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级文官的投敌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文官论文,国民政府论文,试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3)03-0057-11
一、对抗战时期投敌的国民政府高级文官之统计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高级文官投敌不在少数。有材料说：“到1943年8月以前，叛国投敌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注：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也有材料说：从1939年到1945年有19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相继投敌。他们是中央委员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吴开先、顾孟余；候补中央委员陈群、缪斌、何世桢、曾仲鸣、陈孚木、李福林；中央监察委员褚民谊、陈璧君、庞炳勋、恩克巴图、顾忠琛、许崇默（许崇智之误）；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傅侗（溥侗之误）、陈中孚（注：李石涵：《从七七到八一五》，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144～150页。）。不过这份名单值得商榷，比如改组派领袖顾孟余，并没有惟汪精卫的马首是瞻，反而从香港跑回重庆，出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注：傅德华：《民国军政要人归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又如所谓的“许崇墨”，无疑指的就是许崇智。抗战爆发时，许氏从上海迁居香港。香港沦陷后，许崇智为汉奸告密被捕。许氏在民族大义前威武不屈，当港督矶谷廉价拉他去南京出任伪职时，他拍案而起：“以前是同学，现在是敌人，杀我的头也不当汉奸。”（注：傅德华：《民国军政要人归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以后，许崇智一直遭禁闭，直到矶谷去职，才获释移居澳门。再如改组派的骨干李福林，“1941年（香港沦陷后）去重庆，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顾问”，丝毫无通敌的嫌疑（注：刘国铭：《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因此，真正查有通敌实据的国民党中委、候补中委、中监委、候补中监委共16人。其中庞炳勋是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属武人，其余都是国民政府的高级文官。上行下效，附逆的副部级、省厅级文官更不可胜数，现列表如下：
姓名 投敌前主要职务所属派系所任主要伪职
汪精卫国民党副总裁（中央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主席
陈公博实业部长（中央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立法
院长
周佛海宣传部长（中央委员）CC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
院副院长
褚民谊
行政院秘书（中央监察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外交
委员）
部长
陈群 内政部次长（候补中央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内政
委员）
部长
陈璧君
中央监察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缪斌 江苏省民政厅长（候补 CC 汪伪国民政府军委会
中央委员）
委员
何世桢
安徽省民政厅长（候补 西山会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
中央委员）
议派委员
徐苏中 粤汉铁路局长 西山会 汪伪国民政府文官长
议派
曾醒 中央党部妇女部部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党中央监
察委员
曾仲鸣
铁道部次长（候补中
改组派 河内被刺
央委员）
吴开先
中央委员 CC 逮捕后释放回重庆
陈中孚
青岛市长（候补中央
陈铭枢 汪伪国民党候补中央
监察委员）
派 监察委员
恩克巴 中央监察委员 不详汪伪国民党中央监
图察委员
陈孚木 交通部政务次长（候补 改组派 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
顾忠琛 中央监察委员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监察院
院长
溥侗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委员
罗君强 侍从室秘书CC 汪伪国民政府安徽
省省长
陶希圣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改组派 曾在汪指定的“最
高委员会”负责宣传
梅思平 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CC 汪伪国民政府实业
委员 部长
董道宁 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不详汪伪国民政府外交
部参事主席
汤良礼 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改派汪伪国民政府宣传
部政务次长
朱履龢 立法院立法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司法院
委员 副院长
李圣五 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教育
部长
陈君慧 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建设
部长
林柏生 立法院委员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宣传
部长
周学昌 陕西省教育厅长CC 汪伪国民政府南京
市长
陈耀祖 铁道部财务司长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广东
省长
赵尊岳 铁道部参事青年党 汪伪国民政府铁道
部次长
赵毓松 川康甘青设计委员会委员青年党 汪伪国民政府农矿
部部长
焦莹铁道部官员（朱霁青）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考试
委员会委员长
苏体仁 绥远财政厅长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山西
省长
陈春圃 侨务委员会委员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中央
组织部长
蔡培交通部航政司长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驻日
大使
蔡洪田 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 CC 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刘云苏州反省院院长CC 汪伪国民党监察委员
陈箓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委员长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陈锡康 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不详 汪伪开封绥靖委员
会机要组长
潘毓桂 行政院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 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天津
特别市长
周龙光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不详 汪伪中日经济协议
会秘书长
陈锦涛 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主席 不详 汪伪中华民国维新
政府财政部长
何炳贤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长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陆军
经理总监
余晋和 厦门市长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北平
特别市长
朱朴实业部农村财政整理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宣传
部副部长
周迪平 津浦铁路局局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天津
市长
许修直 内政部次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北平
市长
张一鹏 江西财政厅长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长
林康侯 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不详汪伪中日贸易协会
理事
戈定远 行政院秘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淮海
省秘书长
李芳外交部视察专员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湖北
省政府委员
吴颂皋 外交部国际司司长
CC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
汪曼云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
CC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
院清乡事务局长
章正范 国民党宣传部驻沪特派员 CC 不详
黄香谷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科主任 CC 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刘坦公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
CC 不详
张北生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
CC 汪伪国民政府苏北
绥靖公署参谋长
马元放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
CC 1940年被捕1943年
返回重庆
石顺渊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
CC 汪伪储备银行总务
处长
崔步武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组织委员
CC 汪伪清乡委员会少
将专员
掌牧民 江苏省政府参议 CC 汪伪军事委员会苏
北行营秘书长
邵式军 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 不详汪伪国民政府政务
参赞
戴英夫 江苏省农矿厅厅长CC 汪伪国民党组织部
副部长
徐天深 行政院参议 CC 汪伪国民政府文官长
孙绍康 最高法院推事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上海
高等法院院长
梅哲之 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财政
部钱币司司长
麦静铭 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主任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全国
经济委员会委员
陈之硕 监察院审计部政务次长不详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
陈福民 安徽省高等法院院长 CC 汪伪国民政府首都
高等法院院长
乔万选 内政部统计司司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特别
法庭庭长
董修甲 江苏省政府财政厅长 CC 汪伪国民政府江苏
省政府委员
邹静芳 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 CC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
周化人 津浦铁路副局长 改组派 汪伪上海第一区行
政督察专员
夏奇峰 不详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审计
部长
郑洪年 立法院立法委员 交通系 汪伪国民政府铁道
部次长
汤澄波 实业部主任秘书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工商
部次长
金家凤 国防最高委员会专任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
对上表进行数量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数值图：
二、抗战时国民政府高级文官投敌原因之分析
在对数值图的分析中可知，投敌的国民政府高级文官从派系上讲，以改组派和CC为主；从职务上讲，主要集中在外交部、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内政部、行政院、省厅级行政单位以及江苏上海国民党部。
1.改组派成员大规模投敌原因浅析
(1)改组派与蒋介石之间存在尖锐矛盾
改组派的产生，与国民党内的蒋、汪斗争有密切的联系。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同年8月，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胡汉民亦因涉嫌此案而被驱逐。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了蒋介石篡夺党政军权的最大绊脚石。1926年3月，蒋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并诿过汪精卫，迫使其离开广州出国。
1927年元旦，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组成的联席会议在汉口正式办公，负责执行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权力。但是，蒋介石却公然在其军事控制下的南昌另树旗帜，与武汉联席会议相对抗。3月10日，武汉方面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希望达到“以汪制蒋”的目的。4月10日，汪精卫抵达汉口。15日，国民党中央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开除蒋氏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依法惩治的决定。
不久，汪精卫与掌握南京政府实权的桂系间又发生尖锐矛盾。11月17日，汪派将领张发奎的部队突然向驻粤的桂军发起进攻。12月11日，在共产党领导下，张发奎所部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多数参加了广州起义。以上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两次广州事变，都被反汪各派作为攻击汪精卫的借口。他们指责汪精卫、陈公博是“准共产党”，“养奸成祸，害国殃民”（注：蔡德金：《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16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并宣布查办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三人。同日，汪精卫逃离上海，亡命欧洲。
在汪精卫与桂系的这场争斗中，蒋介石渔翁得利。1928年2月2日，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选国民党执监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并当选为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3日，国民党中常委推荐他为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举他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蒋介石取得了争夺党权的胜利，而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成为其建立独裁统治的起点。
汪派骨干中的死硬分子不甘心失败，如陈公博就公开宣称：“我的人生哲学和汪先生夫妇不同，汪先生夫妇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但我呢？以为汪先生这种见解，只能是有‘古大臣风’。”“我的哲学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走”（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资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78页。）。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和顾孟余、潘行健、王乐平等人潜入上海法租界，树起了改组国民党的旗帜，鼓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1928年1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奉汪精卫为领袖，中央设总部，“内分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行健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陈公博、顾孟余负责”（注：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92页。）。不久，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辽宁、热河、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安徽、江西、浙江等省，以及日本、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美国和香港都建立起改组派的支部、分部或小组。就连蒋介石眼皮底下的南京，也建立了70个小组，人数最多时约500余人。
随着改组派势力的扩张，各类反蒋活动文武相济地开展起来。
文的一手，指的是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指派代表的运动。1929年3月14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代表大会，改组派骨干吴健、谷正纲分别被选为中央大学区和中央政治学校区的党部代表。改组派南京分部负责人乘机策动吴健，推谷正纲做南京党部代表大会主席，提出反对三全大会指派代表问题，并指派李实散发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传单。国民政府如临大敌，布置大批军警，勒令解散代表大会。在冲突中，不少人受到军警铁蹄的践踏。
武的一手，指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上层与地方实力派勾结，进行军事投机与冒险。1929年5月，汪精卫派陈公博回国，以“护党救国”为旗号，企图联合华北的阎锡山、冯玉祥，华中的唐生智、石友山，桂系的俞作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粤系的张发奎、朱培德共同反蒋。但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这个反蒋阵线始终未能统一起来。1930年4月，汪精卫又参与了阎、冯联合发动的反蒋战争。同年10月，改组派联合西山会议派，麇集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相对峙。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张学良率兵入关、阎冯反蒋战争的失败，参加扩大会议的各路“神仙”顿作鸟兽散。1931年春天，蒋介石为操纵国民会议选举，扣押立法院长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掀起轩然大波。汪精卫乘机再起，策动粤系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树起反蒋大旗。5月27日，他又拉扯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对改组派屡屡“捣乱”，自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整肃，手段也极为残酷。早在1928年秋，他就曾密令山东省党部头子刘连漪刺杀回诸城葬父的改组派骨干王乐平。王氏为人机警，侥幸由日照石臼所坐帆船逃亡上海。次年南京“三一四”事件后，蒋介石增强打击力度，毫不留情地对中央军校和中央政治学校的改组派进行清洗。他“除密令将军校大队长罗子实扣押外，并令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将改组派支部书记罗方中、委员朱伦、林凡野及中央政校分部书记窦培恩等加以逮捕。在军校和政校的许多改组派分子，也都先后失踪。”（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6页。）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讨好蒋介石，闻风而动，逮捕“谷正鼎、段哲人及支部职员张翰猷”（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1页。）。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不甘落后，“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敏成中学内的江苏省党部包围，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青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的大小职员，一一绳捆索绑逮捕而去。”（注：杨谷：《CC派与反CC派在江苏的一场斗争》，《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辑，第129页。）
虽然各地改组派屡遭打击，但上海总部的活动仍运转正常。尤其是骨干王乐平“做事很认真负责，思想也比较左倾，和一班知识分子青年也比较接近，同时他做事也很有一些决断才干。……对各地支部的指挥完全由他负责，在总部里的一切组织宣传、军事、联络以及经费筹措等工作，都是由他作最后的决定处理，事实上他成了改组派总部的总书记。”（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6页。）蒋介石意识到只要除掉王乐平，改组派总部及其在全国的组织就会瓦解，于是又派“他的最亲信特务陈希曾”精心策划（注：陈希曾系陈其美之侄，陈立夫、陈果夫之堂弟。），将王击毙于上海迈尔西爱路314号门口。“另有黄埔毕业生潘行健受伤未死，楼下看门的工友康瑞斋也先被打死。”（注：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98页。）王乐平被刺后，许多人都吓得不敢再到总部去。“后来虽迁移地址，改由朱霁青负责，但是他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办法的人，……从此以后改组派的基层活动全面停顿，只剩下一些上层的官僚政客、失意军人，利用这块招牌，来作为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工具了。”（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7页。）
蒋介石集团的镇压，使改组派感到了刻骨铭心的痛与恨。尽管他们中的上层在晚些时候加入了南京政府，但这种特殊的情感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其与蒋氏集团严重的疏离倾向。作为徘徊在政治核心边缘的群体，背负来自权力主体的猜忌与冷漠，便很容易为了“快意恩仇”而走向与民族敌人交易的泥潭。
(2)改组派内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荣辱与共”的政治利益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派遣代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谈判。胡汉民派、孙科派、桂系坚持要求蒋氏下台，南京方面索性与汪精卫派单独进行妥协。条件是：改组派退出非常会议，参加南京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由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行政院长；改组中央党部，举行四全大会；改组派除原来的中委外，增加委员10人。汪精卫经不起诱惑，以“共赴国难”为幌子，再次与蒋介石合流。
当时，改组派在南京政府分得的职位有：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兼中央民众训练部长。他们又拼命安插私人，将上述部门逐渐改造为改组派稳固的基地。
如汪精卫任命褚民谊为行政院秘书长，彭学沛为行政院政务处长，陈树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唐有壬为外交部次长，李圣五为外交部司长。此外他还派李俊龙任驻纽约领事馆领事，赵惠谟任驻英国大使馆秘书，杨玉清任驻法国大使馆随员，黄大中任驻意大利大使馆随员，王某任驻荷兰公使馆随员（注：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02页。）。当然，也有不少人安插不下，他又煞费苦心地在外交部设一个编译室。编译人员工资优厚，算是荐任官，以后相继派往驻外使馆，如朱朴“被派到丹麦，周其庠被派到奥国，周咸堂被派到波兰，王庭珊被派到荷兰，……谢劲健被派到瑞士……。”（注：杨玉清：《我与汪精卫》，《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又如顾孟余在铁道部长任内，派曾仲鸣为铁道部次长，陈耀祖为铁道部财务司长，王懋功为正太铁路局局长（以后由朱霁青接任），范予遂为道清铁路局局长，周迪平为津浦铁路局长，周化人为津浦铁路副局长，邓飞黄为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又遣王深林、周德伟到德国留学。甚至于当他离职之时，尚不忘以铁道部名义派范予遂、邓飞黄赴欧洲考察铁路事宜，并派孟广厚、张君平、余纯等人赴英国留学（注：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03页。）。
再如陈公博在实业部长任内，“第一个政务次长郭春涛，是改组派，也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委。后来郭春涛去职，政务次长换上了孙科方面的刘维炽，改组派的谷正纲继任常务次长。李平衡担任劳工司长，李走后，由科长唐健飞继任司长。秘书厅罗方中任简任秘书。这些都是改组派的人。此外改组派在实业部担任秘书、科长的还有几个。”（注：王以文：《我所知道的陈公博》，《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1932年3月，陈公博出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趋势又拉扯王立哉为总务处长，黄梦飞为主任秘书，伍件衡为秘书，许闻天为工人科长，刘景健为特种委员（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0～152页。）。
派别内部的关照，使其成员养成对上层特殊的政治“忠贞”观念。如1935年6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部长汪精卫及次长唐有壬在汇报华北问题时，遭到蔡元培、吴稚晖的责难。汪虽不加辩白，却愤而辞职。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教育部长王世杰、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等迅速作出反应，相继提出辞呈，以示共同进退。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他随即电请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大部分改组派成员又再次退出各级部门。而以后随汪叛国的人员，也确实多来自改组派势力雄厚的行政院、实业部、外交部、交通铁道部。
正因为如此，汪精卫对旧班底是有“信心”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加强了他叛逃的“勇气”。据陈春圃回忆：“（汪精卫逃亡河内）当周化人从伦敦前来投奔时，汪精卫就叫他对外不要张扬，以自英考察铁路的身份回国返重庆复命，趁此机会拉人入伙。汪精卫交给周化人一笔钱，要周代交给跟他多年之中委每人3000元，并口头关照说：如能来归自然欢迎，此款即备作离渝旅费，若不能离开，亦请收下以备缓急之用……。”（注：陈春圃：《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但是，这次为汪精卫“抬轿子”的性质，显然与以往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迥异。多数改组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最终站稳脚跟，没有滑到罪恶的深渊中去。如陈春圃回忆：“周化人自重庆返香港后对我说：钱他们都收下了，有的还感激涕零地说：‘汪先生在这个时候还惦念着我们，的确难得，我衷心感激’等语。记得领3000元的有12人。但这些人，并没有一个离开重庆来归。”（注：陈春圃：《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话说回来，也有部分改组派成员甘愿卖身投敌，为汪精卫殉葬。这批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与汪有亲戚关系，如陈春圃是陈璧君的远房侄子，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弟弟，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妹夫；二类是改组派上层中“忠贞分子”，如陈公博、林柏生、周化人等。尤其是陈公博，汪氏投敌后，他没有立即响应，而是与顾孟余一样，在香港做起了寓公。不过，从内心深处，陈对汪仍抱有希望。他曾经对陶希圣说：“我与孟余跟随汪先生多年，二人不同之处，是孟余冷得下来，我冷不下来。”（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1964年版，第168页。）1940年元旦，高宗武、陶希圣宣布脱离汪伪政权，陈公博的“忠贞”热度却急遽上升，立即离港赴沪，投入了汪的怀抱。他的“义举”赢得陈璧君的啧啧赞叹：“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公博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注：陈春圃：《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三类是改组派中的“小伙计”，如焦莹、蔡培、朱朴、周迪平、许修直、戈定远、梅哲之、何炳贤、汤澄波、金家凤等。他们多靠改组派团体的荫庇，在国民政府内找口饭吃，地位既不重要，亦算不得巩固。为了新的荣华富贵，就不得不到上海“寻亲投靠”，做了汉奸。
2.CC派投敌的主要原因及其状况
(1)CC竭力经营的沪、浙、苏三省市是沦陷重灾区
蒋介石最初用丁惟汾做组织部长，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后因丁系人物不能完全顺从蒋的意旨，遂改用陈果夫继任。“陈果夫的亲兄弟陈立夫，北伐时在蒋的总司令部内任机要科科长，两兄弟当时就开始组织了这个半秘密的小组织——CC。组织这个小集团的目的，陈立夫公开说是拥蒋，事实上就是外以反对共产党，内以反对汪、胡，借以达到蒋的独尊地位，因此，蒋自然是极力支持他们，庇护他们。”（注：赵澍：《CC的扩张活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34页。）“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陈立夫、陈果夫以及其亲信俱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陈立夫任秘书长，蒋介石连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张厉生、余井塘任组织部秘书。自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了陈家的天下。”（注：《国民党的魔影——CC团》，《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二陈凭借党部的基础，将他们的势力向各方面迅速扩展。
从部门来看，CC在战前经营的重点是行政界、司法界和教育界。
CC在行政界的扩展大约有三条路子。第一条路子是主持中央政治学校，陈立夫公开表示：“我们办政治学校就是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才。由县长可以升为厅长，逐渐就将全国各级政权抓在手里。至于军事，校长完全依赖黄埔军校同学。”（注：《国民党的魔影——CC团》，《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第二条路子是鼓励部属奔走权贵之门，习尚谗佞之术，作为登龙捷径。陈果夫曾说：“我们要使一些同志提出各种方式方法和各省主席发生关系，关系愈密切愈好。不但生活和他们一致，而且行动也要一致，最好能达到成为他们的亲信，不被视同外人，一直到获取他们保荐为省政府委员、厅长或县长。对于这样的同志应给以鼓励和支持，不要干涉他们。”（注：《国民党的魔影——CC团》，《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CC骨干周学昌、潘公展、洪友兰等辈莫不由此道而跻入政府机关。第三条路子是“每遇某个省市政府全体改组或部分变动时，陈果夫即从CC集团中选其亲信者，密向蒋介石签呈推荐，……经蒋许可后，陈以蒋名义或以自己名义传达蒋意旨致电内定之主席或市长推荐，再由该主席或市长向行政院保荐。……二十余年中，CC分子当上了蒋介石王朝的各省市厅、局长或委员的先后不下三十余人。”（注：《国民党的魔影——CC团》，《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在司法界的扩张，打的则是“司法党化”的旗号。“所谓司法党化，揭穿说就是要使党棍特务渗透法曹。当时的司法院院长居正原系蒋介石掌中傀儡，自亦趋势附和，另有一些攀附CC以图升官发财者如王用宾、焦易堂之流，更出面摇旗呐喊，说司法党化是孙中山遗教以党治国的一个秘不可少的内容。”（注：金沛仁：《国民党法官的训练、使用与司法党化》，《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第89页。）CC遂通过骨干洪友兰掌握法官训练所、洪陆东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将司法人员的训练、任免权力牢牢控制起来。此外，CC还全面控制了名义上属各省高等法院的“反省院”。据CC骨干庞镜塘回忆：“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派肃反专员的同时，被认为情节严重的省市，另设反省院，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的委员中的亲信人员，派为兼任院长。……各该院院长及以下全体人员都是由中统委派或核准任用的。”（注：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在教育领域，CC的力量出同样不可小觑。陈立夫多次向部属强调：“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注：《国民党的魔影——CC团》，《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二陈除控制中央政治学院、计政学院和地政学院外，还采取逐步渗透的办法，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将自己的亲信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如段锡明为教育部政务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李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张廷林为贵州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院副院长。
因此，抗战时期CC投敌的文职人员，除党务工作者外，主要也就集中在上述三个部门中。如缪斌是江苏省民政厅长，戴英夫是江苏省农矿厅厅长，董修甲是江苏省财政厅长，掌牧民是江苏省政府参议，周学昌是陕西教育厅长，梅思平是法制委员会委员，刘云是苏州反省院院长，陈福民是安徽省高等法院院长。
从分布区域来讲，战前CC活动的重心主要在沪、浙、苏、皖四省市。
据赵澍回忆：“抗战前，蒋介石的势力，实际上偏在东南各省，所以国民党的党务活动，中央党部对地方党部的控制，也偏在这些省份，党务是在军队卵翼下进行的。至边远各省的党部人事，大部分系由地方军阀保荐，中央只能相机插入一部分而已。东南各省中，CC控制得最严密的是浙江，那是他们的家乡……。其次是上海特别市，上海市党务是东南各省的重心，是党内派系争夺之所，1928年CC派潘公展、王延松到上海拉吴开先加入CC。吴系松江人，五卅时加入C.Y,1927年叛党投入国民党怀抱，以帮会作风办党，顺己者尽量予以利禄，逆己者不惜辣手对付，逐渐成为上海的党皇帝。”（注：赵澍：《CC的扩张活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35～136页。）1933年，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CC更多了块发展的基地。当时，省府秘书长程天放、民政厅长余井塘、财政厅长赵棣华、教育厅长周佛海、建设厅长沈百先、保安处长项致庄都是二陈得力部属。尤其是余井塘接任民政厅长，意味着省政的各级衙门已向CC大大地敞开了。刘不同回忆说：“陈果夫出任江苏省主席时，各地党棍子群趋镇江谋任县长，陈果夫住宅，门限为穿，以至陈专为这些人在镇江设了个招待所豢养之。谋得县长者则喜笑颜开，夹着皮包上任；失意者则骂闹不休。”（注：《国民党的魔影——CC团》，《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
二陈机关算尽，不料抗战爆发，半壁江山沦陷敌手。虽然多数CC骨干在八一三事变后，早已逃往内地。但那些手脚慢些的，尤其是那些奉命潜伏分子，既无群众基础又无民族气节，在敌伪的压迫利诱下纷纷变节。可叹苏浙“福地”一朝竟成CC汉奸的高产区，这也是二陈所未曾料到的。
(2)汪精卫为维持“党统”对CC极尽拉拢之能事
CC作为蒋的心腹，历史上曾对汪精卫的改组派进行过严厉打击。归纳起来，大约有三个方面，即“封杀舆论”、“暗杀要员”、“利诱策反”。
“封杀舆论”，指的是陈果夫先后查禁改组派刊物66种。“暗杀大员”，指的是陈果夫的堂弟陈希曾，奉蒋介石密令，刺杀改组派核心人物王乐平、潘行健，致使其上海总部陷于瘫痪。“利诱策反”，指的是对改组派中的不坚定分子招降纳叛。最典型的是改组派骨干谷正纲，不仅自己脱离了汪精卫，还把兄弟谷正鼎一并拉了过去。其他如山西的姚大海，南京的邵华、卓衡之等，也纷纷做了CC的俘虏。他们不惜出卖组织，以争取高官厚禄，从而加速了改组派的崩溃。综上所述，汪精卫实与CC有“不共戴天”之仇。奇怪的是，汪在叛国后，非但没有借日本人的手对“宿敌”赶尽杀绝，反而却对其极尽拉拢之能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汪精卫认定CC并非铁板一块，二陈有背离重庆前来“附义”的可能。
汪的根据是：一、国民党五全大会，陈立夫控制选举，比蒋介石还多了四票。结果引得“龙颜大怒”，幸亏陈其美夫人姚文英出马说项，才免予追究。二、西安事变中，二陈站错队，支持戴季陶、何应钦，主张讨伐张、杨。三、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解散包括CC在内的一切派系集团。对这样的结局，CC上下充满了如弃妇般的幽怨与不满。日本“中国派遣军”情报科长今井武夫在给上司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它的手下控制着上海各工会及民间各团体。以往它的干部多为CC团的派系，有一部分改组派混合在里面，自从汪发表声明后，这一派的干部姜豪和新近由香港来沪的余鹏等，都想与之呼应，有等待机会的姿态，万一汪采取新的行动，他们也将追随，其情况如此。CC团派系的干部亦鉴于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不采取反对汪的行动，谨守中立的立场。因此，向来排日色彩浓厚的上海各工会，也还未采取任何行动，处于观望状态。”（注：今井武夫：《渡边工作现状（四）》，《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页。）
其次，汪精卫为维持自己“党统”地位，也要千方百计拉CC下水。
1939年8月，汪“筹划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命继承国民党法统，藉以取得国民党的党魁资格，联合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组织政府，并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相号召，结束南北两伪政权，统一傀儡组织。……但要召开汪伪国民党‘六全大会’，首先要解决代表的拼凑问题，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的情况下，哪来各省市、各特别党部和海外党部的代表？”（注：陈春圃：《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唯一的办法是就地取材，拉沪、浙、苏等地的CC充数。这个工作，在他到达上海之前，中统叛徒李士群、丁默村已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
丁、李首先破坏的是CC的潜伏组织。抗战以后，物价不断上涨，公务人员靠固定的薪水过活，相当清苦。国民党的党工人员待遇，本较政府机关为低，而中统的待遇，又较党工为低，所以中统人员生活首先陷入困境（注：孟真：《中统与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1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一些民族意识薄弱者，便开始打起了小算盘。“其中最早来攀龙附凤、自我和盘托出的是老牌中统特务苏德成。苏德成是李士群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他正是中统上海潜伏组的负责人。由于上司所给甚少，深感难以厮混，又见老上司、老朋友丁默村、李士群如此阔绰，事业兴旺，他就见异思迁，下决心唱一出张松献地图戏，将中统全部地下组织作为进献之礼，献给了丁默村和李士群。”（注：沈立行：《上海特工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苏德成还侦得中统上海区副区长胡均鹤住在霞飞路伟达饭店，于是立即出动，手到擒来。他们都是留苏同学，谈了一天一夜，终于达成交易。……至此，除区长徐兆麟逃脱外，中统上海区四十余人被一网打尽，而且没有一个硬骨头，全都下了水。”（注：沈立行：《上海特工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中统上海潜伏组被破坏后，丁、李将目标瞄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中那些有钱有势的党老爷，早已溜到大后方去了，那些留沪的所谓地下工作人员，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于战时经费紧张，薪俸极低，而这些人又是除了吃党饭以外，不要说经商营业，就是连跑单帮都不会。更何况他们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整天避东避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李士群“利用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编辑《社会新闻》时的老关系，……引诱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下水。”接着，李又通过章正范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搭上线。汪曼云认为，“如果有了象李士群这样一条可向日本人说情的门路，万一被捕，也不会吃眼前亏，还可以脱身。”（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在汪曼云的策动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人，几乎已经全部落水，落水后，他们又四出拉人参加和平运动。”（注：沈立行：《上海特工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虽已全部投敌，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却在上海和江苏各地的学校中活动，甚为活跃。于是，丁、李又通过汪曼云，用一千元正金银行钞票收买江苏省党部委员张北生，准备降服江苏省党部的马元放、石顺渊、崔步武、掌牧民等重要官员。“马元放在国民党内算是个有地位的人物，可他也难逃美人关！当时的上海有一种变相的妓院，叫做向导社。这个社的女人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陪客向导。一天，张北生探悉，马元放、石顺渊等在大中华饭店开了个房间，准备在那里搓搓麻将，还要叫几个女人玩上两天，然后离开上海。”（注：沈立行：《上海特工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李士群立即通过巡捕房的陆连奎将其全部抓获，并引渡给七十六号。这些国民党的衮衮诸公“全部被软化投降。他们填了表格，拍了照片，拿了钞票，然后宣誓。只有马元放一个人要求不公开担任伪职，丁默村就依着他。国民党的江苏省党部就这样报销了。”（注：沈立行：《上海特工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5月，汪兆铭从河内到来，（丁、李）立即与汪取得联系，此后就在周佛海和土肥原机关的晴气庆胤、冢本诚两少佐直接指导下推进汪的和平运动，以反共和平救国为口号，主要在上海附近开始了活跃的工作，保卫汪派要人身边的安全。……没有一兵一卒的武力和任何警察力量的汪兆铭一派，当然有讲求一些防卫手段的必要。但是日本军赤裸裸地直接庇护他，不仅违反汪的信条，也会过于明显地有被视为傀儡之虞。在没有找到其他适当手段的时候，汪对于丁、李参加运动的申请就不加考虑地同意下来。”（注：今井武夫：《渡边工作现状（四）》，《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119页。）而丁、李代为收编的CC党务人员，顺理成章地成为汪氏维持伪国民党“法统”的新军。同样，投降的特工人员，也毫不例外地成为“汪记中统”的最初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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