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研究——兼21世纪初高等教育发展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世纪论文,规模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的规模得到了较大的扩张。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数从1949年的11.7万上升至1999年的742万，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毕业生数从1984年的147人上升至1999年的42.2万人。累计达283万人。（注：教育部：《199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2000年5月30，第2版。段旻雯：《自学考试作用不可替代》，《中国教育报》2000年2月29日，第1版。）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存在四起三落的波动，尤其是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大起大落波动，给高等教育造成重大损失。当今，面对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与科技知识创新。许多国家都把振兴教育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基本国策。在此形势下，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要有较大扩展，到2010年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注：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光明日报》1999年2月25日，第1版。）该计划吹响了向大众高等教育进军的号角。然而，今后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该以什么速度扩张，才能得以健康发展？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下半叶我国高等教育学生数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ross enrolment ratios)的波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统计分析，探讨我国高等教育50年来规模扩张过程的波动周期、振幅和趋势，预测今后10年的发展趋势。文中的高等教育“学生人数”和“毛入学率”的统计口径是参照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纪宝成司长在《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问题》一文中所提出的统计新口径加以计算的，即“高等教育学生人数＝研究生数+普通高校学生数+成人高校学生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数×5”，“毛入学率＝学生人数÷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100%。”（注：纪宝成：《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问题》，《光明日报》1999年1月16日，第2版。）学生、人口和经济数据摘自教育部的历年教育统计年鉴和我国的人口与经济统计年鉴。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的波动周期、振幅和发展趋势
任何运动只要有增长就有波动，波动包括周期(cycle)、振幅(amplitude)、趋势(trend)和随机(chance of disturbance)等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对事物增长运动过程中周期波动的规律性的把握，对趋势的认识，以及对事物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随机变化现象的原因分析，可在遵循事物运动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影响该事物的运动进程。笔者是基于这一思想，展开对我国50年来高等教育扩张过程的波动周期、振幅和发展趋势的探讨。
1.周期波动
周期是指事物长期或较长期的增长运动所历经的复苏－高涨－衰落－低谷－复苏这一周而复始的波状循环过程，一般是有规律性的，可测量的。以高等教育学生数的年增长率或者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年增长率的波动为对象，按照“谷—谷”法划分，在1949～1999年这50年中，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共经历了5个波动周期，最后一个周期(1993～)至今仍处在持续中，详见表1。
从表1可知，无论是使用学生人数还是使用毛入学率都得到相同的周期性。为了便于与国际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横向比较，下面我们只选择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对象，继续探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的固定周期、振幅和趋势。
2.固定周期与振幅
固定周期是指会重复出现的、周期时间长度和波动幅度相对稳定的有规则性的波动周期。为了更直观地观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的周期波动情形，我们将高等教育实际毛入学率值减去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具体可见“方程2”）值后所得到的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的残差(residual)制作成图一中的“残差”曲线。同时，我们采用谱分析(spectral analysis)方法，剔除周期波动中的随机因素，结果发现在毛入学率残差的周期波动中，存在一个长度为22年的固定周期。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可得到这个固定周期波动的方程（t为时间，t=0代表1949年）：
RES[,t]=-0.876cos(πt/11) (1)
t:(8.62)
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的t比率。这个固定周期的波动振幅为0.876个百分点。这个固定周期能解释残差中60%的波动，有相当的可信度。该方程可用图一中的“固定周期”曲线来表示。
图一 毛入学率的残差图及其固定周期
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上下波动的离差。简便、直观的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的“峰”“谷”之间的落差。从表1来看，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生数增长率的振幅分别为116.1、164.4、19.6、35和14.1个百分位点，同期的高等教育毛入率增长率的5个周期的振幅分别为122、129.5、42.9、30和26.6个百分位点。从这5个周期的振幅可将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波动状态简洁地概括为：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从“大起大落”型转向“平缓”型。
固定周期的振幅为0.876个百分点。具体说，如果上一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76，那么次年的毛入学率一般在9.76×(1±0.876)这个域限内，除非出现外界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从图一可以看出，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波动幅度超出这个固定周期波动的上域限仅有一个高峰，即为1958～1960年间的教育与经济共同“大冒进”所致。跌穿下域限的低谷有两个，即1970～1971年和1991～1992年，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所致，后者主要在于1989～1991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正处“软着陆”——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的收缩阶段，（注：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人民日报》1997年1月7日，第13版。）这也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政策，加速了该阶段的收缩，以致跌穿下域限。
3.趋势
趋势，一般是长期的，是人们对事物的长期运动过程从头到尾所观测到的全部单个的点所构成的该事物长期发展轨道。人们根据某一事物从过去到现在的长期发展运动轨道可外推出该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向。我们应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的发展趋势，得到了1949～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UR[,t](t表示时间，1949年，t=0)的增长趋势方程：
UR[,t]=1.09+5.35974×10[-10]t[6]
(2)
t:(8.19) (20.88)
这个线性回归方程的R[2]=89.9%，标准差SE=0.81。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的t比率。它可用图二中的“趋势”曲线表示，图二中的“毛入学率”曲线描绘了50年来高等教育学生数占18～22岁适龄人口的比率的变化情况；“趋势”曲线则是剔除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随机因素和周期因素，它是代表那驱动我国高等教育近50年内在一定的轨道上持续扩张的力量。从图中的两条曲线可直观地看出，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并非是一个平滑的持续增长过程，而是几经波折，但整个趋势是向上发展的。这发展进程大体上也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前一个阶段虽然起伏较大，但整个高等教育的规模却没有显著的增长，趋势曲线几乎是在一个平台上延伸；后一个阶段虽然起伏较小，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趋势却明显加快。简言之，起伏大，发展慢，起伏小，反而发展快，真是欲速则不达。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速度大相径庭，这与我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安定与否，经济发展快慢，以及青年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程度密切相关，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图二 1949～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多项式趋势
总之，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虽然曾经出现过较大的随机变化现象，但总的趋势是向上的，而且存在一个长达22年的固定周期，大多数年份的高等教育规模波动的振幅也均未超出固定周期的波动域限，这说明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是有规律可循的。
二、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分析
本部分试图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的标准化残差与GDP指数(1952=100)的多项式趋势的标准化残差的周期波动的相位(phase)差的分析，探讨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里所谈的相位差，即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周期波动状态与同一时刻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的差别。图三为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的标准化残
图三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GDP指数的标准化残差图
差与GDP指数的多项式趋势的标准化残差图。从图中可看出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相位差。
对照图三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的标准化残差曲线与GDP指数的多项式趋势的标准化残差曲线，从总体上看，二者周期性的增长和收缩基本一致，但存在高等教育波动滞后(time lag)于经济波动的特点。具体说，在毛入学率增长率周期波动的第一个周期（1949～1970年）中，GDP增长率经历了2次周期波动，而且第二个周期波动比毛入学率周期波动早2年结束。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周期波动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周期中（1971～1978年，1979～1983年），GDP增长率只经历1次周期波动，但GDP周期波动比毛入学率周期波动早2年开始，早1年结束。在毛入学率周期波动的第四个周期中（1984～1992年），GDP只经历1次周期波动，但GDP周期波动比毛入学率周期波动早1年开始，早1年结束。在毛入学率周期波动的第五个周期中（1993年～），GDP指数也只经历1次周期波动，但GDP指数周期波动比毛入学率周期波动早1年开始。另外，从局部上看，个别时段高等教育与GDP还存在波动方向相反之处，即人们在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波动关系时所说的反周期(anticycle)现象（注：Paul Windolf,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Westview Press,1997,p,203.）。如，1962～1966年我国经济波动已经走出低谷，处于向上攀升的复苏阶段，但高等教育规模却在继续下滑；1971～1976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率却连年大跃进；1996～1999年，GDP增长率处于收缩阶段，但毛入学率增长率却在高位盘桓的基础上于1999年继续向上攀升。
上述高等教育增长率的周期性扩张与收缩与经济基本一致，但比经济滞后一至二年，究其原因，这是培养人才周期长的教育特性所致。高等教育波动无论是扩张或收缩，都要通过招生来实现，而我国传统的招生是一年一次，所以，即使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对经济发展波动做出相应的即刻回应，一般也要一至二年后才表现在高等教育总规模上，除非有超前意识。
上述的三次反周期现象。第一次（1962～1966年）起因于1958～1960年的教育“大跃进”政策以及随后的高等教育收缩性调整政策。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和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这辉煌的成就却冲昏了人们的头脑。1958年，在赶超美、英的“大跃进”声中，中央政府贸然作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的不切实际的“指示”，（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232页。）使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超越其潜在扩张能力的“硬起飞”阶段，普通高校从1957年的229所增至1960年的1289所。其间，1958年一年内平均3天建2所普通高校。高校招生数连年超过普通高中的毕业生数，连未毕业的高中二年级学生都招入大学。1956年、1958年和1960年，高校学生数的年增长率都在50%以上。狂热程度，空前未有。然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的国民收入指数却因自然灾害年递减6.4%，致使这次由长官意志所驱动的高等教育大冒进远超过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15年普及高等教育的规划结果只实施3年便不得不进行调整。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至1963年，3年间全国共关闭了882所高校(68%)，在校生数由1960年的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才使过于庞大的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不堪重负的矛盾缓和下来，但已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这种状况下，高等教育继续萎缩，一时难以复苏也就在所难免。因此，1962～1966年间高等教育与经济波动出现反向现象，从表面上看是高等教育收缩性调整政策所为，但其根本原因是为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自身的波动规律所制约，即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过度收缩。另外，也为上述的教育波动滞后性所制约。
第二次反周期现象（1971～1976年），其动因始于1966年的“文革”动乱。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至60年代中期基本恢复了元气。1963年、1964年和1965年的高校招生数逐年上升，若按此发展态势延续下去，1966年我国高等教育将走出低谷，进入第二个波动周期的复苏阶段。然而，突发性的“文革”动乱使我国高等教育遭到空前浩劫，学校关门，教师下放，学生流失。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按正常发展进程步入第二个周期的增长阶段，反而进一步加速收缩，学生数骤降至1970年4.8万人，比1949年还少了59.2%，到了建国后的历史最低点。“文革”也导致我国经济波动于1967年掉头向下。这突发性的动乱不仅造成了建国后高等教育第一个波动周期涵盖经济的两个波动周期之现象，而且还导致二者于1971～1976年间再度出现第二次反向波动现象。深究其因，“文革”动乱使高等教育再度收缩，这极地压制了高等教育的扩张潜力。另外，在“抓革命’，促生产”号召下，经济波动于1969年转向第三个周期的增长阶段，这又激发了高等教育的扩张需求。于是，当政府于1970年6月批复北大、清华关于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请示报告》（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434页。）后，高等教育规模开始转入第二个周期的扩张阶段，长抑10年的扩张潜力终于得到了释放，一发而不可止，增长率连年大幅度攀升。而此时的经济却因“文革”动乱的加剧，波及全国的工农业生产，转向第三周期的收缩阶段。由此看来，这次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反向波动关系，虽然直接动因是“文革”动乱，然而透过动乱，仍可看到高等教育规模久抑必仰的自身波动规律的作用，以及经济波动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最后一次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反向波动现象，有经济和教育政策两方面的原因，但问题主要出在经济方面。我国经济在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于1993～1996年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并准备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10%之间。（注：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人民日报》1997年1月7日，第13版。）但因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动荡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以及国内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化改革、市场环境的转换和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使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996～1999年间继续下滑。在教育发展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了20年的发展后，正步入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向大众化进军的快车道；二是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教育系统贯彻了科教兴国战略，实施振兴教育事业的行动计划；三是为缓和高等教育供不应求的社会矛盾，高等教育系统在1999年实施了较大幅度的扩招计划。（注：《陈至立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指出：高教要保持强劲改革发展势头》，《中国教育报》2000年1月12日，第1版。）在这几个因素的影响下，近几年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波动并不为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所左右，仍在扩张阶段的高位盘桓，与上文图一的固定周期曲线的第三个波峰即将到来不谋而合。无形之中，整个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为高等教育自身的周期波动规律所牵引。总之，这次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反向波动现象，说明了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虽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但具有其相对独立性，不可能也不必要处处与经济波动相吻合，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出现突发性随机波动时。当然，也要注意，高等教育的波动也不宜背离经济过远、过久。
综上所述，从高等教育与经济周期波动状态的差别分析可得出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关系的三个特点。第一，高等教育的扩张既受经济、政治这两大外在因素制约和影响，也为高等教育自身的周期波动规律所制约。第二，高等教育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的回应，并不表现为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起伏相应地直接扩张和收缩，而是具有滞后的特点。人们往往是在一段时间后，才感受到这种影响及回应。第三，政治与经济二者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而起作用。所以，第三部分将从近50年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波动周期和走势来探讨中国高等教育今后十年的扩张趋势，为有关部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三、中国高等教育今后十年的扩张趋势
首先，我们根据过去50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趋势，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外推出今后10年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趋势。为了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变化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同时采用高等教育学生数和毛入学率的发展趋势进行外推。详见表2。
从表2可见，用在校生数趋势的多项式方程推算，到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数为1906万人，毛入学率为16.0%。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趋势的多项式方程推算，到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数为3750万人，毛入学率为31.5%。由于用此方法外推，在校生数多项式趋势的R[2]为95.6%，特别是毛入学率多项式趋势的R[2]只有89.9%，因而误差较大。为取得较准确的外推趋势，我们另用二阶自回归模型，分别得到在校生数P[,t]和毛入学率UR[,t]（t表示时间，1949年，t=0）的二阶自回归趋势方程：
P[,t]=1.463P[,t-1]-0.410P[,t-2]
(3)
t:(10.34) (-2.69)
这个线性回归方程的R[2]=98.5%，标准差SE=29.8万人。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的t比率。
UR[,t]=1.461UR[,t-1]-0.411UR[,t-2] (4)
t:(10.77) (-2.69)
这个线性回归方程的R[2]=97.2%，标准差SE=0.43个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的t比率。
用高等教育学生数的二阶自回归趋势方程推算，到2010年，高等教育学生数为2394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0.1%。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二阶自回归趋势方程推算，到2010年，高等教育学生数为3698万人，毛入学率为31.1%。
从上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趋势的外推来看，到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数将达到1900～3700万人，要达到这种规模，2000～20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数年平均增长率为6.6%～13.3%即可。到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16%～31%之间，要达到这个水平，2000～20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平均增长率为3.3%～9.8%即可。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扩张至20%时所经历的时间及在这段时间的平均增长率也可作为佐证。详见表3。（注：PaulWindolf,Expans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Westview Press,1997,pp.261-262.
Thomas D.Snyder,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A Statistical Portrait,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1993,p.55.
Cecilia A.Ottinger,1984-85 Fact Book on Higher Education,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New York,1984,p.57.UNESCO Statistics Yearbook,1980,p.3,1985,pp.17～67.）
表3中的数据显示，起始年份越迟，经历时间越短。从这些国家高等教育所经历的扩张过程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即将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也能用10年左右时间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1%提高到20%，甚至超过20%。
其次，今后10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周期性波动仍是不可避免。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起伏大，其发展速度反而慢，起伏小反而发展快。另外，起伏过大，还会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预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以可持续的充分发展为准绳，尽量减弱过大的波动振幅。具体说，第一，适度扩张。根据上述推测的今后10年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区间目标,高等教育学生数的年增长率控制在7%～13%，毛入学率年平均增长率控制在3%～9%区间内为宜。第二，及时削峰。历史上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高等教育过快扩张到难以为继时，才被迫调整。今后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高等教育不可避免会在若干年份中出现过快的增长，对此还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以保障稳步快速的发展。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扩招47%，学生数增长15.5%，增长速度是快了点。2000年计划扩招7%，（注：《陈至立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指出：高教要保持强劲改革发展势头》，《中国教育报》2000年1月12日，第1版。）调低了增幅。此举动即是一次及时削峰，防止“大起”的调整。第三，尽量排除负增长，抬高波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且未出现过负增长。据经济学家推测，21世纪初叶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注：刘树成：《“软着陆”后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及政策启示》，《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2日，第6版。）另外，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在大众化的进程中极少出现负增长。因此，今后要尽量排除高等教育的负增长，以抬高波动谷底，缩小振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