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观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农民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是最早自觉认识农民和农村问题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成为我党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光辉典范。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一边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一边进行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理论探讨中，即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为核心的关于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完整科学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他从农业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高度，论述了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并在探索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第一，农民和农村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于1950年9 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便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他还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5～30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 月第1版。）后来， 毛泽东还在多种场合反复论述农民和农村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1958年5月，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1961年3月， 他在广州会议上指出：“中国有五亿农民，如果不团结他们，你有多少工业，鞍钢再大，也不行的，也会被推翻的。”（注：转引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3页。）他甚至强调：“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注：转引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和农村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这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的重大问题。
第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重视发展农业，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在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能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 版。）因此，他提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观点，但其中已经包含了这一深刻的思想内容。1957年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0页，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他还具体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即：其一，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其二，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其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其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其五，农产品是出口物资的主要来源；其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360页，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至1959年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同时还提出要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 1960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长期的首要任务，并规定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从毛泽东上述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和重视发展农业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问题，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要对我国原有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传统农业进行根本性改造，使之能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唯一的出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为此，早在1949年6月，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更多地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在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他曾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使“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械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械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18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在1957年3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的思想。随后，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再次强调“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页，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毛泽东认为，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先进行技术改造，解决机械化问题。1959年4 月，他在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而写的一封信即《党内通讯》中明确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他还就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步骤和时间作了考虑。1958年4 月，在他主持的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中，就曾提出了7年内（争取5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的设想。在1959年《党内通讯》中明确指出：农业机械化问题，要“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他提出每个省、地、县都要设立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技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匠人，搜集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试验、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成批制造，加以推广。在这里，毛泽东从改造农具入手来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尔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是符合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知识水平的正确选择，因而推动了我国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第四，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民群众的共同富裕。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他接着说：“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他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6～19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只有“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在这里，毛泽东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提出了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设想。在如何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主要要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他说：“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4 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因此，他指出：“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还指出：“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贷款，等等。”（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 ”（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必须指出的是，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目标，且主张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但这些还是粗线条的设想，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且实践与理论多有矛盾之处。因此，毛泽东没有找到使农民群众走向富裕的现实道路。这是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所致。
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和农村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思想观点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观。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从解决好农民和农村问题开始
邓小平一贯主张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说：中国“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正是从这一必须考虑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从解决好农民和农村问题开始。因为其一，农村的稳定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民摆脱贫困是中国摆脱贫困的标志。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他说， 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他认为：“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其二，农村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 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78 页，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因此，早在1982年， 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就曾指出：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6页， 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1983年，他提醒大家：“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1986 年他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强调指出：“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否则，“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至1990年3月， 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紧紧抓住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的特点，从解决人们吃饭问题这一头等大事出发，明确提出农民和农村问题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中国摆脱贫困的标志，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强调农民和农村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对毛泽东的有关思想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关键是发展生产力，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他在总结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时曾深刻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他强调指出，从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因此，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80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中明确指出：“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他还具体分析了发展生产力，要在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管理水平、积累管理经验、培养管理干部、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增加集体收入等方面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他说：“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第三，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针对人民公社体制“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对广大农民积极性严重挫伤的教训，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他强调：“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2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因此， 他支持农村在恢复生产时搞起来的包产到户的试验，这是很有胆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首先支持安徽、四川、浙江等省农民在认真总结过去行之有效生产责任制经验基础上恢复起来的包产到组、联产计酬、专业承包、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他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正是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共中央制定并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我国农村改革迅速掀起高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对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重大突破。
第四，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重视农民的物质利益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曾指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应当有差别。1978年12月，他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他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而在广大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目的就在于实现多劳多得，重视农民物质利益，因而使广大农民通过勤劳致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找到了一条现实的途径。
第五，发扬经济民主，给农民自主权
邓小平指出：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集体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提出要发扬经济民主，应该让地方和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他说：“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同时，他强调要切实保障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他说，不但应该使“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1987年，邓小平在总结农村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再次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他说，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他指出：“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他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这些认识，是毛泽东所没有达到的理论高度。
第六，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必须逐步予以解决。早在1985年3月，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上就提出要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1988年9月， 邓小平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话中明确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因此，他强调指出：要注意对农业方面的投入。1990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 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他还指出：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农村改革中最大的收获。因此，“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月第1版。）这些论述， 不仅是对毛泽东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思想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为我们国家确立“科教兴农”发展战略，为我国广大农村在即将进入的21世纪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指明了方向。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农民和农村问题上，其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众所周知，如何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和农村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结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几乎没有成功的经验借鉴，只能在新的实践中去不断探索和总结。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探索是开创性的，是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没有过多经验和现成结论可以借鉴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他所提出的许多思想观点和见解，或只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基本原则，或只是初步的思路，没有具体展开，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实践验证。而且，毛泽东在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具体方式、途径和做法方面，与其基本思想不乏矛盾之处，出现了重大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不顾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人为地随意的变革生产关系，在所有制方面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曾出现了急于求成、简单粗躁的做法；在“大跃进”运动中，导致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的现象，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推行，造成农业生产上的“大呼隆”，产品分配上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以为“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42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将农民和农村中搞的家庭副业、多种经营等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统统割掉。甚至认为“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这是一种好现象”；（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读书笔记》。）强调农业生产必须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等等。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某些见解，确有其独到之处，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正确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成为新时期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观的直接思想材料和思想基础。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上的基本思想观点，如前述关于农民和农村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的思想；关于重视发展农业，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思想；关于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的思想等。同时，邓小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毛泽东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的某些“左”的做法，从农村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农民摆脱贫困是中国摆脱贫困的标志，农村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的高度，来认识农民和农村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并在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具体形式、途径和做法方面提出了崭新的思路，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基本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观，诸如关键在发展生产力，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重视农民的物质利益；发扬经济民主，给农民自主权；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等等。正是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观指导下，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综合改革，改变了“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把过去集体经济统一的单层经营，变为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民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时，对农村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使之与我国农村资源结构相适应；在农村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断发展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实施了“科教兴农”发展战略和扶持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与地区间协调发展政策，等等，从而使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逐步壮大，并积极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亿万农民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温饱问题，并稳步向小康迈进。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它解决了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收稿日期：1998-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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