体观衡量唐朝作品的现象,这难免造成误读。本文力图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复原初盛唐人对诗歌体裁的理解。分别就歌行、绝句、古体诗和律诗这几种重要诗体的初始概念及其形成过程进行考辨。
郑蓿培[6]2018年在《出入于诗与歌之间》文中指出高适是盛唐着名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歌“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颂”。但对高适的诗歌研究,学者主要是从意象、题材、风格等角度进行探讨,对高适诗歌的诗体特征缺乏深入探讨。尤其是关于高适诗歌创作的歌化特征,学界的关注还不够多。本文从诗体分类的角度入手,探讨高适诗歌创作中“诗与歌别”的艺术特质。第一章从高适的五言古诗入手。通过探讨盛唐时期五言古诗的创作背景和复古思潮,发现高适五古创作的情况及特点,从而进一步探究高适五言古诗的诗歌渊源及其艺术特质,即对《诗》、《骚》和汉魏风骨的推崇与文学化和口语化、民歌化的诗歌语言。最后探讨高适五言古诗的实际功用,发现其用于个人抒情的作品更像“诗”,而其用于唱和、寄赠等交际活动的作品则更接近于“歌”。第二章为高适的律诗与绝句研究。通过对盛唐时代近体诗的创作情况及高适个人律诗和绝句的创作情况的分析,发掘高适近体诗的创作特点,即“律而近古”的五、七言律诗和“绝而近歌”的绝句创作。指出高适的律诗和绝句创作有着向乐府民歌靠拢的自觉倾向。第叁章为高适的乐府与歌行研究。高适是乐府与歌行创作大家,他的歌行创作与王维、李颀、岑参并称“盛唐四家”。本章便围绕高适的乐府与歌行,研究其对于旧题乐府的继承与创新和对新题乐府的开拓,并试图发掘高适歌行体的用韵特征,从而深入探讨他这一部分诗作中诗与歌的特点与互相渗透。综上所述,高适作为盛唐诗人,不论是在诗歌体裁的选择上,还是诗歌创作技巧的运用上,高适的诗都存在向属于诗歌更为原始、自然状态的歌的艺术传统的回归倾向。高适的诗歌创作存在着文体的泛化现象,即既把诗写成歌,也把歌写成诗,将歌的创作特点体现到他的整体诗歌创作之中。
戴丽萍[7]2014年在《论许学夷的唐诗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晚明重要的诗论家，许学夷的诗学论着《诗源辨体》通过调和诸说，围绕“探源”与“辨体”两维度展开论述，对后世诗歌研究及诗学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学夷诗学观的形成与晚明时代文化特质和诗坛发展背景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尤其是晚明处于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政治、历史、经济、文化与世风激变，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思想并盛的发展格局，许学夷深受这种时代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人格品质与言说个性。而在诗学领域，晚明诗坛存在着“格调”论与“情感”论两条主线，许学夷通过折中诸说，实现了“师古”与“师心”的初步调和，开拓了中国诗学的新境界。《诗源辨体》全书36卷，其中唐诗部分约占叁分之二比重，由此可以看出许学夷是以唐诗研究为中心的。许学夷通过对四唐诗歌的系统研读，将唐诗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首先，许学夷着眼于唐诗体格特征，以“体制为先”的观点从唐诗语调、意蕴、气格叁方面，细致剖析唐体特征；其次，以“审其源流，识其正变”的唐诗发展论，对唐诗体式源流、四唐诗歌的正变发展规律予以解析，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第叁，《诗源辨体》一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严羽论诗的基调，许学夷一方面依循严羽“辨体制”的观点，以之衡量唐诗之“正”，另一方面根据严羽的“兴趣”、“悟入”论，进一步解析唐诗“兴趣”、“入于圣”、“妙悟”、“自然”与“天成”等方面，显示了对严羽唐诗观的继承与超越。许学夷的唐诗观实为其整个诗学体系之基石，其唐诗观所体现的折中之说、主体识见，都对后代诗学体系的建构影响颇大，亦成为后世学者评析诗歌不可缺少的借鉴。许学夷对于唐诗的深入探索，推进了唐诗学的前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陈静[8]2006年在《唐宋律诗诗体流变的审美规律研究》文中提出本篇论文属于美学研究中的艺术形式研究。文章以律诗诗体形式的产生、发展与新变为基本脉络，运用俄国形式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形式美学理论来揭示诗体流变过程中的审美规律，并在研究过程中结合诗体流变的具体情况对相关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另外，文章还运用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对影响律诗诗体流变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文章共八章，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到第六章。前五章重在描述和分析律诗形式的产生、定型、新变等流变现象，并着重讨论与形式流变密切相关的审美标准的变化。第六章则在前五章的基础上归纳出诗体流变的审美规律；第二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从文体结构和传播媒介两个层面上分析诗体流变的原因。 第一章概述律诗的体式。确定文章的研究对象是五律(五言八句)和七律(七言八句)，时间范围则从律诗形式产生的齐梁一直到宋代。律诗的形式体制以格律规则与对仗模式为核心。 第二章和第叁章论述律诗形式自齐梁至唐代的确立和完善以及唐代律诗的审美标准。律诗萌芽于汉末魏晋的五言诗，齐梁时期的文人们发现了汉语单音节、一字一音，宜作对偶的语言特点，并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四声说”确立了律诗声律模式的雏形，对仗模式也在此时基本形成。到初唐，对仗模式得到进一步完善，联间相粘的规则也在此时形成，沈佺期和宋之问从创作上最终实践了律诗的完整格式，这样，中国的律诗若自齐梁“永明体”算起，到公元七世纪的“沈宋”，经过近叁百年，终于完成了体式的构建。但从诗体类型上看，初唐完善的是五律，七律的创作数量还很少，到盛唐，七律的创作逐渐增多，在杜甫手中，七律形式始真正成熟。随着律诗诗体类型的完善，唐代律诗的审美标准也随之建立起来。自初唐至盛唐，律诗逐渐形成了即景缘情的创作要求，其突出的形式特征就是情景模式的建构。从诗学理论上看，唐代的诗学理论通过“风骨”“兴象”“意象”“意境”“韵味”等的规定也将即景缘情作为了律诗的审美旨归。在这种审美标准的规定下，唐代律诗最终在抒情向度上将这一诗体发挥到了巅峰状态。 第四章和第五章论述了中晚唐至宋代律诗的流变特征。律诗自中晚唐开始在形式方面呈现出了不同于盛唐的特征，这种不同大都体现出同一种观念——尝试与创新。在诗体形式上体现为格律技巧上求新求难；对仗上出现了精致化倾向；开始以口语入诗。但其时唐代律诗还是以即景缘情的审美标准为主流，中晚唐律诗中的这些形式创新也就无
张培阳[9]2013年在《近体诗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唐以来,一般都将近体的定型笼统归于沈、宋名下,这种观点不尽合理。有关律句范围的记载和研讨,历代颇为纷纭,而字声研究却相对阙如。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考察五律、五绝、七绝、七律的定型,并侧重分析了六言近体和仄韵近体的律句和篇式。下编为(平韵五、七言近体)律句与字声研究,它是前编写作的基础。此外,本文还探讨了,与诗律发生紧密相关的李白古律、折腰体、七言一韵歌行、五、七言转韵新体等问题。具体内容如下：五律是近体声律中成熟最早的一种,其声律权舆于齐永明沈约、谢眺、王融等人创制的“永明体”,此后,历经梁、陈、隋、初唐太宗朝的发扬,至武后中宗朝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李峤、杨炯等人宣告完成,费时二百二十余年。其间,声律的完善,经历了有非律句到无非律句,有失对、失粘到失对、失粘日趋减少,乃至无有的漫长过程。徐陵和王绩的声律水平是他们各自时代中的佼佼者。五、七绝、七律的声律发展和定型也大致经历了如上一个不断完善律句、对、粘的过程。所不同者,由于各体发展的不均衡,它们的声律进化(到后期主要是粘法)大多要迟到大历才臻于结束。绝句(包括五、七绝)体制可以分为新体绝句、律绝、古绝和拗绝四种。四种体制不是每一个时期都有。主流是律绝。崔颢、李白、杜甫的七律拗体,实质是古律,它是当时七律不彻底的古体改造造成的。七律得于定型,主要渊源于七言一韵新体,尤其是七言八句一韵新体自身的声律发展,而与七言转韵新体(初唐七言歌行)关系较远。六言近体的律句有六大类。五、七言仄韵近体的律句范围,除了平韵近体的之外,还包括以下叁种：“仄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和“仄平仄仄平”(孤平)。此外,平韵近体对于“(?)仄平平平”、“(？)仄（）？）仄仄”两种句式的使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仄韵近体则没有这种限制。五、七言平韵近体的律句,主要有21种,其中以“一不论”中的7种,外加“平平仄平仄”最为常用,其次是“叁不论”中的5种,其余的8种如“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仄”等,所占比例虽不大,但也是近体律句中的一部分。“(?)仄平平平”(叁平)的使用有一个多用而趋罕用或者不用的过程。此外,“(?)仄平仄平”、“(?)仄(?)仄仄”(下句不救以平声者)两种,也不宜一概视为非律句。反之“仄平仄仄平”(孤平),则应该视为非律句。自元代方回以来,拗体之论颇为盛行,降及清代,诗律中有两种“拗”之说,一为不常见的律句,一为非律句,两种性质截然相反,今人多有不辨其中区分而致误者,一为以拗名律,一为拗律混谈。较为系统的字声研究,主要始于王力《汉语诗律学》中《声调的辨别》一节,本文除了订正王先生的个别讹误之外,另外还分析“阿”、“劳”等15个字的字声。齐永明到大历的新体创作(包括近体),本无平、仄韵之分,也无一韵到底与转韵之别,不但仄韵有新体、近体之作,转韵也有。附录中《五言转韵新体述论》、《释“歌行中律体”的体制特征》两文,正是试图证成其说之作。此外,附录中《折腰体新探》、《李白“以古行律”表微》、《南北朝至大历七言一韵歌行体制演变通论》等文,也与本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无论是绝句折腰,还是律诗折腰,基本上都是各自声律尚未进化完成的表现之一；李白众多“以古行律”之作,实为当时方兴未艾“古律”创作潮流中的一支；而南北朝到大历七言一韵歌行体制演变总的考察,可以说是本文探讨七绝、七律律化之路的先声。
孙春青[10]2005年在《明代唐诗学》文中指出明代唐诗学的课题范围大致包括叁个方面:唐诗的传播、唐诗评论、唐诗对明代诗人创作的影响等。明代的唐诗研究,不论是在唐诗的编选品评、辑佚笺注和考证等方面; 还是在对唐诗体制的界定、风格的辨析,审美内涵的发掘、创作技巧和方法的探讨等方面,都比前代全面和深入,从而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唐诗学。明初的唐诗学与当时的诗坛风尚联系密切,表现为唐诗研究中的注重“审音律之正变”,与创作中提倡“鸣国家气运之盛”相呼应,因此注重世运升降而提倡专主盛唐。在此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明人编选的两个重要唐诗选本,《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通过这两个选本,高棅以分体选唐诗为手段,以依世次别叙目为理论阐释方式,以“声律纯完”为理论支点,用四分唐诗的形式建立起庞大而系统的唐诗学体系,奠定了以“辩体”和“审音”为核心的明代唐诗学的基础。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在“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复古思想的影响下,对唐诗的追随与模仿,通过侈谈诗法与格调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论诗者常借助具体的批评话语,把在实践中探索、把握的唐诗的创作规律和创作法则,通过“格调”这一概念表达出来。李东阳认为“格”首先就是符合诗歌体制特征的创作范式,主张“调”与“格”相辅相成,互相融合。到了弘治、正德年间,诗坛勃兴,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积极倡导以杜体和唐调相结合的“盛唐格调”,在创作和理论上都使得唐诗研究走向深化。明嘉靖至万历中期,出现了唐诗选本热。李白、杜甫和初盛唐诗人的别集、合集后来居上,成为唐诗刊刻的新热点。另外,明人编选刊刻的唐诗总集的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明人对唐诗的传播和接受积极主动,反映着当时唐诗学领域诗学盛唐的理论动向。以谢榛、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以“骨气”之“格”易诗法之“格”,以“风调”之调实声韵之“调”,赋予了盛唐诗歌更加丰富的内容,从而使唐诗“格调”由创作论走向了审美鉴赏论。诗论家胡应麟则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揭示了盛唐诗的“神韵”之美,完成了明代唐诗学在理论上的飞跃。从明万历中后期开始,唐诗全集的整理刊刻日益受到重视,人们的选诗观念和诗学理论呈现出折衷倾向,对于唐诗的分期,无论初盛中晚,态度开始走向调和、折衷,使唐诗学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在有关唐诗体制和声调的探讨方面,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理论着作――《诗源辩体》和《唐音癸籖》,它们和《唐诗品汇》遥遥呼应,使明代唐诗学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自足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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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许学夷的唐诗观[D]. 戴丽萍. 华侨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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