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理论现状与实践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走向论文,编辑论文,理论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6-0142-08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理念是中国编辑学会在2008年4月举办的首届“中国编辑高层论坛”上提出来的，旨在推动国内编辑界“以‘深入文化层面，把握历史高度，开拓宽广视野，服务广大人民’的精神，对文化、媒体和编辑三者关系进行再考察和再思考”①，使研究者和实践人士能够站在时代前沿，理性定位自身角色，明确目标任务，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更高层面上的民族文化勃兴做出积极贡献。此理念一提出，即受到专家、学者、业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他们结合各自的专长，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角度，运用政治经济学、社会文化学等各种理论方法展开了深入的多维论述，阐发出大量新颖深刻的见解，尤其对提出这一理念的及时性、必要性和科学性众口一词，认为这是一个与时俱进、契合时代并符合编辑理论、实践自身发展规律的正确理念。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的提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在首届“中国编辑高层论坛”上以相对完备的形式被提出，可以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潜流到显学的过程，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也基本上呈现出同样的特点。有所不同的是，对“大文化”、“大媒体”和“大编辑”的研究基本上是分开来进行的，而且时间进程也并不一致。最早以“大”视角被研究的是文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上世纪末便开始逐渐涌现，但这些研究视角驳杂、论点不一，即使纯粹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更多的也只是主张将常规形式的不同文化形态从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上加以整合，其所依托的仍然是旧有的文化理解模式，缺乏比较中西的世界性眼光和将所有文化内容贯通一气的信息化视角。“大媒体”方面的研究是伴随着新媒体的方兴未艾而产生并日渐形成潮流的。但由于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有限，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傅玉辉的《大媒体产业：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今日美国》资深记者凯文·曼妮(Kevin Maney)的《大媒体潮》(时报出版社，1996年)以及王菲的《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这几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从信息化、产业化的角度论述媒介融合问题，且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概括，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大媒体”研究的主流取向。大编辑的提法得以出现，从实践层面上说是“大文化”、“大媒体”的现实发展趋势使然，从理论上来说则是一种实践催动下的方法借鉴，从时间上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最后出现的。截至目前，关于“大编辑”的研究已有若干论文提及，相关著作尚付阙如。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的提出可谓顺势应时，在学界和业界均广受认可，少有异议和反对之声。研究者们结合时代要求、媒介现状和技术趋势不断阐述和丰富这一理念的内涵，并着重探讨如何将这一理念付诸具体实践，或者说如何以“大文化”的视野，运用“大编辑”的才技，合理高效调度运用“大媒体”资源，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终极目的。
一、一种视域与一种方法论导向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这几个概念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所以作为一种理念体系被提出，就在于彼此间是相互牵涉、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这一理念体系中的“大编辑”是理念得以贯彻实施的落脚点，而其中的“大文化”是贯彻理念的一种文化世界观，或曰一种文化视域，“大媒体”则是从可操作的、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方向性规范和导引。
(一)“大文化”的文化背景与“大媒体”的媒体现状
任何一种理念的提出本质上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对实践领域或相关联社会活动的因应性反应，当它科学、客观地反映了本领域实践活动发展的规律和趋向时，可以指引、促进实践的向前发展；反之，则会误导和阻碍相应实践活动的发展。“大文化”与“大媒体”概念的提出，也是如此。
1.文化产业化进程加快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在民族和国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巨大，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基础和源泉。改革文化体制，创新文化活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和繁荣兴旺的不二法门和制胜利器。在文化大普及、大繁荣的21世纪，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结合变得史无前例地紧密，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深入到一个新的层面，文化不再单一地凸显其意识形态本质，其作为经济领域一个重要产业的特点逐渐被强化，文化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更强有力地发挥其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就必须将意识形态特点与经济产业化特征结合起来，两种属性互为表里，相互推动。
美国学者罗杰·皮尔逊把社会文化的传递方式分为两类：纵向的“社会遗传”和横向的“文化扩散”，“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我们称这一过程为‘社会遗传’。但当文化从一个群体传至另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传入另一个社会时，我们就习惯用这样的术语‘文化扩散’”。②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文化扩散的现象更为普及，并且成为衡量一种文化自身生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纵向的“社会遗传”得以持续下去的重要保障。而要保障文化“社会遗传”与“文化扩散”的有力进行就必须实现文化的产业化，壮大文化产业的规模。因为将全球联结成为一体的最根本要素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各个方面的全球性交流都是在经济这一基础平台之上并且围绕着这一核心进行的，文化也不例外。既然具有特殊存在形态的文化在遵循这一规律的过程中无法超脱，就必须顺其道而行，强化自身的经济属性，也就是在更好地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来实现自身的传播目的，为自身的传播、扩大、发展、繁荣提供一种强大的经济动力。
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正因如此，文化产业在壮大国民经济中发挥了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文化自身才借此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增强了自身的遗传和扩散能力，并以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相应国家的政治、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相较于西方，我国文化产业化的进程略显滞后，但各种改革转型也在稳步推进之中，“2010年，全国所有的经营性出版社都完成转企改制，进一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资本重组”，但“转企改制后的出版社要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③
2.信息数字化愈演愈烈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最显著的两大趋势就是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并且，这二者本身就是密切联系，互为因果的。推动人类历史跨越式发展的几次科技革命均有其各自的特征。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跃进，机器大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继之而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大范围应用为标志，使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上再一次突飞猛进。历史发展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尤其是计算机的发明、互联网的普及，将信息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凸显出来。信息不再仅仅被视作单一的消息，而是成为渗透在日常生活、经济生产、社会活动等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中的必要元素，成为决定着这些不同领域发展方向和运作效率的核心元素，整个社会因之成为了一个信息社会。在此背景之下，一个社会对信息的重视程度，相应技术手段的发达程度决定着这个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其发展前景。在这股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浪潮中，任何国家要想获得长久发展动力，都不能置身其外。
(二)“大文化”与“大媒体”的内涵解读
文化的概念可以从很多的层次上来界定和理解。广义的文化可谓无所不包，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文明形态悉数涵括；狭义的文化也并不唯一，审视的角度不同，划定的外延也就不尽一致。一般地，我们把文化理解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更多地指的是一些人文性的精神创造物。“大文化”的提法是“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三个概念中最早出现的，而且并不是最早出现在传播学领域。但不管哪一个领域所提出的“大文化”，其刻意表达的都是一种文化视野的扩大，强调的是不同学科之间、地域之间、国家之间、时代之间文化的融会贯通，系统把握，综合运用。在信息传播领域，“大文化”概念是应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信息流通速度加快、信息传播技术革新、信息存在价值增加的趋势而提出的。
媒体亦称媒介、传媒，指的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该词，后渐成术语。媒体的内涵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外延却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在时刻发生变化。在纸介质和印刷技术为物质载体和技术支撑的时代，媒体的形式比较单一，及至大众传播的鼎盛时代，也不过是图书、期刊、报纸和电视、广播之类，媒介形式有限，功能趋同，编辑工作的一致性较高。在世界范围内，及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则自9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纷纷涌现，使媒介领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旧有的媒介理论和思维模式已无法囊括和有效应对纷繁多样的媒介形式，打破思维条块，从最本质的一致属性上把握和整合多种媒介，提高信息选择、传播和使用效率的现实需求使“大媒体”理念应运而生。“大媒体”理念并不是简单地强调对媒介的关注要不分彼此，巨细无遗，而是要求以有机辩证的眼界和思维来整合多种媒介的功用，实现媒介整体运作效率的最大化。
无论是“大文化”还是“大媒体”，都不能从相加求和的维度上去简单理解，因为在通过直观即可获得的表层意义之外，这两个概念包含着多维度、多层次的意蕴。
1.作为一种文化视域的“大文化”
正是文化的产业化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这些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使得文化这一概念突破了其传统的内涵和外延，与政治、经济的融合变得更加紧密，对社会的推动和形塑作用更加深入，在核心竞争力打造中所占的位置更加关键，甚至可以说文化已经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其存在和显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新的衍生和变异成分更加纷繁，演化和创新速度更加迅速快捷。凡此种种，都决定着不能再用简单的旧的文化视角来审视和对待文化，而必须以宏阔的眼界、多维的视角、丰富的手段来加以引导、选择和整合。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于2010年5月8日在江苏南京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出版学术会开幕式上将“大文化”的含义解释为两个方面：一是新世纪中国编辑应当有更高的为文化服务的自觉性，二是要有更加宽广的文化视野。其实也就是要求新时代的编辑既要有“大文化”的意识，又要有经营“大文化”的具体能力和综合素质。
为文化服务的自觉性要建立在清醒的文化自觉上面。所谓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也是指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对其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④。这种既了解自身，又知晓周边的状态才是我们所强调的“大文化”视野，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大文化”视野，才可能具备为文化服务的充分自觉性，培养出运用、缔构“大文化”的能力和素质。
这种“大文化”意识以及相应的能力具体体现为文化传承意识、文化创新意识、文化产业意识和文化安全意识。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其为自身的最重要特质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保持认同感和凝聚力绵绵不绝，长盛不衰，兴旺发达的基础和根源。因此，即使是在文化大扩散、大融合的当今时代，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优良特质，壮大自身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使其不断传承，不断发扬光大仍然是“大文化”意识的前提。而一种文化生命力的保持在于吐故纳新，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这就使得创新意识成为任何文化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成为“大文化”意识的最重要内涵。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各民族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结合程度更深、更广，其产业性愈发突出，一种文化要想获得大发展、大繁荣，获得强劲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顺应潮流，不断增强自身的产业性，以文化产业的眼光、思路来审视文化，以产业化的方式、方法来经营增值文化，这是壮大文化实力，保持文化活力的现实需要。文化与政治、经济结合的愈加深入，其对社会发展、国家强盛推动作用的日益明显，在国际竞争各要素中所占比重的逐渐增大都使得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存在和生存命脉的色彩越来越浓炽，文化安全也就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这是“大文化”意识得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外围保障。
2.作为一种方法论导向的“大媒体”
媒介的发展进程是与人类科技的进步紧密相连的，科技的每一次历史性突破都会促使传媒领域发生相应的革命。印刷技术的发明开启了大众传媒时代，继之的广播、电视技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使大众传媒的覆盖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众传媒时代的技术决定了传媒的大众化倾向，却无法实现其向小众化趋势的反向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使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社会群体也进一步“小众”，大众传媒的不适宜性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引领的数字技术出现了，以最快的速度颠覆了传媒的旧有格局，旧的媒介形式重新划分领地，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层出不穷。海德堡公司对全球印刷媒体和数字媒体的市场份额所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1995年印刷媒体所占市场份额为70%，电子媒体只占市场份额的30%。此后的十几年中，印刷媒体每年的增长幅度为3.5%，电子媒体增长幅度为9.5%。到2010年印刷媒体的市场份额为48%，而电子媒体已占到52%。⑤同时，不同形式媒体间的融合成为潮流，媒介融合带来了大媒体时代，并在微观传播层面实现了最精细的“小众化”传播。
新技术催生出的新媒体具备了传统媒体缺少的一些优良特质，主要包括传播载体的无纸化、信息形式的数字化、获取方式的多元化、传播速度的光速化、传受双方的互动性以及信息推送的个性化，等等。这些新的特质决定了新媒体具有迥异于传统媒体的媒体精神，主要表现为创新精神、平等精神和商业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融合才是新旧媒体发展的正确方向，立足内容这一基础平台，充分发挥新旧媒体的优势，以大传媒的意识来整合资源，探索新的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文化传播渠道。“打破出版载体界限，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图文、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出版资源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深层次开发和加工，实现一次性生产、多媒体发布”。⑥
“大媒体”就是“媒体多层次、多种类、多机制的有效整合”。⑦在这方面，西方业界的相关运作已较为成熟，国内也有成功案例。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中文在线”曾在2008年尝试将冯小刚的长篇小说《非诚勿扰》以图书、网络、掌上阅读器、手机阅读等版本形式同步出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就是大媒体时代成功的新旧媒介运作案例。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谁取代谁那么简单，也不只是将旧媒介的内容换上新媒介的形式，单纯地加以包装，而是要以内容为基础将新旧媒介真正地整合起来，发挥出更大的合力。《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要在“十一五”期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共存的现代出版产业转变”。这种引导性政策正是在国家层面顺应“大媒体”发展形势的一种体现。
二、“大编辑”的内涵解读和特质分析
由于编辑学是一门后起之学，关于编辑这一概念的定义林林总总，为数众多，并未形成认可度特别高的统一认识，但这种莫衷一是的状态反映的只是对编辑概念具体描述的看法不一，在对编辑概念内涵的意会性认识上，学界的看法是趋向一致的，即普遍承认编辑活动是一种有明确意识和具体指导思想的、对既有文化作品进行采集、鉴审、选择、加工、编排，并借助一定载体形式予以传播的创造性文化实践活动。最近一二十年时间里，新媒体形式次第产生，电子出版方兴未艾，编辑对象、编辑手法、编辑规范等一应范畴随之面临新的命题与挑战，编辑理念需更新，编辑手段需进化，编辑模式需改革，这就逐渐催生出了“大编辑”的理念。“大编辑”的提法虽然新颖，但在本质上，它仍脱不开编辑概念的核心内涵，说到底，它只是一种被附加了许多时代性意蕴的历史性概念，是“在信息获取、处理与传播方式、资源占用与使用方式等面临巨大变迁的情势中，媒体在编辑理念、编辑组织方式、编辑手段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以创造更大信息价值、提升媒体竞争力、提高媒体对于时代发展的适应性能的新的编辑思想与行为模式”。⑧
(一)“大编辑”之大
编辑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已不必赘言，“从对原始符号的编辑、整理、规范、优化到形成文字，从彝族的太阳历到夏代的夏历(天文历法)，从贾湖遗址的七孔骨笛到《高山流水》、《广陵散》等优美的中国古琴音乐旋律”，⑨可以说自从人类文化开始具备雏形到日后的纷繁复杂，异彩纷呈，其中从未缺少过编辑的身影，编辑于其中所进行的审鉴、选择、加工、缔构工作，对于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形塑作用是任何其他工作都不能替代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编辑这一角色的呈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在骨、木、石、金作为信息载体的时代，编辑是负责镌刻文字、集纳规整文字版牍的巫师、工匠；在简牍、丝帛作为文字载体的时代，编辑是秉笔直书的史官，如孔子一般的“述而不作”者；在印刷术勃兴、纸质图书大量流通的时代，编辑是学富五车、精通考据、训诂、文献等学问的鸿儒大家，如萧衍、刘歆、司马光，等等；待到科技催生出电、光、磁、网络这些更新形式、更多样化的文化载体之后，编辑的角色也变得更加细化和丰富了，有传统的图书、期刊编辑，也有广播、电视编辑，及至后来的网络编辑。相较于以前，编辑的工作内容和应用手段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无论编辑的角色如何演化，编辑缔构社会文化大厦、引领文明发展方向的根本职责却从未变化。通过审视编辑角色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会发现编辑角色的变化是与时代的文化特征、科技推动下的媒介进步息息相关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基于此，在“大文化”、“大媒体”盛行的当下，“大编辑”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桂晓风将“大编辑”的内涵解释为两个方面：一是编辑工作和编辑工作者重要；二是编辑工作的面越来越宽。或者也可以概括为：具有“大文化”视野、怀有“大媒介”理念、具备“大文化”素养、掌握“大媒介”技能的新型编辑。
(二)“大编辑”的特质
“大编辑”并非人为凭空倡导的一种理想概念，它是编辑实践及实践环境发生变化直接导致的结果，或者说是“大媒体”背景下编辑角色和编辑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编辑欲成其为“大编辑”，必须主动调整角色、提高素养、熟悉媒体、丰富技能，只有充分具备了颠覆既有观念、契合时代潮流的一些全新特质时，才堪称“大编辑”。
1.全面扮演编辑角色
在网络信息时代，编辑的角色是集成了多层身份的，也就是说其身份是全方位的。传统编辑往往只要做好案头工作，至多再对编辑环节之外的上下游环节有所了解即可，而“大文化”、“大媒介”背景下的编辑却远非如此。从横向上来看，首先，“编辑一直被视为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和社会文明的建设者……‘文化人’的角色是一直被反复强调和托举的标杆”。⑩因此，当代编辑的第一重身份是社会文化的把关人、文化高地上的引领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理想和职业操守。其次，编辑还应该是精熟各种媒体运用的技术人员，其工作不限于文字上的把关修校，还应该对音视频制作、电子出版物制作、多媒体技术综合运用、电子出版物不同终端推送等都有所了解或掌握。再次，编辑还应该是一位营销高手，从制作到宣传推介，到出版销售，甚至于对外围衍生产品的设计和开发，都应该思维敏锐，手法灵活，对产业规律把握娴熟，对市场信息反应灵敏，具有前瞻性的经济眼光。从纵向上而言，编辑角色的全方位还体现在新媒体中编辑与受众之间的角色往往是交替转换的，这是由新媒体超强的互动性、极度个性化的特质决定的。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编辑在这种角色转换中的熟练和深入程度往往决定着其所开发的媒介产品的人性化程度，同时也就决定了产品竞争力的大小。
2.全面具备编辑素养
即使是作为传统编辑，素养上的全面也从来都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首要前提，“大文化”背景下的“大编辑”，这种特征更加突出。“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11)首先，新时代的“大编辑”要具有完整坚实的知识结构，对各个领域的信息均有所涉猎，对各个学科的知识均有所掌握，能文能武，亦文亦理，唯其如此，才能够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也才能以高人一等的眼光鉴别优劣，去芜存精。其次，全面深厚的知识储备之外，对新媒体技术的全面掌握也是“大编辑”应具备的素养之一，这是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出现提出的新要求。因为新媒体的载体形式不同以往，其编辑手段也因之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不掌握这些全新的编辑技术，就如同传统编辑不会阅读、不会写字一样，是无法将本职工作做好的。再次，“大编辑”要具备营销技能。文化产业化是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选择，作为从事文化工作的编辑，只有培养自己的市场营销素质，才能够在实践中顺应潮流，把握契机，事半功倍，取得良效。此外，产业化的基础其实就是市场化，而市场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制度化、法制化。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经济体互相合作，彼此交流，这些交互行为都是在一系列制度、机制的框定下展开的，法制观念已从社会政治层面扩展深入到经济文化层面。随着全球不同地域间文化交流的增多，文化产业化趋势的渐趋加强，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产品出口引进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只有充分了解这些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够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大博弈中既不犯规出局，又能抢占先机。最后，“大编辑”还应该有的一项最重要的素质便是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是建立在前面几种基本素质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较之更为关键的一种素质。新媒体使信息传播的速度跨越式地达到了光速，使信息的内容供给达到了海量，也使信息的推送过程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个性化和人性化，凡此种种都使媒体形式和信息内容的更新更加快捷，以往依托内容资源、传播渠道、信息介质等建立起来的独家优势都消失了，创新成为不同信息发布者唯一的资源，兴衰成败，均赖于此。
3.全面覆盖编辑对象
编辑对象的扩大一是指编辑在工作中涉及的知识面更宽泛了，二是指编辑实践中所面对的媒体形式、技术领域都更多了。前者是由信息化背景下各学科知识的日益交融，旧有的专业分工逐渐被打破导致的。在新形势下，编辑对象不再是单一的书籍或报刊了，而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含的信息。后者的变化则是由新的媒介形式不断涌现决定的。在纸媒为主的时代，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纸质图书、期刊、报纸文字上的加工优化，以及版面排布、书籍装帧等其他一些环节，至于组稿、推介环节上的撰写提要、书评等也是围绕着加工文字内容这一中心进行的。在多媒体并存的数字信息时代，编辑对象无限扩大化了。尽管一切工作仍然是围绕着内容来展开的，但工作对象的横向范围和纵向空间都得以扩展延伸了。文字之外，尚有各种音频、视频材料，版式排布、装帧设计之外，更有信息层次架构设计、信息推送流程安排、互动反馈模式构建，等等。
4.全面掌握编辑手段
编辑手段的多寡和形式完全是由编辑工作的内容来决定的，传统编辑的内容决定了传统的编辑手法，约稿、组稿，校对、制版，登载广告、参加书展，基本不外乎此。而在“大媒体”背景下，就不能因循这些单一的方法了。作者、编辑、读者之间的交流完全可以借助网络进行，既提高了效率，也扩大了交流范围。各种网上数据库的建立极大地节省了编辑为核对、纠正一些基本知识点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可以最客观地鉴定编辑对象的原创和新颖程度。整个编辑流程得以简化，并变得快捷高效。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不仅使作品的出品过程极大提速，也使作品的呈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传统图书、线上版本、多媒体光盘、博客、论坛、手机推送，等等，既是载体，也是渠道，极大地丰富了编辑手段和作品的发行途径。“大媒体”的精髓即在于各种媒体各取所长，交相为用，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媒介融合，生产出真正的整合一致的多媒体文化产品。
三、信息媒介的发展方向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是基于现今时代文化、媒介、编辑领域的变化提出的创新理念，它所代表的是相应领域的发展趋势，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文化与传媒将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呈现出新的态势。
(一)媒介融合终成大势
截至目前，业界关于新旧媒介的关系究竟是取代还是并存的问题仍没有形成定论。其实媒介之间的取代关系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一种新媒介的所有特性不可能是与过去媒介截然割裂的，而是对旧有媒介的一种创新和发展，甚至只是一种简单的变型。任何一种媒介，在其某一种优势被新媒介彻底吸收取缔之前都不会消失，即使它消失了，也并不是真的消失，而是转化融入了新媒介中。基于此，多元并存的媒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走向融合，融合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媒介间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摒弃过时的特性，发扬应时的优点，并在更远的终极实现真正的一体化。目前，媒介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学界甚至有了专门指称这种现象的名词——intermediationality(“它出自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编辑学理论研究过程，正像1998年创造英文形式的redactology一样，具有学术独创性。2010年为了能同国外朋友讨论清楚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复杂而多样的关系，先使用Inter-mediality，后来经过第14届国际出版学术会议讨论，把media变为复数形式，指称媒介，才创造了这个英文形式的媒介交互性(12)”。)媒介融合的过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融合，一方面是制度层面的融合。
技术层面的融合较早即已起步，将会经历一个从单纯的相互嫁接到深度融合的过程。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创办网络版，成为内地第一家上网报纸，其后《广州日报》、《杭州日报》、《人民日报》纷纷效仿，一时成为流行，但这一现象只是新旧媒体间的简单嫁接，是纯粹的换汤不换药。2000年以后，新闻性质的综合网站开始涌现，并积极利用网络的多媒体特性、互动机制不断开发具有独特优长的应用模式，从这时开始，网络新闻才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质。手机报的出现可谓媒介融合的又一新作，而且更具创新色彩。手机报的迅猛发展又使得电信网络与互联网的进一步融合成为需要。
正是技术层面融合的不断深入，催生了多媒体制度层面融合趋势的出现，目前正大力倡导并已进入实施阶段的“三网融合”便是其中的表征。在世界范围内，“三网融合”是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美国早在2003年即已完成了有线电视网络的升级改造。截至目前，美、英、日、意、加、澳等国都已将电信与广播集中到一个统一的监管实体之中。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技术条件和市场需要也已成熟。数字技术、光通信技术、波分复合技术、统一的TCP/IP协议和软件技术的飞速进步已经为三网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使得在同一个网络同时开展语音、数据和视频等多种不同业务，亦即国际上通称的Triple Play成为可能。物联网、图文电视、VOIP、视频邮件、网络游戏等各种新的信息服务和网络衍生增值业务代表着网络融合后新兴业务的雏形，其自身商业性的深入开掘和扩展需要三网间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2010年1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三网融合”进程，并承诺将从政策、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二)信息服务渐趋精细
无论媒介的种类如何多样，也无论媒介的交融如何深入，媒介的基本功能——传播信息——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它将继续充任各种媒介的安身立命之本，只不过相较于传统媒体的信息服务功能，未来大交融背景下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将从方方面面发生程度不一的嬗变。
1.信息服务功能的变化——从推送到导引
一般来说，传统媒介的信息服务都具有点对面的特点，传导方向也主要是单向度的，在大众传媒时代，这种特点尤其突出，信息从产生到进入传输渠道，全程都在传者一方的控制之下，受众的选择权是有限的，这与媒介种类的匮乏，传播渠道的单一以及信息量的有限是有关系的。在“大媒体”背景下，受众不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者，信息的传播渠道无限丰富起来，由以往的点对面的线性传输演变为多点交互的网络化传输模式，传者与受众之间的角色定位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成不变，而是处于随机互换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媒介传统的信息推送功能等于被无限多的信息发送个体分解掉了，变得微弱且缺乏特别的优势。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信息传受主体间的交融也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即信息的泛滥、择取难度的上升，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作为以往信息传播主体的媒介的权威被极大地弱化了，而媒介要想重新树立起自身的权威，解决之道就在于放弃对信息垄断的坚持，转而发挥引导作用，即用最经济有效和可信的方式为特定的信息受众择取对方最想获取的有价值信息，这是媒介在信息服务功能上的出路和必然趋势。
2.信息服务取向的变化——从大众化到个性化
以往的传播格局是垂直式的层级格局，在互联网等新媒体诞生之后，传播格局中的层级逐渐消弭了，信息传播世界变成了一个缺少中心的扁平组织，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就在于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身份遭到解构，以往的信息受众群体不再以一个群体的身份出现，个人凸显出来，成为传受一体的信息中心，借助网络获得了充分的自足性。正因如此，未来信息服务的终极取向不再是针对某一群体的“点对面”传播，而是会转变为注重个性化的“点对点”或“面对点”传播，以往的大众传媒模式以一种倒置的形式再次出现，只不过那种大生产式的信息推送、消费情形不复存在，注重质量和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将成为主流。
3.信息加工制作的变化——从“宏大”制造到“精微”开发
正因为信息服务取向存在着从大众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媒介的信息开发也将不得不随之改变。大众传媒下的信息经营模式是大生产、大放送，正因为是“点对面”的传播模式，同一内容的信息要尽可能做到适应最大多数的受众接受特点，出于这种需要，信息开发中势必要去除个性化的存在，无论是内容择取还是形式设计都力求取受众需要的最大公约数，说到底这是一种集约化的信息生产方式。而在讲求针对性、注重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时代，信息开发将朝着精与深的维度不断发展。随着内容资源开发的重点由“巨内容”向“微内容”转移，即那些具有普遍兴趣和意义的内容尽管是重要的，但它们仅仅是参与竞争的“及格线”标准，真正能够在及格线之上加分的内容将主要取决于对于分众的、个性化的丰富内容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13)。信息开发的精细化也是出于信息服务取向从推送到导引这一变化的需要。因为信息导引成功进行的前提是要对信息进行整理，建立起逻辑性的结构索引，要完成这样的索引工作，就必须对信息进行尽可能深入的细化，直至知识元这一逻辑深度，如此才能将海量的信息归纳整理、条分缕析，最终建立起一个能负载起导引功能的信息逻辑体系。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的提出，既是学界主动对相关实践领域的理论总结，也是业界实践发展推动而生的必然结果，其科学性需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其完善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提高。理论与实践从来都是互生互动互存的，但一个正确完备的理论无疑可以更好地引导实践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①桂晓风：《大文化 大媒体 大编辑》，《中国编辑》，2008年第3期。
②冯利、覃光广主编：《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159页。
③张文彦、肖东发：《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出版强国之策略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④费孝通：《文化的自觉——和而不同》，《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
⑤孙忠：《侵蚀与抵抗：数字时代传统出版社的突围》，《出版发行研究》，2010年第6期。
⑥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1月4日。
⑦张增顺：《大媒体与科学发展观》，《中国编辑》，2008第5期。
⑧谭丰华、易冰源：《大编辑理念初探》，《出版科学》，2010年第1期。
⑨靳青万：《编辑学应是一门独立学科》，《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⑩黄娴等：《可怕的断裂——论新一代编辑人的文化失守》，《编辑之友》，2008年第5期。
(11)王勇安：《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逻辑误区》，《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2)王振铎：《媒介交互视野中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3)喻国明：《传媒发展：从“内容为王”到“产品为王”》，《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