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青少年在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困惑及其教育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青少年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中国都市青少年，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方面，在总体上呈现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文明建设步伐相协调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水平，其主流和本质更加清晰、蓬勃向上；另一方面，近年来上海、北京对于青少年状况及代际问题的多项大型调查报告显示：在相当一部分的青少年中客观上也存在着种种道德的困惑，更有一部分青年的道德素质下降，出现了一些与现代化进程相悖、与精神文明建设不一致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在深入分析、揭示成因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坚持做好长期的教育和引导工作。
1.部分青少年道德困惑、道德素质下降的主要表现
道德标准混乱，知行难以统一 一项上海全市性的调查资料显示，有近40%的青少年认为“现在有些事让人不知道是好是坏，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仅有13.98%的被调查者对此不予认同。（1994 ）（以下除写明出处外，均为上海调查数据）
在对当前社会道德现状作出评价时，被调查青少年对家庭伦理道德的现状较为满意，满意率超过80%，而对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现状不满意，其中对职业道德的不满意率达38.64%， 对社会公德的不满意率为36.4%（1994年），在1992年的调查中，还有70%以上的被调查青少年认为现在时常发生“老实人吃亏，投机者发财”的事情。
尽管对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现状表示不满且抨击有加，但有不少青少年是将自身置于事外的。当调查问及“你对周围发生的社会不良现象经常采取何种态度”时，表示要“挺身而出当面指责”的仅有9.04%，表示要“举报”的为7.91%， 表示要“通过大众传媒曝光”的有11 .31%，三者相加才达到1/4；而表示“无能为力”者占27.39%，表示“与己无关”的为4.93%，表示要“在公众场合表示不满”的为22.51%——这只是口头上的抨击、而非行动。（1994年）北京的一项调查中，表示“面对偷窃行为要站出来加以制止”的比例为24.4%。
有的被调查青少年还表示在一定的情况下自己也会参与不正之风——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在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采取应酬、送礼品是搞活企业的必要手段”这一观点进行评判时，被调查青少年对此加以认同和基本认同者占36 %， 说不清和不认同者各占30%。（1994）北京的一项调查中，有63.2%的被调查青年认为“行贿是件很不好的事，但为办成事，不得已而为之”，更有20%的人表示“行贿在当代社会很普遍，需要时就送点礼，这很正常”。（1996年）由此可见，一些青少年在对当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状况表示不满的同时，往往在处理涉及团体和个人利益的实际问题上，又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追求，屈从于个人和团体的利益需求。这就带来了一系列恶性循环，进而促成一种非道德的社会氛围，使许多青少年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处理问题，以致深陷于自相矛盾的怪圈之中。
过分看重个人利益，社会责任感淡化 一项大型调查中，被调查的职业青年在确认“能促使你更加努力工作”的20个因素时，选作前10位的因索依次为：增加个人收入、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发挥、适合自己的专业兴趣、个人工作不受约束、个人成就感、自己有公派出国机会、提高个人福利待遇、晋升个人职位、解决个人住房、个人获脱产接受教育的机会——几乎全是与个人有关的因素；同时，“为国家作贡献”排在了第16位，“增强事业责任心”，排在了第13位。这说明，在相当一部分职业青年中，一方面个性高扬，主张自由发展，并把大部分个人愿望的实现寄予单位；另一方面，却将国家、单位、他人的利益置于脑后，缺乏奉献精神。
以下数据也显示出了上述这种倾向：
——被调查青年选择职业的6个考虑因素依次为：报酬高、 适合自己专业兴趣、社会地位高、工作条件好、工作轻松、满足社会需要。“满足社会需要”又被排在了最末一位。
在回答对“致富、获得社会地位、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和为社会利益而工作”这4个生活目标的看法时， 赞同“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比率最高，达70%，交叉分析还发现年龄越小对此的认同率越高；对于“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认同率仅为5～6%，尤其引人注意的是18岁以上的青年对此的认同率最低。
在对北京青年的一项调查中，有49%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最流行的观念是“个人利益第一”。（1996年）
此外，在对4个工作目的作多项选择时， 青少年认同“生活必需”者近90%，认同“谋求个人自我实现”者为80%，而认同“个人享受”和“为国家（社会）作贡献”的比例持平，都在60%以下。
最新的一项调查还显示，青少年中表示“愿参加向贫困地区及灾区捐款活动”的比例，从初中生、高中生到大学生、在职青年，呈递减序列。（1996年）
——被调查青少年在对“经常面临的烦恼”（共10项）作确认时，认同比例高的内容都与个人实际利益有或大或小的关系，而对“忧国忧民”的认同比例为倒数第二，仅占15.83%， 与对“朋友同事邻里关系”的认同比例相等。（1994年）。朋友相聚在一起，经常讨论有关时事政治的，低龄青年仅为10%，大龄青年也不超过25%。
——被调查青少年在对实际工作生活作评价和选择时，有近40%的人认为自己在现职工作的岗位上“很难有所作为”、“无所作为”，因此其工作也就失去了动力；有40%的青少年承认“现在的青年人不如老一辈那样工作认真积极”；有高达40%的被调查者完全赞成和基本赞成“人生如梦，应及时行乐。”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使得个人意识倍受重视，但许多青少年对个人、自我的强调，并不是十分健全的。由于责任感、尊重他人、关注合作之类的现代观念并未同时确立，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过份关注，就会滑向功利主义，有时甚至会排除道德和伦理价值，消蚀群体观念和人际合作的基础。在现代社会里，排斥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失落了对群体、社会、国家的责任感，那就会造成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混乱。
过分强调报酬高低，敬业精神失落 尽管这仅表现在部分青年身上，但仍应引起全社会的充分重视。
首先，被调查青少年把“增加个人收入”作为“促使自身更加努力工作”的首选因素，而“谋生”是被调查青少年的首选工作目的。对工作岗位优劣的评判，“报酬是否很高”成为好岗位的第二位条件；实际上，将“报酬高”作为好岗位的首选、二选的比例已经与第一位条件首选、二选的比例持平，均高达66.35%。（1994年）
对金钱的过份强调还可以从青少年对金钱的态度得到反映。高龄青年比低龄青年更加看重金钱。对于“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到”的认同比例高达68.27%。（1992 年）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金钱关系”的认同率也达到45%以上。（1994年）而北京的一次调查中，被调查者中有60.9%认为现在最流行的观念是“一切向钱看”。（1996年）
其次，由于把工作当作谋生、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认同“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青少年、特别是职业青年越来越少，其下限滑到了18.76%。在北京的一项调查中， 认同“劳动只不过是为了谋生”的人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大学生是小学生的3倍。敬业精神的失落， 使70%以上的青少年认为“与工作相比，感到闲暇（8 小时之外）更有意义。”而且对此观点的认同比率与年龄成反比，即年龄越小，认同率越高。
大量社会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敬业精神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精神之一，是人类社会健康运行的支柱之一。当人们以收入的多少来评价职业的优劣时，敬业精神就容易被拜金主义所取代。敬业绝不是以职业为谋生的手段，而是对自身信仰、理想的追求。然而，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7.79%认为“人需要信仰，但并不重要”，更有17.68%认为“无所谓、说不清。”（1994年）
2.造成部分青少年道德困惑和素质下降的原因
青少年道德素质的养成，无疑与其社会化的过程紧密联系，而他们的社会化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这环境，从空间来说，主要指社会、学校和家庭，而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媒和正在形成的社区是极为重要的方面；从时间来说，主要是指学习和工作过程，而在现代社会里，闲暇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除了在上述的时空结构中来反思青少年道德素质下降的原因外，从纵向上检讨多年来道德教育失误的历史原因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家庭教育的功利性与盲目性 大量的青少年调查资料显示，对青少年成长第一位的影响来自家庭生活和教育，对此加以确认的上海的被调查者占总数的40%，北京更高达60%。（1994年，1996年）正是在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下，青少年的道德素质才得以养成。如前所述，青少年认为“增加收入、个人能力发挥、适合个人兴趣”是“促使自己更努力工作”的前3位因素；而据同调查的结果显示，无论是35～50岁、 还是51岁以上年长的人，他们的选择竟然与青少年的选择完全一样！反之，在倒数几位因素的选择中，青少年的选择也与年长的人十分接近，如对“共产主义教育”因素的选择，长辈们放在第19位，青少年则排在第20位；对“为国家作贡献”因素的选择，长辈们放在第11位，青年则放在第16位。在对职业选择优先考虑因素的认同中，对第一位因素和最末一位因素的认同，青少年竟然又和他们的长辈一模一样。（1992年）
据最近对上海学生家长家庭教育侧重点的调查显示，德育在被调查家庭中的地位，仅处于第三、第四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97年）其实，这等于取消了德育在家庭中的地位。有调查资料显示，家长喜欢看书报杂志、听音乐的，子女一般多喜欢学习电脑、听音乐等；反之，家长喜欢搓麻将的， 子女中选择玩电子游戏、 跳舞的比例则较高。（1996年）由此可见，要提高青少年的各种素质包括道德素质，首先就应从家长做起；而要提高青少年的各种素质，首先要从道德素质开始。
社会教育的多重性、矛盾性 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变革对青少年的影响居第二位。（青年报，1996年）因此，青少年道德素质的养成与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
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其社会道德标准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在个人道德生活领域中的道德标准也出现了多重性的倾向，这种多重性导致了人们道德行为的多重性。问题在于：如何在道德标准多元化、多重性的今天，为广大阅历浅、思想单纯的青少年树立或塑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具有层次性特点的道德准则。
不过，社会道德准则的树立或塑造需要建立在对现实准确的道德批评、对未来明确的道德蓝图和当前有效的道德建设三位一体的基础之上。由于目前存在着道德批评的不系统性、道德蓝图的模糊性与道德建设力量的无权威化等问题，更由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社会道德教育的多元、多重和矛盾的特点以及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仍将存在，关键是要将其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的程度里，这就只有通过学校和家庭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联手合作和有效的工作来实现。
学校教育的片面性和形式化 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我国的学校教育都被认为是青少年道德素质养成的决定性因素，更何况德育课程也一直被确定为各类学校的重要课程。一般学校德育的实施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教师的言传身带，一是课堂的讲授。然而，这两条途径在实际上不大畅通且收效有限。首先，教师的言传身带。大量调查资料显示，青少年对教师的信任度普遍不高，在让青少年对最愿“交心”的人（婚恋对象除外）作出选择时，上海三次全市性规模的调查表明，选择老师的比例仅为0.42%（1992年）、1.23%（1994年）、3.04%（1996年）。尽管逐年有提高，但仍然极低。如此状况，师生间当然无法展开有效的情感交流，那么大部分老师的思想道德教育显然是无力的、低效的。这种情况在职业青年中同样存在，他们几乎极少将单位领导选择作为“交心”的对象，其选择比例比学生选老师的还要低。这样，单位领导思想教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其次，课堂的讲授。长期以来，尽管在学校“德智体”的教育结构中，德育一直居于首位，然而在应试教育的机制下，往往就成了知识性教育的一部分，成为应付考试、争取考分而设置的一门课程；更何况，应试教育引出的种种流弊反过来又严重地冲击着德育。这样，显示现代德育课程真正意义的理性认识和行为指导的功用就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蚀了，德育课程的实际效果当然也就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值了。
道德教育错位、失范、低效的深层次原因 家庭教育的错位、社会教育的失范、学校教育的低效，仅仅是青少年道德素质下降的浅层次原因。从历史的纵向看，当今青少年素质下降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对道德伦理的重视和教育可谓经久不衰，而且伦理和政治高度一体化，传统伦理在实质上是服从于政治统治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于中国的伦理价值系统与政治系统过于一体化，所以当政治系统发生震荡时，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会发生严重的危机。自五四以来开始起步的中国现代化则完全是外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建立的一套现代的社会规范，实质上也是外来的，在中国人极为讲究私人关系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里并未获得合法性的支援意识。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反映在伦理道德教育上，就出现了德育泛政治化、理想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并且一度与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革分离，与受教育者的自我实践、心理需要和思想需要分离，与社区和家庭影响分离，与基本的职业道德、公德教育分离，从而成为可望而不可即之物。上述调查资料中，无论是当代的青少年，还是昔日的青少年都将“共产主义教育”认作为“调动个人积极性因素”的最后几位因素，就是为理想主义的道德教育对于两代人的教育效果所作的注解。当然，几十年来我们在德育方面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订立了大量的规范、规则，但由于这种道德教育始终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力量而存在，在不少青少年和成人中仍然缺乏支援意识，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很难内化为他们的自律行为，而且只要失去行政性的监督或脱离了同事、亲朋好友的圈子后，这些规范往往显得没有约束力。
3.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思考和对策
当前，要将跨世纪的青少年培养成为“四有”新人已成为共识；如何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工作，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工作，广大德育研究者和教育者也已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赋予德育以全新的意义。我们必须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的新要求，深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尽快在德育的环境建设、目标定位、教育方式、资源开发以及施教队伍素质上作出相应调整和加强，切不可再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的潮流之外。
现代社会发展新资源：道德力 当今社会，哲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都纷纷将自身的研究重点转向人自身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发人的潜能。就现代科学水平而言，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一时还难以说清。不过，人类道德的巨大潜力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是因为：第一，当两个人或两个国家科技水平基本相当时，道德水平往往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年前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研讨会”上，许多学者都极为认同关于未来人都应掌握“三张教育通行证”的观点，过去人们往往只重视学术性和职业性这两张通行证，而忽视了作为人的道德意识之核心的事业心和开拓心这第三张通行证。而大量的事实已证明，如果一个人缺少了第三张通行证，那末前两张通行证的潜能就不能发挥，甚至变得没有意义。第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已远远超出个人、地区和一个国家的范围，尤其需要道德的力量将人类凝聚在一起，共同发展。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已经指出：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教育思想的一个转变是从重点培养竞争到重点培养合作。
现代道德建设环境确立的迫切性 为了普遍提高当代青少年的道德素质，必须树立和加强当代青少年对现代道德的支援意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对传统伦理中的封建糟粕进行理性的审视，而另一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必须确立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崇尚道德的行为不仅是高尚美好的，而且也是有用的，有人将此称之“德福一致”。这个机制能够为全体青少年（也包括全体民众）提供一个有利于德行——德性生长的合乎人性的环境，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可能实施一种基于个体内在基础上的、主动活泼的、富有成效的道德建设。当然，在注重这种机制的运行时，特别要注意引导青少年提高思想境界与情操水准。
现阶段德育目标定位的层次性和现实性 对于现阶段的青少年德育目标来说，一般认为其主要方面应是：遵纪守法、崇尚伦理、忠于理想。一个人的品德具体到实际生活中就是如何做人和如何看待人生与社会，而“遵纪守法、崇尚伦理、忠于理想”层次性地体现了这些内容。遵纪守法，不侵害他人利益，这是一般的做人标准，也是为人最基本的行为观；崇尚道德，不仅不妨碍他人，而且乐于助人，这是较高的做人的标准，也可称为是一种人生观；忠于理想，不仅乐于助人，而且为更多的人、为社会的理想而奋斗、献身，这是更高的做人标准，也可看作是一种社会观。无疑，德育的目标是要使受教育者人人都能遵纪守法，这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也要努力使绝大多数受教育者都崇尚伦理，这是进步社会的标志；还要尽可能使多一些的受教育者忠于理想，因为任何进步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一批中坚分子。
德育资源开发的科学性 德育资源的开发可以从传统和现代两个方面进行。对于传统资源的开发，要吸取一些最基本的、贴近大众生活、有现实群众基础的内容，加以适当加工。对于当代的英雄、模范，不应加以理想化的人为拔高，以免远离人民群众，陷入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领导层的表率作用，无疑是最宝贵的德育资源，中国自古就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清官”的现代意义决不是“为民作主”而在于“为民师表”。孔子曾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当今一方面要发扬一批而不是一个孔繁森式的好干部来带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要通过增强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和打击力度，有效遏制官员腐败，以正社会风气和社会视听，并由此恢复和构建职业道德。
德育方式的时代性 现代社会要求将德育方式从课堂上的知识性讲授转向社会实践中的操作，从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转到发展个体的道德思维和探究能力上。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道德的成长发生在个体的内部，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把握也总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实现。为此，有些学校实施的“淬砺教育”、“学会负责教育”、“社区社会工作课程”等德育教学模式，都能较为有效的帮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后自觉提高遵守规范、履行义务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闲暇时间的增加和社区的逐步形成都将促进德育方式的变革，社会各方都应尽早协调，加以适应和调整，以充分发挥其正功能和正效应。
施教队伍的示范性 现代德育是一门跨学科的系统工程，因此要求施教者必须拥有广博专深的知识储备和明确的角色意识、使命感；同时，施教者必须具有健康的人格，其本身就应是一本教科书，应具有人格的感召力，成为青少年信服的楷模。更何况，对于青少年来说，除了上述显形的施教队伍外，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这支队伍不仅包括学校的全体教师和管理人员、包括父母长辈，还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干部，甚至可以包括整个成人群体。这样一支庞大的隐形施教队伍的素质更加参差不齐、示范性必然良莠不一。为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不确保施教者的示范性，则再准确的目标、再科学的方式、再丰富的资源恐怕都难以发挥到位的作用。所以，现代德育实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