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提议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辨析＊
王龙腾11，22蔡文杰33
［ 1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0009911；
22..天津大学张太雷研究中心，天津，30000335500； 33..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0335500］
摘 要：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设立，承袭的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设置地区科的制度设计，中国支部从不缺少掌握中文的语言人才，目前仅有张太雷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档案资料。以往研究认为的张太雷提议建立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关键词： 张太雷；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阿勃拉姆松
1921年在苏俄期间的张太雷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绩。［1］但是，由于原始的档案资料缺乏，关于张太雷的早期革命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些讹误之处，其中就包括不少研究者认为张太雷在1921年初到达位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后，提议建立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又译作“中国部”“中国处”“中国科”等，为行文统一，除直接引文外，皆称“中国支部”），所依据的资料也都是《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已有研究者指出，《报告》实际上是远东书记处负责人鲍里斯·舒米亚茨基1928年发表在《革命的东方》上的回忆张太雷的文章《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的片段——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的一部分。既然《报告》来自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同时它又是孤证，那么基于它而得出的观点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就有待于其他资料或逻辑的检验。不过有人仍然认为:“1921年春，张太雷作为中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的使者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在该处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的领导下组建中国支部”［2］。本文依据远东书记处的历史由来和张太雷任职于远东书记处的相关档案史料，对张太雷提议建立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观点作一简要辨析。
一、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
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解体的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3］。甫一成立的共产国际集中注意力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无奈效果不彰，预想中的世界革命高潮没有来临。但是西方不亮东方亮，亚洲国家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其领导力量的缺乏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随后，在1920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和《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共产国际应当与政治上经济上受压迫国家中的决心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建立联系”［4］，以支持和领导亚洲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将鼓动革命的重心转向亚洲。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远东地区联系和推动亚洲革命的各方组织应运而生，包括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俄共（布）远东局及其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等，这种分散性和无组织性使它们无法协调行动，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和彼此间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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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的混乱状况，为了“从组织上落实远东工作并对其实行集中管理”［5］，1920年7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又译作“东方民族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其组成人员有:西伯利亚局主管东方工作的全权代表冈察洛夫、主席布尔特曼、主席助理加蓬、9月底到任的主席团书记和情报科长勃隆施泰恩，布尔特曼和勃隆施泰恩主持日常工作。它在成立初期即设立中国支部和朝鲜支部，而蒙古支部和日本支部的设立稍迟，其中日本支部设立时间最晚，因为“根本没有合适的懂日语的工作人员，……此日本处的组建和在日本有计划开展工作的安排，一直到太郎同志到伊尔库茨克之后才算开始”［6］。相较之下，中国支部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处由一名俄国共产党员阿勃拉姆松（东方学院的学生，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主持”［7］。与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强调的需关注中共党员在与共产国际交往过程中个人外语交际能力的影响［8］相似，苏俄方面设立有关中国等外国事务的机构，同样受限于是否有相关语言能力的人才，以致于东方民族部专门致信其所在地的伊尔库茨克省委，要求:“1.任何知晓布里亚特语、蒙古语、朝鲜语和汉语的共产党员干部的派遣，均需经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许可；2.不征用任何布里亚特、中国、朝鲜的共产党员负责干部”［9］，以此掌握苏俄本地和东方国家两方面具有相关语言能力的人才。
东方民族部试图集中和统一远东革命工作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各方的掣肘和摩擦依然存在。其一，俄共（布）远东局对东方民族部事务进行干预，譬如拦截和扣留东方民族部的往来文件，阻挠东方民族部的信使和代表顺利通行等，东方民族部因此申明“远东局的管辖范围应只限于领导俄国远东地区的党组织”［10］。其二，外交人民委员部与东方民族部工作不协调，譬如越过东方民族部向朝鲜、蒙古的革命组织拨发经费。其三，东方民族部的上级主管部门——俄共（布）西伯利亚局并不重视东方民族部的工作，“完全埋头于西伯利亚区域内的行政事务和党务，实际上没有可能充分注意、没有力量领导国外工作”［11］。对于这些问题，东方民族部的解决建议是同共产国际建立直接关系，将其改组归属到共产国际系统，以“严格统一工作，由一个机构行使全面的领导”［12］。一个新的机构呼之欲出。
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承袭东方民族部设置地区科的制度设计，并接受东方民族部此前提出的制度安排:“书记处编制为十一人，其中四人由东方国家日本、中国、蒙古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和共产党组织选出。其余七人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定任命，包括主席团三人（主席、副主席和书记）以及日本处，中国处，朝鲜处和蒙古处的四名主任。”［14］这在事实上确定了远东书记处的集体领导原则，即由一位俄罗斯人和一位“当地”书记负责地区科工作，由他们组成领导委员会［15］。基于此项原则，1921年2月16日，远东书记处任命中国支部、朝鲜支部等机构的工作人员:“阿勃拉姆松——任中国部俄方书记，符拉索夫斯基——任中国部俄方副书记，拉利多维奇——任朝鲜部俄方副书记，李森戈（音）——任朝鲜部俄方书记”［16］。可以看出，日本支部暂时还未设立，而中国支部中方书记和朝鲜支部朝方书记均空缺。日本支部暂未设立的原因，和东方民族部初建时日本支部设立时间较晚的原因一样，即缺少相关语言能力的人才——1920年11月，当时的东方民族部派太郎进行联系日本的工作，规定出差期限不超过四个月，因此，太郎此时应该还没有回到苏俄［17］。
至于中国支部中方书记和朝鲜支部朝方书记均空缺的原因，则需要从历史上寻找答案。早在1920年10月27日，东方民族部就召开会议讨论并提出拟议中的远东书记处下设地区科的人选:“朝鲜代表为李森（音）Лисенг和朴镇惇，中国代表为阿勃拉姆松和刘绍周，蒙古代表为鲍里索夫和博德，日本代表暂定太郎一人”［18］。11月24日，东方民族部决定派勃隆施泰恩和阿勃拉姆松赴莫斯科，当面向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提议将东方民族部改组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又提出其下设地区科的建议人选:“4）日本处长——太郎同志。5）中国处处长——阿勃拉姆松同志。6）朝鲜处长——朴镇惇。”［19］前后对比可以发现，原为中国支部人选的俄国共产华员局成员刘绍周被淘汰，这是因为在东方民族部负责人勃隆施泰恩和中国支部负责人阿勃拉姆松看来，刘绍周“政治素养差，就其素质和信仰看，远非接近社会主义运动的人”［20］，甚至他所在的俄国共产华员局也被指“表现不好，政治上不坚定，其成员政治水平不高，根本没有能力在华人中间开展革命工作”［21］。因此，1921年初远东书记处成立时，中国支部中方书记暂时空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朝鲜支部，本为朝鲜支部人选的朴镇惇也没有出现在远东书记处朝鲜支部的名单里，这是因为东方民族部曾严厉批评“朴镇惇、朴爱不停地进行反对我部和朝鲜共产主义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向拟前来的朝鲜代表们耸人听闻地介绍苏俄情况，吓唬他们，劝他们不要到伊尔库茨克来”［22］，显然，这对于从东方民族部改组而来的远东书记处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中方书记的职位虚位以待。
在东方民族部的建议和努力下，1921年1月5日和7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先后通过决议，决定在东方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其组成人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副代表加蓬（后来是明斯克尔），责任书记维经斯基和鲍德里茨基，共产国际青年工作全权代表达林等。舒米亚茨基要求赋予他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全权，这使得远东书记处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且强有力的组织，从而全面领导起远东的革命工作。远东书记处所担负的任务是:第一，向共产国际汇报远东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状况及性质，向这些国家的工人和革命组织介绍共产国际的方针任务；第二，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寻找建立阶级组织的最佳形式和进行革命斗争的有效方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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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可知，当烘干时间为10 min时，功率与重量对感官评分影响的响应曲面较为平缓，而随着重量值和功率的增大，感官评分分值均出现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说明交互作用不明显。
三、张太雷担任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
1921年初，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赴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他此前在北洋大学学习，曾为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和俄共（布）党员柏烈伟做英语翻译，英语能力十分出众。张太雷到达伊尔库茨克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石川祯浩推测为1921年1月至2月间［23］，达林回忆为1921年3月［24］。无论为何时间，至少在1921年2月16日，远东书记处任命中国支部工作人员时，张太雷尚未到达伊尔库茨克，或已到达伊尔库茨克但还未进入远东书记处的视野。
张太雷去伊尔库茨克工作，首先是由于组建中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迫切需要一个由中国的“革命组织和共产党组织选出”［25］，并且同时掌握中文和外语（俄语或英语）的中国支部中方书记。因此，1921年3月22日，远东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张太雷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书记，“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时为止”［26］。次日，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签发第41号命令:“张太雷同志编入书记处工作，暂任中国支部书记”［27］，张太雷自此开始担任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中方书记一职。但是，目前尚未见到远东书记处根据张太雷的提议建立中国支部的决议或命令。
一方面，从东方民族部到远东书记处，与日本支部时常因缺乏相关语言能力的人才而设立滞后不同，中国支部始终在熟练掌握中文的阿勃拉姆松的领导之下，中国支部不存在需要张太雷到来后才能建立的语言障碍。恰恰相反，已建立的中国支部的中方书记一职正需要人员填补空缺，张太雷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另一方面，由东方民族部改组而来的远东书记处，承袭东方民族部原来设置地区科的制度设计，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等地区科的设立和东方民族部一脉相承，而且中国支部的俄方书记阿勃拉姆松等已到任。至于需要等待张太雷到达后，根据他的提议建立中国支部，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纵观历史，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设立承袭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设置地区科的制度设计，中国支部从不缺少掌握中文的语言人才，目前仅有张太雷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档案资料，这三个方面说明以往研究认为的张太雷提议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而张太雷担任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则是毫无疑义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革命先驱千秋忠烈——纪念张太雷同志诞辰120周年》，《人民日报》2018年6月19日，第6版。
［2］叶孟魁、赵晓春：《〈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作者考辨》，《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第118页。
［3］戴隆斌主编：《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4］戴隆斌主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3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6］［7］［9］［10］［11］［12］［14］［16］［17］［18］［19］［20］［21］［22］［25］［27］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3、44、70、87、71、72、94、74-75、62、73、86、87、86、72、103页。
［8］［日］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7页。
［13］李颖：《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1920-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9页。
［15］索特尼科娃、李颖：《1920-1931年间负责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的回顾》，《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66页。
［23］［2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1页。
［24］［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李玉贞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张太雷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历史贡献研究”（项目编号：TJKSZDWT1837）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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