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核心新老交替的历程和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老交替论文,历程论文,领导核心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就是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领导核心的新老交替，一直是我们党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党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终于平稳有序地实现了党的中央核心的新老交替，为党的事业在新世纪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组织上的有力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新老交替的历程
时势造英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各有特色的领袖，每任领袖的更替也各有特点。
党的第一任领袖是陈独秀(1921.7～1927.7)。他曾是晚清秀才，留学过日本，学识渊博，敢想敢干，性格刚强，参加过辛亥革命；他主办《新青年》宣传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与李大钊一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最有影响的传播者；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被毛泽东形象地称作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与李大钊两人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并指导了其他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为党的一大起草了党的纲领。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党的一大，党的一大却很自然地选举42岁的他为党的总书记。此后，党的二大、三大、四大和五大，继续选举他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除了建党有功外，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领导者，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陈独秀在思想方法上有绝对化的不足，在组织工作中存在家长作风，在领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犯了比较严重的右倾错误。1927年7月上旬，在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指令下，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党的第二任领袖是理论高手和文学才子瞿秋白(1927.8～1928.7)。陈独秀的领导职务被停止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后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随后瞿秋白加入。在1927年8月7日于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28岁的瞿秋白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当选为第二任领袖，固然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大力推荐有关，也与瞿秋白个人的素质和经历有关。他曾经出访苏俄，俄语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瞿秋白在担任主要负责人期间，筹划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于革命有功，但也犯有“左”倾错误，在党的六大上被停止主要负责人职务。
党的第三任领袖是有名无实的向忠发(1928.7～1931.6)。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48岁的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六大之所以推选向忠发为总书记，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党内存在比较浓厚的反知识分子的倾向，简单认为前两个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本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现在应该选择出身好的人当党的领袖。在这种背景下，工人出身、识字不多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由工人运动领导人一跃而为总书记。向忠发虽然有比较丰富的中下层实践经验，但缺乏总书记所应具有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并于1931年6月被捕后叛变革命。1928年7月至1930年6月间，实际上是由周恩来和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1930年6月至1930年9月间，是由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间，是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党的第四任领袖是书生意气的王明和秦邦宪(1931.1～1935.1)。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熟悉马列著作、年仅27岁的王明被破格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向忠发虽仍是总书记，但实权开始被王明所掌握。1931年秋，王明在离开祖国到苏联当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前，指定秦邦宪（也叫博古）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秦邦宪当时只有24岁，是王明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1930年才从苏联回国工作，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间，即由他主持中央工作。由于他主要是接受王明的遥控指挥，所以一般都把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这四年间，叫做王明路线领导时期。王明的“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党的第五任领袖是长于理论文章、短于实际工作经验的张闻天(1935.1～1943.3)。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王明路线在国内的执行者秦邦宪被停止了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会议在酝酿新的负责人时，由于张闻天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水平比较高，又在长征过程中初步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能在遵义会议大胆地站出来与毛泽东一起批评王明的错误，能得到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等多方面的认可，这样35岁的张闻天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当选为主要负责人后，其领导地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1935年1月至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负总责”的作用。当时的中心工作，即军事工作实际上是由毛泽东领导。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张闻天不再被称为总书记，但仍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一直到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在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指示。根据这一精神，张闻天曾向毛泽东提出，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总书记职务了。由于毛泽东的谦让，六届六中全会没有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选。后来，张闻天曾检讨说：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但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实际上开始被确认为党的最高领袖，连中央政治局会议地点也转移到毛泽东的住处，以后张闻天又把中央秘书处移交给毛泽东。张闻天只在形式上当主席，具体负责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重大问题由毛泽东决定。1942年1月，张闻天离开延安到各地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从此事实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党的第六任领袖是有雄才大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1935.1～1976.9)。遵义会议选举42岁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开始指挥军事，并于1935年11月担任中国共产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可以说，遵义会议开始在事实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认可，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党的最高负责人的名义。直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才正式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包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内的中央领导机构，形成了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此后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为止，毛泽东一直是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第七任领袖是“厚重少文”的华国锋(1976.9～1981.6)。1921年出生的华国锋，先后做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1972年调北京任公安部部长，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担任副总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是：厚重少文，办事不蠢。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亲自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同年4月，毛泽东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在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中继续犯“左”的错误，搞“两个凡是”，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党的第八任领袖实际上是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8.12～1997.2)。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在事实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虽然一直没有担任过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却是我国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公认的总设计师。在这一时期，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过党的总书记，但都没能站住。出生于1915年、10多岁就参加革命的胡耀邦，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组织与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组织与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当党的主要领导人期间，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6年底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学潮。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准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68岁的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此后的中央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赵紫阳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继续当选为总书记。在1989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鉴于赵紫阳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撤销了赵紫阳担任的领导职务。
党的第九任领袖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江泽民(1989.6～2002.11)。在1989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总书记。在1989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此后，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出生于1926年8月17日，是江苏省扬州市人。江泽民之所以能在1989年6月当选为总书记，并在13年总书记的任期内充分展示了杰出的领导能力，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等客观原因外，还因为江泽民具有良好的主观条件：其一，江泽民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领导人，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能够牢牢把握中国的正确发展方向；其二，江泽民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懂英语、俄罗斯语，两次在国外生活过，1987年至1989年间担任我国经济中心上海的市委书记；其三，江泽民具有长期的基层工作和多方面的领导工作经验。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为了党的事业的继往开来，76岁的江泽民从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风亮节。
党的第十任领袖是十六大选举产生的胡锦涛(2002.11～)。在党的十六大上，60岁的胡锦涛当选为总书记。胡锦涛毕业于清华大学，当过工程师，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和省委书记，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1997年党的十五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组成。这是一个奋发有为、年富力强的领导集体。目前，这个领导集体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新老交替的经验
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有一个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中央领导集体。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健全党的领袖有序更替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党的领袖如何实现有序更替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只是在局部范围内执政的党，并处于强大敌人的围剿之中，再加上主要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主要领导人也不稳定，还没有条件自觉认识和解决主要领导人的有序更替的问题，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替表现出了较大的随意性和一定的偶然性。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产生，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陈独秀和毛泽东式的个人魅力型领袖，这种领袖的产生不是某个权威组织和人物恩赐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的。第二种是向忠发和王明式的领袖，这种领袖不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而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推荐和指定的。第三种是张闻天式的过渡型领袖，这种领袖产生于过渡时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会逐步退出主要领导岗位。而当时主要领导人的停职，则带有较多的共性，即经过一段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其理论和实践被证明是错误的，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比较大的损失，这时对失误承担领导责任的主要负责人，就会比较快的被停止其领导职务。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路线的代言人秦邦宪，都主要是由于对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而被免去主要负责人职务的。另外，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是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规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样，在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停职上，共产国际也有很大的发言权。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的停职，也同共产国际的干预有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变成了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担负的责任更为重大，公务更加繁忙，环境相对稳定了，领袖也相对稳定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如何树立领袖更替意识，自觉有序地进行领袖更替，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为解决这一战略任务，毛泽东、邓小平对领袖更替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毛泽东明确意识到并提出接班人问题是在1953年。这年，毛泽东刚好60岁。促使毛泽东明确认识到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除了年满花甲的因素外，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及其接班人问题上的动荡对毛泽东的触动也相当大。斯大林以终身制死在自己的领导岗位上，并在临死之前仓促指定了马林科夫为接班人。结果，一是在他身后的最高领导层围绕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权力斗争；二是斗争的胜利者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报告。斯大林身前身后的做法和命运，使毛泽东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此后，他开始忧虑接班人问题。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又出了赫鲁晓夫。1963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同金日成谈话中提到，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阶级斗争，那么再过10年、20年也会出赫鲁晓夫。1966年，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当认识到了接班人问题的严峻性后，毛泽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于1964年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要能团结大多数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强调，接班人的问题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并认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毛泽东以深刻的历史眼光，提出接班人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百年大计，这对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但毛泽东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却过于强调要在阶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忽视了经济文化等其它重要条件。为了培养接班人，毛泽东曾经设想逐渐退居二线，并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正是在1953年底，毛泽东首次明确地向中央提出了把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和二线的问题。他想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第一线工作，自己处在第二线。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1961年毛泽东解释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在195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提出他不当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这样，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当然，毛泽东在退居二线的问题上也有曲折和反复。他曾经讲过，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
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另外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在身前就培养具体的接班人。他先后推举了4个接班人。第一个接班人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接班人刘少奇。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就是由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建国后，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更加明确：在党的八大上作政治报告，1959年当国家主席。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当蒙哥马利直率地问毛泽东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坦然回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将与他有工作分歧而不是路线分歧的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刘少奇被错误打倒后，毛泽东又推举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1969年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于1971年抢班夺权失败、摔死国外后，毛泽东又选择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当实践证明王洪文显然不适合当接班人时，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华国锋。
毛泽东以超凡脱俗的豁达态度，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考虑自己退居二线，着手解决领袖的更替问题，并为培养接班人采取了若干积极的措施，这对后来最终顺利完成两代领袖的更替，起了历史的铺垫作用。然而他采取的以个人向个人交接班的形式，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践证明也是不成功的。另外，毛泽东在观察和分析苏联演变的历史时，过分看重了领袖个人的决定作用，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出了赫鲁晓夫”，而忽视了更重要的制度建设问题，这也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在继承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毛泽东有关接班人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参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得失，形成了比较丰富而深刻的领袖更替理论。邓小平认为把国家的命运与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很危险。邓小平晚年时，伴随着他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威望越来越高，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份量也在不断加重。与一般的领导人希望自己的威望越高越好相反，邓小平能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看到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认为这不仅不是中国人民之福，而且是很危险的，不健康的，也是靠不住的，需要加以改变。1989年6月，邓小平指出，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为此，邓小平主张淡化他个人的作用，重视发挥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邓小平主张搞集体交接班，而不主张搞个人指定接班人。邓小平认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应该实行集体向集体交接班。在培养选拔接班人时，要发挥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领导作用，依靠集体智慧，集体选拔接班人。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他在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反复强调，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同时他又强调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与个人指定接班人相比，依靠集体搞好交接班是一个大的进步，也是走出接班问题怪圈的一个可能的中介环节。邓小平坚持在生前选好接班人，早选多观察，避免造成更大的失误。邓小平认为，接班人早点选出来，可以有一个考察的过程，有点小问题，可以帮助接班人改正，使之早日成熟；实在选择不当，还可以在自己能够施加影响时进行调整。选晚了，搞“临终嘱咐”，往往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老同志要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把接班人选出来，推到第一线去工作，自己也可以从旁帮助。在实践上，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开始安排接班的问题，先后推荐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安排在第一线工作。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虽然胡耀邦、赵紫阳两个主要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思想政治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邓小平重视制度建设，为走出接班问题的历史怪圈奠定了一块政治基石。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围绕着克服党和国家领导权力过分集中、领导层交接班缺乏制度化等弊端，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经过顾问委员会的过渡，逐步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全面建立了从上到下的退休制度；开始了党和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岗位的任期制度，初步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正常更替；恢复健全了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制度，限制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以选举和党内外协商相结合的办法决定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逐步缩小任命制的范围和作用，等等。
邓小平难能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能在身前逐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邓小平认为，他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控制中国的实际权力和威望一直在上升，而他在权力舞台上的官职却在不断地往下降，或者说是在一步一步的退让：1980年辞去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推让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让比较年轻的同志担任；1987年十三大从中央委员会退出来，只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实现了领导职务的半退；1989年11月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央军委主席，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实现了领导职务的全退。邓小平认为，在身体健康的时候退下来，可以起到对年轻干部扶上马再送一程的作用，使新干部上来工作有一个缓冲的余地和适应的过程，起到顺利交接班的作用。同时，可以减少主要领导人去世后所引起的政治上的震荡，更好地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了使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群众中有威信，邓小平退居二线后，尽可能地减少因他个人的威望而给新的领导集体带来负面的影响，他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这是他为自己身后安排接班问题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他的一个新创造。怎么消失自己？他的办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少做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是一种消极怠工或偷懒，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积极正面的。邓小平曾幽默地说，这种办法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以肯定的口气说，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当然，邓小平少做工作，并不是完全不问世事。遇有重大问题、重大人事变动和机构调整这些大事，他还是要管的。这种超然的领导方式，有利于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留出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来考虑战略问题。这样，既可以伸缩自由，又能收“无为而治”之功。同时也就可以减少在各种场合的出头露面，以至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消失。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在政治舞台上万岁，邓小平却希望在自己健在的时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好”。邓小平棋高一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替问题，却在实践中很好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关于领袖更替的思想，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就是顺利实现中央领导核心新老交替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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